在一些崇毛症患者眼裡,毛澤東是軍神、戰神，中國乃至世界軍事史上的頂峰級人物，無人能出其右，沒有毛澤東,中國的紅色革命萬萬不能成功。 文革結束後，黃克誠將軍看到社會上有人對毛澤東不以為然，不顧老眼昏花，撰長文維護毛澤東在軍事上的威信，首先談了兩條： 一是毛澤東發現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走依託城市搞武裝革命的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都失敗了，秋收起義失利後上井岡山的路子卻成功了。 二是開創軍隊不發軍餉的創舉，廣州起義的部隊還是發軍餉的。 黃老看到20世紀革命史，卻看不到中國2000年的戰爭史，歷次農民起義，哪次不是從田間地頭爆發的，有一次是從城市發展起的嗎？農民參加起義有要軍餉的嗎？哪一個不是有口飯吃就跟着造反？ 毛澤東到底不是神，他的一些想法辦法是有歷史淵源的，是借鑑總結歷史經驗搞出來的，說白是歷史造就重要人物，而不是重要人物造就歷史。毛式崇拜的提倡者以重要人物造就歷史為出發點，對毛澤東的軍事神話萬般稱頌，總結出“金科玉律”，以“十全武功”加以佐證，一幫人整天吃飽了飯不干別的，專門研究“毛澤東軍事思想”。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毛澤東的專項發明嗎？ 2000年前的＜孫子兵法＞中就說了“十則圍之, 五則攻之, 倍則分之, 敵則能戰之, 少則能逃之, 不若則能避之。”全面得很，優勢時怎麼辦，劣勢時怎麼辦，全教到了。 準確地說，毛澤東是個政治型軍事家，不是職業軍事家。他直接指揮的戰役是4個：前三次反圍剿加一個四渡赤水。四渡赤水是毛澤東自認為的得意之筆，算是他職業軍事生涯的巔峰之作，當時紅軍的實際兵力將近一個軍，可以說毛的職業軍事才能相當於一個軍長。 遵義會議初步明確毛在軍事指揮中的領導地位，長徵結束後這一地位完全確立，但面對日益開闊的政治博弈空間和軍事博弈空間，毛以政治型軍事家的素質加軍長的水平應對起來就明顯得力不從心。 尚在長征途中時，紅軍就有與蘇聯打通聯繫的打算。長徵結束後，這一任務落在了四方面軍身上，因敵情壓迫，四方面軍只來得及把三分之二的人馬渡過黃河，然後踏上了西征路途，這就是後來所說的西路軍.。西路軍二萬一千多人，彈藥短缺,戰士的子彈多的有20幾發，少的只有5發.。西路軍領導層計劃第一步進抵涼州、永昌，第二步進抵甘州、肅州，年前接通新疆。 因為西路軍進入馬家軍的傳統地盤，馬家軍進攻西路軍特別積極賣命。1936年11月中旬，西路軍中的9軍在古浪被馬家軍包圍，經過苦戰損失很大。此時中央軍委又來電要求西路軍停止西進，在永昌、涼州建立根據地。中央軍委的意圖是讓西路軍策應黃河以東的紅軍，這種暫時的配合任務有違西路軍進入新疆這一主要戰略任務。而且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也不現實，這一帶人口稀少，又是回漢雜居區域，民族隔閡很深，西路軍無法獲得人力物力的支持。 古浪一戰說明馬家軍是一個危險的對手，西路軍兵力居於劣勢，處於無後方作戰，兵員、彈藥有耗無補，長期在此耽擱是很危險的。而中央軍委，尤其是軍委的核心人物毛澤東，在幾個月的時間裡對此都沒有足夠的重視。 從軍委來電到12月上旬，西路軍和馬家軍接連打5仗，人員減至一萬五千人。 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國民黨軍準備進攻西安，中央軍委為應對河東的局面，命令西路軍東進。12月下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中央軍委又命令西路軍仍執行西進任務。 1937 年1月上旬，西路軍抵達高台、臨澤地區，中央軍委命令停止西進，在甘州、肅州地區建立根據地。