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当年的中国军医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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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5-10 04:29:31 点击:51

这是一个当年的中国军医的回忆录。

他没有显赫的战功，没有动人的故事，所有的只是当年如流水一般逝去的回忆，与平凡小事中的不平凡。入伍数年，最高兴的事情是有了自已的被子，最难受的事情是看着战友窒息却无能为力，最奇怪的事情是在陕北莫名其妙地钻山沟。

也许会觉得这样普通的军医没什么，也许会因为没有战功而对他不屑。但是，那些同样是真实的遭遇，发生在每个平凡的人身上，也许就是从前的你，从前的我，从前的他。

是否显赫已不再重要。当我打着这些字时，我眼前浮现的，是我们中国活生生的士兵的悲欢，战斗，哀乐。

我叫刘海波。我的老家是祖国河南省延津县，我是一个乡下孩子，在乡下长大。我是家里的老大，外祖母只有我母亲一个，所以对我很疼爱。我幼年的生活、求学都是在外祖母家的乡下里。家里有些地可以种，靠天吃饭，不能说小康，但是能保证吃饱。十五岁那年我才回到家乡。家乡本来有弟弟妹妹，今年一个妹妹过了。

在七七事变以后，我家乡有一个少尉军官，叫周道明，他是我临近乡村的一个人，到家乡说，日本人侵略中国，要我们亡国灭种，说三个月亡中国。如果爱国就要当兵。这样约四五十个人，都是二十岁上下，同学同乡一伙在九月二十号离开了家乡。我当时带了家里的三块银元和一个饼，经过了新乡集合，制定了时间、地点，搭车上火车到了汉口。那条铁路当时叫“平汉路”，现在好象叫“京广线”了。我们坐船到武昌，在武昌的一个中学里面正式入了伍，剃了头、换军衣。那时我还穿着妈妈给我缝的长袍，在武昌剃了光头后，就把长袍卖了三块钱，穿上了军衣，分在当时在陆军预备第五师六五四团，直到此时我们才知道周道明是我们连的连长。当时只发了一套军衣和帽子，没有鞋，枪也没有。编组后成立一个连，开到武昌一个郊县叫“葛店”，是靠江边一个镇，开始集训。此时已经过了一两个礼拜，每人又发了一个毛毯。集训是徒手训练：跑步、拨慢步（注：一种不实用又特别累人的步法，现已不再有此项目）、正步、分列式等。不到一个月，还没领到饷，北方战事已经打得很激烈了，上海也失陷了，上面有命令挑医兵（就是医务兵）。连长知道我读过书，就让我去当了医兵。这样，参军一个月左右我就离开了连队，到团里报道，去了训练班去当了一名医兵。

当时训练班主任姓范，训练时还会打人，我没挨过打，但别人有挨过的。我们在训练班里讲卫生常识、急救教育、环境卫生等。过了两三个月，我们整个师都归了一百零九师（该师的底子是原东北军的部队，才从台儿庄战场上撤下来，由两个打残的师并起来，再加上新兵，才凑齐一个师，给了新番号。师长记得原来叫赵毅，从前张学良手下的旅长，我们一来就换成了中央派的，叫胡松林）。接着部队从葛店去了江西，我们团到了新余，我在卫生队当看护兵，一面受训。那时已经开始照顾部队里的病人了，还碰到四五个军人得了天花，但是老百姓却没有得天花――部队后来转走了，也不知道病人到地方医院后如何。江西的风景很美，满地都是黄花，我们在那里住了大概是两三个月的时间，又调回汉口，我又被调回师部军医训练班受训，那时在阳逻镇。每天讲军阵外科、军阵内科（其实就是内科和外科，不知道为什么取这个名字）、防毒救护、就诊等事宜，十大传染病、症状和救护都背得滚瓜烂熟。那一阵子日本人打武汉，苏联飞行员帮我们打空战，看到日本人的飞机被打下来，老百姓恨得成群结队地拿着刀斧去抓出日本飞行员来，活捉了交到上面去。这样打了一阵，就没有空军能帮忙…天空全被小日本占了。

