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以為，作為中國人，都應記住當年斯大林曾對宋子文說過的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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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這句話的背景之一：當時的國民政府，為請蘇聯出兵東北，消滅日寇駐東北關東軍。時，日關東軍在東北兵力達24個師團、約70萬人。

　　背景之二：1945年2月4至11日的雅爾塔會議召開。時，美總統羅斯福、蘇領導人斯大林、英首相丘吉爾，齊聚在前蘇聯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塔，其目的為加強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協調對德日法西斯的作戰行動。當時，羅斯福為減輕美軍在太平洋戰爭的壓力，認為聯合蘇聯打擊日本的時候到了，他再一次請求斯大林出兵東北，以實現對日致命一擊。

　　背景之三：此時，斯大林對羅斯福說，我得要給蘇聯人民一個出兵的理由。斯大林給羅斯福開出的條件包括：1、維持外蒙古獨立現狀；2、租借中國旅順港做軍事基地；3、保證戰後蘇聯替代日本在中國東北獨享商業利益等。斯大林對羅斯福說，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得到滿足，我將難以向蘇聯人民解釋，為什麼蘇聯要參加對日作戰？羅斯福當時在沒有徵得中國政府同意情況下，滿口答應了斯大林的要求，並簽定了協議，即為“雅爾塔密約”。當時，整個過程連丘吉爾都不知道，他後來回憶，“我雖未參加蘇美兩國的密謀，只是臨簽字前才看到協議文本，但毫無疑義地同意了。”

　　背景之四：“雅爾塔密約”事關中國核心利益，仍然，當時蔣介石不知情，直到密約簽署數月後，他才私下從美駐華大使赫爾利口中得知密約部分內容，於是，蔣介石對從剛從美歸來的宋子文說，看來，不能指望美國人了，我打算派你直接與蘇聯接觸，同斯大林簽訂一項條約。

　　背景之五：同年6月30日，宋子文一行抵達莫斯科，7月2日，斯大林與宋子文等會談，當時曾為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的蔣經國，他晚年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當時，斯大林拿一張紙向宋院長面前一擲，你看，談你的問題是可以的，但只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這是羅斯福簽過字的；宋院長一看，知道是《雅爾塔協定》，談判從一開始就陷入僵局。”

　　在這個系列背景之後，蔣經國如此回憶斯大林對宋子文說的話，“今天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是廢話！”

　　最終，蔣介石讓步，7月9日，他回電宋子文，“中國政府今願以最大犧牲與誠意，尋求中蘇關係根本之解決。”1945年8月14日，國民政府和蘇聯正式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條約規定：國民政府承認外蒙古現狀，蘇聯承認中國對東三省的主權，旅順港採取“共同使用”而不是“租借”30年，蘇聯承諾不向中共軍隊提供武器。

　　當年國家弱，所謂的國際關係和正義全是屁話；赤裸裸叢林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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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中國國力和意志弱到什麼程度？

　　源頭還是出在日寇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侵華事件。事變後，當時的國民政府，未見出兵死戰。雖然事變後的10月，在數千名請願學生衝進南京總統府（也是唯一一次）要求國民政府抗日時，直至第二天上午才姍姍而出的蔣介石，拍着胸脯對請願學生承諾，“蔣某人負責三個月之內收復東北，如果不能收復東北，我提着我的頭向國人表示謝罪！”

　　東北不但沒有收復，相反，國民政府卻是一再地簽訂“何梅協定”、“秦土協定”、“塘沽協定”等一系列的喪權辱國協定。否則，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中何以日寇就兵臨北京城下？日寇非一日之功也，而國民政府，非一日之潰退、潰敗也。

　　實際上，眾所周知，中國近代以來，國土被割讓、國民被屠殺、國力極度衰弱，無一不與日本頻頻且蓄意已久的侵略，息息相關。並且，外蒙最終被當時的蘇聯所惦記，又與1931年“事變”日寇侵占東北後便對與當時外蒙密不可分的內蒙古垂涎欲滴，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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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8月，日承德特務機關在西烏珠穆沁設立分支機關，開始進行特務活動。時任日關東軍參謀長的小礬國昭、第二課長（特務課，負責情報、策反等）喜多誠一等，對入侵內蒙古“熱情高漲”，並派出由關東軍扶植的李守信軍攻占多倫，創立“察東特別自治區”。

