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为何惨败?读完一目了然 |
送交者: 香椿树1 2019年05月05日08:41:44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
挟洋自重、养寇自肥。只要家门口始终有一群横行霸道的强盗,朝廷就必须依靠李鸿章的私家军,而且必须为李鸿章养活这支强大的军队。 其实明朝末年的袁崇焕和他的前任干的就是同样的营生。 作者推崇曾国藩和左宗棠, 其实曾和左与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只不过曾国藩和李仅仅是保住了地主的利益就满足了。 李鸿章野心更大一些而已。 资本集中,土地集中, 官僚集权, 导致上中下三极失衡, 变成官僚一极独大,国家必然陷入动乱和灭亡, 外鬼仅仅是加速这个过程而已。自从邓小平复辟之后, 中国的官商学黑翅膀越来越硬, 已经开始收买犬儒文人做舆论准备了,不乐观。 —————————————————————————— 纪年五四专文:甲午战争为何惨败?读完一目了然 作者生民无疆 按:谨以此文纪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此文约3.5万字,主要依据《清史稿》,描述了五四运动爆发的大背景。 五四运动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救亡图存 以中华之广土众民,以中华之优秀悠久的历史文化,我从不相信“八国联军”是不可战胜的。 当今一些专家们关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的解读,大多无逻辑可言。他们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是因为中国科技落后、经济落后的必然结果。如果这一逻辑成立的话,那么,七七事变后,日本数十万大军侵略中国,结果应该是:中国举国投降、彻底亡国。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才万把人,清军与英军的武器差距,远没有抗战时期中日军队差距大。 历史的真实是这样的。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英军真的拥有碾压清军的战斗力吗?显然不是! 当时的英军的武器,只是比弓箭要强。因此,如果遇上誓死抵抗的百姓,英军也会吃大亏。 《清史稿·英吉利志》: 英人以撤四方炮台兵将扰佛山镇,取道泥城,经萧关、三元里,里民愤起,号召各乡壮勇,四面邀截,英兵死者二百馀,殪其渠帅伯麦等。义律驰援,复被围。亟遣人突出告急於广州知府余葆纯,葆纯驰往解散,翼义律出围登舟免。时三山村民亦击杀英兵百馀。佛山义勇围攻英民於龟冈炮台,歼英兵数十,又击破应援之杉板船。新安亦以火攻毁其大兵船一,馀船遁。 英军串扰广州的周边地区时,被当地百姓干掉了几百人。这种情况,在抗战时期,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日军的武器装备大大领先于中国军队,更别说中国百姓了。 1842年6月14日,英军以陆海军万余人围攻镇江,投入陆军7000余人攻城。镇江守将海龄,尽管是临时得知信息,手下官兵仅1500人,但决意应战,坚守城池。英军花了4天时间才占领该城。海龄因城破而自杀殉国。此战,英军死伤165人(其中海军死3人,伤17人),清军死伤493人,刚好是1∶3。 如果每攻占一地,都是这样的损失,英军还敢打下去么? 那么,清军为什么失败? 其一,皇帝昏乱。 《清史稿·宣宗本纪》: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乙卯,英人陷镇海,……命奕经为扬威将军,哈哴阿、胡超为参赞大臣,督办浙江海防。 《清史稿·奕经传》: 宗室奕经,成亲王永瑆孙,贝勒绵懿子,承继循郡王允璋后,隶镶红旗。……奕经分属懿亲,素谨厚,为上所倚重,奉命专征,颇欲有为而不更事,尤昧兵略。 大敌当前,道光帝派出的前敌统帅是奕经。奕经完全不懂军事,仅仅因为是宗室子弟,被任命为如此要害职务。 其二,高官颟顸。 奕经纯属一个公子哥。《清史稿·奕经传》: 浙事日亟,巡抚刘韵珂促援,迟不至,遂相恶。久驻江苏,以供应之累,官吏亦厌之。饷需文报,皆延搁不时应。十二月,始抵杭州。……奕经祷於西湖关庙,占得“虎头”之兆,乃议於二十二年正月寅日寅时进兵,屡遣谍,为敌所获,漏师期。……永福等入宁波南门,中地雷,天保甫及镇海城下,为敌炮击退,皆大败。越日,应云所具火攻船为敌所焚,军中自惊,奔大宝山。朱贵收集溃兵图进攻,敌兵已至,力战竟日,杀伤相当,无援,贵死之。文蔚闻败亦退,军资器械弃失殆尽。奕经留军绍兴,回驻杭州,自请严议,诏原之。 奕经作为前军统帅,却长期呆在江苏。浙江前线战事紧急,告急求援文书不断,他无动于衷,浙江巡抚对他恨之入骨。江苏方面也十分讨厌他,因为受不了高昂的招待费用。从9月离京,如此厮混到了12月,他总算到了杭州。又直到在关帝庙抽到了“虎头”签,他才选定了下个月一个吉利的日子的吉利时辰,出兵进攻宁波。经过漫长的“准备期”,他的作战计划,也被英军获得。结果自然是大败,这一支将帅离心离德、毫无士气可言的队伍,一路狂奔,“军资器械弃失殆尽”。 此前,奕经在朝廷任协办大学士,位居宰辅。可以想象,晚清朝廷是一个什么样子。 还有更为荒唐的。《清史稿·牛鉴传》: 敌舰分薄瓜洲,扬州震动,盐运使但明伦听商人江寿民计,赂以六十万金,遂犯江宁,舰泊下关。 英军攻占镇江后,开始逼近江北。扬州的高官,位居从三品(相当于如今副省级)的盐运使但明伦,根据商人的建议,给英军送去了60万贯钱,恳请英军不要进攻扬州。英军收到钱后,改攻南京。 如此高官,无视国家利益,竟然以邻为壑,国家还有救么! 其三,武备废弛。 最“优秀”的宗室子弟奕经,也是个公子哥,毫不奇怪的是,八旗子弟们只知道吃喝玩乐、遛鸟狎妓。因此,在战场上,英军往往找不到对手,八旗子弟们要么不战而溃,要么胡乱应战。对此,道光帝真的很生气: 何以英人一到,遽而失守?可见将懦兵疲,全无斗志,非英人凶焰竟不可挡,实我兵弁临阵逃脱几成习惯。(《清宣宗实录》卷362) 似乎有点勃勃雄心的道光帝,颟顸透顶的清廷,终于“明白”了:打不赢,洋人船坚炮利。于是,不平等条约开启了。 直到清朝灭亡,清廷一直是如此颟顸,几乎见不到任何长进。因此,不平等条约一个接一个,不绝如缕。 1851年至1864年,因为太平天国,使得国内大乱。乱定之后,一批仁人志士力图通过洋务运动,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 尽管当时的朝廷昏乱,但是,平心而论,洋务运动干得很不错,各方面都有起色。 事实,最能说明问题。 1882年(光绪八年),因为左宗棠抬着棺材进军新疆,沙俄被迫交还了已经占据多年的新疆伊犁。 1885年(光绪十一年),清军大败法国的海陆军。在镇南关,法军大败,被清军一路追杀;在镇海,侵华海军司令孤拔被清军轰死;在台湾淡水,法军的军旗,也被清军夺走。这一仗,让法国丢尽了脸皮。 几年间,中国军队打败了八国联军的中的两国,其中,法国还是西方第二大军事强国。其实,法国与号称第一的英国相比,实力是不相上下的。 清军差吗?洋务运动成效不显著吗? 不过,这是清朝的回光返照。 因为清廷颟顸的土壤里,长出了李鸿章之流的歪脖子树。“李鸿章”,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是一种意识形态。 所以,几年后,当今某些专家口中的“完人”李鸿章,就把他的淮军----当时中国烧钱最多、海归最多、装备最新、人马最壮的一支海陆军武装,全部葬送给了日本。 此时的日本全国陆海军的武器装备加起来,也远远赶不上李鸿章淮军的本钱。 日军的枪炮舰艇,全是买的西洋货;日军上点档次的军官,是刚从西洋念完书回来的。 日军比法军还强?扯吧! 但是,李鸿章的淮军,硬是惨败给了地地道道的“小日本”。 打完这一大败仗之后,李鸿章有了施展他最得意的独门绝技的舞台:外交。他亲赴日本,签署了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祸国最深的《马关条约》。 《清史稿·德宗本纪》: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马关会议。和约成,定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割辽南地、台湾、澎湖各岛,偿军费二万万,增通商口岸,任日本商民从事工艺制造,暂行驻兵威海。” 大片的割地! 前所未有的赔款!2亿两白银,是清朝正常年景二年的中央财政收入。 正当李鸿章签署这一条约的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正在为如何筹集几十万两白银的建设资金发愁! 这些,还在其次。 甲午之败,彻底摧毁了精英阶层的民族自信心。 甲午之败,彻底摧毁了精英阶层的独立自主的强国意志,致使他们后来实施了一系列行为乖张的“变法维新”。 甲午之败,开启了西方列强任意欺侮中国之端。瓜分中国自此开始;中国坠入万丈深渊。 1919年的五四运动,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自此,仁人志士们开始了新的救国征程。三十年后,新中国建立。今天,中国虽已发展为世界军事和经济强国。 值得注意的是,甲午之败以来的跪洋流毒,至今,依然没有消除。 一、从中法战争说起 在《清史稿·李鸿章传》里,李鸿章近乎“完人”。考虑到《清史稿》的编撰,是在北洋政府----李鸿章的门生故吏、徒子徒孙控制的地盘下完成的,这也不足为怪。不过,参与编撰人员的观点也不尽一致。所以,仅仅依靠《清史稿》,我们就能大致还原李鸿章的跪洋祸国的形象。 话说,在清朝,李鸿章是一位最通“洋务”的天才,李鸿章也向来以为,以他的“外交”之才,足以摆平一切“洋务”。 李鸿章办“洋务”,其实就是:逢洋必跪,不惜以最大的祸国来跪洋。 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时,李鸿章坚决反对西征,极力主张:放弃新疆。《清史稿·左宗棠传》: “光绪元年,宗棠既平关陇,将出关,而海防议起。论者多言自高宗定新疆,岁糜数百万,此漏卮也。今至竭天下力赡西军,无以待不虞,尤失计。宜徇英人议,许帕夏自立为国称藩,罢西征,专力海防。鸿章言之尤力。宗棠曰:‘关陇新平,不及时规还国家旧所没地,而割弃使别为国,此坐自遗患。万一帕夏不能有,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入俄耳。吾地坐缩,边要尽失,防边兵不可减,糜饷自若。无益海防而挫国威,且长乱。此必不可。’军机大臣文祥独善宗棠议,遂决策出塞,不罢兵。” 如果李鸿章的主张得逞,新疆丢了,西藏、内蒙还会属于中国么?
