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共在执政时对本国人民犯下的各项屠杀罪行，往往要到它垮台时才被部分披露，而仅是披露的冰山一角，已足以让善良的人们震惊不已，如东欧列国、前苏联的大清洗、柏林墙边的射杀。 　　以屠杀人口占本国人民的比率来看，柬共肯定是杀人大赛中的冠军，（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四成）：在被屠杀的人口中，最多的是自己人，即柬埔寨人，约一百到二百万，下来是华人，约二十到五十万，被杀最少的是越南裔，只有两万人左右，几乎被杀光。 　　为什么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屠杀在人数统计上会出现这样大的偏差？因为当年柬共和它的主人销毁了大部分档案，幸存下来的只有遍布全国的万人坑、罪恶馆来不及烧毁的部分照片和九位因刽子手急于逃命而漏杀的囚犯。而那些被处决的人，往往是全家无一幸免，从腹中胎儿到垂死之人，都被成家、成族地处死，没有留下一点这些人曾经在世的痕迹。我姑姑、姑父一家连半点东西都找不到，如果不是我们都知道她们生活在金边市，以卖中国杂货为生，哪相信世上有过这一家六口人？ 　　那些残存的百姓，多半是生活在磅逊那一带柬共老根据地的人，对大屠杀并不了解，而那些参与大屠杀的人或自愿或被迫紧闭着嘴。国际社会只能象统计大跃进饿死人口一样，用死亡前的人口减去残余人口来粗略估计，因此被屠杀的人口从三百多万到一百多万，悬殊极大。真正掌握真相的，只有制造这场灾难的柬共，但这些刽子手怎会自证其罪？他们销毁罪证，杀人灭口还嫌不及。因此，要揭露大屠杀的真面目，只能等到垮台，对洪森的压力与控制解除之后，才能全面去做这个工作。柬埔寨的大屠杀从柬共取得政权直至被推翻，持续了三年左右，一直不为外界知晓，保密与控制的功夫十分到家，若非一场突然的战争，打断了这个过程，也许没有做完的试验，就会在柬埔寨做完：从肉体上彻底消灭阶级异己分子。 　　揭开柬共大屠杀面纱的不是注重人权的西方民主国家，而恰恰是阵营中的越南，他们因为出兵推翻了扶植起来的波尔布特，让洪森掌权而受到谴责甚至发展到以后的兵戎相向。 　　我们看越共柬共的战争起源-- 两万越南裔被杀。只有两万越侨被杀便让越共出兵灭了柬共，许多人不相信这个简单的真相，但我想说：就这么简单，这是我几进越南，遍访各地、各族群后得出的结论。 　　越南之所以出兵柬埔寨，并不是所谓的越共有称霸的野心，实实在在是因为有两万越南裔的柬埔寨人被柬共杀了，不管这些人的阶级成分是什么，他们都被越南人称作同胞。越南军队、越南政府觉得他们有保卫自己同胞的天职，谁也不敢承担抛弃越南侨民的责任，如果不出兵，越南领导人害怕将来会被追究个人责任。 　　于是，越南打了柬埔寨，并且打得十分漂亮，因为他们得到了柬、越军民的大力支持，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许多人不相信这个简单的事实，因为华裔被杀人口是越南裔的几十倍，即使知道大屠杀的少数人，又有几个知道完全的真相？ 　　当年越南为了给自己的军事行动找到合法的解释，几经掂量之后，越共选择了披露柬共大屠杀真相，以获得国际道义支持的手段。并从缴获的大屠杀证据中选择性地向世界进行了披露，虽然这是有着极大保留的公布。现在我们所能查证到的大屠杀事实，还停留在越共同意披露的部分及一些受害人家属提供的个案层次上，更多更重要的部分，还被越南作为敲诈谈判的筹码保留着。 　　因为在当年柬共的大屠杀中，柬共扮演了极其重要又极其可耻的角色，时至今日，外交官出传记的不少，却没谁敢出来承认自己就是当年柬共大使馆的外交人员。 　　当时几十万的华侨被柬共杀害，柬共没有透一点风声，除有权知晓的柬共那几十个人外，被蒙在了鼓里。