这样受了两三个月的训，日本人从徐州打过来，局势特别紧张，我们师奉命参战。在平汉路坐车，到郑州坐火车转开封。当时受训时是八块一个月，但伙食要扣六块钱。官长是小厨房，扣十块伙食。每天十个人一围（没有桌子），蹲着吃。每人吃米饭管饱，不过我北方人想吃面，吃不惯米，老拉肚子。十个人三四个菜，一盆汤，一个礼拜能有三两次肉。礼拜六一定有加菜，主要吃的是是豆腐、豆子、菜、猪血（因为很便宜）。

到开封时已经是四月上下，南方已经战事激烈。一零九师因为训练不足，当预备部队。六五四团的第二营驻在开封龙庭，我们在一个大房子里打地铺睡。没有被子，每人一条毯子，把衣服当被子盖着，两个人挤着睡，这样暖一点。前方打得厉害，豫东战役失利以后，我们撤离开封，日夜行军到郑州。很多部队约三二十万人，都撤到郑州。到郑州时老百姓开始收麦子，我们就钻到麦子堆里睡觉。当地一个中学校园，我们挤到一起睡，老百姓也乱，我们也乱。从开封步行撤退到郑州，因为后面日本人的机械化部队追上来了，掩护部队和他们交火，炮声多，枪声少。第二天，上头指示：黄河炸开了，日本人调不上援兵了。大家放心打！一零九师因为没有经验，不让打仗，撤至郑州，一路只听到炮响。那时知道，黄河泛滥了，一下淹死了好多人，都是我们工兵炸的。

到了郑州，国军的部队纪律很差，因为很多老百姓都逃了，就开始进屋子抢东西。上边知道了，抓了人，几个部队当场枪毙了三四个，就在火车站里行刑，这才稳住局面。因为日本人进不来了，慢慢局面又稳定下来。住了一两月上下，我们营又开到豫西潼关以东驻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每人又发了一双步鞋，集训了一段时间，就到了冬天。

黄河结了冰的时候，上边下令组织营长组织快速部队约一两百人，夜间踩冰过黄河去了运城一带打仗。那时我已是上士，就派我带两个看护兵跟着快速部队，没给正式的番号，营长还有一匹马，别人只能步行。每人发了一个炒米袋，每个医兵一个救护包（带消毒纱布，红纱布条、黄纱布、镊子、钳子、止血带、注身筒），又带了止痛药、吗啡和一些常用伤风感冒的药，没有担架也没有手术刀、麻醉药。当时过了黄河，营长姓萧，叫萧贤湘。有向导引我们去了运城左右，偷袭日本兵在山西驻扎的地方，夺他们的粮和枪。当时打了两个来月，没有死人，只有几个兵受了伤。有时能找老百姓弄到点吃的，还有的给我们杀猪吃。没有饭吃就吃炒米，通常还是找老百姓买吃的。山西煤多，常常走到前面突然发现一堆火，走到前面发现是没人的煤堆在烧，也不知道是谁。一开始很紧张，后来也习惯了。这是第一次和日本兵战斗。我跟着部队打仗，一直不停地骚扰日本兵。日本兵也很精，不肯出击，就在工事里等援兵。援兵快来了，我们就只好撤出战斗。

打了两个月左右，黄河上的冰要解冻了，我们奉命撤退。这批官兵只有几个轻伤的，没有阵亡、逃跑的。结果撤退时我们走到黄河中间，冰面已经化了，掉下了两三个人，救不了就损失掉了。我们都特别难过，打了这一阵子都没死人，回去时却死了。

回来以后归建制，我从第二营调回团部受训，继续学内外科和防毒，越学越深。当时年轻，记性也好，我们都很用心，都记得清清楚楚。医护班受训一直到一九三九年，二十几个同学中只有我突然得到通知说提前毕业（其实是缺人提前调走），又回营当了少尉医官，薪水涨到三十五元，我第一次买了被子，做了一套军衣。那时是在陕西朝邑县的村子里。几年来我终于有被子盖了，当时的感觉真是太幸福了。当时实际上是三九年四月一号，但我的资料上却写成了三八年四月一号，我的年龄也在当时往大里填了一岁，一上一下两年差出来，我才当了军官（因为年龄太小）。我的出生是一九一七年七月二日，但是军队里我填的是一九一六年，而我现在的身份证却是一九一八年。因为打仗，我的年龄都有三个记录。