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在左宗棠的武功,和曾纪泽的外交努力下,沙俄归还新疆伊犁给中国。 与此同时,法国在中国南方的附属国----越南,又开始生事了。 《清史稿·德宗本纪》: “(光绪八年三月)法、越构兵,谕李鸿章、左宗棠、张树声、刘长佑筹边备。乙卯,筑浙江海口炮台。是月,俄人归我伊犁。” 对于法国侵略越南,真正精通洋务的大员们的态度是这样的: 曾国荃(晚清著名的悍将、曾国藩的弟弟,时任两广总督),态度是:打就打,谁怕谁呀!于是,一边调兵遣将上前线,一边支持唐景崧前往越南说服刘永福共同抗击法军。 《清史稿·越南传》: “(光绪八年)三月,移曾国荃督两广。……曾国荃至粤,命提督黄得胜统兵防钦州,提督吴全美率兵轮八艘防北海,广西防军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相继出关,所谓三省合规北圻也。” 《清史稿·唐景崧传》: “光绪八年,法越事起,自请出关招致刘永福,廷旨交岑毓英差序。景崧先至粤,谒曾国荃,韪其议,资之入越。” 左宗棠,态度是:我还不老,我愿亲上前线带兵,打他狗日的。不让我去,行,我推荐我的老部下王德榜去。王德榜没给老上级丢脸,后来果然立大功。 《清史稿·左宗棠传》: “(光绪)九年,法人攻越南,自请赴滇督师。檄故吏王德榜募军永州,号恪靖定边军。” 张之洞(时任山西巡抚),态度是:议和?要脸不?打!我亲自组织人马来打。 《清史稿·张之洞传》: “(光绪十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复奏遣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皆宿将,於是滇、越两军合扼镇南关,殊死战,遂克谅山。……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 要论“洋务”,张之洞、左宗棠的功劳与成就,至少不亚于李鸿章吧?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兵工厂等等,远远超越李鸿章,没人敢否认吧?至于左宗棠,他倡办的福州船政局,且不说造船,李鸿章北洋水师的专业将领,几乎清一色毕业于左宗棠的船政学堂。 但是,面对法国人入侵越南,李鸿章大人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其实,当时朝廷主战声音已占上风,朝廷决定一战。考虑到李鸿章的声望挺高,门生故吏遍天下,又有作战经验,便任命李鸿章为抗击法国的前线总司令。可是,李大人不去前线报到,却跑到上海,去洋大人议和去了。 李鸿章大人立马找到了跪洋“外交”的祸国舞台。 《清史稿·越南传》: “(光绪九年)三月,法军破南定。帝谕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出关会商,黄桂兰、赵沃筹防。李鸿章丁忧,夺情回北洋大臣任,鸿章恳辞。至是,命鸿章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粤、滇、桂三省防军均归节制。鸿章奏拟赴上海统筹全局。法使宝海在天津议约久不协,奉调回国,以参赞谢满禄代理。刘永福与法人战於河内之纸桥,大破法军,阵斩法将李成利,越王封永福一等男。徐延旭奏留唐景崧防营效用,并陈永福战绩。帝促李鸿章回北洋大臣任,并询法使脱利古至沪状,令鸿章定期会议。脱利古询鸿章:‘是否助越?’鸿章仍以边界、剿匪为辞,而法兵已转攻顺化国都,迫其议约。鸿章与法新使德理议不就,法兵声言犯粤,广东戒严。” 遗憾的是,因为前线将领们没完没了的与法军打仗,法国人的要求无法满足,所以,跪洋“外交家”才华施展不了,议和没成功。 对于这位不敢向洋大人开展的“功勋”老臣,光绪帝也没招,只好免去他的“前线总司令”,让他继续担任北洋大臣。 不过,在后来的中法战争中,李大人仍然干出了“祸国跪洋”重大业绩。 二、痛贬法国陆军 自法国侵略越南后,各有识之士便站在国家安危的战略高度,思考应对之策。均认为,越南不可失,必须力保,以为中华边疆之屏障。他们各尽所能,自觉开展了种种对敌斗争。 先说在越南北部的陆战。 比如云贵总督刘长佑,《清史稿·刘长佑传》: (同治)十二年春,长佑檄关内外军击走之,密奏:“越南贫弱,版章日蹙,法国蚕食於滨海,黎裔虎视於横山,桶冈则白苗跳梁,峒奔则黄酋雄踞。近闻其国君臣输款法人,黄崇英受职黎裔,虽系道听之言,亦系意中之事。臣窃谓黎裔为患,越南受之;法国为患,不仅越南受之。今欲拯敝扶衰,必须大举深入。若合两粤之力,宽以数年之期,步步设防,节节进剿,庶交夷可期复振,而他族不至生心。否则惟有慎固边防,严杜勾结而已。”是时防越诸军尚八千人,长佑檄刘玉成引军北还,以六营屯关外诸隘,四营屯归顺、龙卅,令覃远琎八营分驻关内。……(光绪)七年,法兵窥越南东京,诏滇、粤备边。长佑疏言:“法人自据嘉定以来,越南四境皆有商埠、教堂,胁其君臣,渔其财力。取越与否,非有甚异。其所以处心积虑,乃在通商云南。与其既失越境,为守边之计,不若乘其始动,为弭衅之谋。滇、粤三省,与越接壤,东西几二千里,要害与共,劳费殊甚。若自三江口以至海阳,东西仅数百里,以中国兵力为之御敌,兵聚而力省。以视防守滇、粤边境,劳逸悬殊。请以广西兵二万为中路,广东、云南各以万人相犄角。广东之兵自钦、连而入,云南之兵出洮江而东。别以轮船守广东顺化港口,断其首尾,法人必无自全之理。”又力言刘永福可御敌,请密谕越王给其兵食。 又如,名臣刘坤一,《清史稿·刘坤一传》: (光绪)九年,法越构衅,边事戒严。坤一疏:“请由广东、广西遴派明幹大员统劲旅出关,驻扎谅山等处,以助剿土匪为名,密与越南共筹防御。并令越南招太原、宣光黑旗贼众,免为法人诱用。云南据险设奇,以资犄角。法人知我有备,其谋自沮。云南方拟加重越南货税,决不可行。重税能施之越人,不能施之法人。越人倘因此转嗾法人入滇通商,得以依讬假冒,如沿海奸商故智,不可不虑。越南如果与法别立新约,中国纵不能禁,亦应使其慎重;或即指示机宜,免致再误。越南积弱,若不早为扶持,覆亡立待。滇、粤藩篱尽失,逼处堪虞。与其补救於后,曷若慎防於先。此不可不明目张胆以提挈者也。”疏入,多被采纳。 谁说晚晴没有精忠报国的热血男儿!唐景崧,足以流芳千古!唐景崧,排名前列的进士出身,被选庶吉士,改吏部主事。以这种耀眼的资历,他只要安心在朝为官,个人前程无限美好,随便怎么混混,总归可以熬到二三品的高位。但是,当此之时,他竟然自告奋勇,申请去越南前线,说服刘永福,服从朝廷指挥,抗击法军。 《清史稿·唐景崧传》: 唐景崧,……光绪八年,法越事起,自请出关招致刘永福,廷旨交岑毓英差序。景崧先至粤,谒曾国荃,韪其议,资之入越。明年,抵保胜,见永福,为陈三策……永福从中策。战纸桥,敌溃,为作檄文布告内外,檄出,远近争响应。……永福意稍动,於是广招戎幕谋大举。上念景崧劳,赏四品衔。 景崧上书言:“越南半载之内,三易国王,欲靖乱源,莫如遣师直入顺化,扶翼其君,以定人心。若不为藩服计,不妨直取为我有,免归法夺,否则首鼠两端,未有不败者也。” 法国人总想以武力威胁中国,逼着中国签署城下之盟。稍有小胜之后,就梦想中国与他们签署不平等条约。问题是法国军队总是不争气,小胜之后便是大败。 李鸿章总想趁早与法国签约,洋大人要啥,满足他们便是。 《清史稿·越南传》: (光绪十年)四月,李鸿章与法总兵福禄诺在天津商订条款,谕滇、桂防军候旨进止。鸿章旋以和约五款入告,大略言:“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任保护,不虞侵占。中国应许於毗连北圻之边界,法、越货物听其运销,将来法与越改约,决不插入伤中国体面之语。”朝旨报可,予鸿章全权画押。既而法公使以简明条约法文与汉文不符相诘,帝责鸿章办理含混,舆论均集矢鸿章,指为“通夷”。 法国人发现清军坚定不移地与他们作战,眼看着他们根本打不赢,于是,提出签约。 李鸿章立即要求前线部队停止前进。 李鸿章大人也确实与法国人达成条约,双方在条约上签字画押了。 丢人现眼的是,签约之后,法国人说,条约的中文本,与法文本,内容竟然严重不符! 李鸿章大人的“洋务”水平,竟然如此不堪! 中国,舆论大哗,指责李鸿章“通夷”;法国人呢,也不干。 好,那就继续打吧! 继续打?李鸿章大人可不乐意了。 李鸿章大人是淮军领袖,门生故吏遍天下,自然,在前线也有他的门生故吏。 此时的广西巡抚潘鼎新,便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潘鼎新坚决执行李鸿章的旨意,想方设法的不打,不打,就是不打。 《清史稿·越南传》: 法使既藉端废约,帝令关外整军严防,若彼竟求犯,即与交绥。命岑毓英招刘永福率所部来归。潘鼎新奏:“法兵分路图犯谷松、屯梅二处,桂军械缺粮乏,恐不可恃。”帝以其饰卸,责之。 光绪帝下令开打,潘鼎新一会儿报告说没有粮草,一会儿汇报说武器不足,没法打,打不赢的。 他不仅自己不打,还阻止冯子材作战。 《清史稿·冯子材传》: (冯子材要出战)潘鼎新止之,群议亦不欲战。子材力争,亲率勤军袭文渊,於是三至关外矣。宵薄敌垒,斩虏多。 潘鼎新一路狂退,还在前线将领那里,广泛散布:打什么打,不久就会谈判,还是要靠外交来解决问题。 《清史稿·潘鼎新传》: 潘鼎新,字琴轩,安徽庐江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议叙知县。咸丰七年,投效安徽军营,……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上海……(光绪)十年,……调授广西巡抚。……命督军进谅山,扼屯梅谷、松坚牢诸隘,鼎新奏请诸军归云贵总督岑毓英节制,自为之副,不允。又私谓终归和局,以节饷为主,不得士心。……十二月,法兵大举来犯,谅山陷,师退,自请治罪,诏带罪立功。十一年正月,镇南关失守,总兵杨玉科战死,丧提督刘恩河以次十馀员。鼎新伤肘坠马,仓皇失措,退至龙州,诏夺职。法兵由艽封窥龙州,赖冯子材、苏元春、王德榜诸军力战,大破之,复镇南关,追蹑连捷,克谅山。和议旋成,鼎新乃解任回籍。十四年,卒於家。李鸿章疏陈前功,乞恩复原官。 所幸的是,在前线,李鸿章的淮系势力不占主流,主战、敢战的纯爷们多多。 此时,根据前线紧张形势,朝廷派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 张之洞首先支持唐景崧招募将士,整军备战。《清史稿·唐景崧传》: 会张之洞令其募勇入关,乃编立四营,号景字军,为规越广军之一。 张之洞立马又恭请老将冯子材出山。冯子材亲率自己的两个儿子上阵,冲锋陷阵,一路追杀法军。 《清史稿·冯子材传》: 适张之洞至,礼事之(冯子材),请总前敌师干卫粤、桂。逾岁,朝命佐广西边外军事。……法悉众分三路入,子材语将士曰:“法军再入关,何颜见粤民?必死拒之!”士气皆奋。法军攻长墙亟,次黑兵,次教匪,炮声震山谷,枪弹积阵前厚寸许。与诸军痛击,敌稍卻。越日复涌至,子材居中,元春为承,孝祺将右,陈嘉、蒋宗汉将左。子材指麾诸将使屹立,遇退后者刃之。自开壁持矛大呼,率二子相荣、相华跃出搏战。诸军以子材年七十,奋身陷阵,皆感奋,殊死斗。关外游勇客民亦助战,斩法将数十人,追至关外二十里而还。越二日,克文渊,被赏赉。连复谅城、长庆,擒斩三画、五画兵总各一,乘胜规拉木,悉返侵地。……于是率全军攻郎甲,分兵袭北宁,而罢战诏下,子材愤,请战,不报,乃挈军还。 追着法国人打的,还有左宗棠的老部下王德榜。其实,王德榜虽是楚军老将,但是,他所率的军队主力,是临时募集的士兵。 《清史稿·王德榜传》: (光绪)十年,越南事亟,(王德榜)率师赴难。抵龙州,募新军八营,号定边军,……九月,复被命赴那阳,进逼船头,战数捷。明年,军油隘,法军犯长墙,出师夹击,据文渊对山,鏖战数日,杀伤略相当。越日,陈嘉争东岭三垒,德榜击其背,克之。是日晨,出甫谷,敌援至,冲截为二,部将萧得龙及春发战最勇,歼法军百馀人,获粮械无算。敌被截,大溃。已,复合诸军攻谅城,法军扼驱驴墟,地故有德榜旧垒,坚且緻。平明,德榜歼其六画兵总一,诸军继之,城复。谷松敌势仍悍,又歼其三画兵总一,於是法人大溃,悉返侵地。 就这样,中国军队大胜,轻松打败了当时世界最牛的军队。 据说,当时世界上,海军最牛的是英国,陆军最牛的是法国。 原来,法国军队不过如此! 谁说中国人不行?只要领兵的是纯爷们,中国军队可以打得八国联军满地找牙。
