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文学城上看到一则帖子，说是一项调查表明，日本的高中生认为国人待人冷漠，没有人情味的占到百分之五十三。当时这个数字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心想这帮日本人也太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如果他们能多了解中国一点，那么调查的结果就绝对不会是百分之五十三，而是百分之一百。想必某些读者会认为我在危言耸听，那么就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就在去年发生的事例:

2005年1月28日上午，格尔木火车站的职工在站台西侧发现一名流浪产妇，当时她用单薄的身躯紧紧地抱住刚生下不久的婴儿。然而，围观者却没有一个伸出援助之手。10时左右，火车站女职工张西娟在打水路上听到站台发现产妇的消息，就急忙赶过去查看。在站台西侧的一面围墙下，一名面色铁青的产妇裹着破棉絮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怀中抱着已经冻僵的女婴。2005年3月7日晚，湖南人张衡生在路上被一辆疾驰的摩托车撞成重伤，当地村民先后联系110指挥中心，交警大队，派出所，民政局，可是均无人过问。在此后五天里，始终没有任何部门过问此事。3月12日清晨，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中，张衡生最终被冻死在路边。这便是去年震惊全国的“张衡生事件”。2005年七月中旬，在吉林市河南街中段，一个瘦弱的小姑娘顶着烈日跪地乞讨，汗水和泪水打湿了她面前的白布:“救救我爸爸吧，他叫胡茂东，在去年的中百商厦大火中奋勇背出11人，现在病重没钱治了......”

我们知道，中国人向来讲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其实这都算不上什么，因为只有在事情切切实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才能真正地刻骨铭心。 两年前我住迪堡的时候，一次骑车由于车速过快，在一个拐角处撞上了栏杆，整个人狠狠地摔倒在地，顿时膝盖处鲜血直流，脚指甲也摔掉一个，疼得我愣是半天没爬起来。当时在我身后十几米远处有一中国男生，他看到我摔地上了，马上头一回，假装没看见，绕了另一条远路走了。而就在那年冬天，路上铺满了厚厚的积雪，我骑车出来又不小心滑一跤，走在后面的一个印度人马上跑上来扶起我，问我有没有受伤，要不要紧。同样的 情况，中国人跟印度人的态度为什么截然相反，又是什么原因令当今的国人变得如此冷漠，如此得不近人情?

一.中国人历来的“欺生文化”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极低的迁徙率，绝大多数人在哪里出生，便在哪里死亡。久而久之便形成所谓的家族文化，村落文化。 比方说我们今天还能经常听到的什么李家村，赵家村，这些村落里的人们不仅彼此相识，还多多少少沾亲带故。低迁徙率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以地域为基础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个个十分有限的交际圈，让人们从心底里把他人划分成两大类:熟人和生人。只关照熟人，跟陌生人之间却仅存在利益关系，而毫无人情可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肥水不流外人田”等俗语便是中国人“欺生文化”的充分体现。

有时候走在路上想找人问个路，不想那人却跟你一摊手，说是先给五块钱再告诉你。一位中国游客看到巴黎圣母院门口围了一大帮子人，他以为是有人在打架，便过去凑热闹。结果上去一看，原来是一个人流鼻血了，围着的那帮人是在帮忙。我想国内即使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也肯定是在精神病院。

中国的这种欺生文化几千年来不但没有什么改观，反而愈演愈烈。比方说有句话叫作“远亲不如近邻”，这说明“邻居”这个概念在中国人看来还是属于熟人中关系不错的一类。然而近些年来，社会风气以几何级数之势骤然下降，以至于连“邻居”都被划分到了陌生人的行列。住在同一楼层里的人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更不用说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了。今年的春节晚会不就上演了一个小品《邻居》吗，那些人彼此之间从不来往，唯一的“交流”便是从猫眼里观察别人，搞得跟特务似的。其实早在1700多年前，孔老夫子便教导我们“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中国人历来也确实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然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儒家思想的精髓在国人身上并没有被发扬光大，反倒在日韩和欧美地区得到很高的评价和推崇。魏老先生提出“师夷长 技以制夷”，是要让我们在保留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学习他国的经验和长处，而不是摒弃了自己的文化却让别人学了去。

二.“人上人”的教育理念

封建社会中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皇帝老儿，皇亲国戚，州官县官，贵族 地主，最最底层当然还是平民百姓。这种与生俱来的不平等使得处于下层的人们总是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往上爬，“学而优则仕”，“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直到“登上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时候才总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虽说现今提倡人人平等，再无高低贵贱之分了，然而这种以征服他人为人生抱负的传统思想却始终根植在人们心底，形成一种无法避免的思维定势。作为大学生，可以说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踩着别人的肩膀爬上来的。别的不说，光高考这一关就不知道分流掉多少人，正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你不把别人挤下去，别人就会来挤你。也正因为这种激烈到近乎残酷的竞争，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淡漠和功利，甚至有可能造成人格的摧残和心灵的扭曲。几年前我有一个低年级的朋友，当时关系还挺不错的，自从他考上复旦后突然间像变了一个人，说话的口气也变了好多，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对此我只能无奈地长叹一口气。