实际情形，柬共大使馆最清楚，当时，遍布柬埔寨各地、党、政、军各部门，正是这些人帮助这支丛林游击队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所有投诉或求救的信件，都被柬共大使馆及其领导下的“专家”们封锁了，华人的信件被翻译成柬文，或直接就较交给了柬共，这些投诉或求救人的结果就可想而知。 　　我想另外告诉大家的是：柬共情报官员的水平都很高，许多人都是直接训练出来的，他们的老师现在依然健在，相信他会赞成我的说法。 　　越共出兵灭柬共，措手不及，连动员的时间都没有，（当时还没有快速反应这一个兵种）只有警告加威胁，而越共入柬，虽然获得了柬埔寨人民的热烈欢迎。 　　虽然越南的做法为人类社会了解共产极权的统治真相提供了一个窗口，却无可避免地把柬埔寨屠杀侨民的罪恶暴露了出来 　　在柬埔寨大屠杀中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的并不是柬共，而是他的上级领导部门，因为当时的柬共并没有多少自主权，这从对西哈努克国王的处置上就可以证明：在柬共杀害了国王的两个儿子后，难道柬共连腹中的胎儿都要斩草除根，就不知道放虎归山的后果吗？但波尔布特连屁都不敢放就执行了。 　　因为不仅他的军队要依赖援助，更主要是他的军队也掌握在军事顾问的手上，他这个总书记是个傀儡，一切决策权都掌握在那几个人手中。 因为柬埔寨大屠杀的策划与监督执行人，它对整个大屠杀应负大部责任。 　　那些制定及执行大屠杀方案的人，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国际法庭所追究，使用了各种手段来阻止联合国对此案的公开审理。乔森潘最近出书为自己辩护称：不知道大屠杀的真相，没有参与大屠杀，完全是撒谎，而他这样讲的目的是将要把幕后主使者供出来。 　　红色高棉案，一直是压在心头的梦魇，令他们惊惧不已，频繁地外交斡旋、经济援助，只求在一番努力之下，洗去手上的血迹，公审的几次反复，一再推迟，罪恶馆的关闭，就是施压的结果。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被柬共士兵所屠杀的柬埔寨人、华人、越南人的灵魂安息了吗？他们的亲属所遭受的心灵与肉体的创痛愈合了吗？人间正义得到伸张了吗？那些恶魔受到应有的惩罚了吗？ 　　没有！ 　　面对冥冥之中无数受害者的眼睛，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可以放弃吗？ 　　每当夜深人静，我独自抚摸着那些记载罪证的材料，仿佛听到冤魂在呼喊：报仇啊！我感到灵魂受到某种牵引，它让我抛弃对自身安危的顾虑，投入到他们中间去，为了让这些冤魂得到解脱，有一种某名的紧迫感令我又提起了笔。 　　随着我全家的被捕，这种紧迫感再次催促我利用剩下无多的时间写下去，这珍贵而短暂的自由时光，是这样令人迷恋。一个人的一生，终于做了一件自己满意的事。这就是为屠夫作传，为我所遭遇的每一个刽子手写传记。 　　也许不久，用一个捏造的罪名逮捕我，我将永远失去讲真话的机会。但是我一点也不会后悔，起码在一段时间里，我有过写作与言论的自由，这比起那些一生都生活在暴政之下从来都不能或不敢讲真话的己是极为幸运的了。 　　如果今后我的儿女能够看到我写的这些文字，能读到写了一半的《五千年》、《五十年逃亡之路》，能够和世界其它国家的人一样自由地呼吸，我觉得不后悔。 　　如果因为我的死亡能够唤起更多的人来为屠夫作传，把自己身边的走狗及其主子的罪恶纪录下来，不让这些残害人类的败类逃脱惩罚，我更不会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