三、李鸿章葬送福建水师 李鸿章坚决反对左宗棠以武力收回新疆,理由是要省下钱来办“海防”。 事实上,晚清海防的最大祸害,就是李鸿章! 中法战争时,是他毁掉了福建水师;甲午战争,是他毁掉了北洋水师。 中法战争时,法国在越南战场上一塌糊涂,索性集中在远东的舰艇,骚扰中国沿海地区。企图以他们擅长的海盗手段,胁迫中国签署城下之盟,派出海军,先后攻击了福州、台湾、镇海。 在台湾,法军攻击基隆。此时,刘铭传刚到台湾上任,不到一个月,法国军舰就开来了。《清史稿·刘铭传传》: (光绪)十一年,法兰西兵扰粤、闽,诏起铭传,加巡抚衔,督台湾军务。条上海防武备十事,多被采行。抵台湾未一月,法兵至,毁基隆炮台,铭传以无兵舰不能海战,伺登陆,战於山后,歼敌百馀人,毙其三酋,复基隆,而终不能守。 尽管刘铭传的军队仓促应战,但是,法军在基隆没捞到什么便宜。双方达成了拉锯战。遗憾的是,由于中国海军太弱,无法支援台湾。刘铭传断绝了外援,只好暂时弃守基隆。 法军八艘军舰,袭击淡水。《清史稿·孙开华传》: (光绪)十年,法人来犯,时刘铭传主军事。铭传故淮军宿将,知开华幹略,檄守沪尾(注:今台湾淡水)。初,法舰八艘至,开华度其必登岸,令诸将分伏炮台后,露宿以待。部署甫定,而敌弹雨坌,烟焰翳天,逼台而前。开华见势猛,分路截击,自夜至午,却而复前者数四。台既毁,短兵接战。开华锐身入,手刃执旗卒,夺其旗以归。诸军士见之,气益奋,斩馘二千馀级,法人遁走。欧洲诸国以失国旗为至辱。……同时守沪尾者,朱焕明为最著。 淡水守将孙开华,也是刚部署好防御工作,法国舰队就来了。相互炮轰了一天一夜,淡水的炮台被毁后,法军登陆,双方开始白刃战。结果,二千余法军命丧黄泉,而且,法军的军旗,也被孙开华缴获。法国人没招,跑吧。 法国军舰串到了浙江镇海。这里,不是孤悬海外的台湾岛,法军就惨了。 《清史稿·欧阳利见传》: (光绪)十年,法舰寇福建,浙江戒严。镇海为浙东门户,利见以三千五百人顿金鸡山防南岸,提督杨岐珍以二千五百人顿招宝山防北岸,总兵钱玉兴以三千五百人为游击师。威远、靖远、镇远三炮台,守备吴杰领之,而元凯、超武二兵舰泊海口备策应。诸将皆受利见节度。利见实以兵备道薛福成为谋主,乃量形势,设防御,蒐军实,清间谍,杜乡导,申纪律,励客将,布利器,部署甫定,而敌氛已逼。法人狃马江之役,颇轻浙防。利见督台舰兵纵炮击之,法主将坐船被伤,数以鱼雷突入,皆被击退。法舰并力猛进,又沉其一。敌计穷,相持月馀,终不得逞。事后知主将孤拔於是役殒焉。 防守镇海的兵力充足,补给有力。法国舰队攻击这里一个多月,双方炮火你来我往,结果,法军舰艇被击沉一艘,而且,舰队的旗舰被击伤,舰队司令孤拔也被打死了。 法国完全绝望了。《清史稿·法兰西志》: (光绪)十一年春正月,犯镇南关,杨玉科战没。旋收复,大创之。并炮毙孤拔於南洋。法人乃请和,原照天津原约,不索偿款。 陆军打不赢,海军也不中用,怎么办?只能求和,而且事先声明:连赔款也不要。 这场反击海盗的战争,中国是不是胜利了呢? 没有。 中国遭受了巨大损失:中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福建水师,未战而亡;福州船厂被毁。 福建水师覆亡,罪在李鸿章。 中法战争爆发时,主持福建水师、福州船厂的两位主官,便是忠实执行李鸿章旨意的主和派。 第一位是何如璋,一心秉承李鸿章的旨意,专心致志地等候“议和”成功。法国舰队开到家门口了,他仍下令福建水师不得有任何动作。等到法国舰队突然开火,他立马逃跑,躲到乡下去了。 《清史稿·何如璋传》: 何如璋,……以侍读出使日本。归,授少詹事,出督船政。承鸿章旨,狃和议,敌至,犹严谕各舰毋妄动。及败,藉口押银出奔,所如勿纳,不得已,往就佩纶彭田乡。 另一位,是张佩纶。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从中央派到福建前线,担任了负责海疆防务与船政事务的“钦差大臣”。《清史稿·张佩纶传》: (光绪)十年,……令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佩纶至船厂,环十一艘自卫,各管带白非计,斥之。法舰集,战书至,众闻警,谒佩纶亟请备,仍叱出。比见法舰升火,始大怖,遣学生魏瀚往乞缓,未至而炮声作,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佩纶遁鼓山麓,乡人拒之,曰:“我会办大臣也!”拒如初。翼日,逃至彭田乡,犹饰词入告,朝旨发帑犒之,命兼船政。 法国舰队开到,向福建水师送来了战书,水师官兵报告张佩纶,结果被他连骂带吼的赶出了办公室。等到法国军舰黑洞洞的炮口过来了,他才慌了,竟然派人去跟法国人说:等一等再打好吗?等到炮声一响,他立马开溜,钻到乡间角落躲起来了。第二天,他竟然向朝廷谎报战果。 就是这两个不要脸的玩意,毁掉了福建水师。《清史稿·海军志》: (光绪十年)八月,法国海军犯福建。驻防福州海口之扬武、振威、飞云、伏波、济安、福星、艺新兵船七艘,蚊炮船二艘,琛航、永保商轮二艘,与法国兵船战於马江,悉数沈毁,存者惟伏波、艺新二船。 张佩纶此人,可是一位了不得的大人物-----李鸿章的女婿。 张佩纶葬送了福建水师后,被发配边疆。“刑满释放”后,李鸿章立马收他为女婿。 李鸿章葬送了北洋水师后,“内举不避亲”,向朝廷举荐这个宝贝女婿的“外交才能”,于是,张佩纶担任使团成员,跟随李鸿章到日本,志同道合的翁婿俩,一起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李鸿章可真是满门“矢志海防”、“精通洋务”啊! 四、大胜后,签了个割地条约 晚清时期,真正优秀的外交家只有一个人: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 《清史稿·曾纪泽传》: 光绪四年,充出使英法大臣,补太常寺少卿,转大理寺。六年,使俄大臣崇厚获罪去,以纪泽兼之。先是俄乘我内乱,据伊犁,及回部平,乃举以还我,议定界、通商。崇厚不请旨,遽署押,所定约多失权利,因诏纪泽兼使俄,议改前约。……及至俄,日与俄外部及驻华公使布策等反复辨论,凡数十万言,十阅月而议始定。崇厚原约,仅得伊犁之半,岩险属俄如故。纪泽争回南境之乌宗岛山、帖克斯川要隘,然后伊犁拱宸诸城足以自守,且得与喀什噶尔、阿克苏诸城通行无阻。其他分界及通商条文,亦多所厘正焉。 在左宗棠抬着棺材进军新疆,誓死收回伊犁的时候,朝廷派遣崇厚府沙俄,商谈收回伊犁等事项。崇厚未经请示,便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朝野大哗,举国震怒,于是改派驻英法大使曾纪泽赴俄,经过艰苦的谈判,重签条约,收回伊犁,并全面维护中国权益。 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崇厚已经与沙俄签约),能够通过一己之力,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的人,才叫外交家。曾纪泽便是! 文有曾纪泽,武有左宗棠,这是中国能够收回伊犁的原因。 在对法问题上,真正的外交家曾纪泽,始终持强硬立场,主张以战止战的。 《清史稿·曾纪泽传》: 法越构衅,纪泽与法抗辩不稍屈,疏陈备御六策。 军事与外交相结合,才能确保国家利益。这就是外交家曾纪泽对时代的基本判断。 经过将士们几年的苦战,在军事上,中国终于处于有利地位。 1885年(光绪十一年)2月,世界第二军事强国法国,被中国军队彻底的羞辱: 法国陆军,被中国军队从镇南关一路追杀,赶出谅山; 法国海军,在浙江镇海,一艘军舰被击沉,远东舰队司令孤拔被打死。 《清史稿·德宗本纪》: (光绪十一年)二月甲戌,浙江提督欧阳利见败法人於镇海口。……癸未,冯子材、王孝祺大败法人於镇南关外,遂复谅山。……辛卯,法人请和。允之。壬辰,诏停战撤兵。 法国人没招,主动求和。清廷同意,双方商定停战。 在双方均未把停战命令下达到前线的时候,在云南方向,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军队又痛贬法军于临洮。正在一路追杀法军的时候,岑毓英接到停战诏书,只好收起了战刀。 《清史稿·德宗本纪》: (光绪十一年二月)戊戌,岑毓英奏官军大捷於临洮。 《清史稿·越南传》: 临洮之战,乃在停战后电谕未达前也。 这是继左宗棠以武力、曾纪泽以外交,迫使沙俄交还新疆伊犁之后,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二次重大军事胜利。 事实证明,中国军队是完全有能力捍卫疆土的。 在持续几年的中法战争中,一直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法国人是以打促谈,争取最大的利益。而李鸿章,则是着眼于以谈免打。 前面说过,起初,朝廷曾任命李鸿章为对法作战的总司令;李总司令不去前线行兵布阵,而是跑到上海与法国人议和。 在此期间,有一个十分诡异的现象:法国人每一次提出议和,不是通过正式渠道联系朝廷负责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是直接找身为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个人。 《清史稿·德宗本纪》: (光绪十年四月)庚戌,先是,法、越战事亟,法水师将福禄诺属税务司德璀琳献议媾和息兵。李鸿章以闻,许之,敕其筹定。 光绪十年,正当中法两国在越南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法国人通过在中国担任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找到了李鸿章;李鸿章奏报朝廷;朝廷便派他去与法国人谈判。这一次虽然签署了条约,但因为法国人说法文本与中文本的内容不同,于是继续开打。 