还看到过一则新闻，说是在南方某城市，四年级的小学生要考数学了，同学们突然发现班上数学成绩最好的那个女孩没来考试，老师说是因为她爷爷去世了。同学们一听顿时一片欢呼，说她之所以总是考第一，是因为她爷爷是数学教授。这下她爷爷可死了，我们可以超过她了......我看后无语，心想现今中国教育的悲哀也莫过于此了。 当一个人对分数的追求，对征服他人的渴望超过了对生命的敬畏的时候，他还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做不出来呢?! 相比之下，很多发达国家，比方说德国，他们的教育理念则是建立在对自然的征服上。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便能够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从而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然，国情不同，不可一概而论，但他们的这种理念才是正确的方向所在，只是不知道它何时才能为国人所接受。

三. 两极分化的残酷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确实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然而贫富差距也在与日俱增，以至于达到了两极分化的程度。直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一项统计表明，中国百分之八十的物质财富被百分之十的人所掌握着。曾读过梁晓声的《在西线的列车上》，他在列车上偶遇的那些矿工这样问道:“现在死一个矿工真的补偿给20万吗?农民采煤工和正式的矿工，都能一律平等地补偿给20万吗?会不会一个省一个价呢?但愿我们去的地方，一条命也值20万。”矿工的话让我心痛，让我欲哭无泪。矿工们并没有抱怨什么，如果能拿自己的命去换回20万，那么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因为这样他们的亲人就再也不用受穷挨饿。我想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比绵羊更温顺的动物，那必定是中国农民。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像中国农民那么温顺，与日俱增的贫富差距直接导致了很多人心理上巨大的失衡，甚至造成了一定程度上人性的扭曲。比方说很多外地人十分厌恶上海人，北京人，因为某些上海人北京人自以为高人一等，一听你说的是外地口音便立马对你投来鄙夷的眼光，有时候还会用很轻蔑的口吻甩出一句:“乡下人！”其实这些大城市里的人大多也并不富裕，只是看到某些人住了洋房，开了小车，而自己却连房子也买不起，心里闹得慌又无处发泄，便找了外地人当“出气筒”。还记得去年在上海轰动一时的反日游行，一帮人热火朝天的又是喊口号又是打标语，沿街把那些日本商店的玻璃全给砸了。一女士开着辆丰田车刚好经过，就被 “正义凛然”的群众拦截下来，他们边喊着“抵制日货振兴中华”的口号边操起板砖往车上砸，那位女士跪在地上哭着求他们别砸了，那帮人反而砸得更起劲了，仿佛“大义灭亲”般的豪情壮举。要知道，当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沸腾起来的时候，是什么也抵挡不了的。

不禁想到了几十年前。那时候的人既善良又单纯，只会作主观的价值判断而非客观的认知判断，套用王小波的话来说是“缺乏思维的乐趣”。然而跟今天这些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复杂的人比起来，他们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可爱之处。他们至少不会拿板砖砸同胞的车，因为那时候还没几个人有车，最多也就是蹬辆三轮。他们也不会指着别人鼻子骂别人是乡下人，因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就在乡下或者山上。他们更不会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敛财，因为那样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是要被揪出来批的。由此可见，现在的人跟几十年前的比起来，在某些方面反倒是退化了不少。

四.诚信的严重缺失

在熙熙攘攘的街头，你是否会对不绝于目的盗版光碟嗤之以鼻?在大大小小的考试中，你是否会拒绝一切“善意”的微笑和请求?在人烟稀少的乡间小 路，你是否会坦然接受陌生男子的热情相助?在自家的门口，你是否会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踏入家门?坦率地说，我不会，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在面对和我同样的情形时，会得出同样的答案。对此我们也已经习已为常甚至认为理所当然，因为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以至于我在看德国电视上批判我国方兴未艾的盗版事业的时候，不禁咕哝了一句:“这有什么，很正常嘛！”德国人对盗版怕的要命，我们却不怕。所谓“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面对社会上种种的不诚不信我们很轻松地就能锻炼出对付它们的绝招，就像老鼠天生会打洞一样。这个绝招说白了也没什么，无非就是加强对他人的戒心，否则便会很容易上当受骗。所以说中国人聪明啊，天生就比别人多长一心眼，能不聪明吗?再说了，就连那些身价千万的明星大腕们都逃税漏税，更何况我们这些连房子都买不起的普通老百姓呢?

