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日前在某休闲论坛闲逛，适逢来自大陆和台湾的网友对骂，言语除开辱及彼此上下代女性亲属，也对彼此的文化背景及血缘传承大加诋毁。一览之下，颇为触目。两岸网友的分歧和对立如此巨大，始料未及，殊为诧异。感叹之余，奋然命笔。笔者从未涉足政论论坛，秉持观点既非统派亦非独派，一个不好，将为两岸网民“共击之”。然心有所感，不敢藏私，耿耿此心，惟共鉴之。

前言

台湾海峡两岸的民众，对于两岸的统一和台湾的独立，有着近乎完全相左的看法和感受，以至于双方各说各话，似乎毫无交集的空间。

笔者试图从自己的观察和感受的角度，对这一现象做一番分析和探讨。我不是台海问题专家，也没有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够从双方的立场出发，对这一现象理一理头绪。

一孔之见，欢迎砖头。

一 台湾人的“亚细亚弃儿”情结

关于台湾原住民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是南亚的马来人在逐岛跳跃漂流中来到台湾，与华夏文明关系不大；二是大陆的古越人，在与中原华夏文明争战中失利，逐次渡海来到台湾。我本人大致以为是两者兼有，最早的居民应该是更擅岛屿文明的马来人(想象一下散布在广袤的太平洋中的岛屿上的居民)，其后加入了大陆古越人。

秦汉以前，尽管有瀛洲的称谓加诸于台湾岛，但估计是取自于民间的传言，非来自官方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史料记载有关台湾事宜，是三国时期的吴国。《三国志，孙权传》记载：“将军卫温遣诸葛直以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华夏文明第一次有组织的与台湾的接触，而且是以战争侵略人口掠夺为主要目的。这大概是当时的国际秩序中的弱肉强食准则的一个普遍适应。

南宋之后，中国南部逐渐开发，人口渐多，福建沿海无土谋生的穷人开始浮海赴台湾求生。这时候，台湾的原住民中的相当一部分还处於刀耕火种的蒙昧时代，早期大陆移民无疑对台湾的开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鉴于当时的航海条件，直至明朝，台湾的大陆移民才形成了台湾居民的主流。但当时的明朝由於其农耕文化的内敛性，并未有效地对台湾本岛实施任何有效的管制。此时的台湾，与同时期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相似，中国移民与土著散居杂处，相对而言，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在对抗冲突中，原有的土著逐渐被压缩到了边远的山区。

尽管明永历年间的《从征实录》上记载了在台湾设置了一府二县的说法，我个人以为，即使资料准确，很可能在永历帝后的明朝对外政策全面收缩的时代放弃了。

明末，葡萄牙人借助地理大发现的契机，势力伸展到了东亚地区，在经台湾海峡前往日本的途中，惊呼美丽的台湾岛为“福尔摩萨”，意为美丽之岛。随后，荷兰人踏足台湾，并且兴建赤嵌城和台湾城，准备长期经营台湾。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比较清楚--郑成功收复台湾。准确地讲，这也是早期国际关系准则中的弱肉强食原则，凭借实力将荷兰势力赶出台湾，并且建府开衙，从此正式开始了台湾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实体的历史，台湾也成为了中国本部治下的一个地区。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曾经是鼎鼎大名的海盗，活跃于大陆东南沿海和日本之间，如果不避尊者讳的话，他就是一个史书上经常提到的倭寇。郑成功则是郑芝龙与日本妻子所生，因此，郑成功在日本也是大大的有名，并且是日本一个古装剧中的主角。尽管如此，郑军的主体都是来自大陆，其统治下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承基本来自大陆。

中日甲午之战结束，清朝割让台湾与日本。从1895年至1945年，日本对台湾实施了50年的统治。尽管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有别于日本本岛，如经济分工的歧视和对中原文化的压制等，这50年的时光对台湾的影响极其深远。首先，台湾由一个中世纪的农业经济区域，进化到近代化的农业经济区域；其次，台湾人普遍接受了小学5年的义务教育，全民的平均素质大大高于同期的大陆水平；最后，整整两代人是接受日式教育成长起来的，对大陆故国的认知和归属感大大模糊。二战期间，参与日本皇军在大陆作战的台湾人，其军纪之败坏普遍在日本军人之上，相当一部分人对故国人民缺乏基本的同情和怜悯之心。

大陆国民政府在二战结束后接受台湾回归时，并没有给予台湾以足够的重视，其实施的管理手段过于简单粗暴，其派出的管理人员素质不高，逐渐导致台湾人的强烈不满：日治时期，台湾人是二等公民，但是日本人起码遵循既定的游戏规则，即便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不公平的规则，今天的国民政府管理人员，为什么常常不讲理？其实，这实质上应该是由于其时的国民政府管理效能低下，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国家造成的。

“二二八”事件从此成了台湾人民心中永远的痛。杀了多少人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可能是无所谓的事情，从满清覆亡起，20年的军阀混战，其间夹杂10年的国共内战，8年的全民抗战，随后3年的国共血腥内战，鲜血已经看得太多了，人命实在轻贱。但是对承平日久的台湾人来说，却是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

其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在大陆的争斗中失利，全面败退台湾，全部的国家机器从大陆搬到了台湾，无形中形成了事实上的一百万大陆移民(外省人)对五百万台湾原有居民(本省人)的统治。这种某种程度上的外来统治，必然带来某种程度上文化歧视。曾经有台湾本省人不无伤心地说，上小学时，如果讲一句闽南方言是要被罚款的。

三十年后，等到国民党解禁，开始允许岛内民众的心声自由地释放，这一股被压抑了30年的怨气逐渐发酵膨胀，最终导致了96年本省人李登辉的当选和2000年的执政党的更替，本省人对外省人及其背后的中华文化开始清算排斥。

一路而来，台湾人似乎都是亚细亚的孤儿。

日据前的大陆移民，都是因为生活所迫或者是战争威胁，背井离乡，来到台湾。明清兩朝中央政府都是嚴禁移民海外，对海外的中国移民不管不顾，任其自生自灭，如同弃儿一般。

甲午战败，中国割让台湾与日本，让台湾人在日人统治之下做了50年的二等公民。

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有意无意地压抑了台湾本省人当家作主的心声三十多年。

二十一世纪伊始，台湾(本省)人第一次选出了自己首脑，那漫延千年的弃儿悲情，还是弥弥漫漫，历久弥新。

为什么？

“因为那个强大而蛮横的中国不允许台湾独立。他们打压台湾的外部生存空间，搞得台湾在国际上毫无地位，就连驻外使馆也被迫更名为经济文化办事处。GDP在世界经济排名26位的台湾如同国际弃儿一般，被排除在几乎全部的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之外！”台湾人的心中悲哀地叹道，

“天下之大，为什么台湾人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心声？”