其实,这一次,李鸿章开展跪洋外交,已经十分努力了,他已经同意把越南送给法国了。 《清史稿·越南传》: (光绪十年)四月,李鸿章与法总兵福禄诺在天津商订条款,谕滇、桂防军候旨进止。鸿章旋以和约五款入告,大略言:“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任保护,不虞侵占。中国应许於毗连北圻之边界,法、越货物听其运销,将来法与越改约,决不插入伤中国体面之语。”朝旨报可,予鸿章全权画押。 因为中国军队还没有把法国人彻底的打疼,所以法国人决定陆海军齐上,再嘚瑟一番。 法军陆、海军嘚瑟的结果,是全面失败。于是,法国人又通过在中国担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找到了李鸿章;李鸿章奏报朝廷;朝廷便派他去与法国人谈判。法国人又通过在中国担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找到了李鸿章;李鸿章奏报朝廷;朝廷便派他去与法国人谈判。 《清史稿·越南传》: 谅山既大捷,法人力介英人赫德向李鸿章议和,言法人交还基隆、澎湖,彼此撤兵,不索兵费。鸿章奏言:“澎湖既失,台湾必不可保,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不至再事要求。”朝廷纳其议,立命停战。 李鸿章给朝廷的奏折,完全可以看作是在配合法国人,进行威逼利诱:如果不与法国议和,台湾就保不住了;只要把越南给了法国,便长治久安、万事大吉了。 李鸿章请求:抓住机遇,立即停战,立即签约。 对此,前线将士,无不痛心疾首;精通洋务的高级官员,无不坚决反对。 由于种种原因,光绪帝同意了李鸿章的意见。 《清史稿·越南传》: 鸿章遽请签约,令诸将皆退还边界,将士扼腕痛愤,不肯退;彭玉麟、张之洞屡电力争。帝以津约断难失信,严谕遵办。法人要求逐刘永福於越南,张之洞乃拟令永福驻思、钦,永福坚不肯行,唐景崧危词胁之,朝旨严切,乃勉归於粤,授总兵。冯子材奉督办廉、钦边防之命。约既成,越南遂归法国保护焉。 三两年前,世世代代的国王还是由中国册封的越南,在李鸿章的“外交”努力下,成为了法国的殖民地。 放弃越南后,竟然连勘定中越边界的事情,也是让法国人说了算。 《清史稿·邓承修传》: 未出都,命赴广西与法使会勘中、越分界,至则单骑出关会法使浦理燮。浦理燮欲先勘原界,承修据约先欲改正界限,不相下,乃阳以文渊、保乐、海宁归我,而阴电其驻京使臣,诋承修违约争执,谓非先勘原界,势将罢议。朝廷不获已,许之。承修遂有三难二害之电奏,略言:“附界居民,不愿隶法,先勘原界,虑滋事变,难一。保乐牧马,游勇獷盛,道路梗阻,难二。原界碑折,十不存五,巉岗耸巘,瘴雨炎翳,人马不前,难三。且原界既勘,彼必飏去,新界奚论?駈驴、文渊俱不可得,关门失险,战守两难,害一。文渊既失,北无寸地,关内通商,势将迫胁,越既不存,粤将焉保?害二。”疏入,不省。 邓承修被派去与法国使臣浦理燮共同勘定中越边界。浦理燮一边对邓承修虚与委蛇,一边偷偷致电法国驻北京使臣,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动辄以撕毁条约相威胁。尽管邓承修向朝廷报告了种种实情,并陈述了民情、边防等要害,但是,朝廷全面满足了法国的一切无理要求。 法国人一定十分后悔:当初怎么没有要求战争赔款!如果法国人索要赔款,无论多少,李鸿章都会答应的。您别不信,在读到中日甲午战争的内容时,您就坚信不疑了! 在军事大胜之时,签署割地条约----这,就是李鸿章的洋务,李鸿章式的外交! 以当时的局面,如果是一个品德靠谱的傻瓜,也会坚持:承认法国对越南中南部的特权,中国全面拥有越南北部(即“北圻”)的主权。可以肯定,政局不稳的法国一定会接受这一提议。 《清史稿》卷四百五十九论述中法战争及其结果道: 论曰:法越之役,克镇南,复谅山,实为中西战争第一大捷。摧强敌,扬国光,子材等之功也。开华等复沪尾,利见等守镇海,与维骐等偕刘永福之拔宣光,并传荣誉。当时挟战胜之威,保台复越,亦尚有可为。独怪当事者为台湾难保之说以自馁其气,致使关外虽利,而越南终非我有。罢战诏下,军民解体,至今闻者犹有恨焉。” 可见,即便是北洋政府主持下的《清史稿》编撰者,也认为,在当时局面下,保住台湾、收复越南,都应该是没有大的问题的。失去越南,罪在李鸿章。 失去越南,李鸿章只是开了一个头。 随后,他又亲手搞丢了朝鲜,搞丢了台湾。 当今中国,周边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跪洋外交家李鸿章留下的。 五、背着朝廷,将朝鲜送给日本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朝鲜半岛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或为属国,或为郡县,总之,行中国正朔。事实上,朝鲜人本来就是炎黄子孙。 《清史稿·朝鲜传》: 是年(光绪十六年),熙母妃赵氏薨,遣使奉表来讣曰:“朝鲜国王臣李熙言:臣母赵氏於光绪十六年四月十七日薨逝,谨奉表讣告。臣李熙诚惶诚恐顿首稽首。伏以小邦无禄,肆切哀惶之忱,内艰是丁,恭申讣告之礼。臣无任望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告讣以闻。” 可见,1890年(光绪十六年),朝鲜国王给朝廷上表,依然是恭恭敬敬地自称“臣”,与中国的大臣给皇帝写奏折一样,说“臣XX诚惶诚恐顿首稽首”。 此时,朝鲜的归属权问题,正在因为李鸿章的跪洋“外交”,悄悄地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有领兵作战经验、精通“外交”的李鸿章,当然也知道朝鲜半岛“实为东三省屏蔽”,事关中国国家安全,因此,保住朝鲜,很重要。 但是,早在光绪七年之前,日本就开始琢磨朝鲜了。李鸿章知道后,给朝廷出的主意是怎样的呢? 《清史稿·朝鲜传》: (光绪七年)十二月,鸿章奏言:“……日本胁令通商,复不允订税则,非先与美国订一妥善之约,则朝鲜势难孤立,各国要求终无已时。” 李鸿章的外交妙招,是以夷制夷,通过让朝鲜与美国等国家签约通商,以西洋国家的势力,吓唬日本,使之不敢乱来。 本来,朝鲜的外交权,一直中国朝廷。但是,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光绪八年,朝鲜以主权国家的名义,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签署了通商条约。 光绪八年六月,朝鲜发生宫廷政变,朝鲜大院君李昰应杀宰相、杀王妃闵氏,乱哄哄之中,焚毁了日本使馆,杀死了在朝鲜练兵教师堀本礼造等七人。 恰好,此时的李鸿章回到老家丁忧守制,由张树声代理北洋大臣。 得知这一消息后,张树声立即电令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三艘舰艇赴朝鲜,以防不测。 张树声的决策确实正确。因为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已乘金刚舰,已经先于丁汝昌一行抵达朝鲜。随后,日本陆军陆续登陆朝鲜,直扑朝鲜首都。 丁汝昌立即归国请求援兵;张树声事先已经报请朝廷批准,命提督吴长庆所部三千人东援,并授予吴长庆“便宜行事”,即自主决断、临机处置的权力。大军立即出发,七月十二日,大军进驻朝鲜首都。 吴长庆立即抓捕了李昰应等人,平定了叛乱,恢复了秩序。自此,吴长庆这支部队留驻朝鲜。 转眼到了光绪十年,朝鲜又闹政变了。朝鲜的一批与日本打得火热的青年官员,勾结日本军队,于十月十七、十八日,杀死包括国王卫队长在内的文武官员,劫持国王。 朝鲜官民请求吴长庆派兵平叛,救回国王。十九日,吴长庆出兵,要求日本放回国王一行,立即撤兵。日本不干,两军交火,吴长庆击败日军,救出国王,斩杀叛国分子。 日本也派全权大臣井上馨,带上兵舰六艘、陆军若干来到朝鲜,要求朝鲜:谢罪、赔款20万元、日本增加在朝鲜首都的驻军,等等。朝鲜皆听命。 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仅仅朝鲜答应了,那是不算数的。 于是,光绪十一年正月,日本派遣伊藤博文来到中国,商议朝鲜问题。 朝廷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伊藤博文商议。 李鸿章一出面,不要脸的事情就发生了。 日本人提出了三条:中国撤军、严惩吴长庆、赔偿死难者。 由于在谈判之前,光绪帝就明确指示:“此次朝鲜乱党滋事,提督吴兆有等所办并无不合。前据徐承祖电称,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皇帝认为,吴长庆在朝鲜的军事行动,都是正确的。既然吴长庆杀死日军是对的,那么,赔款之事自然是免谈,而且军机大臣们也不同意赔款。 《清史稿·日本志》: (李鸿章)函致总署,谓议处、偿恤两层,纵不能悉如所请,须求酌允其一。 李鸿章给军机处写信:日本人提出了三条要求,总得答应一条吧? 于是,李鸿章直接给皇帝上折子,大谈了从朝鲜撤军的重要性、必要性、正确性。 《清史稿·朝鲜传》: 鸿章奏言:“日使伊藤博文於二月十八日诣行馆会议,当邀同吴大澂、续昌与之接晤。其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层,尚可酌允。我军隔海远役,本非久计,原拟俟朝乱略定,奏请撤回。而日兵驻扎汉城,名为护卫使馆,今乘其来请,正可乘机令彼撤兵。……以后彼此照约撤兵,永息争端,俾朝鲜整军经武,徐为自固之谋,并无伤中、日两国和好之谊,庶於全局有裨也。” 中国撤军,可以同样要求日本也撤军。以后,只要朝鲜把军队建设起来了,能够实现自卫,就好了。这样做,可以实现中日友好。 《清史稿·日本志》: 旋奉旨:“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至教练兵士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鸿章奉旨后,与伊藤会议,因议将前五条改为三条:一,议定两国撤兵日期;二,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三,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 光绪帝批示道:中国撤军可以,但是,如果要求中国今后永远不派兵朝鲜,那是不行的;中日两国都不要派军事教官到朝鲜。 李鸿章据此,好好地发挥了他的“外交才能”,在光绪帝批示的范围之外,答应日本:今后,朝鲜如果发生啥事儿,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必须相互告知对方。 光绪帝不是说要保留中国出兵朝鲜的权力吗?李鸿章不仅赋予了日本出兵朝鲜的权力,而且,中国出兵朝鲜时还必须通报日本。 就这样,中日签约了。中日双方都从朝鲜撤兵了。 