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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中國】辛灝年：中共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什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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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06年8月22日訊】 （新唐人電視台斯德哥爾摩記者站報導）自一九七八年中共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 至今已經二十八年了。綜觀其二十八年的改革歷程我們看到，隨着經濟改革地不斷深入，其政治體制的弊端日益顯露。儘管中共也曾試圖進行政治改革，然而由於它 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其一黨獨尊的專制統治，因此一旦改革觸及到權利集團的利益，威脅到統治集團的權利，政治體制改革便無疾而終。
【林 丹】嚴重置後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僅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也使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最終導致了一九九九年六四民主運動的爆發。六四鎮壓後， 政治體制改革在中國成為了禁區。中共官方也一改策略，公開鼓勵人們一切向錢看，不關心政治，不理會國事，致使中國社會物慾橫流，道德墮落; 怨聲載道, 危機四伏。
然而從外部看中國，五彩繽紛的幾個櫥窗城市向世界展示着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紙醉金迷的歌舞昇平，使人仿佛置身於太平盛世。如果您不是確實生活在中國，並深入社會底層，而只是走馬觀花的話，的確會被這一切所迷惑，而產生「中國變了」的幻覺。
二仟零五年初 美國人羅伯特．庫恩所寫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一書-，讓我們看出了其中的奧妙。「中國變了」，她的變化是在中共總書記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生的變化。於是「中國變了」就這麼自然而然地演變成了「中共變了」， 「中共改好了」，「共產黨不是以前的共產黨了」。
那麼中共真的變了嗎? 有人說它變了。因為你看「先進性」代替了「先鋒隊」，「三個代表」換下了「偉光正」。 有人說它沒變。因為無論它創造何種理論，變換何樣手法，其一黨獨尊的專制統治從沒改變。人們爭論不休，各執己見。
二仟零五年六月十日，著名學者辛灝年先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發表了題為「中共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甚麼？」的演講。他從經濟思想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的中共改革開放以來，所實行的政策和行為做了全面地剖析。在上次透視中國的節目中我們為您介紹了辛灝年先生演講的第一部份「經濟改革篇」。在今天的節目中我們將繼續為您介紹了第二部份「政治危機篇」。相信辛灝年先生的精闢分析，將幫助我們了解中共，認識中共, 進而對它有一個正確地判斷。下面就請您欣賞辛灝年先生二仟零五年六月十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演講「中共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甚麼？」的第二部份「政治危機篇」。
【辛灝年】經濟上如此, 政治上如何呢? 我還是從事實說起。四天前，我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講演的時候，就有人給我提意見，他是國內來的公派學者。他說，現在的共產黨已經不是共產黨了嘛，你看它現在都不講馬列了嘛，你為甚麼還要說它是共產黨？還說要驅除馬列呢？我說你說共產黨不是共產黨了，共產黨不要馬列了，不用驅除它了，那好，那我就就你的話我發揮一番。