二 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在统独观念上的冲突

总的来说，所谓台湾人的悲情情结，大致是特指台湾本省人而言。49年后，随国民政府迁台的大陆人民及其后裔，即台湾人口中的外省人，对于统独这一命题却有着极为不同的解读。

他们同样为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其经济成就不相匹配感到悲哀感到不满，但是他们的心中并没有沉淀弥漫千年的弃儿悲哀，他们对两岸关系理解显然要比前者来的超脱。

对于台湾独立，尤其是以某种程度上抛弃中华文化为前提的台湾独立，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固然不希望立时三刻统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之下，但是对一个以台湾本土文化为主体的台湾共和国，却是更加不能接受。毕竟前者对于他们生活方式的威胁是潜在的和相对遥远的，后者则可能是即时的和现实的。不是吗？“外省人滚出去”，“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卖台集团”等口号，不仅仅是当年美丽岛上那几个人心底的酝酿，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本省人的草根阶层中发酵膨胀。作为台湾岛的少数群体，他们很有可能在今后可能出现的台湾共和国中为前50年国民政府对台湾的统治而付出代价。

他们的理想是，在不影响台湾目前的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两岸统一到一个松散的联邦旗帜下，双方达成一个共同的文化中国，一个共同的经济中国，但不是一个政体下的中国，两岸的相对自由达到何种程度，如外交的权限和军队的管辖，有赖双方谈判解决。

这种观点，在海峡两岸尖锐对立的两派观点中(一为大陆人民的为统一大业不惜一战，一为台湾本省人民的为台湾独立不惜一战)，无疑是具有中间色彩的立场，也是相对理性的观点。

但是由于这种观点的实际操作难度很大，变数很多，在当前海峡两岸的民粹主义风潮甚嚣尘上的时刻，是不可能有很大的市场的。尤其是在台湾本岛，似乎任何与对岸谈论统一的观点，马上就会被扣上出卖台湾的帽子，即使有部分政治精英们的心里完全清楚台湾走向独立的黯淡前景，但是为了顾忌大多数选民的民粹心理，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宣示自己的政治理念，如此一来，半遮半掩，欲盖弥彰。这也可能是2004年国民党总统选举败选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大陆人民热切统一的心态分析

世界地理大发现前后，中国从世界第一梯队中开始落后，往日的泱泱中央之国的辉煌一去不复返，这其中除开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自身的问题之外，如依赖传统，政府缺乏有效管理的手段，农业文明的内敛性，儒教文化的平和中庸等，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里对资源的长期掠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要知道，在最近的2000年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人口是世界人口的1/4。

尤其是最近的一百多年，中国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完全不知所措，如同一个走入迷宫的蒙目巨人，跌跌撞撞，屡起屡仆，最后甚至被自己原来的学生--东亚的后起之秀日本打倒在地，赔款割地，直至二战时期国土的精华部分全部为日本占领，几乎亡种亡国。

因此，大陆人民心中对于国家民族的荣誉感达到了极其敏感的程度，凡涉及领土完整主权争端，一慨是毫无商量，最不济也是搁置争议，秋后再说。

如果台湾走向独立，根本就不需要政府出面宣导，来自民间的战争呼号，就足以把国家整合成为一部战争机器。

这种大一统心结除开上述的民族主义心理主导之外，也有着其极其现实的地缘政治的考量。

如果台湾独立，台湾必然倒向日本和美国，从台湾自身的地缘政治考量以及其国际关系的传统出发，这是显而易见的结果。如此一来，中国在其面向太平洋的出口上，就被牢牢地钉上了一个门栓，对今后民族未来的生存空间的发展极为不利。

如果台湾没有独立，那怕是维持现状，中国都可以在事情紧急时对台湾动武，在大部分国家都承认一个中国的国际环境下，与公然侵略一个主权国家相比，内战诉付出的代价无疑相对少很多。

大陆人民为国家统一不惜一战的心态，除开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之外，与每个人心里认为台海战争与其自身的关系不大也有关。

台湾的空间狭小，一旦台海爆发战事，生活在台湾岛的人民不可避免的会被殃及，但是对于大部分大陆人民而言，台海的战事一定是发生在台湾本岛和中国的福建沿海，对大陆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实在很小，届时大家只需要摇旗呐喊，一鼓就可以荡平台湾弹丸之地。

至于美国和日本，一定不敢冒着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介入干涉。如此一来，五星红旗必将在台湾岛上高高飘扬，泱泱华夏之风，又一次在世界吹拂。

四 海峡两岸人民思维的误区

1) 美日对台海战争的干预

台湾人：一定会干预，美日不会坐视台湾沦入中国的势力范围。

大陆人：一定不会干预，美日不敢冒这个险。

估计小布什现在扪心自问：美国要介入吗？他也不可能会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这取决于届时的国际和两岸的形势。因此，目前两岸人民的自说自话，完全是一厢情愿。以我的观点，介入是一定的，关键是介入到何种程度，介入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2) 统一之后，台湾的相对富有将被大陆的相对贫穷平均掉

持这种观点的台湾人很多，几乎散布于所有的族群之中。无论是为了维护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区域的经济活力，还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低统一带来的对两岸社会的冲击，大陆(中央？)政府一定会制定类似目前港澳特区的出入境管理法规和政策，对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做一定程度的区隔。

君不见，港澳回归后其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未受到影响吗？

当然，有人会担心，此一时，彼一时也，届时中国大陆不再需要港澳的“一国两制”作为台湾回归的样板示范，过河拆桥，此前种种的对特区的优惠政策可能一扫而光。再者，一旦将来中国走向民主，在“人权乃天赋之权”的大旗之下，全体国民应一视同仁，这种区域性的特殊政策很可能遭到废除。

不错，确实是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此种担心完全可以通过目前的统一谈判，达至法律解决。诸如台湾地区出入境管理法案，明确定义该法案只有在半数以上台湾居民动议通过，才能进入修改程序形成新的法案，并再次付诸台湾全民表决。

3)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台湾人：台湾的原住民不是大陆移民，与中华文化无关，就连台湾的名称都叫福尔摩萨。大陆中原移民在台湾繁衍生息数百年，已经演变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台语不是闽南话的简单传承。台湾人太多的苦难都是与中国本部有关，到了台湾人对中国说不的时候了，到了“去中国化”的时候了。

大陆人：去中国化？不要数典忘祖了！难道你们使用的不是汉字，说的不是中国话？福尔摩萨，那是当年没有对台湾实施过一天有效统治的葡萄牙人在数百年前的一种称谓，现阶段的国际间的正式称谓都是台湾。不错，台湾的原住民中有马来人种，但是考古发现也证实了确有大陆的古越人渡海到台湾。

双方的立论不论正确与否，其实与台湾的统独没有根本的关系。

台海两岸的统独实际上为四方面因素所左右：

(1) 两岸的经济军事实力

(2) 国际外部环境的态度(尤其是美国)