這是因為蔣介石出爾反爾，調集重兵準備進攻西安，軍委再次需要西路軍待機策應。至此中央對西路軍的前進方向已是兩次反覆，西路軍的領導者無法接受，發電質疑“究竟整個戰備企圖如何？”上級回電強調“軍委對西路軍的指示是一貫正確的”、“提高黨中央和軍委的威信”。 鑑於西路軍實力大減，西路軍的領導請求中央派四方面軍留在河東的那三分之一部隊來援，東西夾擊馬家軍，而軍委認為抽不出部隊西援，命令西路軍緊縮編制，獨立完成任務。 從 1936年11月到1937年1月初，經歷了兩個月時間，西路軍走完進疆約三分之二的路程，還保有的兵力也是約三分之二，如果此時西路軍快速西進，脫離死地，就能避免悲劇的發生。然而中央軍委的核心人物在西路軍的行動問題上始終處於猶豫彷徨的思維誤區，最終陷西路軍於絕境。 1937年1月中旬，馬家軍追蹤而至，猛攻高台的5軍，5軍孤軍奮戰一周，包括軍長董振堂在內的三千多人全部折損。後來董振堂的頭顱被馬步芳帶到南京向蔣介石邀功請賞。 1月中旬中央連續來電，指示西路軍東進，原因是西安局勢緊張，另外中央想把西路軍的進退作為與蔣介石談判的籌碼。 1 月下旬，7萬馬家軍及民團撲向西路軍，西路軍進入倪家營子固守，在此苦戰一個月。西路軍彈藥幾盡，在陣地上紅軍戰士把槍架在一邊，只憑大刀、木棍等近身肉搏。2月下旬，西路軍突圍而出，但又遭敵堵截，重返倪家營子，中央來電指示“固守50天”。西路軍守5天，再也無力支持，只能再次突圍，此時西路軍剩下八千來人。 3月上旬，西路軍到三道流溝地區，又被追敵包圍，經過血戰突圍。3月中旬，西路軍進入梨園口，敵騎兵追來，一番慘烈激戰後，西路軍僅餘三千多人。西路軍餘部先後轉到康龍寺、石窩，進行了最後一次有組織的戰鬥，然後分散游擊。1937年5月初，倖存的西路軍餘部430多人進入新疆。 徐向前在回憶錄中，對西路軍的失敗作一語中的的總結：“步步以河東形勢的暫時需要為轉移，缺乏戰略性的久遠安排”。經歷長征的紅軍總共五萬多人，西路軍失敗造成的人員損失將近40%，對這一嚴重的後果，中央軍委的核心人物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 在其後的70年裡，各種文字對西路軍失敗問題一直躲躲閃閃、避而不談，原因就是要維護當時那位核心人物的“威信”。直到90年代初，中共黨史談及西路軍還語焉不詳地說是“奉命”西進，到底是誰的命令？含糊其辭。西路軍失散人員長期在政策待遇上受冷遇，西路軍軍事總指揮徐向前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長期坐冷板凳，這都是欲蓋彌彰之舉。 西路軍失敗反映出毛澤東在軍事戰略上的平庸才質，在西路軍最後的危亡時刻，中央還來電空想什麼“固守50天”，充分表現出毛澤東遙控指揮的弊端，遙控指揮者往往脫離戰場實際，發布不現實的軍事命令，在後來的朝鮮戰爭中這一特性又有充分的發揮。 黃老將軍在維護毛澤東的威信時，不知是否還記得四平之戰。毛澤東軍事思想中有”反對消極防禦, 不看重城地的得失，着重保存自己,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但在1946年春天，毛澤東忘記自己的軍事原則, 要求各用十萬軍隊死守四平和本溪。 林彪對此持不同看法,，黃老將軍也曾發電請求放棄四平，毛澤東不聽，還指示準備數萬人傷亡，“化四平為馬德里”。結果防守本溪、四平的二十萬部隊受重創敗退,，林彪都準備放棄哈爾濱和齊齊哈爾打游擊了.。四平、本溪之戰使東北戰局開門黑，給軍事指揮者和部隊基層籠罩上心理陰影，以後至遼瀋決戰期間的兩年多時間裡，東北野戰軍沒有打出過大的殲滅戰。 四平之戰，表明毛澤東在軍事學識上有很大欠缺，最突出的一點是對軍事技術缺乏了解，對現代化裝備的威力和作用缺乏認識，這一點後來在朝鮮戰爭中再次顯現。 毛澤東不僅在東北想爭城地，在華北也要爭。1946年6月國共合談破裂，內戰全面打響，中央命令晉察冀、晉綏軍區集中兵力打大同。