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崇毛症患者眼里,毛泽东是军神、战神，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的顶峰级人物，无人能出其右，没有毛泽东,中国的红色革命万万不能成功。 文革结束后，黄克诚将军看到社会上有人对毛泽东不以为然，不顾老眼昏花，撰长文维护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威信，首先谈了两条： 一是毛泽东发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走依托城市搞武装革命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都失败了，秋收起义失利后上井冈山的路子却成功了。 二是开创军队不发军饷的创举，广州起义的部队还是发军饷的。 黄老看到20世纪革命史，却看不到中国2000年的战争史，历次农民起义，哪次不是从田间地头爆发的，有一次是从城市发展起的吗？农民参加起义有要军饷的吗？哪一个不是有口饭吃就跟着造反？ 毛泽东到底不是神，他的一些想法办法是有历史渊源的，是借鉴总结历史经验搞出来的，说白是历史造就重要人物，而不是重要人物造就历史。毛式崇拜的提倡者以重要人物造就历史为出发点，对毛泽东的军事神话万般称颂，总结出“金科玉律”，以“十全武功”加以佐证，一帮人整天吃饱了饭不干别的，专门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毛泽东的专项发明吗？ 2000年前的＜孙子兵法＞中就说了“十则围之, 五则攻之, 倍则分之, 敌则能战之, 少则能逃之, 不若则能避之。”全面得很，优势时怎么办，劣势时怎么办，全教到了。 准确地说，毛泽东是个政治型军事家，不是职业军事家。他直接指挥的战役是4个：前三次反围剿加一个四渡赤水。四渡赤水是毛泽东自认为的得意之笔，算是他职业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当时红军的实际兵力将近一个军，可以说毛的职业军事才能相当于一个军长。 遵义会议初步明确毛在军事指挥中的领导地位，长征结束后这一地位完全确立，但面对日益开阔的政治博弈空间和军事博弈空间，毛以政治型军事家的素质加军长的水平应对起来就明显得力不从心。 尚在长征途中时，红军就有与苏联打通联系的打算。长征结束后，这一任务落在了四方面军身上，因敌情压迫，四方面军只来得及把三分之二的人马渡过黄河，然后踏上了西征路途，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西路军.。西路军二万一千多人，弹药短缺,战士的子弹多的有20几发，少的只有5发.。西路军领导层计划第一步进抵凉州、永昌，第二步进抵甘州、肃州，年前接通新疆。 因为西路军进入马家军的传统地盘，马家军进攻西路军特别积极卖命。1936年11月中旬，西路军中的9军在古浪被马家军包围，经过苦战损失很大。此时中央军委又来电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建立根据地。中央军委的意图是让西路军策应黄河以东的红军，这种暂时的配合任务有违西路军进入新疆这一主要战略任务。而且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也不现实，这一带人口稀少，又是回汉杂居区域，民族隔阂很深，西路军无法获得人力物力的支持。 古浪一战说明马家军是一个危险的对手，西路军兵力居于劣势，处于无后方作战，兵员、弹药有耗无补，长期在此耽搁是很危险的。而中央军委，尤其是军委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对此都没有足够的重视。 从军委来电到12月上旬，西路军和马家军接连打5仗，人员减至一万五千人。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国民党军准备进攻西安，中央军委为应对河东的局面，命令西路军东进。12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军委又命令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 1937 年1月上旬，西路军抵达高台、临泽地区，中央军委命令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是因为蒋介石出尔反尔，调集重兵准备进攻西安，军委再次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至此中央对西路军的前进方向已是两次反复，西路军的领导者无法接受，发电质疑“究竟整个战备企图如何？”上级回电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鉴于西路军实力大减，西路军的领导请求中央派四方面军留在河东的那三分之一部队来援，东西夹击马家军，而军委认为抽不出部队西援，命令西路军紧缩编制，独立完成任务。 从 1936年11月到1937年1月初，经历了两个月时间，西路军走完进疆约三分之二的路程，还保有的兵力也是约三分之二，如果此时西路军快速西进，脱离死地，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然而中央军委的核心人物在西路军的行动问题上始终处于犹豫彷徨的思维误区，最终陷西路军于绝境。 1937年1月中旬，马家军追踪而至，猛攻高台的5军，5军孤军奋战一周，包括军长董振堂在内的三千多人全部折损。后来董振堂的头颅被马步芳带到南京向蒋介石邀功请赏。 1月中旬中央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东进，原因是西安局势紧张，另外中央想把西路军的进退作为与蒋介石谈判的筹码。 1 月下旬，7万马家军及民团扑向西路军，西路军进入倪家营子固守，在此苦战一个月。西路军弹药几尽，在阵地上红军战士把枪架在一边，只凭大刀、木棍等近身肉搏。