共產黨還是共產黨 其本質從沒改變
【辛灝年】去年，紐約《世界日報》登了這麼大的照片，報導北大的學生入黨要在馬克思的像前宣誓。還是認它馬克思是祖宗啊。江澤民下台前在深圳的大標牌上，畫的是馬、 恩、 列、 斯、 毛、 鄧、江，當時胡、溫還沒上去呢。，自從毛澤東先生說了一句話「我死了是要向馬克思報到的」中國大陸從老到小都說我死了要向馬克思報到。他不向孫中山報到；他不向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乾隆康熙去報到。
他說，那共產黨現在不也就是「掛羊頭賣狗肉」嘛。我說，你這話不新鮮。八十年代初，我們大陸那些知識份子都說它是「掛羊頭賣狗肉」。可是別忘了，第一，「掛羊頭賣狗肉」不是一個誠實的商業行為，是欺騙。僅僅從商業角度來說，就是欺騙。第二，「掛羊頭賣狗肉」，店還是羊肉店，並不能變成狗肉店。第三，這個羊肉店的老闆還沒變，它天天打出廣告的招牌還是賣羊肉，而不是賣狗肉。這個羊肉店沒有垮，沒有變成狗肉店，你怎麼說共產黨不是共產黨了呢？它還是共產黨嘛。它不過是羞羞答答地要在那裡搞一點所謂的「市場經濟」；所謂的「資本主義」，所謂的各種各樣的「改革開放」而已嘛。甚至於羊肉店的老闆對於它的幹部和工人採取的，還是開羊肉店的那套統治和管理程式嘛。
那由此我們從理論上來看一看，看一看它的現實。甚麼叫共產黨？黨政不分的才叫共產黨；甚麼叫共產黨？黨軍不分的才叫共產黨；甚麼叫共產黨？黨知不分的才叫共產黨。知識份子不入黨，都要拉你入黨。有人說共產黨現在拉資本家入黨，它根本就忘記了它的宗旨了。它在台商的工廠裡面和外商的工廠裡面去發展共產黨員啊。它已經把自己反對資本主義，搞無產階級革命的那種理論全部丟掉了。我說你錯了，全世界只有共產黨，才會在行業和軍隊當中發展自己的黨組織，以控制政府、軍隊和一切行業。這是共產黨作為共產黨的一個最重要的標記。
只有共產黨才黨政不分，黨領政，政聽黨。任何一個省、市、地區、縣，它都有五大班子。第一大班子就是黨委班子；第二大班子才是政府的班子。凡是中國大陸來的人都知道，一九七九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進行人事制度的改革，它的第一條就是要黨政分開。我請問大家，今天黨政分開了嗎？
我再告訴大家一個事實。我是一九八三年讀完書以後，回到安徽省蕪湖市，然後北京調我，安徽不放，只好把我調到中國作家協會安徽分會當專業作家。在我當作家這些年裡，我看到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安徽省文聯的黨組書記、副書記、主席、副主席；安徽省作家協會的黨組書記、副書記、主席、副主席都是由本省，甚至在全國非常有名的作家、藝術家擔任的。可是就是在中共改革開放二十五年的歲月裡面，安徽省的所有的文聯的主席、副主席、書記、副書記；作協的所有的領導、負責人，都變成了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派出來的，根本不懂文學的黨棍。這個現象絕不是安徽一省的現象，全國皆然。直到今天為止，共產黨不但沒有在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當中，把黨權收縮或收回，而是把黨權進一步地推廣到了各各領域，甚至於推廣到台商的工廠里。前不久在紐約一位台商從大陸回來跟我說，我非常詫異地發現，在這個工廠里說話的是那個給我們老闆打工的，他是我們廠的地下黨委書記黨啊，好大啊 權力好大啊，我都怕他噢。
所以從政治上看，共產黨不是共產黨了嗎？不，共產黨還是共產黨。我今天在這裡講，在批評它，批判它，否定它，特別是不贊成海外的這種說法。我也希望它如果真想搞政治改革，真想存活下去，它就一定要做到今天的共產黨再不是共產黨了，但是我認為它做不到，它真地做不到。
三民主義與三黨主義
【辛灝年】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在美國有個總統叫林肯，他把三民主義叫「民治、民有、民享」。我們中國出了個孫中山, 在一百年前就根據西方政治文化,以及中國傳統的優秀政治文化, 也搞了個三民主義, 叫「民族、民權、民生」。民治、民有、民享不需說了，他講了兩條，一個是人民要有權利，要民主。第二個，社會財富由人民來享受，由全體人民來享受。因為美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是一個移民國家，光是我住的紐約艾姆赫斯特就有三十六個民族，它當然不能天天喊民族獨立啊，對不對。
