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推动“藏独”， 不遗余力 陈破空 11月，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召集流亡藏人领袖，举行会议，讨论西藏的前途和选择。在此之前，达赖喇嘛承认自己试图与中共和解的“中间道路”失败，希望未来之路由藏人自己选择。 同期，中共突然公开中南海与达赖喇嘛代表的谈判内容，声称，与达赖喇嘛谈判的，没有什么“西藏问题”，只有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 奥运会前，在法国和日本等国压力下，中共一度与达赖喇嘛代表恢复“接触与磋商”。如今，北京奥运会结束，世界经济危机骤起，各国无暇他顾，中共没有耐心再演戏，径直与达赖喇嘛一方撕破脸皮。 中共强硬抨击达赖喇嘛，指控达赖喇嘛所提出的“中间道路”，内容都是“西藏独立”。并举例说，达赖喇嘛“不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以现实而论，目前的西藏，当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自古”二字，则明显夸张和不实；五千年前，两千年前，甚至几百年前，西藏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1239年，蒙古人进入西藏，将西藏置于其统治之下；但蒙古人先后灭亡亚欧数十国，建立的元朝版土，包括中国在内；如果要说那时的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显然荒谬。 1720年，康熙年间，清廷发兵入藏，把西藏变为满清的一部分，迄今不到三百年。很有争议的是，那时候的中国，却又是满清铁蹄下的沦亡之国。1911年，清国覆灭，中华民国继承了满清版图，西藏正在其中，从那时起，即从中华复国之日起，西藏才正式算得上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不管是蒙古人还是满清人，都采取“以藏治藏”的策略，并未改变西藏传统宗教与文化；中华民国更是如此，甚至没有在西藏驻军。所以，中华民国时期，即便国难当头，内乱与外患交加，但西藏并没有脱离或者试图脱离中国，没有给中国“添乱”。 只有到了中共铁血统治时期，忍无可忍的藏人才开始反抗并发出独立呼声。西藏最高宗教领袖出走，长期流亡他国，足以证明中共治藏的“业绩”：对比蒙、满、中华民国等政府，中共统治手法拙劣，完全失败。用经济手段应付政治问题，用世俗淫风冲击宗教信仰，用强权哲学抹煞文化分歧，用枪炮刺刀强迫藏人低头，便是中共全套“治藏方略”。 中共还指控达赖喇嘛一方：“要求建立‘大藏区’；要求中国军队从西藏撤走；要求汉人移民撤出西藏；要求高度自治，以推翻西藏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等等，并将这些诉求统统斥之为“西藏独立”。且不说达赖喇嘛本人已经无数次表态“放弃西藏独立”，就具体到这些诉求中，也根本没有一条与“独立”二字相关。 不管是“大藏区”还是“小藏区”，都在中国境内，无关独立。中国军队是否撤走，驻多驻少，未必导致西藏独立，中华民国时代，就是最好见证。（实际上，达赖喇嘛的立场是，中国军队仍然驻防边境，用于国防。）要求限制汉人大举移民西藏，更非独立主张。（未闻达赖喇嘛要求已经居住在西藏的汉人撤走，仅闻希望汉藏两族如兄弟般和睦相处。） 至于“要求高度自治，以推翻西藏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更与“独立”二字风马牛不相及。但，这才是中共最在意的一条：西藏不得象香港和台湾那样，不得搞“一国两制”，不得推行民主制度。亦即，西藏不得在意识形态上独立。中共有关藏独的所有指控，要害都在这一条。不便明说，便夹杂在其他种种指控中。中共很清楚，只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统一”这些字眼，才能蒙蔽中国民众、煽动他们对达赖喇嘛的仇恨。 中共对外强调“允许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共存”，对内却绝不允许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共存；对外强调“建立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对内却死守一元化的一党专政。 古代中国圣贤和明君，皆主张仁政。两相对照，古代明君以仁治国，中共以暴统政；古代明君待人以善，中共待人以恶；古代明君宽大为怀，中共仇恨为本。连普通老百姓都懂得“有话好好说”这个简单规则，但中共连话都不好好说。一提到达赖喇嘛，就是无限上纲，就是人身攻击，就是恶毒咒骂。 中共的思维和话语恶习，也影响到它统治下的国民，以至于，凡亲共人士或愤青，提到台湾、西藏、新疆、法轮功等问题，都只有恶言相向或喊打喊杀，全无文明素养。 从双方的宣传和舌战中，可以看出，推动“西藏独立”的，不是达赖喇嘛，而是中共本身。中共夸大“藏独”，反复强化对“藏独”的指控，事实上强化了藏人的独立意识。而拒绝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与温和主张，更是把流亡藏人逼到只能走西藏独立之路的死角。这，大概也正是中共的精心设计。 中共的潜台词是：宁愿让你们主张独立，也不让你们主张民主。藏人主张独立，中共才方便予以打压，并获得中国民众的“支持”；一旦中国民众知道，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主张的，不过是高度自治，不过是民主制度加宗教自由，而给予同情，中共反而不知所措了。 主张“无神论”的中共，极端迷信强权。固然，现实世界，往往是强权当道的世界，然而，无知与傲慢，却历来是强权衰落的起点。西藏问题无解，或者，西藏局势恶化，中共必须承担最大的历史责任。 （11/14/08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