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派勞動黨書記崔龍海為特使，展開對俄羅斯為期一周的訪問。崔龍海向普京轉交了金正恩的親筆信，引起國際社會對朝鮮局勢與半島和平的再次關注。

尤其是今年九月以來，平壤外交變得積極主動，加強了同美日韓歐盟和伊朗的聯繫，同俄羅斯打得火熱，雙方達成了多個經濟協議。但與此同時，朝鮮和中國的關係依舊冷淡，在目前可以看作是平壤為擺脫對北京的依賴所實行的外交多元化努力。只是到目前為止，平壤外交攻勢所取得的實質效果不大。

在平壤的多元外交中，莫斯科是重要一環，其作用是來平衡北京的。然而，莫斯科雖有加強在朝鮮半島的存在和作用之意圖，鑑於其自身正遭受西方國家“圍攻”，而不得不向北京求助的現實，故而不大可能明顯配合平壤要求來惹惱北京。而且，不同於財大氣粗的北京，莫斯科也沒有足夠實力來援助平壤。這點平壤無疑是清楚的。

所以，很可能折騰了半天，最終平壤會發現，撇開北京來解開困局，是不可行的。

平壤急於開拓外交局面，也反映了其對自身日益孤立處境的不安。

客觀而論，平壤的前途讓人很不樂觀，潰敗是個大概率事件，只是時間早晚而已。無論是北京還是莫斯科，充其量可以減緩平壤政權的潰敗速度，但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其命運。能夠改變這一命運的是平壤自身，如果平壤能夠走正常國家發展道路，和當年中國一樣實行改革開放，融入世界體系的話。

包括金融大鱷羅傑斯在內的許多分析認為，環顧全球，平壤將會是下一個有待開墾的金礦。形成這一判斷的前提是平壤會推行中國式經濟改革和發展計劃。

表面看起來，兩者確有很大相似性，但實際上，平壤在邪路上走得太遠了，極難重回正常國家發展道路，實行中國式的改革開放。

首先，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已大大削弱。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時，世界共產主義體系尚未瓦解，從意識形態上看，執政黨的合法性還存在。但世界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今天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就剩下幾個，且除中國之外大多數發展並不好。即便在平壤改革開放後，支撐其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因素也已大大削弱，讓它很難如北京當年一樣得到外部支持。

其次，中朝開放的參照系不同，而且韓國之於朝鮮，比起台灣之於大陸，政治影響力完全不同。北京打開國門時，雖然海峽對岸的台灣經濟比大陸發達，人民生活也更富裕，但信息的獲取遠沒有互聯網時代的便利，台灣在經濟實力、面積、人口、軍力諸方面都沒法與大陸相比；更重要的是，控制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當年是被逼出大陸的，大陸一些民眾對當初國民黨政權的腐敗還有記憶；此外，大陸和台灣中間還隔着一條海峽。因此北京實行改革開放，不用過於擔心台灣和平演變。

然而，平壤若實施開放，人民對朝鮮政權能有多認同和支持，將始終是個問題。因為朝韓是被韓戰分裂成兩個國家的，相對於韓國，朝鮮政權並不具有天然的正義性。韓國也不比台灣，無論國土面積、人口規模還是軍事力量，都與朝鮮相當或超過朝鮮，且韓國是新興的發達國家。加上韓朝兩國領土接壤，可以預見，平壤打開國門後，一條“三八線”是無法阻擋人們南下的。在世界已進入互聯互通的時代後，韓國這個同宗同源的參照系將成為對朝鮮民眾的極大刺激，他們不可能再繼續容忍現政權幾十年的腐朽統治。這也是平壤高層最深層的畏懼。

現在朝鮮民眾之所以還對政權比較支持（是否真支持也是要打問號），根本原因是信息封閉，他們無從了解和比較外部世界，就像中國改革前一樣，總以為全世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惟有自己最幸福。

再者，目前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局勢與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截然不同。北京當年能夠實行改革開放的外部機會是美蘇冷戰，在中美蘇的大三角關係中，美國為了爭取中國共同反對蘇聯，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持歡迎和支持態度。但這一條件在對平壤而言並不存在。雖然普遍預計中美是競爭對手，但冷戰已經結束。中美關係也不再會重複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零和博弈。美國不會為了遏制中國而來扶持平壤這個長期被自己視為“邪惡”的政權。

退一步講，即使中美關係退化到當年的美蘇關係，華盛頓為圍剿北京全力扶持平壤，朝鮮內部也存在隨着開放改革出現反平壤極權統治的因素和力量。中國有過前車之鑑。因此，最有可能的是，一旦平壤實行改革和開放政策，美國會聯合韓國實施和平演變。平壤領導層不能不考慮這點。

最後一點要看國內政治。七十年代的中國和目前的朝鮮面對的國內利益集團的阻力不同。北京是在文革結束的基礎上實行改革開放的。文革不但使中國走到國家崩潰邊緣，也使國內幾乎所有的政治力量和階層都成為受害者——除了一部分文革新貴和極左勢力外。因此當鄧小平決定打開大門，走向世界時，當時的觀念和利益集團是無法阻擋改革和開放的。在人人都幾乎從經濟改革中受益後，支持改革也就成為社會的主流。

平壤則不同。目前來看，平壤改革和開放的發起者一定是這個政權的最高統治者，是自上而下的，但他同時又是現政權的最大既得利益者，這本身就會使這種改革陷入一種邏輯的悖論，導致實際的改革和開放步伐不會太大。另一方面，平壤實行的是“先軍政治”，軍隊是這個封閉的貧困國家的實際主宰。在長期軍隊優先的國策中，早已形成一個龐大的軍事利益集團。這個集團，尤其是軍隊的上層人士，是現政權的依賴支柱。這就決定了，除非在改革開放後這個集團的利益繼續得到保證，否則，他們勢必會反對。而從邏輯上而言，改革開放的推進必然會削弱軍隊的力量和利益。換言之，在改革開放和先軍政治之間存在結構性矛盾。平壤的政權結構決定了金正恩不可能放棄軍隊對其的忠誠而推行大力度改革開放。

平壤實行中國式的改革開放的條件實際上並不具備，但這並不是說，平壤不會推行有限度的經濟改革，解決人民起碼的溫飽問題。平壤也可能會不得已打開國門，推行某些它視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

但平壤的改革只存在於技術層面，而難以達到制度層面，改革至多是為了解決由溫飽問題而導致的政權生存問題。但當進一步改革危及到政權的生存時，它就會放慢步伐。所以，平壤的改革只能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搖擺。

問題在於，作為改革決策者的最高統治者能否做到對改革收放自如。以平壤政權的脆弱，和朝鮮本身作為一個小國的有限的迴旋餘地，很多因素是超出其掌控的，故而改革的平壤仍充滿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