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二戰後的世界戰略格局沒有清醒的認識 朝鮮戰爭的本質是美蘇爭霸，爆發的起因是斯大林及其關門弟子金日成頭腦發熱，懷着占便宜的心理進行政治和軍事冒險。斯大林扶持金日成建立北朝鮮政權後，金日成有了一支十幾萬人的軍隊，裝備了150輛坦克，實力超過韓國軍隊。握着這支小小的武裝，金日成滿以為能夠解放南朝鮮，斯大林也覺得有利可圖，於是起因據說是不清不楚，實際上是清清楚楚的朝鮮內戰爆發了。在朝鮮半島上金日成的武裝占優勢，但美軍卻用強大的海軍和陸戰部隊控制着整個西太平洋,在這樣的戰略態勢下金日成的風光註定不能長久,開戰後不到4個月, 金日成已經準備到中國當流亡首相了. 在美蘇爭霸中蘇聯本來沒有資格冒險，因為它的綜合實力明顯弱於美國，而且二戰中失血過多，這是美軍仁川登陸後蘇聯不敢直接出兵的原因，也是中國參戰初期蘇聯不敢派空軍的原因。基於朝鮮戰爭的這種政治本質，中國是否參戰就應十分審慎，應該從一種明智的外交戰略出發作出抉擇。遺憾的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前一年，中國的最高層就選擇了所謂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戰略對抗的蘇聯一方，這是一年後參與朝鮮戰爭的政治前奏。美軍仁川登陸後北朝鮮軍隊開始潰敗，蘇聯對中國的要求並不高，只是要中國接納北朝鮮的流亡政府，蘇聯自知在朝鮮問題上失算，沒能進一步只好退一步，讓出朝鮮半島。出乎蘇聯意料的是中國替它出了頭，幫它維持了戰略對抗的均勢，因此，蘇聯是朝鮮戰爭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唯一的受益者，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實。但是由於專制政體的愚蠢本性，蘇聯10年後疏遠了中國這個重要的政治盟友，20年後，美國開始和中國親近，三大國聚散離合的歷史經歷表明中國參與朝鮮戰爭並不是最佳的選擇。 1949年建國時,一些民主人士建議新中國的外交路線是在美蘇之間不偏不倚,張治中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因為張治中是軍界的元老，最高領袖宴請他並討論外交路線問題,誰也說服不了誰, 最後領袖大度地說“可以辨論100年”。何須100年，10年就見結果了。60年代末偉大領袖讓幾個老帥研討美蘇兩霸對中國的利害，結論是蘇聯的威脅大於美國，這是對出兵朝鮮決策的一個諷刺性結論。 如果新中國走的是中立外交路線，就不會有出兵朝鮮。美蘇都會看到中國在兩強爭霸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必然爭相拉攏。利用這種拉攏，中國可以在相當寬鬆的環境中發展自強，並且很有可能在60年代中期使台灣回歸，在國家戰略的內外兩方面達到雙贏。 二、中國是否受到直接威脅 接到準備參戰的動員令，部隊基層是不大情願的，以前在本國為土地革命犧牲，為建立新中國犧牲，積極性很高，去外國為別的國家打仗就沒有動力了。國內剛剛結束長期的戰爭，人民也有厭戰心理。最高領袖提出了一個很有鼓動力的口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個口號前半句是真，後半句為虛。美國當時既沒有入侵中國的實際計劃，也沒有入侵中國的遠景規劃. 意圖進攻中國是重大的戰略選擇,如果屬實會有很多跡象表現出來,而無論當時還是現在一點依據也看不到. 