这就是说,李鸿章以条约的形式,放弃了中国是朝鲜宗主国的权力,中国失去了自主出兵朝鲜的权力。 记住下面这些时间、事件,是有意义的。 光绪十一年: 二月,中国军队痛贬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法国,法国求和。 二月,李鸿章与日本使臣伊藤博文开始谈判朝鲜问题。 三月,李鸿章与日本使臣伊藤博文完成有关朝鲜问题的谈判并签约。 三月,李鸿章与法国使节开始谈判越南问题。 四月,李鸿章与法国使节完成有关越南问题的谈判并签约。 尽管如此,朝鲜仍然坚持把中国作为自己的宗主国,朝鲜国王坚持认为自己是中国皇帝的臣子。 光绪二十年四月,朝鲜发生了东学党叛乱。叛军势力如滚雪球般,眼看就要打到首都了。朝鲜紧急求救于中国。李鸿章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兵赴朝,并按照他与日本的约定,通知了出兵朝鲜的信息。日本闻讯后,立即大规模出兵朝鲜,并直取朝鲜首都。 李鸿章不要脸的跪洋外交再一次暴露无遗。 《清史稿·朝鲜传》: (光绪二十年四月)朝鲜大震,急电北洋乞援师。鸿章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芦榆防兵东援,屯牙山县屯山,值朝鲜王京西南一百五十里,仁川澳左腋沔江口也。五月,电谕驻日公使汪凤藻,按光绪十一年条约,告日本外部以朝鲜请兵,中国顾念藩服,遣兵代平其乱。日本……乃以兵北渡,命其驻京公使小村寿太郎照约告於中国总署。……朝鲜乱党闻中国兵至,气已慑。初九日为朝兵所败,弃全州遁,朝兵收会城。 乱平,而日兵来不已。其公使大鸟圭介率兵四百人先入王京,后队继至,从仁川登岸约八千馀人,皆赴王京。朝鲜惊愕,止之不可。中国以朝乱既平,约日本撤兵,而日人要改朝鲜内政。……时日兵皆据王京要害,中国屯牙山兵甚单。世凯屡电请兵,鸿章始终欲据条约要日撤兵,恐增兵益为藉口。英、俄各国使臣居间调停,皆无成议。鸿章欲以赔款息兵,而日索银三百万两,朝论大哗,于是和战无定计,而日本已以兵劫朝鲜。 日使大鸟圭介首责朝鲜独立。六月,……朝鲜以久事中国,不欲弃前盟,驻京日使照会总署文略谓:“朝鲜之乱,在内治不修。若中、日两国合力同心,代为酌办,事莫有善於此者。万不料中国悉置不讲,但日请我国退兵。两国若启争端,实惟中国执其咎。”遂遍布水雷汉江口,以兵塞王京诸门。十七日,袁世凯赴仁川登轮回国。二十一日,大鸟圭介率兵入朝鲜王宫,杀卫兵,遂劫国王李熙,令大院君李昰应主国事。矫王令流闵泳骏等於恶岛,凡朝臣不亲附者逐之。事无钜细,皆决于日人。 中国军队抵达朝鲜后,朝鲜叛乱势力立即土崩瓦解。但是,日军依然源源不断地进入朝鲜,并全面控制了朝鲜首都。 这时,李鸿章提出,中、日双方都立即撤军。日本人说,那不行,必须对日本进行全面改革之后,才能谈撤军问题。 袁世凯眼看势头不对,一再向李鸿章致电,请求立即增兵。李鸿章说,增兵不是给了日本人借口吗,不行!他坚持按照他与日本人签的条约,要求日本人撤军;他正在发动英、俄各国使臣进行外交斡旋呢。 李鸿章磨破外交家的嘴皮,没用;英、俄各国使臣外交斡旋,没用。 于是,李鸿章祭出了他的法宝:赔款! 没想到,日本人狮子大开口:白银三百万两,少一文免谈。 消息传出,朝野沸腾,主战主和争论展开了。 正当朝廷激烈争论的时候,日本军队一边全面控制了汉江入海口,一边斩杀了朝鲜国王的卫兵,幽禁了国王李熙。朝鲜军政大小事情,日本人说了算。 六、甲午海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知耻而后勇。 近些年,某些人一谈及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扯什么慈禧太后把办海军的银子,挪用建颐和园去了。这事儿,确实存在,但是,完全不能构成甲午海战失败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整个甲午战争一败涂地的理由。 仅仅在九年前,中国军队痛贬过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的陆军、海军! 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陆军,与十年前的法国军队,落后至少二十年! 那么,此时的北洋水师的装备水平,又是如何呢? 众所周知,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军队、英法联军的舰艇,在中国沿海到处乱闯,动不动就开进渤海,炮轰大沽口。 那么,法国军队在与中国军队拼命的时候,为什么,法国舰队没有开进渤海湾,炮轰大沽口呢? 原因很简单,此时的北洋水师,海防、岸访能力,已经很牛了。 《清史稿·李鸿章传》: (光绪)十年,法越构兵,……(法国)兵舰驰入南洋,分扰闽、浙、台湾,边事大棘。北洋口岸,南始炮台,北迄山海关,延袤几三千里,而旅顺口实为首冲。(李鸿章)乃檄提督宋庆、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守旅顺,副将罗荣光守大沽,提督唐仁廉守北塘,提督曹克忠、总兵叶志超守山海关内外,总兵全祖凯守烟台,首尾联络,海疆屹然。 ……初,鸿章筹海防十馀年,练军简器,外人震其名,谓非用师逾十万,不能攻旅顺,取天津、威海。故俄、法之警,皆知有备而退。 从烟台到旅顺,岸防力量强大,舰队也具备海战能力。以沙俄、法国军队的战力,不出兵十万,不可能战胜北洋水师。法国人经过仔细掂量,压根儿就没敢来。 只要能在大沽口开几炮,可以立马迫使清政府签署城下之盟。法国人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还能不懂这个道理?如果北洋水师的水平,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或者属于一战击溃的档次,法国舰队就犯不着在浙江、福建、台湾一带,来来回回地,海盗一般地游窜了。 《清史稿·李鸿章传》: (光绪)十四年,海军成船二十八,檄饬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全队,周历南北印度各海面,习风涛,练阵技,岁率为常。 光绪十四年(1888年),即从甲午海战的六年前开始,北洋水师每年进行例行的蓝海航行演练。 可见,甲午海战的十年前,北洋水师和岸防部队已经具备令法国海军不敢妄动的能力;此后还在不断扩展战斗力,并具备深海远航的能力。 但是,在甲午海战中,面对远弱于法国海军的日本海军,北洋水师为何一败涂地呢? 《清史稿·李鸿章传》把战败的责任,一股脑地,全部推给了广大将士: 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初败於牙山,继败於平壤,日本乘胜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 几年前,还能让沙俄、法国军队知难而退,真到了打仗的时候,便“深知将士多不可恃”了!包括北洋水师在内的淮军,不是李鸿章一手创建、一手把持着的吗?打败仗了,责任全在将士无能,有天理不! 其实,北洋水师之败,全是因为:淮军统帅李鸿章始终是跪在日本人面前,指挥对日作战的。 前面说过,早在十年前,李鸿章就跪在日本人面前;当日本人进军朝鲜,袁世凯一再电请增兵时,李鸿章竟然无耻地提出以赔款换取日本撤军。 面对日本人挑起战争,朝廷坚定不移地应战,李鸿章是如何指挥的呢?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清史稿·德宗本纪》: (光绪二十年五月)初,朝鲜以匪乱乞师,李鸿章檄提督叶志超、总兵聂士成统兵往。上虑兵力不足,因谕绥靖藩服,宜图万全,尚须增调续发,以期必胜。…… 六月……(光绪帝)命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总署集议朝鲜事。……命南澳镇总兵刘永福赴台湾。戊辰,召刘锦棠来京。……召免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回国。 秋七月乙亥朔,日本侵朝鲜,下诏宣战。……己卯,谕遣道员袁世凯往平壤抚辑。丙辰,命台湾布政使唐景崧、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助邵友濂筹防。辛巳,谕李鸿章扩充海军,慎选将才,精求训练,通筹熟计以闻。……丙戌,敕神机营兵防近畿,驻通州,旋移南苑。戊子,命端郡王载漪、敬信练旗兵,以满洲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八旗枪营暨汉军枪队充选。载漪寻管神机营。谕停不急工程。允吴大澂请,统湘军赴朝鲜督战。……己亥,命叶志超总统驻平壤诸军。…… 八月……壬戌,李鸿章以师久无功,褫三眼孔雀翎、黄马褂。……戊辰,奉天援军统领高州镇总兵左宝贵及日人战於平壤,败绩,死之。…… 九月……壬午,海军副将邓世昌及日人战於大东沟,死之。……日人袭旅顺船坞,总办龚照玙遁烟台,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继之,……以旅顺失守,责李鸿章调度乖方,褫职留任。…… …… 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日兵寇威海。丁丑,我海军与战於南岸,败绩。己卯,吴大澂始出关视师。辛巳,威海陷,守将戴宗骞死之。改命聂士成统兵入关。丁亥,诏责李鸿章。庚寅,刘公岛陷,水师熸,丁汝昌及总兵刘步蟾死之。谕张之洞、松椿防海、赣、清江水陆要冲,保清、淮通运。辛卯,授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使日本。 光绪二十年五月,光绪帝就已经决定并明确指示李鸿章,准备在朝鲜与日军打一仗,全面控制朝鲜,要求李鸿章立即增兵朝鲜,确保必胜。 六月份,光绪帝召见了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几位重要大臣,商定了对日政策,从派刘永福去镇守台湾、召驻日大使汪凤藻回国,可知,已经决定对日开战,并着手战争部署。(北洋水师运送援兵赴朝,造日本海军攻击,租英商的高升轮被击沉,操江轮被掠走。) 七月份,下诏对日宣战。开展包括京畿防御在内全面部署。同时下令李鸿章:做好海军出战的准备,并尽快将作战计划上报。 八月份,下旨严厉批评李鸿章拖拖拉拉,至今不出兵,并予以剥夺三眼孔雀翎、黄马褂的处分。随即传来清军在平壤战败的消息。 九月份,北洋水师终于出兵,结果在大东沟海战中惨败。接下里,淮军镇守旅顺的将领们一个个不战而逃,旅顺军港被日军占领。 四个月以后的光绪二十一年正月,日军攻占威海、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出使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去了。 