(3) 大陆民意

(4) 台湾民意

因此，台湾人就是说下大天来，证明自己和中华文化无关，大陆不想让你独立你就独立不了；大陆人就是把所有的证据都摆在台湾人鼻子底下证明从几千年以来，台湾就和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台湾人不想回归你就不能硬来。

难道当年的英国人美国人不知道美国的语言文字和英国的关系？当然知道。但是还是一个要留一个要走，最后还是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口舌之争于事无补。

(4) 台湾独立和国民政府迁台

台湾人：都是国民政府惹的祸，如果不是国民政府从日本手中接收台湾，后来又从大陆败退台湾，台湾早就被美国接管了。

历史是不能重演的，没有如此之多的假设用于对历史的意淫。

退一步讲，如果历史能够重演，当时在大陆主政的不是国民政府，那很可能是一个远比国民政府更加强大的政府，对台湾的接收可能比国民政府做的更好更快。种种因素迭加的结果，二战之后，国民政府是一个极为虚弱的中央政府，财政崩坏，军队软弱，人才匮乏，政府对日占区接管能力不足。

再退一步，中国在二战后四分五裂，重新进入军阀混战的割据局面，没有能力从日本手中接受台湾。美国可能会让日本继续统治台湾吗？不会。因为二战结束时，美国对日本是采取压制的态度，对曾经孕育了军国主义的日本充满了戒心。美国可能会让台湾人自己管理台湾吗？不会。因为日据台湾50年，台湾人顶多是做做基层小官，或者是技术官僚，整个台湾缺乏管理全部台湾岛的人才，这就是殖民地的悲哀。美国可能会自己管理台湾吗？不会，因为台湾太大了，美国一时间是不可能筹备出足够的人员对台湾岛实行有效的治理。

况且，美国当时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后来因为韩战的突然爆发，才多少把注意力放多一点在亚州。

(5) 大陆给了你们如此之多的好处，为什么还是想独立呢？

大陆对台商的优惠政策和两岸贸易的长期逆差，对台湾经济的帮助极大，但是普通百姓是体会不到这些恩惠的，因为这些抽象的经济数字只有对少数的精英分子有意义，而精英们的兴致是如何带领台湾走出自己的一片天，以便让自己在台湾共和国史上留下大名。

试图以金钱上的恩惠来诱使台湾回归的想法，非常类似于古代的“朝贡”制度的动机：天恩浩荡，四方来朝。可惜，结果也类似。

(6) 不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相当一部分台湾人如同鸵鸟一般，一头扎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闭着眼睛嚷嚷着要独立，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甚至新加坡总理访台的好言相劝，也被当做多管闲事，破口大骂是“为中国捧卵葩”，小国寡民心态昭然。安知台海问题不仅仅是两岸之间的问题，它确实是关系到周边国家的国家利益，而且是世界潜在的战争热点之一。

为什么不能学会理性思考呢？街头叫嚣和乡下粗口可能赢得选票，但是对台湾的独立进程毫无助力，徒然让台湾的形象在国际上失分。

相当一部分大陆人从来没有考虑过台湾人心中的感受，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以大吞小的心态：独立么？那不是以卵击石，大军一到，玉石俱焚！甚至对主张台独的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时刻刻加以人身侮辱，冠以种种称号。要知道，他们两人毕竟是被大多数的台湾人选举出来的总统，如此谩骂，他们的选民做何感想？

五 战争是民族兴盛的必然之路吗？

对于统一派有关台湾独立将会拴上中国未来向海洋发展的大门的观点，我基本上不能赞同，这种观点是冷战思维的继续。

不错，现阶段美国确实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实施围堵政策，有意无意地想办法拖慢中国崛起的步伐，这其间除了对中国极权统治的防范心理之外，更多的是国家利益的角逐。台湾问题的悬而未决，中国必然要付出相当的精力来应付解决，国家经济成长的步伐必将大大放缓。

但是，即使中国统一了台湾，冲出了所谓的环太平洋的第一岛链，我们能做什么呢？去挑战美国在太平洋的霸权吗？去切断日本的海上经济生命线吗？

以我的观点，在一个相当长的将来，中国与美日发生正面大规模战争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这种高烈度战争的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我们地球脆弱的生态圈根本承受不起。想当年，前苏联与美国剑拔弩张，几度接近战争边缘，却又悬崖勒马及时止步，就是因为双方都不能承受如此高昂的战争代价。

如果真的有一天，中国强盛到相当的程度，并且走上与美日对抗的不归路，很可能也是走洪七公与欧阳锋华山之巅口舌比武的路子--建立在相互威摄基础上的军备竞赛，路数如同当年的前苏联。结果很可能一样，最终经济崩溃。

因此，在前苏东集团崩毁后，邓大人很理智地说了一句：韬光隐晦，决不当头！就是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发生正面冲突，其代价是我们不能承受的。

实际上，二战之后，尤其是前苏东集团成为历史之后，以战争作为国家间解决纷争的手段少之又少了，尤其是大国之间。以德日为例，这两个国家是挑起二战的罪魁祸首，拓展生存空间，保障经济运输生命线是其主要的战争动机。战败的结果，生存空间却被大大地压缩。然而，几十年过去，德日两国却通过和平竞争，居然走到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前列，其经济实力的排名远远高于其二战前的水平！

战争实在不是一个民族走向兴盛的必然之路啊。

可能有人会说，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战民族，可是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了开始威胁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的时候，由此引起的摩擦很难保证美国不先对中国动武。

不错，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情形很象65年前的美日关系。日本正处于上升时期，以咄咄逼人的姿态不断地向美英法在亚洲的利益挑战，逼得原本对日本持中立立场的美国逐渐改变了对日本的政策，最后双方的关系变成了准敌对国的关系。即便如此，美国并未对日本有任何战争计划，是日本首先打响了对美国的第一枪。

今日的世界潮流，国与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地缘政治及经济纠纷的矛盾，但是解决的办法已经由60年前的动辄诉诸战争的简单直接对抗方式转变为谈判协商协议等非对抗方式。当然，这种非对抗协商的结果，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平合理，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必然对这一结果产生影响。但是，无容质疑，最终的结果一定会为各方所能接受。

再以美日关系为例，战后日本从一片废墟中重新站起，努力打拼经济，在六十年代末，已经开始在世界经济之林占有了一席之地。等到进入八十年代末，更是对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一时间，美国遍地都是日本车，打得美国车厂满地的找牙。随着美日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相当多的美国智囊人物抛出“日本威胁论”的论调，甚至日本人自己也出了一本书，叫“日本对美国说不”！

以美国在日本各地的驻军，想要来硬的还不容易？可是没有，吵架归吵架，谈判归谈判，贸易还是要做，驻军还是要驻，一切全部都控制在理智范围内。时至今日，虽然两国的贸易摩擦仍然不断，但是已经控制在双方都能接受的程度。

有人会说美日是盟国，美国需要对日本加以扶持。这话大致还是冷战思维的延续。当今世界，美国扶持日本对抗谁？俄罗斯？中国？以美国的军事实力，根本不用扶持代理人就可以搞定了吧。