中國出兵時，美國飛機對鴨綠江對岸的目標肆意轟炸，卻唯獨不炸江上的橋梁，洪學智在回憶錄中對這一點予以提及。事實上美國嚴格遵循朝鮮戰爭是局部戰爭的定位，把它作為美蘇對抗的一場熱身賽，美國決不希望有第三國參與這場熱身賽。 三、戰爭決策的作出缺乏民主 作出出兵朝鮮的決策前中國領導層召開了幾次會議，1950年10月1日的書記處會議上存在不同意見；4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很多人不贊成出兵，主要意見是"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最好不打這一仗"。親歷者師哲回憶“除了毛澤東以外，幾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員都反對出兵”。但到了10月5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統一意見了。這種統一是形式上的統一，實際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認識和看法。當時會議上反對出兵的話很多人都說了，現在流傳下來的只有林彪和高崗的話，因為他們後來成了反面人物。當年會議上的那些政治人物和將帥都是歷經幾十年磨礪的，哪個沒有自己的主見，怎麼會三、四天就改變主意？毛澤東的領袖地位逐漸確立後，領導層出現了一種“權威”現象，即只要是領袖主張的最後總能通過,有沒有反對意見都一樣。出兵朝鮮是這樣，後來的經濟冒進、大練鋼鐵也是這樣。出兵朝鮮20年後，中美開始外交親近，對此林彪說了句“大好局面被耽誤了20年”。 出兵朝鮮得以實現，周恩來和彭德懷的態度起了很大作用。最初周恩來是反對出兵的，後來同意了，並且在會議上發言支持，以後方方面面的事也得這位大管家操辦。而彭德懷則是當時唯一可選的的出征統帥。幾個年齡較小、有打大仗經驗的將帥粟裕、徐向前、林彪是比較合適的，偏偏都是傷病纏身，無法承擔指揮任務；朱德、賀龍沒打過大仗，且多年沒有指揮作戰了；葉、聶、陳、羅四帥長期搞政工，不能考慮；劉伯承有掛帥的能力，但人家從紅軍時期起就看膩了權力人物在軍事上亂指揮，因躍進大別山的失誤對權力層很有意見，當時埋頭搞教學去了，對是否出兵朝鮮，軍事才學深厚的劉帥也不會沒有自己的見解，估計權力層不好向人家開口。彭德懷在4日的會議上一句話也沒說,會後毛澤東徵求他的意見，彭總說：“我們裝備差得很遠，只好讓朝鮮亡國，是很痛心的。”得知高層已內定他掛帥，出於黨性原則，彭總接受了任務，並且在5日的會議上發豪言力挺出兵。 重大戰爭決策的作出就是這麼一種模式：最高領袖下決心，有必不可少的兩個人支持，其它人就只剩下一致同意的份了。 四、戰爭目標定錯及外交失誤。 二次戰役後英法領着一些國家斡旋和談，中國領導層提出了談判條件，涉及中國利益是兩條：恢復中國的聯合國席位、美軍退出台灣海峽。二次戰役雖然推進到了三八級附近，但美軍主力未損，這時提出美國在近乎戰敗情況下才能接受的條件，無疑是太高了。 第三次戰役後，聯合國三人委員會（由印度、伊朗、加拿大代表組成）提出了和平方案，其中包括中國的聯合國席位以及台灣地位問題，符合之前中國所提條件，是中國名利雙收的最佳時機。對此和平提案美國同意，中國政府卻復電聯合國表示很不滿意。為什麼還不滿意呢？這就涉及中國出兵的戰爭目標了。 中國出兵的戰爭目標，很明確，就是把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冒險空想達成實現，統一朝鮮半島。在第四次戰役時，最高領袖還講：敵人不被大部消滅是不會退出朝鮮的。這反映出領袖對朝鮮戰爭的實質仍無清醒的認識，對美軍的實力與長處仍無切實了解，在戰略上仍然盲目樂觀。