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以为，作为中国人，都应记住当年斯大林曾对宋子文说过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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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句话的背景之一：当时的国民政府，为请苏联出兵东北，消灭日寇驻东北关东军。时，日关东军在东北兵力达24个师团、约70万人。

　　背景之二：1945年2月4至11日的雅尔塔会议召开。时，美总统罗斯福、苏领导人斯大林、英首相丘吉尔，齐聚在前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其目的为加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协调对德日法西斯的作战行动。当时，罗斯福为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争的压力，认为联合苏联打击日本的时候到了，他再一次请求斯大林出兵东北，以实现对日致命一击。

　　背景之三：此时，斯大林对罗斯福说，我得要给苏联人民一个出兵的理由。斯大林给罗斯福开出的条件包括：1、维持外蒙古独立现状；2、租借中国旅顺港做军事基地；3、保证战后苏联替代日本在中国东北独享商业利益等。斯大林对罗斯福说，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苏联要参加对日作战？罗斯福当时在没有征得中国政府同意情况下，满口答应了斯大林的要求，并签定了协议，即为“雅尔塔密约”。当时，整个过程连丘吉尔都不知道，他后来回忆，“我虽未参加苏美两国的密谋，只是临签字前才看到协议文本，但毫无疑义地同意了。”

　　背景之四：“雅尔塔密约”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仍然，当时蒋介石不知情，直到密约签署数月后，他才私下从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口中得知密约部分内容，于是，蒋介石对从刚从美归来的宋子文说，看来，不能指望美国人了，我打算派你直接与苏联接触，同斯大林签订一项条约。

　　背景之五：同年6月30日，宋子文一行抵达莫斯科，7月2日，斯大林与宋子文等会谈，当时曾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蒋经国，他晚年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你看，谈你的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谈判从一开始就陷入僵局。”

　　在这个系列背景之后，蒋经国如此回忆斯大林对宋子文说的话，“今天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是废话！”

　　最终，蒋介石让步，7月9日，他回电宋子文，“中国政府今愿以最大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和苏联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现状，苏联承认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旅顺港采取“共同使用”而不是“租借”30年，苏联承诺不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

　　当年国家弱，所谓的国际关系和正义全是屁话；赤裸裸丛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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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中国国力和意志弱到什么程度？

　　源头还是出在日寇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华事件。事变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未见出兵死战。虽然事变后的10月，在数千名请愿学生冲进南京总统府（也是唯一一次）要求国民政府抗日时，直至第二天上午才姗姗而出的蒋介石，拍着胸脯对请愿学生承诺，“蒋某人负责三个月之内收复东北，如果不能收复东北，我提着我的头向国人表示谢罪！”

　　东北不但没有收复，相反，国民政府却是一再地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塘沽协定”等一系列的丧权辱国协定。否则，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何以日寇就兵临北京城下？日寇非一日之功也，而国民政府，非一日之溃退、溃败也。

　　实际上，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国土被割让、国民被屠杀、国力极度衰弱，无一不与日本频频且蓄意已久的侵略，息息相关。并且，外蒙最终被当时的苏联所惦记，又与1931年“事变”日寇侵占东北后便对与当时外蒙密不可分的内蒙古垂涎欲滴，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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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8月，日承德特务机关在西乌珠穆沁设立分支机关，开始进行特务活动。时任日关东军参谋长的小矾国昭、第二课长（特务课，负责情报、策反等）喜多诚一等，对入侵内蒙古“热情高涨”，并派出由关东军扶植的李守信军攻占多伦，创立“察东特别自治区”。

　　1935年7月25日，日关东军制定《对内蒙措施要领》，其方针为，“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时任日关东军副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等决定支持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同年11月，德王、卓特巴札普和李守信三人在日特务机关撮合下，作出《与日本合作复兴蒙古》决议。

　　1935年12月8日开始至年底，日关东军派出原驻锦州、承德附近的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与李守信部一起行动，在不到一个月时间，李守信部侵占内蒙全境并接收所有行政权，并以当时伪“满洲国”纸币为统一货币。

　　1936年2月，在日关东军扶助和策划下，德王在西苏尼特成立临时自治政府，当时日关东军野心之大从其制定的《对蒙措施要领》就可见一斑，“措施之重点，先对现在军政府管辖区城内的重要部门进行整顿巩固，根据工作的进展，扶植其势力伸向绥远，然后向外蒙、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扩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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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底，苏联针对日本极速扩张，为加强防范对日本关东军，苏军在外蒙与伪“满洲国”边界线上（自1924年6月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名号后苏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驻有14个狙击师团、3个骑兵师团、战车约850辆、飞机约950架、潜水艇约20艘，总兵力达24万。

　　1935年至1936年期间，日与苏在“边界线”上，发生武装冲突有杨木林子事件、绥芬河以北事件、金厂沟事件、长岭子事件、乌蛇沟事件、观月台事件、张殿英事件等。

　　1939年5月始，日关东军为实现陆军部所谓的“北进政策”，在当时的中国国境内，诺门罕，与苏军互相投入兵力20余万人打了一场战争，史称“诺门罕战役”，以日关东军惨败告终。

　　1939年9月1日，德入侵波兰，亦为著名的“闪电战”；苏联为此东线西调， 9月17日入侵波兰，10月6日，德、苏两国占领波兰全境。期间，日、苏签定协定。

　　自此，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进行抗日的国家，没有了。

　　随着日寇“北进”失败而取策“南进”，美国作为中国抗日援助国，才开始浮出水面。

　　历史经验表明，国弱，即“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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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逆转和复盘，但可以用来借鉴，尤其是教训。

　　正因为中国近代以来屡屡被日本所侵略，并由此带来系列的丧权辱国的命运，现代的中国人，无不是在奋起直追，建设自己的国家。

　　普通民众是如此。在城市，每凌晨2点钟就有清洁工在街道打扫卫生，早上更是有如鲫鱼过江般的人潮奔赴工作岗位；在乡村，即便是80岁的老爷爷，也宁愿在田头而不想在炕头。甚至，有时候老农明显的“反智”行为，都能令人泪流满面，明知第二天一大早圩堤预备决口，老农仍于晚上背着药水到田埂灭虫。这种源自对土地、对生活无限的热爱，不正是中国快速发展起来的内因吗。

　　国家领导人亦如此。已无须累言。仅刚不久国务院总理在塞尔维亚出席第三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时面对的情形，就可见一斑。与16国领导人分别会晤，即便每个人只见15或20分钟，16个人加起来就是四五个钟头，这其中还不包括与每个领导人会晤间隙留给工作人员更换国旗、茶杯等物品的15个5分钟。时间环环相扣，紧张得没商量。如此，才会有李总理今年5次出访签下1400亿美元大单的傲人成绩。而据韩媒分析，国家主席习近平每4天就有一场外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