当时所有人都在忙打仗，也没时间谈对象。军官很少带家属的，只有一个营长是人家太太从家乡出来找到他，才带着的。当时当医官住不到三几个月就调到另一个地方。我每个月交的伙食也加到了十二块钱。

当时钱都当钱，一直到四零年夏天开始，物价开始涨了，伙食钱不够了，于是改发主副费。主食是发的米面（后来小米、高粱都有了），副食费是菜费。营部吃饭已经有桌子了，但士兵还是坐地上吃。伙食不愁了，可是军饷实际上少了。部队还是一直在训练，老是调来调去，却不知道为什么调动。连部部队都在有房子的地方如学校、庙和空房、窑洞里，营部也是驻民房。打靶就在离乡村远一点的地方。当时部队的军纪非常严，犯了事不饶命，我们这些人都不敢犯。 前后在陕西训到四零年底，开到陕西的韩城守黄河。我们营就在玉门口黄河阵地（就是俗话说鲤鱼跳龙门的地方），在河岸的土堆边，月亮好、灰尘少的时候，龙门关的水冲下来象瀑布一样，鲤鱼跳得很欢，鳞光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看得特别美丽。月光最好是月十五前后，要到光线好的时候才看得到。我们在那里与日军对峙。对岸是山西河津县驻守的日本炮兵，没事就向我们发射化学毒气弹。当时训练时知道的毒气弹有四种：催泪性毒气、喷嚏性毒气、窒息性毒气、糜烂性毒气。最后一种没有经历过，前三种毒气都挨过。催泪性毒气中了眼睛会肿，就派担架队先用毛巾弄湿捂住鼻子，然后抬到丘陵、迎风的地方吹几小时，没有药水，就用井水洗眼睛。喷嚏性毒气中了后伤员不停地打喷嚏，有时打得出血，没有特效的药，也是高处迎风走，让伤员拚命换气，嘴吸鼻呼。当时都没有药，也没有防毒面具，对岸一打炮，大家都一齐用湿布捂嘴，然后再看是否打到自已阵地上。最可怕的是窒息性毒气，打来后突然有人难受地喊几声，就不能呼吸了，全身发青，活活闷死。那个炮弹不一定直接打准，它打到附近，风一吹过来，就有人死。毒气弹没有爆炸声，我就听见象一盆水泼过来一样“扑”地一声，有人喊，“医官快救我，我喘不过气了啊”，过几分钟就不行了。我们拚命跑过去拖他到高处，都来不及了。因为我们驻地在高处，风很大，救人的人还没有连带中毒的。但是，中了窒息性毒气的没有一个救活的，全都活活地憋死了。我现在一想起来就想落泪，兄弟们身上都变青色了。日本人有时也打普通炮弹，普通炮的杀伤并不大，打炮的时间也不定，有时老百姓也被打伤。我们就根据炸的声音推断有没有毒气。

四一年的秋天我升为中尉，一个月有四十块钱了，但是此时物价更涨了。主食副食都是公家发。我们开到韩城以北山区的地方，在玉门口上方。当时团部、营部都住窑洞，士兵轮流派战壕守黄河。每个人除了步枪，营连长有手枪，步兵有手榴弹，每营有迫击炮排、机枪连，步兵连只有步枪，没有冲锋枪，有掷弹筒。师里有个炮兵营，但不知道是什么炮。调到山上过了一年，已经是四二年了。

四一年后就非常苦了。我们发的军衣不管冬夏都盖不住小腿，冷得打抖，只能打绑腿。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一些老百姓做的布底鞋，一年能发两次，但是很容易破。四二年春夏之交，训练结束，全师从陕西渡黄河前往山西的山区里，正式出击。

我们在山西的候马、降州一带，开始和日本兵接火，我们这个营在第一线。我正式成为一线救护站负责人。本来有两个护理，团里支持一个担架排（二三十个人）、一个医生。救护战在连部后这、营部附近树底下插一个十字旗，备下止痛、止血药、止血带、夹板、绷带。那年四、五月份，我们已经换了单衣，先开始接到命令，团部发来相关的物资和支援的人手，营长在开会时就交待了救护站的位置和相关的安排及作战时间。我就在营部附近设了救护站待命。当时所有的药都是国产的西药，没有美械美药。