五.逍遥自在的贪官污吏

去年美国波音总裁哈里·斯通斯弗因被检举与女职员有暧昧关系而被迫辞职，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此总裁在波音公司业绩斐然，可是一旦犯错，却也不得不接受法纪的严惩。这说明国外很多企业有着先进而严密的 监督机制，“俊不遮丑，功不抵过”，“法纪面前，人人平等”。而从我们国内的企业或政府机关看来，这根本就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在中国，总经理机关领导就是主子，说一不二，胆敢不从，立马给你小鞋穿或干脆炒你鱿鱼，更不要说被人监督了。即使犯了错，被别人抓住了把柄，也总能够从容不迫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因此人曾经业绩斐然而让他将功补过。

经济学家朗咸平曾经指出，中国企业监督机制的改革迫在眉睫，总经理应该是企业的保姆而不是主人。当然，政府官员也是一样，应该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主子。只是现今这些“公仆”比他们的主子活得还要好千百倍。君不见奔驰宝马丰田车，豪华酒店门口排?君不见小秘二奶三陪女，左拥右抱自逍遥?当然，我们还是有“人民的好公仆”的。虽说后来发现他包了二三四五奶，不过这也没什么，毕竟功可抵过嘛！还有作家张平的反腐小说《国家干部》中主人公夏中民的生活原型——原山西省侯马市市委副书记宿青平也是我们干部的典范。只不过他后来造了个被称作“天下第一门”的华门广场，才花了7000多万，这么点小钱又算得了什么?

但是看到“公仆”们又是花天酒地，又是挪用公款的总还是会有人眼热的，比方说山西杀人犯胡文海。他们村村支书跟村主任三年贪了400多万，这些都是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挖煤赚来的血汗钱。他去告状得到的却尽是官老爷们的冷漠和白眼，还险些被那些人暗害，无奈之下开枪打死14人。结果 他被枪毙以后，海外华人一致授予他“反腐烈士”的光荣称号。反腐一不小心就反成烈士了，所以做人还是低调点好。

六.政府办事不力

曾经看到一则新闻，说是大冬天的一乞丐无家可归，饥饿难耐，便来到当地的慈善救济机构。此机构给了他两个面包便打发他走人了，第二天早上人们在机构门口发现了这个乞丐的尸体。而据我所知，澳大利亚有一种名为Soup-Kitchen的食堂，专门为流浪汉和无家可归的人员提供免费的饮食。他们还让曾经在餐饮业工作过的流浪汉加入到烧饭和发放伙食的队伍中来，让被服务的对象变成服务的主体，以此维护他们的自尊心，提高他们的自我评价。相比之下，我国的慈善扶贫事业可谓任重而道远。近几年也不停地有报道说，扶贫款，希望工程款被贪污，挪用或者雁过拔毛，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百姓捐款的积极性和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

2005年9月23日，92岁的白芳礼老人逝世。这位仅靠微薄退休金勉强度日的老工人，18年来向贫困学生捐资35万元。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扶贫体系中，竟然还要让一个两鬓斑白年过古稀的老人卖命挣钱为学生们捐款。一个崇高的人去了天堂，但是我们感到的却只有悲哀。那些失职的官员们，你们又有何脸面面对死去的白芳礼老人，你们的良心何在?!

七.社会有失公允

想必国内最公平的事情莫过于高考了，可是种种事实表明，就连高考也是可以“通关系，开后门”的。我高考的那年上海就爆出了交大的招生黑幕，《南方周末》也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我们知道的仅仅是一个交大，其实 每个学校都一样。我有位朋友画画非常好，去同济参加美术加试，前10名高考可以加分，结果他名落孙山，隔壁班一个连铅笔的HB跟H都搞不清楚的人反倒得了个第二名，真是让人啼笑皆非。人说“成功等于百分之一的才智加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不过我觉得现在也可以这么说:“成功等于百分之十的学问加百分之九十的关系。”这年头，会做学问不如会做事，会做事不如会做人，会做人会说话会跟别人搞好关系就能少奋斗三十年。比如某博士抱怨自己一个月才几千块，而那谁小学刚毕业的一个月却上万，因为他会做人，有关系。那小学刚毕业的也要抱怨，说他认识一人，书都没读过，现在身价千万了......

曾经听说过一个故事，不知道是真是假:“一长途汽车途中遭劫匪袭击，他们不但抢去了乘客的所有钱财，还要强暴女司机。当他们把拼命挣扎的女司机抬下车去时，乘客们还是一个个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地呆坐在那里，只有一个男青年上前扑通一下给劫匪跪下，求他们放了她，结果却挨了一拳。后来那女司机回来了，她却要那男青年滚下车去。那男青年心想我好心救你你还要叫我滚，真是狗咬吕洞宾。他走下车的时候，有些乘客还在 那里笑。第二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一辆长途客车翻下悬崖，车上人员无一幸免。”对此我只能默默地祈祷，但愿这只是一个故事，一个虚 构的故事，但愿国人的冷漠还没有突破“良知”这条底线。

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国际地位也在日益提高，可是人们的道德素质却在社会前进的脚步声中不断地流失着。我想，即使中国经济发展每年都能保 持世界第一，国民GDP的增长速率每年都能达到好几个百分比，但如果 缺乏了“以人为本，以德为本”这根精神支柱，那么再繁荣的城市，再富 强的国家，也不过是一座荒芜的精神废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