由此时间先后可以看出,早在,五月份光绪帝明确指示李鸿章:准备开战。 七月初,下诏正式宣战。李鸿章竟然拖了一个多月,直到光绪帝忍无可忍,予以严厉处罚了,到九月份,他才派出海军! 是北洋水师的将士们贪生怕死,不肯战、不能战吗? 《清史稿·黄祖莲传》: 黄祖莲,安徽怀远人。少有志节,尝思立功异域。光绪初,入上海广方言馆,列优等,送美国游学。……中日衅启,说丁汝昌以“严兵扼守海口,而以兵舰往捣之,攻其不备,……此俄罗斯破法兰西之计也。”汝昌不从。及大东沟将战,又说以“海战宜乘上风,兵法贵争先著。今西北风利,宜乘其兵轮未集,急击不可失”。汝昌复不决,遂失利。 曾留学美国的黄祖莲,一再援引世界海军战例,给水师提督丁汝昌提出主动出击的作战方案,均被丁汝昌否决,从而贻误战机。 《清史稿·邓世昌传》: 二十年夏,日侵朝,绝海道。鸿章令济远、广乙两船赴牙山,遇日舰,先击,广乙受殊伤;轰济远,都司沈寿昌,守备杨建章、黄承勋中炮死。济远逃,日舰追之,管带方柏谦竖白帜,追益亟,有水手发炮击之,折日舰了楼,柏谦虚张胜状,退塞威海东西两口。世昌愤欲进兵,汝昌尼其行,不果。 著名英烈邓世昌,也是早就提出主动出击,也被丁汝昌否决。 那么,丁汝昌为何要一再否决手下将领们主动出击的建议呢?因为,很早以前,丁汝昌向他的上级提出过更加大胆、更加主动的作战方案,结果被否决了。 《清史稿·丁汝昌传》: 朝乱再起,汝昌欲至济物浦先攻日舰,将启行,总署电柅之。 丁汝昌曾经打算出兵,直捣日军驻朝的大本营济物浦! 不是丁汝昌不想打,而是他没有出兵的权力!未经李鸿章批准,丁汝昌是不能出兵的。 李鸿章在拖,在等着日军停战。关于这一点,我后面说详述。 他没想到,光绪帝会来真的。直到拖不过去了,他终于下令丁汝昌出击,一切战机,包括利于我方作战的风向,都过去了。 尽管如此,中日双方海战的力量相当,北洋水师足以一战。 然而,诡异的是,出战时,舰艇弹药不足! 《清史稿·邓世昌传》: 世昌乘致远,最猛鸷,与日舰吉野浪速相当。吉野,日舰之中坚也。战既酣,致远弹将罄,世昌誓死敌。 《清史稿·丁汝昌传》: 定远为汝昌座船,战既酣,击沉其西京丸一艘。已,致远弹药尽,被击,总兵邓世昌战死。 邓世昌的致远舰,是北洋水师中“最猛鸷”、排水量2300吨,竟然很快就没了弹药! 这场海战打得十分惨烈。北洋水师的官兵不惧牺牲,十分勇敢。 《清史稿·林永升传》: 二十年八月,朝命海军护送陆军赴大东沟登岸援朝鲜,日本海军来袭,我铁舰十,当敌舰十有二。副将邓世昌管带致远,都司陈金揆副之;参将黄建勋管带超勇;参将林履中管带扬威;经远,则永升主之。永升夙与世昌等以忠义相激励,既合诸舰,冲锋轰击,沉日舰三,卒以敌军船快炮快为所胜,世昌战殁。提督丁汝昌坐定远督船,畏葸不知所为,又被伤,总兵刘步蟾代之。船阵失列,有跳而免者,永升仍指挥舰勇,冒死与战,骤中敌弹,脑裂死。是役也,血战逾三时,为各国海战所仅见。 永升而外,金揆、建勋、履中及守备杨建洛、徐希颜,千总池兆滨、蔡馥,把总孙景仁、史寿箴、王宗墀、张炳福、易文经、王兰芬,外委郭耀忠,五品军功张金盛,六品军功王锡山,均死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海战,中日双方,均损失惨重。相对而言,中方由于弹药不足,才损失稍大。事实上,准确的说,双方都打成了半残废。 《清史稿·海军志》: 二十年,……二月,镇远、定远二舰置新式克鹿卜快炮十二尊。……九月,丁汝昌率北洋兵舰与日本战於大东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 可见,直到海战前几个月,北洋水师的舰艇,仍在进行改换装,镇远、定远二舰加装了十二门最新式克努伯快炮。 此战,北洋水师损失四艘舰船,元气犹存,足以再战。 《清史稿·海军志》: 北洋海军规制,北洋海军,设於光绪中叶,直隶总督李鸿章实总之。其时有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快船七艘,镇中、镇边、镇东、镇西、镇南、镇北蚊炮船六艘,鱼雷艇六艘,威远、康济、敏捷练船三艘,利运运船一艘。 北洋水师继续作战的实力差吗?显然不差! 然而,在李鸿章的指挥下,自此,所有舰艇都被雪藏起来。旅顺失陷后,所有舰艇躲进威海。坐等日军进攻,专等灭亡。 《清史稿·丁汝昌传》: 旅顺陷,汝昌渡威海,是时两军相去二百二十馀里,朝士争弹之,褫职逮问。鸿章请立功自赎,然兵舰既弱,坐守而已。 完全不同的是,日本海军坚持进攻,持续不断地进攻。 《清史稿·海军志》: 二十一年,日本以师船攻威海,定远、镇远各舰亦失,丁汝昌败死。 面对日军不断进攻,在李鸿章跪着指挥下,北洋水师终于全军覆没。
七、陆战之败 前面说过,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光绪帝就明确指示李鸿章,准备在朝鲜与日军打一仗,全面控制朝鲜,要求李鸿章立即增兵朝鲜,确保必胜。与此同时,身在朝鲜的袁世凯,也一再向李鸿章致电,形势紧急,请求立即增兵。李鸿章不听袁世凯的,也不照光绪帝的指示办,而是坚持展示他的“外交”才能:一边要求日本人按照当年签的条约尽快撤军,一边恳求英、俄各国使臣进行外交斡旋。 就在李鸿章展示他的“外交”才能的时候,日本军队斩杀了朝鲜国王的卫兵,幽禁了国王李熙。全面控制了朝鲜军政,并且布水雷封锁了汉江口。 李鸿章玩了一两个月的“外交”,屁用没有,反倒是彻底失去了对朝鲜军政的影响力。想通过海路直接增派援兵赴牙山也不行了。 六月份,光绪帝召见了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几位重要大臣,商定了对日政策。李鸿章也深知,自己驻守在牙山的老部下叶志超一行处境险恶,于是,一边电令他们注意安全,一边奏请分别从水路两路增兵救援: 《清史稿·朝鲜传》: 六月二十二日,鸿章电令牙山速备战守,乃奏请以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率盛军十三营发天津,盛京副都统丰伸阿统盛京军发奉天,提督马玉昆统毅军发旅顺,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奉军发奉天。四大军奉朝命出师,虑海道梗,乃议尽由陆路自辽东行,渡鸭绿江入朝鲜。……鸿章租英商高升轮载北塘防军两营,辅以操江运船,载械援牙山,兵轮三艘翼之而东。而师期预泄,遂为所截,三轮逃回威海,操江悬白旂任掠去。日舰吉野、浪速以鱼雷击高升,沉之,两营歼焉。 陆路,抽调四支部队,分别从天津、奉天、旅顺出发,渡过鸭绿江赴朝。 水路,抽调两个营的军队渡海入朝。结果,被日军在海上击沉。 其实,驻守在牙山的叶志超这支部队,压根就没有防守牙山,以等候援兵到来。当听到日军开始向牙山开来消息后,立即连滚带爬地向北撤退,一溜烟地跑到了平壤。 《清史稿·朝鲜传》: 日人大队已逼。士成请援於志超,二十六日,志超驰至,迎战失利。二十七日,日兵踞成欢,以炮击我军,势不支,遂败。志超已弃公州遁,士成追及之,合军北走,绕王京之东,循清镇州、忠州、槐山、兴塘、涉汉江,经堤川、原州、横川、狼川、金化、平康、伊川、遂安、祥源,渡大同江至平壤,与大军合,匝月始达。 当叶志超率军逃到了平壤的时候,从陆路入朝的四支援兵,也赶到了平壤。大军会合,就在平壤临时驻扎下来。 奉李鸿章之命,几路大军接受叶志超的统帅。叶志超给大家分配好东南西北的防守任务之后,开始醉酒当歌,逍遥快活。 《清史稿·叶志超传》: (到平壤后)志超以成欢一役杀伤相当,铺张电鸿章,鸿章以闻,获嘉奖,赏银二万犒军,拜总统诸军之命。志超意甚满,日置酒高会,徒筑垒环炮为守。 七月一日,光绪帝正式发布宣战诏书。 一个半月后的八月十六日,日军才赶到了平壤,开始发动进攻。我们不得不感叹:叶志超逃得真快,日军追得真慢,竟然给叶志超布防平壤,留下了这么长的时间! 奇怪的是,日军攻击平壤,竟然如摧枯拉朽一般。叶志超一听到日军炮声,立即开始逃跑,而且,在逃跑时,别说军械物资了,连所有的文件资料,也懒得带上。 《清史稿·朝鲜传》: (八月)十六日,日兵分道来扑,巨炮逼攻,各垒相继溃,城遂陷,宝贵力战中炮死。志超率诸将北走,军储器械、公牍密电尽委之以去。聂士成以安州山川险峻,宜固守,志超不听,奔五百馀里,渡鸭绿江入边止焉。自是朝鲜境内无一华兵,朝事不可问矣。 叶志超带领大军,一路狂奔,越过鸭绿江,回到中国境内了,才停下脚步。自此,朝鲜境内,没有中国的一兵一卒。 在叶志超一逃再逃的过程中,当然有将领不惜流血牺牲地英勇作战,坚决抵抗,如聂士成,如左宝贵。也有丢人现眼的将领卫汝贵。 《清史稿·卫汝贵传》: 其(卫汝贵)妻贻以书,戒勿当前敌,汝贵遇敌辄避走。败遁后,日人获其牍,尝引以戒国人。 卫汝贵的妻子给在前线的丈夫写信,叮咛丈夫:打仗时千万别冲到前面啊!敌人来了一定要赶紧跑啊! 在叶志超遗弃给日本的文书资料中,日军找到了这封家书,以此作为反面教材,教育日本国民。 但是,如果认为叶志超是贪生怕死之徒,那就错了。叶志超,本来就是一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靠军功升至高位的战将,怕死的可能性极小。 叶志超的一路“逃跑”,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李鸿章的撤退命令。 《清史稿·叶志超传》: 日军已据王京要隘,牙山兵甚单,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数约志超电请北洋发战舰赴仁川,增陆军驻马坡。鸿章始终欲据条约,恐增兵为彼藉口,勿许,并戒志超毋启衅。 叶志超驻军牙山时,李鸿章命令叶志超:不许招惹日本人。 《清史稿·聂士成传》: 志超已弃公州行,(聂士成)追及之。士成议趋平壤合大军,而鸿章檄令内渡,以故平壤陷,得免议。 在刚从牙山逃出的路上,叶志超告诉聂士成:“鸿章檄令内渡”。早在叶志超率军从牙山逃到平壤之前,叶志超便已经接到了李鸿章的命令:放弃朝鲜,逃回国内! 由此,不难推测:当初,李鸿章奏请派出大军从陆路赴朝,真实目的是:把叶志超的这支部队接回国内!但是,既然大军在平壤会合了,好歹也要做做样子,开几炮了再撤。 我们知道,七月一日,光绪帝下诏对日宣战。叶志超如此逃跑,当然应该军法处置,就地处斩也不过分。但是,叶志超是执行李鸿章的命令,李鸿章当然会救他的。 《清史稿·叶志超传》: 志超奔安州,士成谓安地备险奥,可固守,弗听。迳定州,亦弃不守,趋五百馀里,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事闻,夺志超职,鸿章请留营效力,弗许。次年,械送京师,下刑部鞫实,定斩监候。二十六年,赦归,岁馀卒。 朝廷得知叶志超一路逃跑后,立即罢免了他的职务;李鸿章奏请让叶志超留在军队继续效力,朝廷拒绝。第二年,被逮捕到刑部大牢审讯,判为“斩监候”,即死缓。五年后,被释放回家。又过了一年多,病死在家。 叶志超率军,一逃到国内,就住了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李鸿章认为:日本人不是想要朝鲜吗?行,我就满足它,把朝鲜让给它。 