可是我們的孫中山為了推翻滿清，他講了三條，他說「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條。他用民族主義來幫助自己的共和革命，推翻滿清的專制統治，而不是要消滅滿人和滿族。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立刻打出「五族共和」的旗號。對內一切平起，民族大小都是平等的。這三條都是正確的。人民要有權，民生要發展，經濟要發展，社會民間要過好日子。
可是共產黨改革開放二十五年，直到今天它要「三民主義」了嗎？它過去是沒有祖國的，也不要祖國的。現在它拿一杆假的民族主義大旗，在海外去騙那些華僑，不是要統一啊，是在搞統戰吶。它要民權嗎？如果有民權，人民連上訪的權力都沒有嘛。而人民不斷地到北京上訪的原因，就是因為在中國的每一個省、地、市、縣，他是因為沒有權嘛。沒有說話權；沒有行事權；沒有告狀權；這些權利都沒有啊，他才會在中南海對面的高樓上，因為告狀無門，從七層樓上跳下去。這報紙剛登了。沒有民權，民生呢？一小部份人成了特權、特錢階級，一大部份人下崗。農村就不用說了，其苦況就不必要再重述。
可是共產黨呢，它既不要林肯的「三民主義」；它也更不要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它要得是甚麼？它要的是三黨主義，「黨治、黨有、黨享」。毛澤東時代要黨治，必須我治，必須共產黨治，現在還是必須共產黨治。「四個堅持」裡面最重要的一條，叫「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黨治不說，黨有。如果說在毛澤東統治時代，說心裡話我是過來人，我多少知道一些，除掉那些我們看不見的中高層以上的腐敗以外，共產黨的廣大的中下層小幹部真的還談不上甚麼腐敗。因為那時候信仰不曾破滅，共產革命的這一把利劍仍然懸在中小幹部的頭上，掌在毛澤東的手裡，他不敢造次啊，不敢狂妄啊。
一九七五年，到處流傳着我們安徽江蘇的一句民謠，就說明了當時的情況。當時甚麼情況？ 叫「大幹部送上門，中層幹部開後門，小幹部亂找人，老百姓（被）罵出門」當時的情況，當時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可是現在呢？它不僅要黨治，它要黨有。不僅要有權利，它還要有錢。過去是為革命抓權，現在是為革命抓錢，而且還要黨享啊。
共產黨永遠也治不了自己的腐敗嘛。記好我這一句話，我沒有說它反不了腐敗，我說它是治不好腐敗。誰的腐敗？自己的腐敗嘛。如果是別人的腐敗，共產黨的那兩下子又敢殺又敢騙，早就治好了。就是因為是自己的腐敗嘛，它怎麼能治得好呢？再了不起自己開盲腸炎嘛。一個八十歲的老人搞改革開放是吃中藥飽和湯嘛，活一天是一天嘛。一個少年搞改革開放才是求得生命的發展和輝煌嘛。共產黨是個垂垂老矣，又做盡了壞事的一個江洋大盜 ，它今天怎麼可能把自己的腐敗反掉呢。
「甚麼革命小酒天天醉」呀這類的歌謠；甚麼「吃完被告吃原告」啊，中國大陸那些令人心酸的民謠，將是我們這個時代，留給我們中華民族和子孫的最生動的民間文學，最真實的民間文學。
共產黨今天依然在堅持着「三黨主義」，黨制 黨有 黨享 ，而絕不去進行「三民主義」， 因為今天中國大陸誰最怕革命啊？共產黨嘛。今天的中國大陸誰害怕民權站起來呀？共產黨嘛。所以孫中山是甚麼？孫中山就是共和革命的代名詞嘛；孫中山就是民主共和的代名詞嘛；孫中山就是要造福於人民的民權和民生嘛。表面上逢年過節把孫先生拖到廣場上曬太陽，暗中給錢給它的御用學者，在海外專門地罵孫中山，把孫中山說成是中國的專制魔王，賣國大王。你們稍微上網站上去看一看你們就知道了。
不是共產党進步了 是其專制統治被迫弱化了
【辛灝年】其實說心裡話，我跟華僑接觸特別多。我在美加地區跟華僑們在一起開會講演不下一百多場。 我知道他們真愛國，可是他不知不覺地，不知不覺地就把他愛國變成了愛共了。他把對故鄉的感情，對祖國的熱愛，無形中變成了愛中國那個壞當家人。這不能怪他，他們不了解情況，可是他們卻說，甚至於來告訴我共產党進步了，共產黨不像以前了。我到大陸去那些老百姓都敢罵啊，在火車上，在飛機上，在汽車上他們都敢罵共產黨啊，他們還都講國民黨好話啊。我就笑了，我的看法是甚麼？不是共產党進步了，是共產黨的專制統治被迫給弱化了。因為它老了；因為它壞事做的太多了；因為它精力消耗的過剩；因為經過了改革開放它不得不和這個世界發生了關係。
過去它在鐵桶裡面揍我們，現在它不得不開着窗子揍我們，別人知道了。他的專制統治弱化了來源於他信仰上的蕩然無存。甚麼馬列主義共產主義？連江澤民自己都不相信，大概只有胡錦濤還相信，也不知道是真還是假。因為他那天說得一句話，他說：「北韓和古巴在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經濟上是遇到了暫時的困難」,是這樣嗎?