日本在长达30年的赶超过程中，已经学会了使用经济手段来到达先前用战争手段所要达成的目的。如投资东南亚，以保障自己的海上经济运输生命线以及获取当地的工业原料等，这些都是当年日本发动并参与二战的主要目的。

事实上，目前的中国政府也对此看得清清楚楚，君不见，每次中美之间爆发龌龊，中国不都忍了吗？！不忍不行啊，人家是老大，规则是人家定的；人家又是警察，连带监督你执行规则。做出些有利于自己的举动，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权当作辛苦费好啦。

记得当年的宋朝，每年都要进贡给北方的强邻一笔银绢作为孝敬，自辽金至蒙古，莫不如此。每次主动兴兵去打人，总是被人揍的鼻青脸肿，回头孝纳如故，到最后干脆断了那个念想，与其破费钱财去打仗，还不如花钱买平安来的好些，费用又低，还不冒风险，所以有宋一代的四百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老百姓有好日子过的时期，没有爆发过一次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

挺没志气的，是吧？那就准备打仗吧。可是，兵者凶也，自古以来，一将成名万骨枯。除非走投无路，平头百姓哪个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去博取那飘渺的功名利禄？

慎言战，动辄祭出武力阻止台独的法宝是有违人性的。

六 独立是台湾未来发展的唯一选择吗？

分析一下台湾独立的代价：

1) 战争代价

独立过程中，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很有可能会引发台海战争，对于台湾来说，其代价之高昂是难以估算的。

2) 军费代价

独立后的台湾与庞大的充满敌意的中国相邻，其国防上付出的代价一定是惊人的。

3) 经济代价

大陆经济对台湾经济的依赖程度远远小于后者对前者的依赖程度。大陆对于独立的台湾，只要简单地切断两岸的经济往来，对于台湾的经济平衡和发展就是致命一击。

既然有如此之多的不利因素，为什么台湾一定还要独立？并且台湾草根阶层的一半以上，也极力赞成台湾独立。

简单而言，可以归结于民粹主义。展开来说，话就长了。

对精英们而言，“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作为台湾国开国元老的荣耀，成为一国首脑活跃在广阔的国际舞台的诱惑，台湾经济奇迹的成就感，“出埃及记”史诗般的使命感。这些远比统一之后，沦落为一个地方政权的首长更加具有吸引力。

对草根们而言，担心统一后大陆穷人来抢饭碗，乡土文化衍生的排外思想，自己或亲人在国民党主政时期受过迫害，对日据时期的怀念，在大陆经商失败等等。

无容质疑，台湾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们对台湾前途负有很重要的责任。真正的大政治家和大学问家，是会本着对台湾的人民和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审慎地观察，细致地推敲，耐心地引导，努力地探索，为台湾的最终出路寻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这里容不得半点私心杂念的干扰，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意孤行，率意而行，快则快矣，然于事无补，而且还会将台湾人民带入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如果捐弃前嫌，不做鸡首牛后的无谓争论，与大陆协商组成一个松散的联邦制国家，两岸合作，打拼经济，今后是合是散，全赖届时的情势决定，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只争朝夕，搞出一个名堂出来？

世间万物，决不仅仅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实在是有太多的中间色彩，渲染大千。

七 我对统独之争的心路历程

十几年前，我从大陆来到北美，此前在大陆虽然也曾和台商共事达2年之久，但是对台湾的文化和传统了解并不很多。那时英文不好，了解时事都是依靠中文的媒体。第一次听到台湾播音员的声音，心里感到非常别扭，播音的腔调怎么如此古怪？还“李总统登辉先生”，别不别扭啊？

时间长了，慢慢地习惯了。等到触角逐渐伸展到了北美社会的方方面面，才发现先于大陆人到达北美的台湾人对我们这些后来者做了多少贡献：图书馆的中文书，公园的中国园林，星罗棋布的华人超市和餐馆，这些都给了我们这些初涉海外的大陆人很多的帮助和安慰。

甚至我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台湾人的公司，虽然薪资的水平远远低于正常标准，但是周喻打黄盖，这是两相情愿的事情，起码我有了带薪学习的机会。

时间一长，也有了台湾人来做朋友，大家除了口音不同之外，实在是看不出彼此之间有什么差异。他们或许思维更传统一些，我们可能眼界更宽广一些。

此前在大陆时，如果提到统独之争，我一定毫不迟疑主张统一。多年的民族主义的爱国教育，大一统的光环炫耀，当然是要统一了，那时祖国更加强大，我作为其中一员也很光荣啊。

等到近距离接触到台湾朋友，我发现他们心中和我们的想法很不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尊严，也为自己几十年的奋斗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他们的潜意识里还是想和大陆有所区隔，以彰显他们的成就。设身处地地想想，他们的想法没有什么不对。

显然，无论统独，这是海峡两岸的人民的一个共同的命题，单从一个方面去思考是不对的。

这样，我由最初的统一派转变成为统独两可派，不预设立场，海峡两岸走向统一还是独立，要视情势的发展，要靠两岸人民去协商解决，急统急独，都是最坏的选项。

尽管我成了事实上的统独中立派，在涉及到两岸之间的争执，我还是或多或少地会站在大陆一边，这是因为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对我深深打下的烙印。因此，统独之争中任何对大陆的谩骂和污辱，我心里都不能处之泰然。同样，统独之争中任何对台湾的谩骂和污辱，来自台湾的人民也不会逆来顺受。这种无理性的相互攻击，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散播仇恨，制造隔阂，并且使得立场中立持理性观点的人们头脑发热卷入纠纷。

八 有关统独之争最后的话

相互接触，加深了解；尊重对方，倾听心声；设身处地，推心置腹；互通有无，密切合作；不急不徐，水到渠成。

台海两岸最终走向独立还是统一，如果能够为两岸人民的大多数人所认同，就是两岸人民的最佳选择。

我个人对于两岸未来前途的期许是，1) 从现在到可以预见的将来，台湾不能独立，任何急独的行为都可能引爆台海冲突的火药桶，并造成全世界的震荡和不安；2) 两岸应该相互放弃敌意，通过对等谈判，组成一个文化和经济的共同体，其紧密程度应该高过目前的欧盟水平，名称可以是中华联邦什么的，两岸的外交及国防等国家主权保持现状，仍旧由两岸的政府各自控制，双方建立联盟互信机制；3) 今后视两岸及国际情势发展，两岸人民共同决定双方的关系再靠拢一步或者再疏离一些或者保持原状。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 写在“统独之于两岸民众之我见”之后

日前，阿唐一个不忍，抛出了自己的统独观念--“统独之于两岸民众之我见”一文。此前，尽管阿唐已经做好了此帖可能为两岸人民共击之的心理准备，等到反对的浪潮真的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之际，还是不禁内心惴惴，欲哭无泪。