可是,这位“精通洋务”的“外交家”,既不懂西洋人,也不懂东洋人。 日本人不战而取朝鲜之后,有了更大的胃口,接下来,便跨过鸭绿江,进攻中国本土了。 八、水师覆亡与马关条约 “精通洋务”的“外交家”李鸿章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把朝鲜让给日本人之后,日军依然不肯停战,还要进攻中国本土! 此时,朝廷罢免了叶志超,任命宋庆为前线陆军统帅。当时,有70多个营的大军,集结驻守在九连城一带。仅仅以平均每个营350人计算,全军至少在25000人以上。 必须知道,当时清军的武器装备,是十分先进的,与同时期世界一流国家的军队的装备水平不相上下。 以当时东北地区的部队为例,《清史稿·防军陆军志》: (光绪)十三年,穆图善整理东三省练兵事宜,每省挑练马队二起,步队八营,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足成四千五百人,以克鲁伯炮六十尊,分配三省防营。 瞧,平均每1500人,拥有20门克鲁伯炮。至于士兵的武器,更是不在话下。 这就是说,清军的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远远超过了民国时期的一般部队。在抗日战争时期,如果中国军队的装备普遍达到这样的水平,早就把日本鬼子消灭干净了。 李鸿章的淮军的装备,自然更是厉害。 但是,淮军,等同于李鸿章的家丁,所有将领只听李鸿章一个人的话。 这两三万人大军的统领宋庆,也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在随同左宗棠平定西北回乱时,就立过大功。但是,由于他与淮军的其他将领的资历差不多,所以,他根本指挥不动这些人。也就是说,这里没有领头的,真正的头儿,是远方的李鸿章。 《清史稿·宋庆传》: 二十年,中日失和,庆统毅军发於旅顺,与诸军期会东边九连城。军未集而平壤已失,廷旨罢总统叶志超,以庆代之。庆与诸将行辈相若,骤禀节度,多不怿,以故诸军七十馀营散无有纪。又坐守江北一月,以待日军过义州,庆顿中路九连城,严戒备。日军渡鸭绿江,战失利,直趋凤凰城,退扼大高岭。 结果,日军渡过鸭绿江,这支群龙无首的清军,一触即溃加一路逃跑。 接下来,便是日军一路追赶,清军继续一路逃跑。 在东北,旅顺军港,是李鸿章烧掉了无数钱,置办起来的,可以说是李鸿章的命根子。所以,李鸿章专门指派了他最信得过将领防守。 在大连、旅顺,日军应该遇到淮军的激烈抵抗了吧? 《清史稿·徐邦道传》: 东事起,(宋)庆以旅顺守将赴防九连城,李鸿章别令姜桂题等守旅顺,邦道助之。日军入貔子窝,邦道语诸将曰:“金州若失,则旅顺不可守,请分兵御之。”诸将各不相统,莫之应。邦道自率所部趋大连湾。是时铭军分统赵怀益守其地,邦道至,固请兵,乃分步旅随邦道行。日军大集,遂占金州,进逼大连,怀益奔旅顺。越十日,日军来争旅顺,诸将相顾无措,邦道率残卒至,愤甚,思自效,请增兵,不许;请械,许之,乃率众拒战土城子,挫之。日军大至,乃退。道员龚照屿先一日遁,诸将亦夺民船以济,盖日军未至而旅顺已墟矣。 防守大连旅顺的将领们,也是群龙无首。旅顺守将根本指挥不动下面的将领。日军刚占领金州,靠近大连,大连守将赵怀益就率兵先跑了。日军还没到旅顺,道员龚照屿提前一天跑了;旅顺的将领们如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纷纷抢夺百姓的船只,跑了。等到日军赶到旅顺时,淮军早就跑光了。不过,李鸿章花大价钱采购的防守旅顺的武器装备,完好无损,留给日军了。 那么,当时所有的军队,战斗力都是淮军的样子吗? 当然不是!比如,前面提到的东北“地方军”,便有很强的战斗力。 《清史稿·依克唐阿传》: 依克唐阿,……十五年,擢黑龙江将军。二十年,日朝战起,依克唐阿请率军自效,……逾岁,海城陷,辽西危棘,诏责长顺守辽阳,依克唐阿助之,发帑金五十万济依军。既至,议以攻为守。乃集诸将置酒,取刀刺臂血,搅而饮之,相矢以死。依军遂进取海城,军腾鳌堡、耿庄,数战弗胜。会荣和至军,亟趣之出。荣和先进北路,夺三卡,其左树木幽深,令隐兵备抄袭,而自列阵旷野,伏枪以待。日军据山巅轰击我师,弹落积雪中,渍不发。我师还击,仆者众,再发再仆。众争傍山出,伏枪具举,死以百数。荣和所部募自塞边外,善避击,伤者恒少,所谓“东山猎户”也。是役以千人抗日军数千,故依军声誉远出诸军上。 面对危局,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主动请缨杀敌。他与将领们歃血为盟,以必死的信念,率领士兵们上阵,一再战胜敌人,战果辉煌。在以千人之军,与日军数千人的交战中,依然取得胜利。 但是,地方部队毕竟人少,不足以影响整个战局。 日军继续进攻,淮军继续逃跑。 《清史稿·宋庆传》: 日军西陷海城,(宋)庆亟赴之,击敌感王寨。前军方胜,后队讹传敌拊背,骇溃,复退守田庄台,辽阳益危。……庆方以三万人驻营口,闻警,还扼辽河北岸;而日军尽以所获炮列南岸猛攻,庆军溃而西,於是辽河以东尽为日有矣。 又是不费吹灰之力,日军就把军队开到了辽河边。 接下来,日军开始集中力量进攻山东,目标是李鸿章“洋务”的心头肉:威海卫。 应对日本海陆军联合进攻的北洋水师,真是惨不忍睹! 北洋水师负责威海岸防的陆军将领戴宗骞,孤军苦战几个月。《清史稿·戴宗骞传》: 二十年夏,日舰来攻,(戴宗骞)率师御之,伤其舰四艘,再至再败之。既而旅顺、大连相继沦没,威海势益孤,电请北洋、山东益师,久弗应。其冬,连失文登、宁海。时宗骞守北岸,分统刘超佩守南岸,宗骞与约,寇至互相应。岁除,大风雪,战桥头集,绥军大困,锐身救之出。逾岁,日军至,辄败去,折而南。宗骞往援,而超佩跄踉遁,三台拱手让敌,反诉巡抚李秉衡,诬宗骞背约。宗骞抗辩,愿复三台赎罪。乃募敢死士夺还二台,唯龙庙嘴未复。日军倏大集,二台仍不守,宗骞退归,登祭祀台。所部卒譁变,宗骞佯弗省,行数武,枪齐发,材官追斩一人,众散走。宗骞既登,乃无一从者。夜宿药库,丁汝昌诣筹战守策,宗骞曰:“绥、巩军已西去,孤台危棘,恐资敌。”汝昌令毁台,强掖之下。宗骞念南北各有地阱台,此其势尚可为,乃诣刘公岛就副将张德山。德山无战守志,宗骞饮金死,威海师遂熸。 几个月时间里,戴宗骞尽管不断卓有成效地打击日军,但是,面对日军潮水般增兵,势单力薄的戴宗骞一再电请北洋、山东增援,无不是石沉大海。当此之时,水师提督丁汝昌也失去信心了;分统刘超佩,和负责刘公岛防守的副将张德山,也深感无望,失去战心了。 戴宗骞在绝望中自杀殉国。 此次威海保卫战中,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水师右翼总兵刘步蟾战死,水师左翼总兵林泰曾跳海自杀。 随着北洋水师的三位最高将领的全部牺牲,北洋水师彻底覆灭。 旅顺军港丢失,是因为在东北的淮军将领不战而逃,那么,山东是怎么回事呢? 面对日军大举进攻,仅仅依靠北洋水师的陆战部队,显然是不够的。 此时的山东巡抚是李秉衡。他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曾经参加过对法战争,与冯子材协同作战。甲午战争爆发前,专门将他调任山东巡抚,负责海防。由于淮军主力集中在东北,李秉衡手头的兵力十分有限,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将防守重点放在烟台,结果日军从荣成登陆。 《清史稿·李秉衡传》: 二十年,东事棘,召(李秉衡)为山东巡抚。至则严纪律,杜苞苴。以威海、旅顺筦钥北门,遂率师驻烟台。闻旅顺不守,劾罢丁汝昌、龚照屿等,以警威海守将。既而日军浮三舰窥登州,秉衡悉萃精兵於西北,而荣城以戎备寡,为日军所诱而获,时论诟之。 说来说去,归根到底,是因为李鸿章因为压根儿就不想对日作战,不惜以放弃朝鲜,来换取日军停战。统帅如此,下面的将领们自然没有打仗的意志,以致军无战心,闻风而逃。与此同时,无论是旅顺,还是威海,李鸿章根本就没有做过认真的防御准备。李鸿章为了做进军朝鲜的样子,大军集中于东北玩游戏,导致山东军备空虚,日军轻松地占领了威海。 打成了这个样子,怎么办? 《清史稿·日本志》: 初,日人志在朝鲜,至是并欲中国割地赔费,指索台湾,又提出四条件:一,派大员往东洋议约;二,赔兵费五万万;三,割旅顺及凤凰城以东地;四,韩为自主之邦。 起初,日本人确实只想夺得朝鲜。等到这时候,日本人开出了和谈的价码:割让台湾、旅顺及凤凰城以东,赔款五亿两白银,朝鲜独立。 朝廷开始了和战之争。 《清史稿·日本志》: 张之洞、刘坤一等闻之,亟电力争。俄国亦约法、德劝日让还辽南。日索交台湾益亟,朝旨命台湾巡抚唐景崧交台,台民汹汹欲变,并引公法力争。政府不得已,又因王文韶、刘坤一电阻…… 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等坚决反对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不惧再战。 其实,这时候,从全国各地抽调的军队,已经抵达。只要选拔任用合适的将领,至少也可以好好教训日军,打消他的嚣张气焰。 《清史稿·王文韶传》: 鸿章赴日议和,文韶权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议成,实授。时关内外主客军四百余营…… 集结于前线的陆军,有400多个营,应该在15万人上下。 在李鸿章的好战友,军机大臣孙毓汶的坚持下,朝廷没招,同意按照日本的意见:和。 《清史稿·翁同龢传》: 及和议起,同龢与鸿藻力争改约稿,并陈:“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上曰:“台湾去,则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毓汶以前敌屡败对,上责以赏罚不严,故至于此。诸臣皆引咎。上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同龢以俄、英、德三国谋阻割地,请展期换约,以待转圜。与毓汶等执争,终不可挽,和约遂定。 孙毓汶的理由是:前线打不赢,一败再败,你们说,怎么办?坚决反对割地条款的翁同龢、李鸿藻无言以对。 最为奇怪的是,日本人说:和谈?行啊,我们只与你们的外交家李鸿章大人谈,其他人一概免谈。 《清史稿·日本志》: 二十一年正月,命张荫桓、邵友濂赴日本议和,拒不纳,乃再以李鸿章为全权。鸿章至日本,日本派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为全权大臣,与鸿章会议於马关,月馀不决。鸿章旋为日本刺客所伤,又命其子李经芳为全权帮办,卒订约十一款:认朝鲜独立,割辽南及台湾,赔款二万万,且许以内地通商、内河行轮、制造土货等事,暂行停战。 李鸿章确实是满门忠烈啊!他与儿子李经方、女婿张佩纶,一起与日本人签署了马关条约。 台湾军民拒绝日本接管台湾,起来武装抵抗。李经方又专程赴台湾,强制驻防台湾的军队撤回大陆,完成了将台湾亲手交到日军手上的“外交”工作。 