　　1935年7月25日，日關東軍制定《對內蒙措施要領》，其方針為，“隨着華北工作的進展，使內蒙脫離中央而獨立。”時任日關東軍副參謀長的板垣征四郎等決定支持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同年11月，德王、卓特巴札普和李守信三人在日特務機關撮合下，作出《與日本合作復興蒙古》決議。

　　1935年12月8日開始至年底，日關東軍派出原駐錦州、承德附近的獨立混成第十一旅團與李守信部一起行動，在不到一個月時間，李守信部侵占內蒙全境並接收所有行政權，並以當時偽“滿洲國”紙幣為統一貨幣。

　　1936年2月，在日關東軍扶助和策劃下，德王在西蘇尼特成立臨時自治政府，當時日關東軍野心之大從其制定的《對蒙措施要領》就可見一斑，“措施之重點，先對現在軍政府管轄區城內的重要部門進行整頓鞏固，根據工作的進展，扶植其勢力伸向綏遠，然後向外蒙、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區擴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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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底，蘇聯針對日本極速擴張，為加強防範對日本關東軍，蘇軍在外蒙與偽“滿洲國”邊界線上（自1924年6月喬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國”名號後蘇軍就一直留在外蒙古），駐有14個狙擊師團、3個騎兵師團、戰車約850輛、飛機約950架、潛水艇約20艘，總兵力達24萬。

　　1935年至1936年期間，日與蘇在“邊界線”上，發生武裝衝突有楊木林子事件、綏芬河以北事件、金廠溝事件、長嶺子事件、烏蛇溝事件、觀月台事件、張殿英事件等。

　　1939年5月始，日關東軍為實現陸軍部所謂的“北進政策”，在當時的中國國境內，諾門罕，與蘇軍互相投入兵力20餘萬人打了一場戰爭，史稱“諾門罕戰役”，以日關東軍慘敗告終。

　　1939年9月1日，德入侵波蘭，亦為著名的“閃電戰”；蘇聯為此東線西調， 9月17日入侵波蘭，10月6日，德、蘇兩國占領波蘭全境。期間，日、蘇簽定協定。

　　自此，當時唯一援助中國進行抗日的國家，沒有了。

　　隨着日寇“北進”失敗而取策“南進”，美國作為中國抗日援助國，才開始浮出水面。

　　歷史經驗表明，國弱，即“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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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從來就不可能真正逆轉和復盤，但可以用來借鑑，尤其是教訓。

　　正因為中國近代以來屢屢被日本所侵略，並由此帶來系列的喪權辱國的命運，現代的中國人，無不是在奮起直追，建設自己的國家。

　　普通民眾是如此。在城市，每凌晨2點鐘就有清潔工在街道打掃衛生，早上更是有如鯽魚過江般的人潮奔赴工作崗位；在鄉村，即便是80歲的老爺爺，也寧願在田頭而不想在炕頭。甚至，有時候老農明顯的“反智”行為，都能令人淚流滿面，明知第二天一大早圩堤預備決口，老農仍於晚上背着藥水到田埂滅蟲。這種源自對土地、對生活無限的熱愛，不正是中國快速發展起來的內因嗎。

　　國家領導人亦如此。已無須累言。僅剛不久國務院總理在塞爾維亞出席第三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時面對的情形，就可見一斑。與16國領導人分別會晤，即便每個人只見15或20分鐘，16個人加起來就是四五個鐘頭，這其中還不包括與每個領導人會晤間隙留給工作人員更換國旗、茶杯等物品的15個5分鐘。時間環環相扣，緊張得沒商量。如此，才會有李總理今年5次出訪簽下1400億美元大單的傲人成績。而據韓媒分析，國家主席習近平每4天就有一場外事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