共產黨不是進步了, 是專制統治的這部機器,已經弱化了, 所謂八十年代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共產黨的上級和下級之間互相欺騙，做樣子的；走過場的；買狗肉的比比皆是，層層都有。人民在它的專制統治的縫隙裡面；在共產主義信仰的破滅之中，人民在逐漸的懂得了自己自由民主的起碼權利之後，膽子便大起來了，共產黨還想用那一種製造人民分裂，互相窩斗的情況，從六四之後就再也不可能發生了。
我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號凌晨四點中，被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們老師們拖上街頭的，我不想自誇，我心裡還怕怕，因為我知道共產黨。可那天以後我不怕了，我天天上街，等到清查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揭發我。在我們安徽省文聯的大門上有兩個小箱子，一個是揭發「六四罪行」的， 「動亂罪行」的，一個是揭發「經濟犯罪」的。每天晚上我們的黨組辦公室主任去打開兩個箱子的時候，揭發六四的是空的，揭發經濟犯罪的全是滿的。說明它不是不想鎮壓，人民不聽話了，人民不像以前那樣共產黨說一，他就做一；共產黨說二，他就做二了。正是在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當中，大家想一想，「改革開放」四個字的意義究竟是甚麼？起碼要給人講話的自由嘛；起碼要給人一點信仰的自由嘛；起碼要給人一點捍衛自我人權的自由嘛；多少給我們知識份子一點結社的自由；一點寫作的自由；一點批評和批判的自由嘛。有嗎？
你是可以在大街上，嘀嘀咕咕地罵共產黨，你寫一篇文章出來給我看看，你看看哪家報紙給你登。法輪功的朋友們不就是煉個功嘛；不就是煉功強身嘛；不就是尋找到了自己的信仰了嘛；不就是想保護自己的信仰嘛；不就是想追求自己信仰的那種內心中的輝煌感覺嘛，礙你甚麼事了嗎，又是抓、又是打、又是殺的，這叫改革改革開放的國家嗎？這叫改革開放的社會嗎？不叫。 所以共產黨不是進步了，是無可奈何地削弱了它的專制統治的能力。
【林丹】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是中共的一個敏感的禁區，縱觀其二十八年的改革歷程，可以說中共只空言政治改革，而從沒真正實行政治改革。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剛剛坐穩領袖寶座的鄧小平，面對人民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呼聲；面對黨內要求政治改革的訴求，在北京召開的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上, 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共改革難以逾越的鴻溝，它使得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難以前進、屢進屢退、以致於停滯不前。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十三大召開，會上 趙紫陽作了《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政府工作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 然而隨着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和趙紫陽的被罷黜，政治體制改革亦隨即被塵封。儘管人們對中共第四代領導班子寄予着無限的希望, 然而時值今日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議題仍未開封。
二千零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胡錦濤在耶魯大學回答聽眾提問時說，如果將中國二十八年來經濟取得的成就，僅僅歸功於經濟改革是並不全面。他說，事實是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實行了包括經濟，政治及文化等全面改革。那麼就讓我們來看看中共改革開放政策以來, 在政治體制以及思想文化方面都改了些甚麼。
共產黨依然不願政治改革
【辛灝年】共產黨在他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當中，它到底有沒有變成一個真地讓人民感覺到，它是一個在進行政治改革的政黨。我的結論是，共產黨依然不願意政治改革。我舉幾個簡單的二十五的歷史例子。