没奈何，俺也鼓足勇气，模仿仁人义士的一声断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接着抛洒俺的理念。

一 统独之争与爱国主义

目前，有一种舆论弥漫在台海两岸。在大陆，凡不支持统一的人，似乎就有卖国的嫌疑；在台湾，凡不支持独立的人，似乎就有卖台的嫌疑。

暂且不论上述观念是否正确，单单就有关统独的观点而言，两岸的分歧何其之大也！

不追求统一，就真的是卖国贼，软骨头，甚至是上海人吗？有人撰文质问阿唐，你是否是怕老婆的上海人，不然你的骨头为何如此的软弱？

我的回答是，1) 我不是上海人，我也不怕老婆；2) 上海人不一定都怕老婆，怕老婆的上海人不一定都是软骨头；3) 高声叫嚣为统一而不惜一战的人不一定敢真的走向战场，审慎地看待两岸统独的人不一定不爱国。

阿唐的确没有走上过为国而战的战场，但是阿唐的老父却经历过韩战的洗礼并且荣立战功。以家族传承而言，还算是有资格说一点爱国的言论。

二 统一是有关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吗？

如果坐视台湾独立，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将受到极大的危害，西藏，新疆和内蒙必将步台湾后尘而独立，连锁反应将置中国于四分五裂的危险境地。

在逻辑上，似乎这是一个必然的推论。

但是，中国的确放弃过自明朝起就为中国有效管治的西南边陲的江心坡地区及南坎，似乎并未引发任何后续风潮，而且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并不知晓。

这几片土地约相当于台湾的一倍，在1960年中国与缅甸划界时被放弃。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自己去检索确认。

可能有人说，中国当时放弃在缅甸的领土，是为了消灭在这片土地上经营的国民党残余军队(见柏杨著作《异域》)，再说，台湾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也是西南蛮荒之地所不能比拟的。

以阿唐的理解，大是大非的问题，应该是一个原则问题，意味着没有价钱可讲，不存在孰轻孰重的探讨余地，无论以任何理由放弃自己的固有领土，似乎都是有饽清论。因此，此一时彼一时的说法，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引伸一步，如果领土完整是一个国家对外交往不可逾越的底线，那么前不久签订的中俄和中越边界协议，都是不可能通过的，因为中国同样放弃了一些一贯宣称拥有的领土。主权与领土的完整，从来都是相对的，是国家实力和国际关系的具体体现。

三 “二二八”中台湾人也杀了外省人，单单谴责国民政府是不公平的

不错，在早期的骚动中，的确有外省人被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军队介入的口实。

正如16年前的北京春夏之交的骚动中，同样发生过军人被杀及焚尸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都不能成为军队开枪镇压的理由。手执武器组织起来的军人是国家的重器，其职责是在对外战争中保家卫国，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枪口对准自己手无寸铁的子民。

四 台湾民众真的与统独关系不大吗？

不错，在很大程度上两岸的统独实质上是中美之间的角力，台湾的力量影响不大。

但是我们因此就可以忽略台湾人的感受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试想，如果台湾人民也愿意统一到一个中国的旗帜之下，美国能挡得住吗？

因此，大陆如果真的想要把台湾统一过来，必须先学会去尊重对方的想法，打消台湾人民对统一的顾虑，用心思去倾听他们的心声，而不是靠武力恐吓来达到吓阻台湾独立的目的。

孙子云：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是为至理。

五 台湾的回归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台湾独立，并与美日紧密结盟，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也不一定是负面的影响，关键在于中国与美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中国与美国是尖锐对抗的敌对关系，台湾当然就是对方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横亘在中国的大门口上；如果中国与美国是既合作又对抗的夥伴关系，台湾的作用实在不大，最多是牵制中国对美国多做一些让步而已。

台海统一，如果在过程中触发了中美战争，我个人不看好中华民族能够火中涅磐；如果在统一后，引起美日对中国迅速崛起的强烈反制，我个人也不看好两岸整合后的实力可以抗衡西方世界的一同打压。

台湾的回归与否，实在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定因素。我们的复兴之路应该是，对内而言，是凝聚国民的向心力，普及教育，净化吏治，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机制；对外而言，是融入国际经济循环体制，以尽可能柔软的身段，淡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差异所带来的疑虑，建立起中华民族在世界之林的和平向上理性负责的形象。

六 统独之争的联想

目前网上关于统独之争的主流声音似乎是，如果身为大陆人就一定要摇旗呐喊“为了台海统一不惜一战”，否则就是没有骨气的汉奸卖国贼，人人得以诛之？！

感遭如是，忍不住要大放厥词，谈一谈由这次的统独之争引发的联想。

1) 多一点宽容

总的来说，我们的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缺乏思想宽容精神的民族之一。

2226年前，阿唐的老祖宗统一了中国本部(即目前中国疆域中去掉东北，西北，西南的部分)，其幅原之辽阔及人口之众多，世界上只有大致同时期的罗马帝国可以相比拟。

为了统治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秦始皇继续采用在民风淳朴的秦国施行多年的严律峻法，对全国实施高压的军事管治。至钢则易折，结果，二世而亡。

汉承秦业，汲取秦亡的教训，相当长的时期里，采取了不同于苛秦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怀柔政策，从而缓解了社会各阶层的紧张关系。同时，在思想领域里，汉代虽然没有走到秦代的“焚书坑儒”的极端程度，可是却推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起自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大争鸣时期，至此正式结束。显然，这是与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一种思想文化政策。

从此，在中国长达2000年的封建统治中，除了蒙元时期，尊儒基本上成为历朝历代的国策。

有一种观点认为，2000年前中国庞大帝国的极权统治，是一种早熟政治的形态，套用一句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就是，上层建筑远远高于其经济基础的发展。这种早熟政治的代价就是，对自由思想的钳制。

世界历史上，这种对思想领域的禁锢行为，只有中世纪欧洲的教廷可以相互比拟。但是因为欧洲是多国林立，治权与神权分离，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火花得以星星点点，不缀不灭，最终在工业革命到来之际，燃烧成燎原大火。

中国长期以来对思想禁锢的结果，就是思维的单一性和同一性，缺乏宽容精神。思想领域里的任何异样的火花，都被视为异端邪说，遭到一致驳斥和压制。

2) 大一统的代价

2000年以降，中国本部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统一的状态。为了管理如此庞大的疆域，中央政府采取了官僚体系与社会士绅相结合的统治结构。

举例而言，政府的基层权力机构的最底层是县一级，这一级的官僚是由政府任命，吃国家奉禄，大致的编制是几十个人，所管辖的人口从数万到数百万不等。最高长官是知县，他肩负县长，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财政局局长，民政局局长等职务于一身，旁的不说，单是刑事案件的侦查诉讼审理判决和实施，就能把他给累死。可是事实上，知县们做的优哉游哉，好像也不比现在的公仆们更忙。