第一次是拂晓时分，我们部队开始攻击。没有炮兵支援，也没有迫击炮支援，只有机枪。第六连步兵开始进攻日本人的阵地。救护站离第一线有三百米左右，不光打枪听得清楚，子弹嗖嗖地往身边飞，我们都找了地方边掩护边工作。我们进攻时日本人不出来，只是叫援兵。拂晓作战到中午，日本人的援兵到了，受伤几人，没有死亡。第一次作战没有太多的伤亡。

日本人的援军到了以后反击得非常凶，团里无法顶住，撤到附近的高地，在高地上打得很凶。我的救护站也跟着撤到山头，离第一线还是三两百米。这个时候日本人和我们开始打得十分激烈。日本人的山炮打得很凶，一打就是排炮打，一条线来回扫着打。部队伤亡很大，连着一两个月冲杀声、肉搏声、枪炮声听得清清楚楚。营部一吹冲锋号，兄弟们带着刺刀往前冲。四川兵的喊声特别清楚，“格老子的往前冲啊”。重伤的一般只能抬下来，轻伤的扶下来。腿上受伤的把绑腿剪开，手上受伤的剪军衣，然后止血、消毒、止痛。一面包扎一面开伤票，让到后方医院入院。填了伤票，止血包扎后轻伤的指个方向，赶紧让他走到团救护站，重伤的抬到团求助站，一级一级往后送。日本人的山炮打得很凶，飞机也很凶，在地上都能看到日本人的脸清清楚楚，往地面扔炸弹、打机关枪，一点也没有把中国人放在眼里。我们也往天上打枪，但没有打下来的。

冲锋战是吹号的，肉搏战就没吹号了，和日本人拼到一起，看谁刺死谁。叫骂、哭喊声就在不远的地方，一群人绞成一团，兄弟们都没什么说的，所有人都拿勇气在上面打，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打死的埋都没有法子埋，就丢到那里的也有。好多报阵亡的连抚恤也没有，都是陷命沙场的。山头战打得十分惨烈，救护站只有两个医生在救护，有时一天三十个人，有时一天二十个人，反正来了人赶紧救，然后送团部，团部治不了再往师部送。日本人一定要歼灭我们，我们始终不让它歼灭我们，就是轮流拉锯战。团里没有粮了，买不到，只好到地方去征粮。老百姓也苦，没吃的，有的也会把粮埋起来，不让拿走。打仗时大家都吃干粮袋里的炒米，平时买点菜，再采些野菜。老百姓后来也对我们好了，知道我们打日本人，杀猪给我们吃。日本人非常残暴，平时躲在据点里，要乡公所给女人，出来就四处强暴妇女，污辱完了还要用刺刀捅下体杀死。老百姓十分愤慨。

当时老百姓淳朴得让人奇怪。作战以前，一个卖菜的来部队卖菜，部队十分奇怪，哪里有这样卖菜的，就报营部，抓来问他到底干什么。结果对方就说，皇协军让我来卖菜，顺便看看你们有多少人、是什么番号的。营长大怒，说，你这不是探子么？就抓出去枪毙了他。我还问营长，一个好好的人你就这么杀了么，营长气愤愤地说，我们的探子他们抓到了不也是杀么？就这样，一条三十来岁的老实汉子就这样死了。现在想起来还是不该。

守山头连着打了几个山头，相互攻守、包抄，我们不打，别的营就从侧面打，总之让日本人不能睡觉。那时打仗就没有菜，也没有什么罐头，都是吃炒米袋子里的炒米。前后三四个月，一直整个师和日本人都在打，我们救护有时忙得不行，有时也没事。常常是伤兵捂着血来到救站，于是赶紧包扎，送团部，火线送下来的抢救，再送担架抬送团部。担架队不能上第一队，只能走站里到团部这一段路。日本人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救护站，头顶上枪炮不断，但没有直接轰击过我们。救护战一般都是治得了枪伤，但如果是炮打了，就是死，没有能救下来的。炮伤炸裂得太厉害了。如果是枪打穿了，我们只好用红纱布或者黄纱布捅进伤口里，再包扎，然后让送到团部救助站。团部再处理，那时把纱布再取出来。救助用得最多的是碘酒。有的时候忙极了，有人把镊子弄丢了，那就是没法子给人伤口消毒。我一面骂，一面让快找，这时候要是碰到贯通伤就只好用手带着碘酒捅进伤口消消毒，再包扎，在送团部的伤票上注明要打破伤风针。那时饿了也没得东西吃，就洗洗手，倒一点炒米在手上吃。

