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著《我的回憶》（下） 關於西路軍問題的言論 　　1936年8月間，陳昌浩提出了改變整個軍事計劃建議：“他主張四方面軍應在甘南建立新根據地，與陝北蘇區互成犄角之勢”。“這是我與陳昌浩共事以來第一次發生的意見衝突”。通謂會議“陳昌浩便撤銷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提議，認為應照原定計劃，迅速從靖遠渡河西進”。“但多數幹部不滿陳昌浩這個衝動的主張，指責他獨斷的進攻岷山，使第九軍蒙受創傷……；接着又按兵不進，要求舉行會議，延誤了渡河時機。這件事破壞了高級幹部間的關係，也種下了西路軍失敗的根苗”。（455頁） 　　“蔣介石偵知了我軍在靖遠渡河的行動，一面派飛機轟炸渡口，一面嚴令各軍迅速向會寧靖遠前進，企圖乘我軍半渡時截擊。……。當時左路軍的人數約為三萬五千人，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渡過去的只有第九軍第三十軍第五軍團，總司令部的直屬機關和徐向前陳昌浩的總指揮部等共約兩萬多人。我和朱德率總司令部人員、紅軍學校大部學生以及第四軍第三十一軍，在會寧能靖遠的大道上，節節抵抗敵軍的追擊”。（456頁） 　　“我們至此不能渡河了”。“徐向前與陳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單位，在河西開始了單獨行動。” 　　1936年9月底，“徐向前陳昌浩來電希望我們能繼續渡河。……。” 　　“我們根據當時的情況，電告徐陳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們率已渡河的部隊，單獨行動。……。”（457頁） 　　“從此，徐陳所率的西路軍便與我們分道揚鑣了。他們遵照我們的電令，……，我們則……逐漸向東移動，靠近陝北蘇區。”（458頁） 　　“當時，西路軍的敗象已經顯露出來，我們在同心城時即接到徐陳電告，謂我第九軍在古浪為馬步芳騎兵所襲擊，損失慘重，……。”（463頁） 　　“我們到達河連灣時，西路軍告急的電報接踵面來，……。”（463頁） 　　“西路軍的處境，使我們大感憂慮，我和朱德周恩來曾再三商討，想不出應援的辦法。……。在軍事上，我們自顧不暇，無法策應，……。”（464頁） 　　“由於我的提議，我和朱德率紅軍學校學生馳往保安，與***等會商今後工作，……。”（465頁） 　　“……我曾向紅軍學校的學生發表演說，解答他們的一些疑問，……西路軍的不幸遭遇以及……。”（465頁） 　　“我當時最注意西路軍的情況。正在西移的西路軍，沿途與騎兵苦戰，……。這種情形，使我十分焦慮，我研究各項情況，並試用各種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予西路軍以助力，以期挽回厄運”。（474頁） 　　“在毛澤東所住的窯洞內，每日都有談話會，大家都避談往事。毛澤東、張聞天等似因過去的分裂，心理上不無芥蒂，他們對援助西路軍的事，並無積極表示，而且言詞之間，總有些推推諉諉。為了挽救西路軍的厄運，我只有耐着性子和各人商談，但無法找出補救的辦法，奇蹟是不會從天而降的。”（474頁） 　　“西安事變，使我們一時為之揚眉吐氣，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們希望張學良電令馬步芳不可破壞抗日大局，應即對西路軍停止作戰，這事張學良照做了，但馬步芳並未接受這個命令。”（475頁） 　　“西路軍的失敗，對共產黨以後的發展，和當時的西北局勢，都有相當影響，尤其使我這個四方面軍的領導者大受打擊。中黨內鬥爭的矛頭，因而就指向着我，打得我無法抬頭，……。”（492頁） “當時我引咎自責，聲言我應負擔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我不願諉過地人，從未指責過別人，只說一切錯誤都直接間接與我有關。我曾要求舉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級幹部會議，來探討西路軍事件，但毛澤東等不予理會。”（493頁） 　　“毛澤東自然不會放鬆攻擊我的機會，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隨者便漫無拘束的亂說一通。總括起來，當時這些批評的言詞大約有三個要點：（一）西進軍事計劃根本就是逃跑主義，至少是帶有逃跑主義色彩；（二）張國燾對四方面軍的領導完全破產，總之是一無是處；（三）西路軍的失敗很為丟臉，蔣氏將更看不起紅軍，在西安事變的今天，將誘發蔣氏的報復和進攻，遺害全黨全軍。 　　 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們，主要是第四方面軍的幹部，則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陳昌浩同志的指揮錯誤，如果張國燾同志也過了黃河，親自策劃指揮，則不會失敗，反會勝利。他們對批評者答辨：（一）西進計劃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說是逃跑主義；（二）四方面軍是共產黨的基幹勁旅，如何能加以毀謗；（三）誘發蔣氏圍剿之說是有意架禍於人，……。”（493頁） 　　“朱德當時的立場頗偏袒毛澤東，但對西路軍的失敗，持論還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說西路軍的失敗根源於西進計劃根本不對，應當認定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犯了戰術上的錯誤。……。他批評陳昌浩勇猛有餘，穩重不足。徐向前雖較穩當，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員的意見。……。”（494頁） 　　“我當時即與張聞天懇談，曾指出下列各要點：（一）……；（二）……；（三）我對西路軍失敗，負有嚴重責任，將正式自請處分”。（4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