为什么？因为不在政府官僚机构编制之内的士绅阶层，不仅在基层教化人民，而且事实上排解了大多数的民间纠纷。

所谓的士绅阶层是由退休的官僚，有功名的读书人和家道殷实在地方有影响的地主组成的，他们实质上构成了社会权力结构的最基层单位。

士绅阶层凭借传统的习惯和道德的威望，教化乡民，排解纠纷。而知县的职责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上诉法庭，负责重大案件的审理以及士绅处理不公的复核。

这种官员人数与其管辖范围的不成比例，导致其管理方式的模糊性和简单化。

例如，人口和田亩的准确数字，一直是困扰历朝政府的一个难题，这还是与征赋纳税直接相关的国计民生的大事情。

因此，为了便于简单管理，大部分的朝代都采取了禁锢农民于土地的政策，严格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无形中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

公元后前1500年的世界史中，中国凭借大一统的社会组织，整合起全国的经济力量，疏通江河，开凿运河，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略，保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国本部经济文化的发展空间，遥遥领先于世界上同期的其它国家。

后500年的世界史中，中国的大一统所付出的代价一一显现：固步自封，钳制思想，歧视自然科学，对外来文化和思潮采取不问不睬的态度，闭着眼睛高唱泱泱华夏一统千秋，对外关系上满足于天朝朝贡制度。结果就是，同时期发生在西方的文艺复兴，资本主义萌芽和地理大发现，在中国本来也是有机会发生，却坐失良机，任凭风水之轮转往西方。等到西方列强前来扣关，老大中国表现出来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困惑，实在是惨不忍睹，随之而来的种种屈辱和不幸，时至今日仍然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3) 大一统的困惑

大一统的正面意义，除了前文提到的公元第一个千年对中国经济的整合效应之外，大致上可能还有保证了中华文明的一致连续性，此外，还有什么呢？

中国的两千年统一史中，也穿插了几个分裂时期，汉后的三国魏晋南北朝，唐后的五代十国，固然由于频繁的战乱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动荡，但是也大大地促进了思想的进步和人才的流动。

以三国时期为例，基本上没有发生君王对臣子的大规模杀戮行为，不是不想，是做不到，因为还没等杀，待宰之人已经跑到敌国去了。于是，为了延揽人才，各国君王不得不争着礼贤下士。

有宋一代，君王对读书人极为礼遇，终其一朝，未曾滥杀一位士大夫。此固然与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有关，然宋朝时代中国本部未能统一，大敌当前，容不得皇上恣意妄为，未尝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统一的明朝，朱皇帝前后诛杀功臣及其亲友达数万人之多，开国元勋近乎一扫而空。其后更是动辄在朝堂之上，公然脱下朝臣的裤子打板子，令斯文扫地一至于斯。

当然，也有人撰文说，中国之所以在200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维持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是有其必然性的。如自然地理的相对封闭性，周边文化的相对落后，整合中国本部的经济力量对纵贯全境的大河治理的需要，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不相重叠等等。如此说来，大一统的命题确实是中国人的一个困惑。

4) 全民皆兵同仇敌忾的误解

很久以来，我的思维中都存在一个误区：中国本部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屡战屡败的原因在于，汉奸太多，民风软弱，倘若全民皆兵，同仇敌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每一个中国人就是吐一口吐沫不就把侵略者给淹死了？！因此，很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

等到书读得多了，正统观念在各种信息的荡涤之下，渐次淡薄，我发现自己的观点实在有待商榷。

首先，希望一个农耕民族全民皆兵是不现实的，一个相对周边国家高度发达的农耕国家，其社会分工已经极为明确和细致，握锄头的手去拿兵器，实在是生疏的很。

其次，长期以来的中庸教化，都是让子民们做顺民，向温良，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唤起他们心中的野性，变得民风强悍起来呢？

再次，国家过大，君国不分，草根百姓们实在难以涌起对国家认同的忠贞感。而同时期的游牧民族则很容易地凝聚在规模小得多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周围。

又次，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在与农耕民族的对抗中，具有天然的优势。游牧民族的生活模式决定了其全民皆兵的特质，上马兵，下马民。其落后的生活水平练就了其吃苦耐劳的品质，对后勤的依赖极小。长年的部落间的冲突，造就了其高度的机动能力，灵活的战争艺术，呼啸而来，绝尘而去。对于以步战为主的中原农耕民族，赢了追不上，败了逃不了，因此，中原文化对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以守势为主，实在是有其不得不为之的苦衷。

最后，有组织的军队与仓促上阵的乌合之众的战争，结果只有两个字：屠杀。当然，有人会说，组织起来的民众可以采取游击战袭扰战，不正面与入侵的军队对抗，而是采取对其后方军需供应线实施侧击的间接手段。不错，在金宋对抗的初期，黄河流域的百姓们就组织起了无数的义兵与金对抗，抗战的旗帜大概飘扬了二三十年，最后还是掩旗息鼓了。整体无序抵抗的百姓与整合一体的国家之间的对抗，前者根本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

多说一句，八年抗战，八路军的敌后武工队就是采取的全民抗战的路子，隐形于民众之中，当时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万里长城”。通常的办法是，穿便衣，打黑枪，埋地雷，摸岗哨，完了事往老百姓家里一藏，很像是今天的伊拉克的局势。日子久了，鬼子也急了眼，凡是怀疑藏有八路便衣的村子，如果不交出人来，就实行三光政策，以恐怖对恐怖。

这样说，很可能又被砖头砸得满天包：敌我不分，是非不明。我只有一句分辨：战争是军人之间的事情，没有必要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卷进来。老百姓可以对侵略者采取不合作态度，但如果要求或者驱使每一个平民都去逞匹夫之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世界上的很多民族大概都会灭绝的。

打开中国地图，新疆的北部有一个地名：准噶尔盆地。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准噶尔汗国，作为蒙古部族的一支，最强盛时期几乎囊括全部的新疆及蒙古高原，与清廷屡屡对抗，时服时叛，抵抗得异常坚决。最后，满族军团对准噶尔实施了血腥的灭族政策，杀光了全部的准噶尔人。从此，准噶尔民族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只留下一个单纯的地理名词，在戈壁沙漠的瑟瑟寒风中凭吊曾经的辉煌。

5) 道义的慷慨与责任的沉重

自古以来，中国的政坛和思想界就活跃着一个流派--清流。他们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时刻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抨击时弊，指点江山，唱唱高调，在道德上的修养似乎极高。

这一股流派发展到明朝，达到其鼎盛时期，他们不顾生死与宦官作对，对皇权约束，端的是惊天地泣鬼神。

明嘉靖年間的“大禮儀”事件是一个典型的范例。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死，無子，興獻王長子(世宗)即皇帝位，下令禮臣議其生父尊號为皇考，朝臣争论激烈。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世宗再次打算追尊其生父母為皇考及皇太後，朝臣二百餘人跪於左順門前力爭不可，因为在名分上其叔父孝宗及妻才是世宗的父母，世宗大怒，下獄者一百三十四人，廷杖而死者十六人。