2月下旬，西路军突围而出，但又遭敌堵截，重返倪家营子，中央来电指示“固守50天”。西路军守5天，再也无力支持，只能再次突围，此时西路军剩下八千来人。 3月上旬，西路军到三道流沟地区，又被追敌包围，经过血战突围。3月中旬，西路军进入梨园口，敌骑兵追来，一番惨烈激战后，西路军仅余三千多人。西路军余部先后转到康龙寺、石窝，进行了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战斗，然后分散游击。1937年5月初，幸存的西路军余部430多人进入新疆。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对西路军的失败作一语中的的总结：“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经历长征的红军总共五万多人，西路军失败造成的人员损失将近40%，对这一严重的后果，中央军委的核心人物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 在其后的70年里，各种文字对西路军失败问题一直躲躲闪闪、避而不谈，原因就是要维护当时那位核心人物的“威信”。直到90年代初，中共党史谈及西路军还语焉不详地说是“奉命”西进，到底是谁的命令？含糊其辞。西路军失散人员长期在政策待遇上受冷遇，西路军军事总指挥徐向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长期坐冷板凳，这都是欲盖弥彰之举。 西路军失败反映出毛泽东在军事战略上的平庸才质，在西路军最后的危亡时刻，中央还来电空想什么“固守50天”，充分表现出毛泽东遥控指挥的弊端，遥控指挥者往往脱离战场实际，发布不现实的军事命令，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这一特性又有充分的发挥。 黄老将军在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时，不知是否还记得四平之战。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有”反对消极防御, 不看重城地的得失，着重保存自己,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在1946年春天，毛泽东忘记自己的军事原则, 要求各用十万军队死守四平和本溪。 林彪对此持不同看法,，黄老将军也曾发电请求放弃四平，毛泽东不听，还指示准备数万人伤亡，“化四平为马德里”。结果防守本溪、四平的二十万部队受重创败退,，林彪都准备放弃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打游击了.。四平、本溪之战使东北战局开门黑，给军事指挥者和部队基层笼罩上心理阴影，以后至辽沈决战期间的两年多时间里，东北野战军没有打出过大的歼灭战。 四平之战，表明毛泽东在军事学识上有很大欠缺，最突出的一点是对军事技术缺乏了解，对现代化装备的威力和作用缺乏认识，这一点后来在朝鲜战争中再次显现。 毛泽东不仅在东北想争城地，在华北也要争。1946年6月国共合谈破裂，内战全面打响，中央命令晋察冀、晋绥军区集中兵力打大同。4万解放军主力围攻大同，打了一个多月，损失很大，最后以失败告终，同时解放军据守的集宁被国民党军攻破。集宁、大同之战晋察冀和晋绥的解放军伤亡6万，元气大伤，张家口又面临国民党军进攻的锋芒，在保守城地还是保存有生力量两个选择中，中央军委选择前者，命令保卫张家口，结果张家口失守，部队再遭损失。 四平和张家口的失败证明，毛泽东的外线作战、争夺城地想法，在解放战争初期根本行不通。1946年的毛泽东很像红军反第五次围剿时的洋顾问李德，重城地的得失，而不注重保存有生力量，最终两者皆失。 在华东区域，毛泽东的想法是让山东和华中的部队前出到津浦路两侧作战，华中野战军到蚌埠到浦口之间作战。华中战区的指挥者粟裕建议华中野战军第一步先在苏中打，第二步再转战淮南。这个建议被首肯，于是有了苏中的七战七捷，3万人的华中野战军吃掉5万国民党军。七战七捷使毛看到内线歼敌的优越性，从而转变观念，重新回到轻城地得失、重消灭敌方有生力量的“毛泽东思想”上来，解放战争中的战略防御也走上正轨。 解放战争打到了第二年，在怎样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上，毛泽东明显落伍了。派刘邓兵团跃进大别山搞根据地，实质上是抗日战争初期派部队前出”作眼”的老套路，和解放战争的形势格格不入。 解放战争的形势不是慢慢搞根据地，不是慢慢发展壮大，而是直接开展大规模战役，持续不断地大量消灭敌方的有生力量。在1947年的1月到5月,，华东野战军陆续发起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分别歼灭5.3人、5.6万人、3.2万人。孟良崮战役虽然歼敌数量比前两次少，但吃掉的是实打实的一个王牌整编师，对国军震动极大。 华东战区是解放区和国统区直接较量的中枢性前沿，华东野战军的战绩表明解放军已经处于“敌则能战之”的有利战略态势。这时候，刘邓兵团过黄河应该是派到能和华东野战军直接进行战役性配合打大歼灭战的区域，比如河南西部。毛泽东把刘邓兵团派到孤悬于国统区的大别山，自身实力大大减弱，还得其它方面的部队掩护配合。 华东野战军为配合刘邓兵团跃进大别山，分兵三处，处处失利，调整部署后开展铁路破击战，成了游击兵团，在以后的10个月里再也没有打出1947年上半年那样的大歼灭战。10个月华野少歼灭15至20万蒋军，解放战争的进程被人为地滞后了。 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解放军和国军在中原地区处于胶着相持状态。怎样才能打破僵局呢？毛泽东的想法是继续”做眼”，派粟裕兵团南渡长江到达闽浙赣，成立”东南野战军”，这一计划的后果只能是两个：一是粟裕兵团大量减员，在南方无所作为；二是中原战区解放军实力下降，局面更难打开。 幸好有一个高明的战略家，他不在统帅部里，而在中原战区。 