主導領袖思維的是東風壓倒西風，社會主義壓倒資本主義，中國的紅色統一在朝鮮同樣能夠實現。 英法等國家從中斡旋，和平提案對中國十分有利，簡直就是自願和中國結成統一戰線，中國的決策層卻把統一戰線拱手送給了美國。之後聯合國大會以44票對7票通過了譴責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數月後聯合國又通過要求成員國對中國實行禁運的提案。拒絕對自己有利的和平提案使中國在法理上處於被動地位。 兩年多之後的停戰協定既沒有談中國的聯合國席位，也沒有談台灣地位問題，可以說，後兩年多的抗美援朝是不談中國政治利益的抗美援朝。 就原和平方案扯皮時中方主張不恢復38線，到後來正式談判扯皮時中方又主張恢復38線，原因是攻守之勢已經易位。最後停戰停在了實際控制線，控制線突出 38線以北5000多平方公里，突出38線以南2000多平方公里，這是兩年多寸土必爭的結果，是東西方陣營實力差距的表現。 合理的戰爭目標是什麼？很簡單，就是恢復三八線，二次戰役結束時這個目標已經達到了，對中國而言戰爭的腳步應該到此為止。“有理有利有節”原則是抗戰時期創造出的一項很好的政治軍事策略，統一國家之後，應該發展成大的國家政治軍事策略。如果在第二次戰役後止兵，朝鮮戰事結束，中國獲得的政治利益已經足夠，付出的傷亡不到最後實際結局的四分之一，物質上的消耗也不大，尤其是在美蘇對抗的世界格局中將獲得一個比較合適的位置。 五、三八線的實質和第三次戰役 三八線表面上是美蘇對抗的分界線，實質是一條戰略平衡線。中國能夠把蘇聯失掉的這條戰略平衡線恢復過來，已屬難得，而要逾越這條線就超出了自身力量所能達到的範疇。 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戰略錯誤就在於沒有遵循節制原則，想再進一步，獨占朝鮮半島，在戰略對抗中壓蘇聯一頭。如果它恢復三八線後止兵，在政治上、道義上收穫已經很大了，軍事上因為殲滅了北朝鮮軍隊的主力也很安全。 13國和平提案由聯大通過後，出於保持並擴大對美軍的軍事優勢這一目的, 中國政府聲明反對，最高領袖改變了原定的志願軍休整2個月的計劃，決定打一場廢除三八線的政治仗，此即第三次戰役。這在戰略上、政治上都不明智，看不清三八線的實質表明最高領袖看不清世界戰略格局。 第二次戰役是一場勝仗，但只是收復失地的勝仗，並沒有大量消滅美軍的有生力量。第二次戰役中志願軍的表現無可挑剔，如果作戰對象是內戰時期的蔣軍，肯定是場大殲滅戰，打美軍卻打不成殲滅戰，說明美軍是與蔣軍截然不同的作戰對象。第一、二次戰役後志願軍減員9萬人，約占總兵力的五分之一，收復失地的同時後勤補給的距離也大大拉長，在這種情況下主動進攻很不明智。軍事是為政治服務的，但在戰爭狀態中軍事上的得失又左右着政治的天平，不顧軍事上的可行性硬讓它為政治服務必然會帶來相反的效果。 第三次戰役時間很短，只有一周，期間沒有大的戰鬥，基本上是志願軍向前推進，美軍主動後撤，土地占了不少，但沒消滅多少敵人。第三次戰役占領的土地在第四次戰役中大部分得而復失，重城地得失而沒有消滅對方的有生力量，註定保不住到手的城地，第三次戰役違背了內戰時期寶貴的作戰原則。第三次戰役招惹來的第四次戰役還使美軍看到了自己的優勢,大大增強了與志願軍作戰的信心 第三次戰役引來東方陣營的一片叫好，其實在軍事上並不實惠，在政治上則是一場敗仗，它強化了盲目樂觀心理，促使中國決策層拒絕了寶貴的和平方案。第三次戰役的目的是在政治上得勢，結果卻是在政治上失勢, 反映出當時中國的決策層在戰略上很不清醒，在政治上也很糊塗。 六、對朝鮮戰爭是局部戰爭的定位缺乏認識。 朝鮮戰爭爆發時中國已經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對是否介入戰爭，尤其是介入的程度應該老成持重。