七九年發動改革開放，號召振興中華，長治久，安實行四個現代化。可是就在那一年，著名的民運領袖魏京生，只說了一句話，說「要五個現代化」， 政治民主化，它就要把他抓起來，判了十四年。不想搞政治改革吧，這是鮮明的例子吧。
緊接着，八零年，它就開始發起一場爭論，是「歌德」還是「缺德」。是歌頌社會主義，還是批評社會主義，缺社會主義的德。一九八一年召開劇本座談會，批判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批判這個《苦夜》劇本寫了一個海外的華人作家，因為愛國回到祖國，結果打右派，做反革命勞改、勞教， 弄得亦樂乎，最後垂頭喪氣地又「滾」回了海外。批判它，這是反祖國的，反民族的。
一九八三年，二十七天流產的「精神污染」。一些小青年開始上街剪女孩的頭髮；剪男孩子的喇叭褲。我們被召到北京開會，不准寫文章；不准寫反動派；不准揭露社會主義的陰暗面；不准干預生活，被稱為「二十七天的流產文革」。這句話不是我說的，是已經故世的胡耀邦先生說的。
一九八五年，官倒腐敗猖行起來，共產黨十三大發表了「政治改革宣言」，我們一定要進行政治改革，我們一定要讓政治改革推動經濟改革，振興中華，長治久安。共產黨長治，人民久安。可是四年過去了它改了嗎？一不反官倒；二不反腐敗；三黨政不分家；四永遠掌握權力，擴展權力。直到最後，僅僅是要求它反官倒，反腐敗，它就來了一場八九年的AK47機關槍；就來了那麼多輛的坦克開上了首都北京的街頭，讓我們的市民和年輕學生的鮮血，灑在那塊令我們可愛可痛的土地上，它政治改革了嗎？沒政治改革。
它學習了俄國沙皇的寵臣維特的本領；它學習了慈禧太后的本領，在八九年之後，在不進行經濟改革就不能存在下去的情況，一手抓政治高壓；一手抓經濟放縱，引導人民一切向錢看。不是向前方的「前」，是金錢的「錢」。稍有異動，不是抓，就是捕。江澤民說過一句話，要讓任何動亂的苗頭，都死亡在搖籃里。它不想政治改革。
「六四」十六年了，不論海內海外，死亡者的家屬；「六四」英靈們的家屬；海外的民運人士都在請求，他哀求它平反「六四」啊。趙紫陽先生的秘書也曾經上書中共中央說，千萬你們自己要平凡「六四」啊，如果平反「六四」的權力被別人拿去了，那可不得了啊共產黨中央回答他說，先把他關起來三個月再說。
直到今天為止，我們看到任何政治改革的主張了嗎？我們看到任何言論自由的主張了嗎？我們看到的是國內網警三十萬啊，三十萬啊。網警天天在網站上剪除那些要共產黨政治改革，批評共產黨政治腐敗的東西。把海外一些仁人志士所寫的希望祖國好，甚至是哀求它進行政治改革的文章統統蕩滌一盡啊。它不會搞政治改革的。
一九八六年，陳雲先生說過一句話，大改我們要翻船, 就是要垮，小改或不改我們也要翻船，也要垮，我們只能中改。進行經濟改革，這樣才能把我們的壽命保得長一點。一九八九年，鄧小平說，我們一步也不能讓，我們讓一步就千百萬人頭落地啊。所以他要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現在十六年過去了，只剩下四年了，但願如此。不論是陳雲，還是鄧小平都說過一句話, 我們共產黨殺人太多，如果我們一旦垮了，我們一旦讓了人民要殺我們。
一九七九年二月，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搞歷史研究，我真的一點都不懂。我作為一個青年作家，剛剛冒出來的青年作家，在北京讀書的時候，去中央禮堂聽了胡耀邦先生的報告。 說心裡話，共產黨得書記領袖們的報告沒有能打動我的，但是胡耀邦先生的報告在當時我的思想水平之上，他真的感動了我，我死命的給他鼓掌，為甚麼呢？他說了兩句話，第一句話我懂，第二句話我不懂。他第一句話說，你們看那個國民黨逃到台灣都能學好改好，我們共產黨就不行嗎？ 我拚命的鼓掌，我希望你們學好改好啊。當然到今天並沒有兌現。 第二句話我在多年之後，深入歷史了解了共產黨的歷史真相之後，我才想起了。胡耀邦先生說了一句話，要是讓人民知道了我們共產黨的歷史，人民就要起來推翻我們了。一九七九年二月，在北京中央禮堂的報告中說的。
所以我說的第二點就是，中共到今天為止他它還是不想政治改革，因為政治改革的結果，猶如前蘇聯一樣有可能失去權力；有可能使他的共產專制制度徹底破產；有可能使他們通過腐敗賺來的錢，如雲煙一般消逝；權力就更不用說了，它擔心的是這一點。其實我要說的是，別擔心。如果你也能像前蘇聯共產黨那樣，寧肯放棄自己的專制權力；寧肯轟跨自己的專制制度，也讓俄羅斯人民有個出頭之日，中國人民也是不機舊恨的，也是會給你存在下去的。是存是亡，就看你一念之差啦 。
我今天在這裡講，在批評它，批判它，否定它，特別是不贊成海外的這種說法。我也希望它如果真想搞政治改革，真想存活下去，它就一定要做到今天的共產黨再不是共產黨了，但是我認為它做不到，它真地做不到。