粟裕在1948年1月到4月，几次向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粟裕的建议勾画出中原战略决战的蓝图: 把敌方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 合理化建议被军委接受，”暂缓渡江”，这才有了歼敌9万的豫东战役，豫东战役打破了中原僵局，是中原逐鹿的转折点，也是整个解放战争的转折点。豫东战役后的中原战局呈破竹之势，济南战役、淮海决战一气呵成，战争进程以出乎双方统帅意料之外的速度发展开去。豫东战役和济南战役，还给东北野战军提供战略进攻的范本，克点、打援也成为辽沈战役的基本元素。 在几十年的宣传中，歌颂解放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最辉煌的时期，一切都按照高明统帅的安排顺利发展，从胜利走向胜利。而事实是毛泽东根本安排不好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只是因为有得力下属的促进和推动，战争才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轨道。 朝鲜战争结束半个世纪了，对朝鲜战争的评价正统话语永远是两个字：“胜利”。是朝鲜战争的“胜利”印证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呢？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决定了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问题姑且置之一旁，只说说第三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 第三次战役有一点和四平之战相同，就是打政治仗。坚守四平，是为了在国共调停中获得谈判筹码，第三次战役，是为向世界表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不遵守三八线原则，为解放朝鲜半岛南部作铺垫。第一、二次战役后志愿军减员9万人，约占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收复失地的同时后勤补给的距离也大大拉长，在这种情况下主动进攻是难为之举。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在战争状态中军事上的得失又左右着政治的天平，不顾军事上的可行性硬让它为政治服务必然会带来相反的效果。 勉力为之的第三次战役虽然占得了土地，但在随后的第四次战役中大部得而复失，这两次战役使美军看到自己的优势，大大增强与志愿军较量的信心。毛泽东又一次违反了“ 不看重城地的得失，着重保存自己,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一重要作战原则。 第三次战役的目的是在政治上得势，结果却是在政治上失势，第三次战役使中国错失了联合国通过的对中国很有利的和平提案。第三次战役时，毛泽东不是高明的战略家，甚至不是高明的政治家。 第四次战役前，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思路还转不过弯来，甚至于提出要打到三六线、三七线间的大田和安东，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目标，战略上不可能，战术上也不可行，除军事外行，找不出评价这个提法的词汇。军事上的空想和战场实际差距如此之大，完全是南辕北辙，在远距离遥控指挥上表现出的离奇古怪，在中外战争史上少有。第四次战役前的毛泽东和1937年1月的毛泽东惊人地相似，当时西路军已经处于生死边缘，毛还命令西路军建立根据地，甚至还要东进。 大田和安东免了，因为战区指挥官实在制定不出这样的战役计划，于是搞个保全三七线的防御战。强弩之末自然是防不住对方的猛烈进攻，第四次战役结束时志愿军撤到三八线南侧。 后来又搞出个第五次战役，一场结结实实的败仗，一次生搬硬套内战经验的战役，一个错误战略思想和战役思想指导下的产物。战役的初衷是歼灭美军的整师，结果连一个整团都没歼灭，自己倒丢了一个师,各参战部队伤亡很大，被俘1.7万人，让美军拣了个大便宜。第五次战役是朝鲜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从此攻守之势易位，志愿军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 第五次战役上上下下都有责任,责任最大的还是毛泽东， “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如此结局的责任不得不由最高统帅来负。第五次战役后的朝鲜战局基本上是南攻北守，其后的两年中，志愿军将士拼死作战的目标就是保住毛泽东曾经不屑一顾的三八线，如果说朝鲜战争是一场胜利，也就是胜在这一点上了。 在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的时代，红色革命所有的功劳尽归伟大领袖一人所有，几代人的头脑中都被灌输进“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愚昧观念，直接和国际歌唱反调，用看“红宝书”、背语录等手段禁锢人的思想，人民信仰毛的程度超过西方人信仰上帝。到毛泽东后时代，别有用心者利用人民对现实的失望“因势利导之”，掀起对毛泽东的“二次崇拜”，用拍影视剧的新手段继续吹捧毛，从＜巍巍昆仑＞到＜开国大典＞，再到＜大决战＞、＜大进军＞，没完没了。在毛泽东时代，人们认为他是神，在毛泽东后时代，人们认为他是半神半人。 在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漫长工程中，军事功绩是第一元素，本文从这一点出发，还原历史史实，厘清历史细节，据实评价毛泽东在历次战争中的军事表现。 总而言之，从军事角度看毛泽东，应该把他还原为一个人，还不是供奉成神，人的天才总是有限度的，人也是会犯错误的，看到了这一点，就不会陷入到盲目崇拜的泥沼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