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与一些亚太国家举行高密集度的联合军演，引起了很多关于美国东亚战略意图的讨论，如沸沸扬扬的围堵中国论。然而，如果结合奥巴马亚洲政策的其他面向来看，包括加强与亚细安(ASEAN)的关系、参与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成为东亚峰会(EAS)会员，等等，除了防范中国崛起之外，其政策中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方向的意图也不容忽略，在服务这个意图方面，联合军演有其特殊的作用。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特点与美国的基本态度

　　东亚经济一体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东亚各国在经济上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并开始把彼此看作一个命运共同体，试图通过某种方式的合作，应对跨国金融资本给亚洲和世界经济体系制造的动荡，培育该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集团的整体竞争力。由于一体化是在东亚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存在主权争端和缺乏战略互信的环境下进行的，因此采取了在有共识的领域率先开展合作的做法，呈现出以亚细安为纽带、多种合作模式并存的发展特点(如”10+3”、三个”10+1”、”10+6”、”10+8”等)。目前，相关各国围绕一体化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三点：一、一体化的范围是限制在东亚地区，还是环太平洋区域?二、一体化的层次是限于构建自由贸易区，还是朝着超国家行为体的方向发展?三、一体化进程应当由谁来主导?这些分歧的存在，是一体化对区域外国家采取开放态度的一个原因。

　　美国政府认为包括东亚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与其利益存在密切联系，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该区域的一体化形成了三个基本态度：

　　一体化应当在环太平洋范围开展，而不应局限于东亚;

　　一体化应当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框架内开展，而无需另创机制，如果新创机制，美国必须参加进去;

　　需要将APEC改造成一个对其成员更具约束力的组织。

　　这三个基本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华盛顿的一个关切：亚太地区的一体化不能以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为代价。

　　东亚经济一体化对美国的主要挑战

　　但是自上世纪末以来，东亚一体化呈现了一些令华盛顿担忧的发展趋向：一是出现了未将美国包括在内的一体化主张，例如韩国金大中时期东亚展望小组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中国致力于构建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等。2009年日本民主党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蓝图，原本也没有明确美国在其中的地位，后来迫于美国压力，才澄清“不排除美国”。二是形成了亚细安与中日韩的“10+3”合作模式以及中日韩关于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探索，引起了华盛顿对于一体化进程可能被东亚地区大国主导的担心。三是自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引擎后，在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日益凸显，作为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反应，中国在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已启动了同亚细安的自由贸易区，又将与五个邻国共同兴建湄公河流域铁路网。中国积极参与东亚经济合作，被美国某些人看作是其营造地区霸权的一个步骤。

　　奥巴马政府之前的小布什政府，企图通过建立APEC框架下的亚太自由贸易区以及和东亚国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来预防美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被边缘化，但是由于主要精力被反恐战争牵扯，这两方面的努力都成效不大，只完成了和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奥巴马上台后，虽然调整了战略侧重，有心在上述方面取得突破，但在国内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制约下进展迟缓。在这个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在东亚地区举行的高密度联合军演，就具有了超越应对该地区一些具体冲突的涵义。

　　联合军演的特殊作用

　　军演必然要有假想敌，而假想敌的设定又是基于真实存在的矛盾，例如朝核危机、海洋争端等。作为针对特定假想敌而开展的联合军演，演练的就是同盟者如何通过最有效的分工与协同行动来解决共同面对的矛盾，参与者之间在演练过程中容易形成一种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不难看出，通过在亚太地区的一系列联合军演，奥巴马政府无异在提醒盟国和需要争取的国家：不要忘记你们在该地区还有这样那样的矛盾、还有这样那样的敌人，而美国有决心也有能力维护你们的权益，何去何从你们要想清楚。

　　在奥巴马政府受制于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以及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对东亚一体化进程影响乏力的情况下，联合军演通过突出亚太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互信缺失，对于分化10+3模式，冲散围绕中日韩、特别是围绕中国可能形成的地区向心力，无疑具有某种作用。

　　但是需要看到，在很大程度上，东亚一体化是东亚各国对西方跨国金融资本损人利己扰乱世界经济秩序的一种回应，一体化采取什么发展模式，有其内在的逻辑。只要奥巴马政府不能从国际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不能有效约束跨国金融资本不负责任的行为，不能为建设更为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做出实质贡献，就难以从根本上阻止东亚一体化向脱离美国影响的方向发展，联合军演虽然喧嚣一时，也终不免流于虚声恫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