4萬解放軍主力圍攻大同，打了一個多月，損失很大，最後以失敗告終，同時解放軍據守的集寧被國民黨軍攻破。集寧、大同之戰晉察冀和晉綏的解放軍傷亡6萬，元氣大傷，張家口又面臨國民黨軍進攻的鋒芒，在保守城地還是保存有生力量兩個選擇中，中央軍委選擇前者，命令保衛張家口，結果張家口失守，部隊再遭損失。 四平和張家口的失敗證明，毛澤東的外線作戰、爭奪城地想法，在解放戰爭初期根本行不通。1946年的毛澤東很像紅軍反第五次圍剿時的洋顧問李德，重城地的得失，而不注重保存有生力量，最終兩者皆失。 在華東區域，毛澤東的想法是讓山東和華中的部隊前出到津浦路兩側作戰，華中野戰軍到蚌埠到浦口之間作戰。華中戰區的指揮者粟裕建議華中野戰軍第一步先在蘇中打，第二步再轉戰淮南。這個建議被首肯，於是有了蘇中的七戰七捷，3萬人的華中野戰軍吃掉5萬國民黨軍。七戰七捷使毛看到內線殲敵的優越性，從而轉變觀念，重新回到輕城地得失、重消滅敵方有生力量的“毛澤東思想”上來，解放戰爭中的戰略防禦也走上正軌。 解放戰爭打到了第二年，在怎樣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上，毛澤東明顯落伍了。派劉鄧兵團躍進大別山搞根據地，實質上是抗日戰爭初期派部隊前出”作眼”的老套路，和解放戰爭的形勢格格不入。 解放戰爭的形勢不是慢慢搞根據地，不是慢慢發展壯大，而是直接開展大規模戰役，持續不斷地大量消滅敵方的有生力量。在1947年的1月到5月,，華東野戰軍陸續發起魯南戰役、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分別殲滅5.3人、5.6萬人、3.2萬人。孟良崮戰役雖然殲敵數量比前兩次少，但吃掉的是實打實的一個王牌整編師，對國軍震動極大。 華東戰區是解放區和國統區直接較量的中樞性前沿，華東野戰軍的戰績表明解放軍已經處於“敵則能戰之”的有利戰略態勢。這時候，劉鄧兵團過黃河應該是派到能和華東野戰軍直接進行戰役性配合打大殲滅戰的區域，比如河南西部。毛澤東把劉鄧兵團派到孤懸於國統區的大別山，自身實力大大減弱，還得其它方面的部隊掩護配合。 華東野戰軍為配合劉鄧兵團躍進大別山，分兵三處，處處失利，調整部署後開展鐵路破擊戰，成了游擊兵團，在以後的10個月裡再也沒有打出1947年上半年那樣的大殲滅戰。10個月華野少殲滅15至20萬蔣軍，解放戰爭的進程被人為地滯後了。 解放戰爭進入1948年,，解放軍和國軍在中原地區處於膠着相持狀態。怎樣才能打破僵局呢？毛澤東的想法是繼續”做眼”，派粟裕兵團南渡長江到達閩浙贛，成立”東南野戰軍”，這一計劃的後果只能是兩個：一是粟裕兵團大量減員，在南方無所作為；二是中原戰區解放軍實力下降，局面更難打開。 幸好有一個高明的戰略家，他不在統帥部里，而在中原戰區。 粟裕在1948年1月到4月，幾次向中央軍委建議集中兵力在中原黃淮地區打幾個大規模的殲滅戰.。粟裕的建議勾畫出中原戰略決戰的藍圖: 把敵方主力消滅在長江以北。 合理化建議被軍委接受，”暫緩渡江”，這才有了殲敵9萬的豫東戰役，豫東戰役打破了中原僵局，是中原逐鹿的轉折點，也是整個解放戰爭的轉折點。豫東戰役後的中原戰局呈破竹之勢，濟南戰役、淮海決戰一氣呵成，戰爭進程以出乎雙方統帥意料之外的速度發展開去。豫東戰役和濟南戰役，還給東北野戰軍提供戰略進攻的範本，克點、打援也成為遼瀋戰役的基本元素。 在幾十年的宣傳中，歌頌解放戰爭是毛澤東軍事指揮最輝煌的時期，一切都按照高明統帥的安排順利發展，從勝利走向勝利。而事實是毛澤東根本安排不好戰略防禦和戰略進攻，只是因為有得力下屬的促進和推動，戰爭才走上一條良性發展的軌道。 朝鮮戰爭結束半個世紀了，對朝鮮戰爭的評價正統話語永遠是兩個字：“勝利”。是朝鮮戰爭的“勝利”印證了毛澤東軍事思想呢？還是毛澤東軍事思想決定了朝鮮戰爭的“勝利”？這個問題姑且置之一旁，只說說第三次戰役和第五次戰役。 第三次戰役有一點和四平之戰相同，就是打政治仗。