在戰爭消耗越來越大之後，兵力上要輪番作戰，經濟上要一切為了前線，還動員人民捐獻，以衛國戰爭的消耗來打一場局部戰爭，很不明智。想當年德國入侵蘇聯，蘇聯急令中共全軍北上牽制日軍，中共領導層抗命不從，因為服從就會打光手中的武裝力量，一貧如洗了。如今蘇聯並不奢望中國出兵，中國不僅出兵，而且要以舉國之力大打，當了家忘了苦日子，有資格揮霍人力物力了，是為忘本。 中國1951的全年預算較1950增加了60％，總預算中的32％直接用於朝鮮戰爭，蘇聯的軍事貸款尚未計算在內，中國為朝鮮戰爭背上了沉重的負擔。在朝鮮戰爭中，中方共消耗各種物資560萬噸，其中彈藥25萬噸，美軍共消耗作戰物資7500餘萬噸，彈藥330萬噸，均為中國軍隊的13倍。而當時美中經濟實力的差距又何止是13倍，只看決定戰爭潛力的鋼產量、發電量，美國分別是中國的146倍、86倍。中國為朝鮮戰爭付出的開銷超出了一個窮國所能支付的範疇，1952年中國財政負擔已經達到可忍耐的極限,儘快結束朝鮮戰爭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的選擇。 七、對自身短處和敵方長處認識緩慢 對於中國軍隊的優點參加朝鮮戰爭的各國軍隊都有所讚譽，本文既為反思，則只談短處。在朝鮮戰爭的第一年，中國軍隊的弱勢主要表現為三點：打擊能力弱、機動能力慢、後勤補給不足。第二次戰役中國軍隊對美軍基本達成戰役合圍，卻不能大建制地吃掉美軍，原因就在於已經咬住的不能儘快吃掉，相距不遠的無法追上咬住，前兩項弱點盡顯。第三次戰役時中國軍隊距後方基地已遠，後勤補給貧乏的弱點也顯現出來，部隊只能打7天，7天后則呈強弩之末。而中國軍隊後勤補給上的弱點被裡奇微查覺到，中國軍隊被動地投入到事實上由美軍發動的第四次戰役。第四次戰役中的砥平里作戰，中國軍隊打擊能力弱更加突顯，8個團圍攻六千人的美法聯軍，付出不小的傷亡仍不能吃掉對手。砥平里作戰表明中國軍隊不可能大建制地消滅美軍，而這一點最高領袖和參戰的主要軍事將領在第五次戰役後才認識到。 至於美軍的長處則正好相反：打擊能力強、機動能力強、後勤補給充足。第五次戰役中美軍反攻，志願軍有的軍打阻擊幾天就撐不住撤下來，能撐下來的軍戰後要補兩萬新兵，傷亡之大可想而知；美軍一旦形勢不利，跑得很快，步行的中國軍隊追不上，一部美軍如果被困，臨近美軍救援迅速，中國軍隊無法致敵於死地。面對經常缺乏糧彈的中國士兵，美軍卻可以使用5倍於作戰規定的彈藥量。 回顧國內戰爭，那句總結語“小米加步槍勝過飛機加大炮”非常不妥，國民黨軍那幾百架飛機、幾百輛坦克散布在廣闊的國土上，每個戰區能有多少？每次戰役能有多少？國民黨軍說白了也是小米加步槍，而且到了三大戰役米也不夠吃了。面對新的對手，老的經驗不靈是很自然的，只有儘快認識新對手的特點，才能在新的戰爭中少損失，多受益。 八、輪番作戰問題 輪番作戰是對傷亡過大的因應，原有部隊因傷亡無法繼續作戰，下一場更大規模的戰役需要投入比原有更多的兵力，於是不得不持續派兵。國內戰爭時期不可能輪番作戰，條件不允許，也沒打過消耗那麼大的仗。朝鮮戰爭中傷亡過大說明戰爭消耗超出了本國對局部戰爭的負擔能力，輪番作戰的本質是國家以全面戰爭的投入來參與一場局部戰爭。 輪番作戰的最大弊端是新部隊不熟悉對手的特點，不熟悉現代化戰爭的特點，在作戰中導致無謂的損失。第五次戰役後彭總在致各軍的電報中說“有些部隊不講戰術，隊形密集，傷亡特別驚人”，“各級指揮員不善於組織指揮，這是血的教訓”。 九、第五次戰役問題 第五次戰役是一場敗仗，一次生搬硬套內戰經驗的戰役，一次不該發動的戰役,其實質是錯誤戰略思想和戰役思想指導下的產物. 