呵呵，真的是有骨气啊，宁愿被皇帝的板子打死，也断断不能容忍皇帝称其生父为皇考！可是等到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之际，明朝士大夫中的汉奸之多，历代王朝无出其右。这就是清流们的所谓道义？

晚清的曾国藩和李鸿章是大清得以度过太平天国之乱的中兴名臣，影响中国历史达半个世纪之久。

今天，大概没有人会对曾国藩的道德人品提出疑问，一个严于律己，时时刻刻不忘修身养性的大政治家，他的道德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大，毛泽东在信仰马列之前，直言曾文正公是他的偶像。

但是，晚年的曾国藩卷入了“火烧望海楼”的天津教案，被清流人士骂得狗血淋头。

天津教案的起因是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百姓之间的冲突，这种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误解和矛盾，因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屡屡挫败，在士大夫中酝酿发酵，愈演愈烈。事件发生后，在部分对西方文化心怀不满的清廷官僚的推波助澜的怂恿下，最后演变了火烧教堂和在街上随意捕杀外国人的暴民事件，牵涉到了好几个国家的公使及侨民。

曾国藩在审理此案中，顶住了朝野间的巨大压力，基本上按当时的国际法则处理了相关的中方人员。

在接到朝廷上谕后，曾国藩就知道他惹上麻烦了。在清流舆论与国家利益间，他的选择非常困难。他完全清楚，如果选择站在士大夫一边，做出有利于中方的判决，以他平定长毛的威望，舆论会把他捧上天的，朝廷局于物议，也不会把他个人怎么样，但是，由此引发的后果，一定就是因为清廷又一次地藐视并践踏国际公法，遭致列强对中国的再次用兵。如果按照国际惯例及公法主持公道，难免会为人非议，朝廷基于舆论，也不会对他公开褒奖。

在大声空议和忍辱持正之间，曾国藩作为晚清最伟大的政治家，做出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选择。事后，也确实被清廷从直隶总督贬回到了两江总督。

直至最近，李鸿章才逐渐由误国殃民的卖国贼形象恢复到其本来面目--晚清中国的中流砥柱。

近百年以来，中国人一提起李鸿章，一定会将其与晚清签订的一系列士大夫们认为的丧权辱国的条约联系在一起，因为李鸿章是其中绝大多数条约的主要谈判人。野史上居然演绎出戏子在给老佛爷演戏时，伏尸死谏的故事：“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呵呵，一个国家在与外敌战败后，就把全部的过失和责任都推卸在负责战后谈判的一个人身上，什么吃里扒外的汉奸，没有骨气的卖国贼。试想，李鸿章在谈判中，为什么要出卖国家利益呢？难道真的贪图了外国的什么好处？还是屈服于外国的强势逼迫？

今天的人们应该清楚了，如此重大的国际间的谈判是不可能出现私相收授的台下交易。李二先生也不可能惧怕什么外国蛮夷的强势手段，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列强们在台面上还是非常遵循国际之间的惯例公法，断断不会出现僧格林沁鞭打拘押英法联军的谈判使者巴夏礼，从而导致谈判破裂，英法联军直入北京城，演出了一幕火烧圆明园的悲剧。

甲午战后的马关条约，是日本指名要求李鸿章挂帅谈判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中国，其军事柱石基本上维系在李鸿章一人及其背后的北洋军上了。中日甲午之战，实际上是北洋一军，抵御日本倾国之力！

拳匪之乱，庚子之变，事后的善后还是要仰仗这位垂垂老矣的卖国贼出来收拾残局，这位马关条约后被贬到两广总督任上的年逾七旬的老翁以老病垂死之身与列强周旋，力排众议，在保全国家体制和绝大部分主权的前提下，与列强签署了《辛丑条约》。条约甫定，他便吐血去世。

我实在是看不出来，这其中李鸿章有什么动机有什么理由要出卖自己的国家。

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是坦坦荡荡的真汉子，为了民族和国家，踏踏实实地履行了他们肩上的重担。

6) 辉煌武功下百姓的悲哀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以辉煌的武功震慑外族的时期，如汉武帝击破匈奴，隋唐盛世时的四面扩张，满清的最后辉煌。

汉武帝几度三番对匈奴用兵，打得袭扰中国本部长达几个世纪的匈奴人远遁漠北，在历史上每每为国人称赞。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汉武对匈奴及岭南百越用兵数十载，不仅耗尽了高祖和文景二帝三朝的积蓄，而且还对本朝的百姓极尽盘剥之能事，穷兵黩武，民不聊生。武帝之后，再经两朝方始复原。

不错，从整个民族的荣耀角度而言，汉朝的大名威加海内，有一句名言是“犯大汉天威者，虽远必诛！”，最后打得匈奴抱头西窜，远遁欧州，残余匈奴的兵锋所及，导致一系列民族被迫向西迁移，雪崩效应的结果竟然导致强盛一时的罗马帝国的最终覆亡，西方史书记载为“上帝之鞭”。

汉代倾数朝百年之力，终于把北方强邻彻底打垮，此后，中国本部的农耕文明对漠北草原的治理依旧是有心无力，续匈奴之后，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不断地在这片广漠的高原上兴起，历史一遍又一遍地重演故事：漠北南下的游牧民族与中原定居的农耕民族的冲突。

每一次汉民族的强力反击之后，不消百年光阴，游牧民族卷土重来如故。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鼓吹不抵抗主义，而是说，穷中国百年之力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斩草除根的战争行为，根本是得不偿失，由于自然环境带来的生存环境的制约，双方根本不可能完全吃掉对方，以蒙元的强悍不是同样要保持中国本部原有的经济生活方式吗？

因此，汉武帝的赫赫武功，在某种意义上，实在是虚幻的很哪。

7) 自我炫耀的光环

提起蒙元的武功，想起了一件可笑的事情。自古以来的朝代称谓，每一个读过书的中国人都是琅琅上口：秦汉隋唐宋元明清。

实在是不懂为什么蒙元也变成了中国的一个朝代？这是中国本部第一次被北方游牧民族完全占领，蒙古统治者们依赖的官员和军队，基本上是蒙古人和中亚的色目人，与中国本部尤其是江南精华地区基本无关，读书人失去了科举晋身之路，就把心思用来编编小曲写写故事上面。蒙古人不讲中国话，不习中国文化，甚至统治方式也与中国的传统差别极大，把中国人尤其是南中国人纳入社会阶层的最底部，根本无缘参与国家的治理，中国本部整个成为了蒙古民族及其手下的中亚官僚集团的纳税机器。

把蒙古人建立起来的大元，堂而皇之地纳入大中华的朝代序列，实在是有些汗颜。试想，如果二战的结果是轴心国胜了，中国全部为日本占领，难道日本国也成了中国的一个朝代？日本天皇也变成了大中华的什么世祖？