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一仗是为了牵制中条山战役，减轻那里的压力。所以就是要日本人的援兵来打，好让他们不能顾及那头。日本人派来的部队有山炮，有飞机，但没有重炮。

这一仗打下来，我们撤退回陕西，阵地不知道是交给哪支部队了。经过玉门口毒气战和这次战役后，因为有战地经验，我被送到军医预备团军医训练班第七期受训半年。这半年是有讲义的正规培训，系统地讲了病理和治疗。那时吃饭还可以，八个人一桌，四个菜，有汤，一个人一个馍，南方人吃不完，北方人却吃不够，就抢别人吃剩的。菜是普通的菜，有一个带葷的菜或者只有豆腐，礼拜六一定有加菜。当时都是把菜煮好，再往上面洒点油，这样看起来好看，叫“明油”。礼拜天出去吃碗面或者饺子，实在是舒服。一直没有敢吃过馆子的点菜，因为没有钱。毕业以后又碰到军医学校招生，我参加了考试。在那里碰到一位大个子的老相识，叫易曼生，是清华学生出身，湖北人，是团里的老相识。后来知道他是共产党，不过当时给我帮了很多忙。

考完军官学校我又回了营部，当时还不知道结果。过了两个月通知下来，上面有命令让我去报道。当时全师有三个团另三个直属营，只有两个军医学校的毕业生，别的都是训练学校的培训生。这样的话医官非常缺少，大家都舍不得，尤其医官是救命的。我和营里说了，营里都说医官要走了，也难过，也高兴。六年的老官兵了，第五连的老兄弟纺了纱，染了黑，洋面袋底，给我打了四双鞋，说，我们几个没有钱，只好给你送点鞋。我们当时穿双鞋好不容易，一下给我打了四双鞋。吃的有的时候是大米白面，常常是杂粮，不过能管饱。该发的衣服常常发不下来，冬天的衣服要过了冬才发得下来。补给已经困难得不行了。衣服一捅一个洞，线是粗棉纱。我们营里六年，连里是把逃兵名额空出来的军裤截出来一段给我腿上接上，别的兄弟都只能靠绑腿御寒。每年一套夏衣一套冬衣，不能按时发，还发一套就要收回去旧的一套，弄得夏天还穿老棉袄，冬天却只有半截装。有国军的士兵逛窑子，得了性病。我劝大家不要去妓院，可是有人就说，命都要拚掉了，还在乎病不病么，死前连洞房都没进过，一辈子总得*受过一次吧。我也没有话说。生活再苦，大家说起拚命来都是不含糊。抗战越往后，越是苦，只有中央直属部队能有美国枪械，我们还是苦。后方机关也是苦。

四二年打仗，四三年春天我上的军医培训，那是全师第一个。半年后我考上了军医学校专科部，回部队后得到通知去报道。已经是四三年夏天了。九月中旬办完了所有的手续到西安报道，接受军医学院的正式教育。学院里四十三个人睡一个统铺，谁也不许在里面抽烟，睡觉后不许讲话，晚上睡觉有的人说梦话，有的咬牙，有的打呼，可也奇怪，都睡得好好的。那时学院里没有讲义，老师就这样讲，我们买了毛纸的本子拚命记笔记。用不起钢笔，就用笔杆夹个笔头，叫蘸水笔。这些笔记一直带着，最后在台湾搬家时失落了。我们还做动物实验，而且第一次有了人体解剖。四个人一具尸体，虽然都见过血，大家心里还是害怕。那时补给已经非常困难了，教授一个月只有四袋面粉，后来只能发玉米、小米了。有的教授步行五里路进城换面粉吃。我们八个人一桌吃饭，还是一人一个馍，北方人抢南方人吃剩的。几年来吃饭都没有坐过椅子。学院院长按惯例是蒋介石兼职（军事院校传统），直接管事的叫教育主任。那时的教育主任叫滕书同，少将衔，山东人，留德博士，办事非常认真。下班后回家，学院给配黄包车（人力车）给他坐，他下班后还要挖点野菜回家补贴吃用，车就在一旁等着。大家知道了以后就礼拜天轮流帮主任做点家务。

