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父亲的口述整理）

                                    颠沛流离， 溯长江而上

      你问我在安江的陆军医院做什么。我记得其中一些事情。那时我很喜欢书法，画画和英语。自己常常练习英语书法，也就是写得像艺术字那样的。你知道药房都挂有药品毒性等级的标识表，有剧毒的，微毒的和无毒的。我们药房的那个标识表是院长的表弟用老报纸做的，时间一久都褪了色，变得模糊不清。我就自己在宿舍里重新画了一张，用了红蓝两种颜色，拉丁字也写得很有艺术性，拿给他们看，他们觉得真不错，就把老的换了下来。挂上去后，传到院长的耳朵里，那几天里他特意跑到药房里看了好几次。后来院长要盖一个房子，需要设计图。他找到我要我画，我哪里画过，他就口述房子是什么样子的，门在哪里，窗子在哪里，我按照他说的，画了出来。呃，他真就照着我画出来的样子把房子砌好了。再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我们医院那时和美国医院合并在一起了，要开一个悼念罗斯福的大会，大厅里需要挂一张罗斯福总统的画像。院长又找到我，要我画。我从来都没有画过人像，没有办法，就去翻报纸，只找到了一张他的版画，照着版画的样子画了出来，挂在那里还真像。 我们那时的工作除了正常的本职工作，年轻人包括女兵都帮美国人消毒用过的纱布，棉签什么的，卷棉签什么的，大家和美国人在一起唱歌讲笑话，都很开心。

    好，再回到我们往上海开拔的事。 等到我们往上海开拔时，我已经成了医院的主力了，负责押运药品。光药品就有三大卡车。我们整个车队先是到了长沙。长沙大火后，整个城都烧光了，找不到住的地方。长沙呆不下，我们只好继续走。到了汉口， 在汉口的郊区一个叫桥口的地方落脚，住在那里。后来我们走水路，药品装了两大木船，我和一个勤务兵押送。从汉口顺长江而下去南京，从江西经过时，其中有一条船不知怎么没有跟上队。那时共产党在江西的势力很大，我以为它在九江被共产党俘虏了。结果一天后，它又跟上来了。就这样我们到了南京。把所有医院的物品转运到了停在火车站的火车厢里，我们就住在车厢里，大概这样南京住了很长时间，大约一个多月。那时车站也繁忙得很，深更半夜还在调车皮和装卸货物，我们经常从睡梦中被车头挂车厢时的“空拢”猛撞撞醒来，你问我这些药品是怎么装卸的，从车上装到船上，从船上运到火车车厢里是不是手上有资金可以雇人搬运和付车船费？这个我不记得了，但医院自己有十几个兵，由他们装卸。

   之后我们就到了上海，这时那个勤务兵死了，是被打点滴打死的。那时我们医院自己生产药品，药是我配的，配好了以后医生拿去打。那个医生也是不负责任，刚配好的药还滚烫的，他也不等冷却就打进了他的血管里。你说那滚烫的水打进血管，那血岂不是凝固了，就这样，勤务兵死了，大约四、五十来岁人，非常厚道老实。

    在上海时，我们住在眉州路的圣心女子学校，学校停办了，是一栋五层楼的房子，建得真好。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曾把这里作医院。日本投降后，把它交给了我们。我们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总有两、三年吧。后来换了院长，那个时候国民党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院长对我说：“原来这个院长要走了，你如果有地方高就，你就去高就吧……” 听他这么说，我也知道他是要我走，我就得想办法谋出路了。当时也有很多没有事可做的人，他们到医院对面的戏园子看戏。我想看戏有什么好，又学不到东西，我得去学些技能。看到我们医院的对面有一所学校，晚上开办英语班，我去参加学习英语，但是那个英语班已经学到蛮高的程度了，我感到自己跟不上。然后我就去学打字，学的也是打英文，更觉得自己跟不上，学中文打字，也有点吃力，只好作罢，就这样处于无事可做的地步。于是我就决定玩遍全上海城，也不枉到上海一趟。那时我穿着军服，乘坐什么都不要钱，我常常从起点坐到终点。其实也是太胆小了，我经常从八路军办事处门前过，看到挂有牌子，不见里面有人。那时国民党也常常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是如何之坏，我又穿的国民党军服，就不敢进去。要是硬着头皮进去了，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命运吧。

   有一天我去一个公园看菊花展，不记得是哪个公园了，第一次看到菊花从烘罩样的花架里长出来，球形的非常漂亮，也第一次看到了彩色照相。回来的时候已经天黑了，刚好碰到了医院的军需主任，姓梁。他问我：“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答：“我没有地方可去啊。” 他说：“他们都去了南京。” 我说：“我不知道呀。” 他说：“火车可能还没开，你快去。” 原来是他的表弟带着一帮闲下来的人投奔南京。我马上跑到大姐家，找她要了28元钱，把衣物装进自己做的一个铁皮箱，来到了车站售票口。售票厅乱哄哄的排了很长的队，我着急起来，恐怕买不到票赶不上那些人了。正在此时，前面乱了起来，有人吵架，排着的长队乱了套，挤来挤去的。那时宪兵很厉害，立刻赶来维持秩序。我就趁机跑到队伍的前面，挤在一个看似当官的人的后面。其他人以为我和他是一起的，也就都没有做声。就这样我买到了票，赶上了那趟火车。同伴们看到我也来了，都很高兴，因为那时我在医院里的人际关系很好，大家都喜欢我。我告诉他们，我身上没有带证明，有个司书（那时没有打印机，文件抄写都靠司书）给了我一张身份文件，可是那上面有他的名字，这也不好办呀。记得他的名字叫王若林，我灵机一动，不妨把那个“林”字上面加一个“木”字，变成“森”字，如果碰上宪兵查询的话，就说我俩是兄弟。其实一路上倒也没碰上宪兵，很顺利地到达了南京。到南京后，王若林没有停下来，继续走了，不知去了哪里。

   原来是成立了一个“新七旅”，不记得是属于哪支部队，是国防军训练新兵的，提出的口号是“不打内战”，我们医院的医务主任已经带了一帮人去投奔，其中有医生，护士什么的，刚好就缺一个司药。他看到我来了很高兴地接纳了我。后来他要我给他造一个药品清单，但是所有的药品他其实已经消耗尽了。这不是造假么，我就不肯，他说没关系，你造就是了。我还是不肯，这造假的事我不愿干。几次三番后，他就生气了，指着我说：“你难道非要我发脾气不可才肯做？” 我看他话说到这个地步，心想我本来就是来找工作的，算了，其实这类事情也很普遍，只是我不适应而已。这样我帮他造了，他也很开心。

   在南京招到了不少人后，我们一起登上了去四川的轮船。那时军队乘坐轮船公司的船，属于公差，免费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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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岚，2015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