堅守四平，是為了在國共調停中獲得談判籌碼，第三次戰役，是為向世界表明中國在朝鮮戰爭中不遵守三八線原則，為解放朝鮮半島南部作鋪墊。第一、二次戰役後志願軍減員9萬人，約占總兵力的五分之一，收復失地的同時後勤補給的距離也大大拉長，在這種情況下主動進攻是難為之舉。軍事是為政治服務的，但在戰爭狀態中軍事上的得失又左右着政治的天平，不顧軍事上的可行性硬讓它為政治服務必然會帶來相反的效果。 勉力為之的第三次戰役雖然占得了土地，但在隨後的第四次戰役中大部得而復失，這兩次戰役使美軍看到自己的優勢，大大增強與志願軍較量的信心。毛澤東又一次違反了“ 不看重城地的得失，着重保存自己,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這一重要作戰原則。 第三次戰役的目的是在政治上得勢，結果卻是在政治上失勢，第三次戰役使中國錯失了聯合國通過的對中國很有利的和平提案。第三次戰役時，毛澤東不是高明的戰略家，甚至不是高明的政治家。 第四次戰役前，毛澤東在軍事上的思路還轉不過彎來，甚至於提出要打到三六線、三七線間的大田和安東，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目標，戰略上不可能，戰術上也不可行，除軍事外行，找不出評價這個提法的詞彙。軍事上的空想和戰場實際差距如此之大，完全是南轅北轍，在遠距離遙控指揮上表現出的離奇古怪，在中外戰爭史上少有。第四次戰役前的毛澤東和1937年1月的毛澤東驚人地相似，當時西路軍已經處於生死邊緣，毛還命令西路軍建立根據地，甚至還要東進。 大田和安東免了，因為戰區指揮官實在制定不出這樣的戰役計劃，於是搞個保全三七線的防禦戰。強弩之末自然是防不住對方的猛烈進攻，第四次戰役結束時志願軍撤到三八線南側。 後來又搞出個第五次戰役，一場結結實實的敗仗，一次生搬硬套內戰經驗的戰役，一個錯誤戰略思想和戰役思想指導下的產物。戰役的初衷是殲滅美軍的整師，結果連一個整團都沒殲滅，自己倒丟了一個師,各參戰部隊傷亡很大，被俘1.7萬人，讓美軍揀了個大便宜。第五次戰役是朝鮮戰爭的重要轉折點，從此攻守之勢易位，志願軍在戰略上處於被動地位。 第五次戰役上上下下都有責任,責任最大的還是毛澤東，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如此結局的責任不得不由最高統帥來負。第五次戰役後的朝鮮戰局基本上是南攻北守，其後的兩年中，志願軍將士拼死作戰的目標就是保住毛澤東曾經不屑一顧的三八線，如果說朝鮮戰爭是一場勝利，也就是勝在這一點上了。 在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愈演愈烈的時代，紅色革命所有的功勞盡歸偉大領袖一人所有，幾代人的頭腦中都被灌輸進“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愚昧觀念，直接和國際歌唱反調，用看“紅寶書”、背語錄等手段禁錮人的思想，人民信仰毛的程度超過西方人信仰上帝。到毛澤東後時代，別有用心者利用人民對現實的失望“因勢利導之”，掀起對毛澤東的“二次崇拜”，用拍影視劇的新手段繼續吹捧毛，從＜巍巍崑崙＞到＜開國大典＞，再到＜大決戰＞、＜大進軍＞，沒完沒了。在毛澤東時代，人們認為他是神，在毛澤東後時代，人們認為他是半神半人。 在製造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漫長工程中，軍事功績是第一元素，本文從這一點出發，還原歷史史實，釐清歷史細節，據實評價毛澤東在歷次戰爭中的軍事表現。 總而言之，從軍事角度看毛澤東，應該把他還原為一個人，還不是供奉成神，人的天才總是有限度的，人也是會犯錯誤的，看到了這一點，就不會陷入到盲目崇拜的泥沼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