戰役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殲滅美軍幾個整師”，目標就定錯的戰役結果可想而知。最高領袖決定發起戰役時周恩來曾建議等一段時間再打，但最高領袖怕美軍在三八線永久築壘,導致長期相持於三八線,阻礙解放朝鮮全境, 未予採納；洪學智曾三次向彭總建議把美軍往北放一段距離再打，也未被採納。如按周、洪的建議的時間和空間發起戰役，戰術角度上好一些，不會敗得那麼慘，可能打成互有勝負的平手.但在戰略上仍會是一個失誤,因為當時對志願軍而言最好的選擇恰恰是相持於三八線,而不是再打什麼運動進攻戰。 戰役的經過幾乎是第三次戰役加第四次戰役的翻板，戰役的第一階段主動進攻，結果和第三次戰役一樣，占了城地，沒殲滅對方多少兵力。第二階段是再次進攻後轉入防禦，這回又吃了第四次戰役那樣的苦頭，面對具有優勢火力和機動力的美軍反攻，損失大大超過了第四次戰役。美軍在第五次戰役中表現很精明，先以迅速的撤退消耗志願軍的糧彈，再以快速有力的反擊殺傷對手.利用空間的伸縮削弱對方的有生力量, 這是中國軍隊在歷次戰爭中總結出的寶貴經驗,自己忘記了,卻讓美軍用上了. 三兵團180師的折損是發動第五次戰役的第一惡果，折損180師的戰場責任在三兵團指揮部。三兵團是輪番作戰的新部隊，兵團司令王近山對朝鮮戰爭的特點沒有切身感受，拿着國內戰爭時的經驗來指揮作戰，尤其要命的是驕傲自滿，戰前滿不在乎地說：就美軍那點兵力，還不夠一場淮海戰役打的。180師的厄運是撤退命令晚下了24小時造成的，在戰場形勢急劇惡化的情況下，三兵團的指揮層對美軍反擊的快速性缺乏心理準備，在收攏部隊問題上緊迫意識不足，如果保全部隊的弦繃緊點就能早下命令讓180師回撤。另外命令180 師掩護兵團傷員撤退的命令語焉不詳，也有瀆職之過，命令“就地”停下掩護，毫無軍事專業性可言，180師一“就地”就蹲在了漢江南岸，後來渡江北撤時江水上漲，僅被急流沖走的就有600人之多，洪學智在回憶錄中對三兵團的這一命令也加以提及。 第二個後果是志願軍被俘1.7萬人,占戰爭期間中方被俘人數的80%,讓美軍揀了個大便宜，為美方在遣返戰俘問題上壓中方一頭提供了機會,說難聽點, 第五次戰役就是給美軍送俘虜的戰役. 第五次戰役的第三個後果是戰線被美軍北推，戰役停止線在戰役發起線北面一段距離處。 第五次戰役的後果上上下下都有責任,責任最大的還是最高領袖,“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如此結局的責任不得不由最高統帥來負. 第五次戰役是朝鮮戰爭的重要轉折點,從此攻守之勢易位,志願軍在戰略上處於相對被動的地位.這次戰役也使中國的決策層放棄了解放全朝鮮的戰爭目標,改之以維持三八線,並且正式開始和談,但和談的內容已經不涉及中國的政治利益了.第五次戰役後的朝鮮戰況基本上是南攻北守,其後的兩年中志願軍將士拼死作戰的目標就是保住最高領袖曾經不屑一顧的三八線. 十、運動戰、陣地戰問題。 在國內戰爭中在一條作戰原則是多打運動戰，少打陣地戰，那是因為大多數情況下解放軍的火力處於弱勢，而機動性處於優勢。而在朝鮮戰爭中，志願軍　　打運動戰卻顯得吃力，原因就在於美軍機動性強於志願軍，在第二、第三、第五次戰役里中國軍隊抓不住美軍主力，多次證明了這一點。 運動戰不好打，陣地戰就成了好一些的選擇。在火力、機動力、後勤供給力作戰三要素中，打運動戰志願軍三個弱點全占了，而打陣地戰機動力差的弱點就隱藏了，後勤供給差的弱點因為省去了無謂的進退消耗，也有所隱藏。人是有能動性的，能夠想出辦法在敵方優勢火力下減少傷亡，反斜面戰術和坑道戰術就是很有效的發明，坑道戰術使志願軍在上甘嶺擋住了美軍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攻勢。 