本来是四年毕业，但是到了四五年，部队实在需要人，我所在的军医学校专科部医学组（另一组叫药学组）第七期于是提前毕业。八月初我提前毕业，我分配到四川，公车买不到票，找到熟人帮忙，想法子搭军用机飞重庆（那是第一次坐飞机）。正在西安等飞机时，得到消息：日本投降了。

日本投降，所有的人都高兴得不行，大*、大庆祝。我搭了飞机到重庆，却发现我要分去的部队是七十六军，已经走了。我当时盘缠也用完了，所有的人都去接收敌产，没人理我。终于找到军医署，有人接待，用了二十多天查到部队已经开拨湖北沙市，又帮我买了船票，重庆坐船到了沙市，好象是两天两夜。找到部队。两三个月后领到三等军医证和少校衔。当时的感觉是沙市一片萧条，乱得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沙市市中心靠江岸的地方有个十字路口，一个电线杆上用铁钉钉着木牌，写着大大的中国字“错走错杀”，电线杆下血迹斑斑。我问老百姓什么意思，老百姓愤慨地说，当时日本人不让走这条路。凡是走了这条路的让日本兵看到，当时就在电线杆下面刺死。也不知道这条路是不是通到什么日本人的机要地方，不读字的人死在这块木牌下的很多。

一直在沙市呆到四六年，从沙市我们行军经河南走到陕西的壩桥，然后坐火车到宝鸡。此时已经是一九四六年的夏天了。胜利已经多半年了，我也是少校，除了看病就是和人聊天。部队开始整军，师改成旅，军改成师，但是官阶不变。大家在报纸杂志上谈，我印象最深，大家都说，我们中国一定要强。所谓侵略必败，我们当时也骂美国人，他们太霸气。我们争取努力，下一个世纪一定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当时我周围的人都是这个说法。而且大家很多人也认为，中国的文字太繁杂，国民教育阻力太大，中国的文字要改革，简化了才能推动国民教育。还有是水利专家的说法，长江的水坝一定要建，这样我们华北的电就没有问题了。我们都说，中国人一定要扬眉吐气。一百年来都是受人欺负，孙中山说，我们是次殖民地，现在是五强之一，一定要争气了。结果，马上就打起内战来了。

我四六年回家乡看家时才知道，我父亲刘挺才当白枪会的头头，领导乡亲打日本人，截日本人的汽车队夺了粮枪，结果我父亲反而被手下因为分配有意见被杀。河南县志也有记录，写的是“因抗日被杀”。事实上我父亲没有死在日本人手里，却死在自已人手里。我们中国人，总是自已相打起来。我的母亲是六零年大饥荒饿死了，我一生都没有骗过人，没有做过不道德的事情，但却没有机会给他们尽一天孝。

一九四六年探完亲回家，军医处长（上校级）让我当卫生队长。我不愿意去，野战医院院长劝我说，军人服从第一，处长信任你才让你当，别人想当都不给当啊，我给你组织人手就是了。我说，我想给人看病啊。我不看病我把本事都丢了啊。我当时最佩服的是这个院长，写蝇头小字、大字都写得非常好，修养也好。后来还是组织好了卫生队、担架队（现在有一百多人了）、上任了。我就叫刘队长了。
当时整编后的七十六军变成了七十六师，开到甘肃受训，那时已经是四七年年初了。在那里训了没几个月，就奉命由甘肃直接经北赴延安旁边的洛川，走了几个礼拜，由平凉向东。然后是待命，也不知道待什么命，后来才听说是要攻延安。于是团长开会，说是胡宗南长官调了精锐部队来。三月十六号开始攻延安，开会说，三路纵队进攻，我们是右翼纵队。左边和中央纵队什么情况不知道，我们这个仗打得稀里糊涂。一路没遇到什么人，光是在山沟里转来转去，拖得都垮了。有一天行军的时候，在山上突然下起暴雨起来了，那时延安都打了一两个礼拜了。山上的泥巴都滑，好多人都从山上摔下来了。我们当时表也没有，不知道几点，伙夫说做饭吧。山上有个院子，院子中间有粪堆，院子里的水都沤得黄黄的。士兵居然就用院子里的水用明矾煮过了，再把水拿去和了面，生火在石板下面烤出面饼来。居然也能吃得香。这是最糟糕的一次。