民間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和發展
從經濟到政治，我個人認為，中國共產黨它的經濟改革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它的政治改革是停滯不前，絕不去做，所以才造成中國大陸社會政治經濟的這種狀況。那這種狀況的根由在哪裡？根由在思想啊。甚麼樣的思想才會產生甚麼樣的政治行為和政治制度；甚麼樣的思想才會造成這個政治制度之下的經濟狀況和經濟發展；甚麼思想呢？中國大陸二十五年改革開放有兩個思想，兩個思想出於同一個源頭，甚麼源頭？就是一九七九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鼓吹思想解放。鼓吹思想解放對不對？當然對，這個功勞我們不拿掉它的。
共產黨為了救自己，為了使這個大船不沈下去，號召思想解放 否定兩個「凡是」，不按照毛澤東在文革中亂搞的那樣去做，要將華國鋒搞兩個「凡是」權力給拿掉。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政治情況下這沒有錯。可是這個號召思想解放的旗幟，雖然是「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可是思想解放的口號剛剛提出來，我們的報紙，我們的知識份子剛剛給它歌頌了一番，它就馬上收起來了，它立刻收起來了，鄧小平出來講話了，他說，思想解放，要解放到科學的、毛澤東的思想體系裡去，思想解放絕不能否定毛澤東同志，因為否定了他，就否定了我黨的整個歷史和光榮。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號中共中央關於宣傳問題，發了一個指示，這個指示說，所有的民間刊物 民間報紙，地方報紙一律取締，絕不允許存在。我反過來告訴大家一個數位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在一九三七年的三月統計裡面，人民有權力辦大型通訊社七十五家；大型電台數百個；人民有權利辦報紙一仟一佰一十七份；人民有權利辦雜誌，各種各樣的雜誌是一仟五佰一十八份。可是改革開放二十五年，中國大陸十三億人口沒有一張民辦的報紙；沒有一份民辦的刊物；沒有一個民辦的電台；沒有一個民辦的電視。中國人除掉給共產黨趕到海外來了，才有可能有幾家電台和報紙。
這是思想解放嗎？頌歌唱完了，人民要求辯論是非了，它不許了。它今天反精神運動，明天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後天去抓人捕人，八九「六四」它殺人。這十五年以各種各樣的名目，把一些黨內黨外不同意見的人該去職的去職；該開除的開除；該抓的抓；該捕的捕。還把海外開創了中國民主運動領袖王炳章先生，王炳章博士啊，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博士，從越南綁架回去，判了無期徒刑啊。
伴隨着中共「四個堅持」的，伴隨着中國改革開放二十五年的是甚麼樣的輿論呢？在八十年代，中共體制內一批知識份子，我承認他們要振興中華，可是他們也不得不屈服於「四個堅持」之下，那些想走進中共體制內的知識份子，甚麼專制內？統治體制內的知識份子，他們想不想振興中華？想民主，想自由，想。 可是，中共的魔力控制了他的思想和心靈，他們把共產黨這個頑石，這個擋在我們民族進步面前的頑石，當作一個跨越不過去的鴻溝。他們不敢罵它，他們敢罵甚麼？罵祖宗；罵人民；罵天不好；罵地不好；山不好；水不好，就不說當代共產黨把這個國家搞糟了不好。
到了九十年代至今，從改革派知識份子，走向所謂的自稱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我懂得他們是恨鐵不成鋼，我理解他們想民主、想自由，我佩服他們也能在允許值的最大範圍內去罵一罵，去叫一叫，去喊一喊，我真的佩服。可是，我不贊成他們還是不敢直截了當地、徹底的批判共產黨。而是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我們的民族文化是劣等文化；我們的人民是愚昧的人民；有甚麼樣的人民就有甚麼樣的黨和政府；共產黨無罪，罪在人民吶。