更是让人忍俊不禁的是，我们的历史书上，把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在中西亚和欧洲建立起的几个金帐帝国，一并纳入了蒙元的版图。拜托，蒙元只是那几个帝国名义上的共主，它们之间的征战杀伐，从来没有停止过。

即便归于一国，荣光也是属于今日偏居一隅的蒙古国，与曾经被征服的中国本部何干？

这里多说一句，满清时代，中国本部也遭异族统治，不过，满人自觉汉化了，以至于满文化自身几乎已经被淹没了。因此，把满族纳入大中华文化圈，还讲得通。

8) 对历史进程的曲解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历史教育对历代农民起义大加吹捧，记得阿唐念中学时学历史，对五代十国南北朝不甚了了，却对那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倒背如流。

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被人为地拔高到近乎无限的高度，俨然成为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主角。

我们的教科书上可曾提到过历次农民起义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以及貌似公允的口号下掩藏的血腥行为？

提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唐朝的黄巢，他率领的农民军队几乎把唐朝整个推翻。黄巢是一个读过书的私盐贩子，乘晚唐社会动荡之际揭竿而起，写过一首流传很广的杀气腾腾的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由于长期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崩坏，黄巢的军队找不到足够的口粮，于是发明了一种巨舂，专门用来为他的军队制造军粮。《旧唐书》记载云：“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明白了吗，把周围的老百姓抓来，扔进巨舂里磨成肉糜，以充军粮，真的是做到了吃人不吐骨头！

中国历史上的无数饥馑时期，“人相食”的记载不绝于史书。但是，把食人流水线化，黄巢是唯一一人。

再说一个，与李自成齐名的张献忠。明末，张献忠据四川成立大西国，自立为帝。不知道是否由于常年的战争生涯造成了他心理上的失衡，他开始恣意杀人取乐，甚至把自己的老婆和儿子也杀了，并且刻石以记：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具体杀了多少人，永远是一个谜。但是清初四川的人口减少到如此程度，清廷不得不颁布“湖广填四川”的诏令，填补天府之国人口的空缺。

如此种种的暴行劣迹，何来对历史的推进作用？

9)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思考

2000年以降，中国本部的经济重心逐渐由关中平原向东转移至黄河流域，又逐渐转移至长江中下游流域。

这其中有近数千年中国气候变迁的因素，也与人为的破坏有关。

秦在关中经营了数百年，建立了完善的水利设施，战国时期的关中地区的农产丰富，大大高于关东六国的平均水平，也保障了日后楚汉之争中，刘邦的后勤供输。

汉末及其后大分裂时期，关中的水利设施屡遭破坏，经济的重心转移到了黄河流域。

隋唐盛世之后五代十国，中原地区成了南北往来的杀戮场，甚至黄河都被人为改道去淹没敌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接下来的辽宋大战，辽金大战，金宋大战，蒙金大战，尤其是蒙古灭金的战争，同是游牧民族出身的金国抵御的异常凶悍，每一城的争夺都是尸横盈野血流成河，整个黄河流域变成了血腥的修罗场，社会经济摧残殆尽。如果不是留在关外的金人部落延续火种，大概就不会有后来的满清帝国的辉煌了。蒙古灭宋，除了前期在四川和襄阳的争夺激烈之外，对江南地区的征战却是势如破竹，一鼓而下，因此江南的经济基本保全，至此，中国的经济重心完成了最后的转移。

论述至此，估计砖头瓦块已经如雨。不过，从一个很长的历史长河的视野看过去，顺势昌，逆势亡，的确如此。中华民族柔韧的生命之力，是中华文化得以延续繁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0) 选择性回顾历史

中国人大概都知道中国对日本的文化输出，潜意识下面有一种施恩的骄傲心理。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现代汉语中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和术语的70%都是自日本引入的？我们今天使用的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等等词汇，全部来自日语。

中国的古汉语是单字结构，如日，月，帝，民，火，国，城等，甚至动词也是单字为主，如行，走，投，奔，持，呈等。这种单字结构在书面表意时，完全可以胜任，但是在日常口语中，因为大量的同音字的缘故，就不太适用了，事实上，历来中国的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别都是很大的。

近代，中日两国先后开始翻译西方的科学文化书籍，日本比中国起步略早。这一时期，中国的翻译界的代表人物是严复，他创造了大量的新词用以翻译科学及人文术语，其中有复词也有单字。但是历史最终选择了日本的译法，严复的创造逐渐被历史遗忘。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严复使用了文言体裁翻译西方作品，过于追求文体的雅致，从而导致了字面意思的模糊性；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晚清大规模的赴日留学现象。

不夸张地讲，没有日本就没有中国近代的国民革命。不仅国民革命的代表人物，如孙中山，蒋介石，阎锡山，蔡锷等，在日本旅居或留学，就是武昌起义中的大部分中下级军官，也都是自日本回归的留学生。他们基本上主宰了中国政坛军界达20年之久。

几乎每一个中国读书人大概都知道中英《南京条约》，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对外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就一步一步沦入殖民地半殖民的的深渊云云。但是，大概没有几个人读过有关该条约的具体条款，这里，是其主要内容：

1．宣布结束战争。两国关系由战争状态，进入和平状态。

2．五口通商。清朝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

3．赔款。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其中600万元赔偿被焚鸦片，1200万元赔偿英国军费，300万元偿还商人债务。

4．割地。清朝政府将香港割让给英国。

5．另订关税则例。清朝政府将以公平的原则颁布一部新的关税则例，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6．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与华商自由贸易。　　

今天审视这一条约，只有割让香港一款，损害了中国领土的完整；至于战败赔款，实在是天经地义；其它各款，不过是强迫愚昧的清政府遵循当时的国际通商惯例罢了。甚至百年来英治之下的香港，对于中国进步的正面意义，自不待言。

至于汉朝对于越南的用兵，隋唐对于高丽的征战，更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

行文至此，似乎去统独之争的话题远矣。

拉拉杂杂地说了许多，不外是想要说明几点：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多一些宽容，少一些狭隘；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多读一点书，少下一点结论；自己的日子要过好，别人的生活也要顾忌。

我们的教育体系的确存在着某种偏差，一个调子，一个观点，一个角度，遮遮掩掩，以偏概全，注重传授，轻视思考。

世界已经变了，打打杀杀已经过时了，打拼经济是第一位的，如果中国的经济变成了世界老大，台湾，蒙古，朝鲜，中亚，南亚还不抢着回归或结盟？就连身在空门的达赖喇嘛都放弃了西藏独立的主张，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脱离了中国的西藏是不可能在经济上自立的。一个佛门人物，都知道经济的重要和妥协的必要，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一定要分分钟较量出一个高下出来，而且不惜一战以求一逞？！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浴火重生，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愿泱泱华夏之风再次吹拂于世界之林，与兄弟姐妹民族一同携手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