当时陕北的老百姓都给我们坚壁清野，没有粮。我们带的粮吃光了，也没公路运粮，到处敲地、敲窑洞壁，看中间有没有空的，能抢些粮。这个时候军纪就维持不住了。我们一路打到陕北的霞县，抓到过很少的老百姓，我们团抓到一个女的穿中山装的，约三四十岁的样子，也不知道什么来头，象干部。因为团里有个军需是湖南人，他在平凉时他太太从湖南辛苦找他先生，却被团长张良之赶走了，太太一天到晚哭，大家看不过眼，凑钱让她回湖南了。这样团长后来觉得对不住那个军需，就说，我还你一个太太吧。把那个女的强给了那个军需。军需哭笑不得，又不敢违抗，只好奉命一齐住了个把礼拜。跟着部队莫名其妙地奉命撤退，沿黄河向南走，那个女的又丢在那里了，也没有害她性命，军需一路在说对不住别人，团里都当笑话讲。

就在这里的时候由于后勤不继，不得不动用飞机投大饼，降落伞目标大，共产党的军队就出来和我们抢。我们一个营长就是抢粮时被打死的。那时老百姓都不支持我们了，也看不到他们。我们一路向南，快到清涧县（那时算个大城了，街上都有石头板路，我们管它叫小北平呢）的时候，右边山头上打枪了，有机枪也有步枪，但没伤到我们的人。看到有四五个人，团部就下令打，结果一打对方又走了，见不到人。在陕北打了一年仗，拖得这么累，没吃的，就这一次碰到了情况，也就在撤退的这一次开过了枪。

到了清涧，才知道到清涧以前这里打了一仗。当时师部就在清涧，结果整个被端掉，师长、副师长、参谋长三个头头全部被俘。可是到了城里，什么战火的痕迹都没有，也不知道怎么就打输的。后来过了几个月，才知道他们在“那边”没受什么罪，又发了路条让他们回来了。最后那个老师长（叫廖昂）也去了台湾，现在还在纽约，已经一百零二岁高龄了。蒋夫人办画展时他还出席过。他是个老好人，但此役后一直没给他军职了。整个事情我们都是糊里糊涂，大家也不知道现在该找哪个长官。

后来我们又转到延安，补给后到了宜川。我申请了几次，回到在宝鸡的野战医院。我离开宜川不到两个礼拜，宜川就被围了。胡宗南派了一个军长一个师长（刘勘、严明）带兵解围，结果全部被歼灭了，他们两个也死了。宜川随后也完了，我所在的七十六师也完了。随后宝鸡吃紧，我跟着军部又撤到汉中。

当时宝鸡很多最好的武器都舍不得发给一般部队，结果全被在仓库里让人缴掉，一个军长也在装甲车上被打死了。两个月后宝鸡又占回来，我又随着野战医院回了宝鸡东南方的一个镇，叫下马营。接着接到国防学院（原军医学院）通知，要叫考试后到上海去重训。我于是通过考试，重归上海培训。在上海受训一年不到，当时战事已然无望，野战医院分批撤走，我也撤到了台湾。撤离时还在海上呆了一天，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到了基隆后才宣布，是有人在船上安了炸弹，把船炸了一个洞，险些在海里沉掉！炸船的人已经查出来了，船开到基隆后也报废了。不过命是捡到了。

这一撤，就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才有机会经香港回去看我的老家。我们暗地里托朋友从香港（台湾查得很严）已经给大陆通了十多年了信了，六五年起时候我就找到了办法让香港的朋友给我家乡的兄弟寄钱、寄信了,但实际一直到八三年才到了家乡…

这就是刘海波先生和他太太在2004年10月在多伦多的照片，刘老伯已经88岁高龄了
编辑：龙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