共產黨二十五年來的改革開放當中所推動的這個思想解放運動，到今天為之就走上了一個否定民族，不敢公開否定共產黨的這樣一個令人揪心的局面。這樣的思想解放不是真實的思想解放，它是假的，它是為了推倒兩個「凡是」要使共產黨長治久安 而拿出來的權宜之計。相反，我們的人民卻趁着這個機會真正地思想解放起來了。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次一次的反封建；一次一次的破四舊；一次一次的抄家滅門， 都沒有將我們民族文化的老根給刨掉啊，沒有將我們民族文化的老根給燒掉啊。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人民在七九年，共產黨提倡思想解放的那個當口，我們立刻開始了自己的真正的思想解放，只是因為我們沒有報紙；我們沒有雜誌；我們沒有電台；我們沒有電視台。海外不知道，中國的廣大老百姓很多人也無法知道「傷痕文學」，因為寫了一對共產黨的落難子弟在文革中的遭殃而產生了傷痕以及表現文革受苦受難的文學的產生。可是「傷痕文學」既能夠讓作家們去為中共子女們落難的遭難去傾訴它的同情，為甚麼人民自己遭難就不能夠同情或寫作呢？
我們這一些普通的知識份子家庭的孩子，愛好文學的青年就在它給人寫傷痕的時候我們衝出來了。我們寫了人民的痛苦和遭難，我們不斷受壓迫；我們不斷受鉗制，可是我們還是有那多的作家和社會科學工作者們，他們在努力做着。我們開始干預生活，我們開始給改革開放提意見，我們不能用政治的方式，我們就用文學的方式；不能用文學的方式，就用閒談的方式。中國人民，「大陸十億人民九億侃」，大家都知道這句話。「十億人民九億侃」，侃甚麼？侃改革開放；侃真正的思想解放；侃共產黨的斑斑血跡，鎮壓人民的斑斑血跡。侃人民幾十年的痛苦啊。這種思想解放在一九八五年前，已經發展到了不斷否定文革；已經發展到了否定四九年之後十七年的專制黑暗統治。這個思想解放在八五年後直接地反思了這場改革開放，連康有為的改良，保皇改良都不如。
我們的作家在思想解放，我們的思想家們在思想解放。八六年上海出版的《走出中世紀》，影射共產黨的統治猶如歐洲的中世紀教政合一統治一樣。雖然這部書很快就被禁了，我們人民在思想解放，在反對官僚，反對腐敗的學生運動和民間運動的洪流當中，來自湖南的三個壯士，餘志堅、喻東嶽、還有魯德成三個人，他們把填滿了顏料的雞蛋砸向了天安們上的那個所謂的「偉大領袖」的畫像上。十五年以來的歷史證明了他們是多麼的正確；他們才是當代中國思想解放的青年精兵和壯士。
認識到了這一切罪惡的根源，都來源於這個從馬列那裡拿來了統治思想；從傳統的農民造反里拿來了造反武器的毛澤東身上。八九年之後，雖然民族的虛無主義者們，所謂的一些知識份子，上層知識份子們在不敢大罵、大批共產黨的情況下罵我們的民族，罵我們的人民，罵我們傳承和發展（的文化），可是我們有更多的知識份子從八五年以來，從否定文革走向否定十七年，從否定十七年研討，抗戰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一九九一年，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的，《蔣介石傳》，杭州大學歷史系主任楊樹標教授，他寫的《蔣介石傳》裡面，就已經說了，如果蔣介石不反共，那他的其他方面都是應該給予肯定的。如果蔣介石反共反對了呢？不言自明。一九九三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民黨一九三七》，蔚藍色的封面，白色的國民黨黨徽，鮮血從黨徽上流下來，這本書翻開來，它的扉頁上寫着這樣一句話。「五十年前，那一場捍衛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戰爭，究竟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我們有權力知道」。三十萬字，歌頌蔣介石國民黨如何領導抗戰。這本書在前年再版的時候，從三十萬字變成了七十萬字。
我們人民在反思當中，不僅了解了抗戰是誰打的；不僅了解了共產黨不但不抗戰，還賣國。 還了解了北伐是誰領導的？是誰打的？還了解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以及他所創立的大中華民國才是如同法蘭西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和德意志共和國一樣，才是走向共和進程當中的 第一個共和國。才了解了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的死敵。
大家認為我寫了一本書叫《誰是新中國》，那不過是我個人的一點心得，是國內廣大歷史學者和廣大記者、作家們無數的歷史反思著作在我的身上的反映。因為我有了一個機會出國；我有了一個機會讓我大膽的說話；我有一個機會讓我也不顧性命地把他寫下來。