如果第四次戰役後，以增加後的兵力打陣地戰，損失會小些，消耗美軍的兵力會多些，還會在三八線以南多保有一些土地。 總結：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四個層次解析朝鮮戰爭 伐謀：有人著長文論述參與朝鮮戰爭中國受益最大，鍛煉了軍隊，改善了裝備，贏得了蘇聯的援助，提高了國際聲望。這種說法很值得商榷。 中國是兵法的故鄉，軍隊已經鍛煉了20多年，美軍對八路軍的戰術也高看一眼，斯大林對中國的將領也佩服之至，這樣的軍隊少參與一次戰爭就不能擔負國防了？如果中國接納金日成的流亡政府，蘇聯在退後一步的情況下能不倚重中國？156個工業項目能少一個？一批批的軍事裝備蘇聯會不捨得？事實上中國在朝鮮戰爭中展現出來的能力反而讓蘇聯有所顧忌，在海軍裝備的輸送上頗顯吝嗇，肖勁光去蘇聯商議海軍軍購，給周恩來發電“他們給我們的是破爛”，周恩來復電“破爛也要”。蘇聯給中國的破爛豈止是艦艇，在北朝鮮已經安全的情況下，蘇聯供應中國的T34坦克是二戰中用過的，上面彈痕明顯。如果中國像印度學習中立外交政策，不但蘇聯忙着給東西，西方國家也會來示好，國際聲望想不提高都難。朝鮮戰爭中印度在東西方集團中奔走調停，頗受器重，也為日後印度兩頭吃打下伏筆，這個好角色中國更適合擔任，只是由於中國積極參戰而讓印度揀了便宜。 宣揚出兵觀點的人常說兩個具體理由.一是東北的重工業受影響,這種具體問題和國家的長期外交戰略比起來是微不足道的,把156個工業項目全建在關內, 東北的重工業受不受影響又算什麼?二是金日成在東北搞流亡政府對東北邊境不利,不利是有的,但這種小不利無礙國家在大戰略格局上的長遠利益. 伐交：第二次戰役後的外交斡旋非常重要，如果伐交成功，中國就能在政治、軍事上達到利益最大化。可惜中國的領導層，尤其是最高領袖犯了左傾幼稚病，錯失了這一伐交良機。 伐兵：如果在第四次戰役後遵循局部戰爭原則，放棄運動戰，選擇陣地戰，在軍事上將多得而少失。 攻城：第三次戰役、第五次戰役是典型的攻城。事實上指揮層還策劃了第六次戰役，由於對手的防禦日益堅固，再發動進攻會導致更大的傷亡，所以未付諸實施。是無法承受的傷亡讓決策層改變了參加朝鮮戰爭的初始目標，作出了現實的選擇。 對朝鮮戰爭“勝利”的宣揚已經持續了50多年，而目標定錯的戰爭是不能奢談勝利的。最高領袖在內部曾說過一句實在話：朝鮮戰爭和美國打了個平手。勝利的唯一標準就是實現既定的戰爭目標,解放全朝鮮這個目標沒有實現,相應的超額代價一點也沒少付，勝利也就無從談起了。中國加入朝鮮戰爭,幫了蘇聯大忙，付出了很大犧牲，自身卻沒取得什麼政治利益，中國的決策層不能不深刻反思。周恩來於1953年底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後與印度和緬甸正式倡議將這五項原則作為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不久，毛澤東又提出：“應把五項原則擴展到所有國家的關係中去”，還說：“中國願意同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和平共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表明中國開始發出和蘇聯不一樣的外交聲音，這是總結朝鮮戰爭的教訓，不想再搭乘蘇聯爭霸的戰車。中國在爭霸問題上不與蘇聯一條心了，是後來中蘇分裂的原因之一。 在50多年後的今天，還因朝鮮戰爭的“勝利”而沉迷於民族主義情緒的人應該多想想那些無謂犧牲的中國士兵，他們是戰爭最基本的承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