我們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終於在沒有信仰自由的時候；終於在不給思想自由的時候；終於在沒有宗教自由的時候；終於在沒有任何的思想方面的自由的前提下，我們從八十年代的氣功的派別的產生，到九十年代法輪功的誕生。我們的人民當中一部份人開始有了自己所追求的信仰；開始為了這個信仰敢於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去；開始在絕對不敢和共產黨抗衡的狀況下，為了捍衛自己的信仰勇敢地走向與共產黨徹底決裂的道路。
我一向佩服法輪功的學員們喜歡很多青年的學員，我和他們相識，我也為他們所感動。這說明甚麼？這都是中國人民思想解放的結果；是人民自身思想解放運動的結果；這一條思想解放運動它走的是認識改良，反對改良；認識革命，讓革命悄然而至；認識歷史，讓歷史的真實重新廣布天下；讓歷史和現實重新結合起來；讓孫中山的共和思想。
在今天的中國等待着重新掀起一場狂飆。不論這種狂飆是以何種形式存在，當代的社會進步 、世界進步要求我們和平、理性，要求我們雖然會被逼上梁山，該出手時就出手，可是我們還是為了自己民族的未來，我們儘量地把民主的思想，共和的思想，人民思想解放的成果，捍衛信仰的這些壯士們的勇氣和行為，告訴給全世界的華人和我們的這個世界的朋友們，讓我們知道中國人民在自己的人民思想解放的運動當中真的醒過來了。
共產黨的思想解放造成了二十五年改革開放當今的腐爛局面；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八九年的鮮血裡面讓孫中山提倡的共和與革命悄然而至。一部《走向共和》，那凝結着多少藝術家的痛苦心血和對歷史反思的成就啊。凝結着多少中國知識份子對孫中山先生所開創的中國人民走向共和道路的傾心羨慕和嚮往啊。
我今天要講的關於中共改革開放的思想、政治、經濟，我做了一個簡單的描述，最後我說三句話。因為紅雁女士給我的問題是：二十五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果是甚麼？我想告訴大家, 我的個人感受。 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史無前例的開始弱化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史無前例的出現了巨大的危機；中國共產黨的以專制改良為本質的改革開放所必然迎來的是我們中國人民和平革命的明天。謝謝。
【林丹】二仟零六年七月十二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一篇題為《再干一個二十年！- 論我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的文章。文章說「歷史的辯證法教會了中國共產黨人：應該變的，必須改變，不變則衰；不該變的，決不能變，變則自我瓦解。……甚麼是不該變的？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這就是中共「變與不變」的辯證法。
改革也罷，開放也罷，它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其專制統治。綜觀中共發展的歷史上我們發現，每當中共遇到危機，它都會表現出一些改善的跡象，每次都會使人對共產黨的產生幻想。覺得共產黨已經改良，已經事過境遷，此黨已非彼黨。然而放鬆枷鎖，並不意味着會放棄鎖鏈。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幻想，又一次又一次地破滅。
正像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中所說的那樣，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割裂人民記憶的歷史；是後一代不知道前一代真相的歷史；是億萬百姓生活在對共產黨過去的咒罵、與對共產黨現實的期望的這種巨大矛盾之中經歷磨難的歷史。中共所有的努力是要人們忘記；而人民所有的掙扎則是要努力「記住」。記住曾經歷有過的苦難；記住曾經被欺騙的教訓。只有當人們都能認識到共產黨的本質，並不為其假像所蒙蔽，不為其欺騙所愚弄，中共的專制政權才能最後被終結。
有人擔心沒有中共中國怎麼辦；有人憂慮這麼大的國家會發生動盪。與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相比，中共統治中國的五十餘年不過是彈指之間的事。在過去沒有中共的日子裡，中國人民曾經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文明；在未來沒有了中共的日子裡，勤勞善良的中國人民一定會重塑歷史，建立一個真正的共和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