九、更大的祸害 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署,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 马关条约签约之后不久,李鸿章开启了当今公知们津津乐道的“全球外交”之旅。 《清史稿·李鸿章传》: 二十一年二月,……七月,回京,入阁办事。十二月,俄皇加冕,充专使致贺,兼聘德、法、英、美诸国。二十二年正月,陛辞,上念垂老远行,命其子经方、经述侍行。外人夙仰鸿章威望,所至礼遇逾等,至称为东方毕士马克。与俄议新约,由俄使经总署订定,世传《中俄密约》。 李鸿章先后访问了俄、德、法、英、美等国,所到之处,获得超高规格的接待----“所至礼遇逾等”。 《清史稿·李鸿章传》说洋人景仰李鸿章,称之为“东方俾斯麦”。 俾斯麦是谁?一个使德国发展为欧洲强国,打得其它国家割地赔款的德国宰相! 一个被日本人打得割地赔款的军事指挥官,竟然获得洋大人的景仰,西方政要脑袋有病不成? 一个被日本人打得割地赔款的“宰相级别”的人,西方人会将他与俾斯麦相提并论? 西方列强确实高规格接待了李鸿章。 为什么呢? 《清史稿·德宗本纪》: (二十四年)是春,以胶州湾租借于德意志,旅顺口、大连湾、辽东半岛租借于俄罗斯。……是夏,广东九龙半岛、山东威海卫俱租借於英吉利。 …… (二十五年年四月)义人以兵舰来,图登三门湾,谕严戒备。…… 秋七月庚戌,以法人租借广州湾,命苏元春往会勘。 原来,为了“制衡”日本,李鸿章通过“全球外交”之旅,给中国引进了大批的洋人! 《清史稿·李鸿章传》: 李鸿章……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外国与共事者,皆一时伟人。 是啊,李鸿章善于外交!对于西方列强,李鸿章如此慷慨大方,到哪儿不受欢迎啊!无论到哪儿,能不是大人物高规格接待啊! 《清史稿·海军志》: (光绪)二十三年,德国据山东胶州湾,法租广州湾,英租威海卫,俄租旅顺、大连湾。 胶州湾租借给了德国,德国人在此驻军了; 旅顺口、大连湾、辽东半岛租借给了俄罗斯,俄罗斯在此驻军了; 九龙半岛租给了英国人,于是香港的地盘扩大了; 威海卫租给了英国人,英国人在此驻军了; 广州湾租给了法国人,法国人在此驻军了。 中国沿海,成了国际军人俱乐部。 李鸿章的北洋水师的军港,交给了洋人的舰队;法国人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李鸿章亲自免费送货上门。 也许,李鸿章的意思是:北洋水师没了,我把中国的万里海疆,交给西洋海军看守,看谁还敢欺负中国! 俄国舰队进驻旅顺,德国舰队进驻胶州湾,在日本人看来,自然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啊。于是,不久,在中国土地上,先是展开的一场日俄战争,接着带来直接导致五四运动的山东半岛主权问题。 李鸿章“外交”,遗祸深远。 一方面,自此,朝政更加混乱,官员更加颟顸。 甲午战争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署,彻底摧毁了曾经年轻气盛、颇想有一番作为的光绪帝的自信心,直接导致了急躁冒进、走极右之路的戊戌变法。 据《清史稿·德宗本纪》,光绪帝在四月下旬“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康有为等人,则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未经任何深思熟虑,在五、六、七这三个月里,便出台了一系列涉及方方面面的“维新”举措。一国之改革,岂能如此草率!简直是视国家大政如同儿戏。 最为荒唐的是,康有为等人,按照英国牧师李提摩太的策划,勾结日本朝廷,企图让伊藤博文担任中国的首相,然后中日合并,让中国做日本的附属国,光绪帝做儿皇帝。 “维新派”大员杨深秀上书光绪皇帝: 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杨深秀说:伊藤博文是日本的名相,希望中日组成一个联邦,联合英美,共同应付危局;希望皇上不要觉得这不好听,其实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 根据策划,伊藤博文辞去日本首相,来到中国。在康有为等人的运作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伊藤博文觐见了光绪皇帝。 至此,慈禧太后再也无法淡定,立即复出主掌朝政,无情处理“维新党”。 《清史稿·德宗本纪》: (八月)丙戌,(光绪帝)见日本侯爵伊藤博文、署使林权助于勤政殿。……丁亥,皇太后复垂帘于便殿训政。诏以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褫其职,与其弟广仁皆逮下狱。有为走免。戊子,诏捕康有为与梁启超。庚寅,户部侍郎张荫桓、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暨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并坐康有为党逮下狱。辛卯,上称疾,徵医天下。召荣禄来京。命逮文廷式,捕孙文。……甲午,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俱处斩。谪张荫桓新疆。徐致靖禁锢。命荣禄为军机大臣。以裕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乙未,以康有为大逆不道,构煽阴谋,颁朱谕宣示臣下。 一次性处斩六名大臣,这在清朝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原因无他:“大逆不道,构煽阴谋”。 无疑,慈禧太后扼杀“戊戌变法”,是正确的。但是,这也足见当时社会的思想有多么混乱和荒诞!而胡适之流的诞生,与康有为等人的影响又有很大的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李鸿章的引狼入室,将中国推进了被列强瓜分的深渊! 随着西方列强驻军中国,西方人和信洋教的败类们更加恣意妄为,人民群众的抵制行为此起彼伏。仅仅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这一个月里,列入《清史稿·德宗本纪》就有如此对立的两起事件: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庚申,以德人入即墨文庙,毁圣贤像,下总署察问。……丁丑,以湖北沙市焚毁教堂,谕张之洞回任。 能够进入《清史稿·德宗本纪》,可知事情之严重! 随着德国军队侵略山东,极端民族主义的义和团运动,迅疾成燎原之势。 李鸿章与康有为之流的荒诞举措,在朝廷也引起强烈反弹:部分王公大臣无原则地站在义和团一边,甚至唆使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杀害外交官。 西方列强有了口实,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当此之时,朝廷一片混乱,主战与主和的两派,势同水火。开始是主战者胜利,主张打击义和团、反对杀使臣、不可与列强开展的许景澄、袁昶两人被杀。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为了尽快完成和谈,当初主战、支持义和团的王公大臣一律处死。 《清史稿·德宗本纪》: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自庚申至於是日,皇太后连召王大臣等入见,谘众论。载漪持战议甚坚。载勋、载濂、载澜、徐桐、崇绮、启秀、溥良、徐承煜等,更相附和。荣禄依违其间。独许景澄、袁昶言匪宜剿,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辞殊切直。……(七月)壬寅,杀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己未,德、奥、美、法、英、义、日、俄八国联兵陷京师。……(十二月)壬戌,诏复冤陷诸臣立山、徐用仪、许景澄、联元、袁昶职。再论纵匪肇乱首祸诸臣罪,夺载澜爵职,与载漪并谪新疆禁锢。褫刚毅职。英年、赵舒翘并褫职论斩。追褫徐桐、李秉衡职。启秀、徐承煜褫职听勘。董福祥褫职解任。癸亥,下诏自责。……(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庚午,赐载勋自尽。辛未,毓贤处斩。癸酉,英年、赵舒翘并赐自尽。刚毅、徐桐、李秉衡并论斩,以前没免。乙亥,启秀、徐承煜处斩。 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到了这份上,李鸿章和他的儿子、女婿的外交才能又大显神通。于是,辛丑条约签订。 这一次,赔不赔钱,都是小事。因为,根据李鸿章签署的辛丑条约,自此,北京城下,驻上了洋人的军队,中国首都不设防了。 七七事变时,为什么日本军队就在北京城下?《辛丑条约》规定的。 《清史稿·李鸿章传》: 及八国定盟,其使臣、大将多后进,视鸿章皆丈人行也,故兵虽胜,未敢轻中国。 打进了北京城的八国联军,因为景仰李鸿章,不敢轻视中国?------我看不懂,请原谅我智商不够。 十、李鸿章其人 早年,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时候,李鸿章是曾国藩幕府成员,即司令部的参谋。 《清史稿·曾国藩传》: 鸿章故出国藩门,以编修为幕僚,改道员,至是令从淮上募勇八千,选良将付之,号“淮军”。 由于种种原因,曾国藩决意培养他,给他一支部队和若干猛将,让他回到老家安徽,招募了一批士兵,进驻江苏。于是,李鸿章有了自己的部队,即淮军。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均依靠平定太平天国起家。 在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军的共同打击下,没几年,太平天国灭亡了。 曾国藩立即奏请朝廷,主动解散了湘军,《清史稿·曾国藩传》: 江宁平,……朝野称贺,而国藩功成不居,……至是东南大定,裁湘军,…… 左宗棠也主动提出,简编了楚军,《清史稿·左宗棠传》: (同治)五年正月,凯旋。宗棠以粤寇既平,首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 唯有淮军,成了完全听命于李鸿章的私家军,进而发展成为拥有实力强大的陆军、海军,尾大不掉的北洋系。 平心而论,李鸿章在攻打太平天国的时候,水平还是不错的。 但是,在为人、做官方面,他与曾国藩、左宗棠的差距,何止千里万里。 《清史稿·曾国藩传》: 国藩为政务持大体,规全势。其策西事,议先清陇寇而后出关;筹滇、黔,议以蜀、湘二省为根本。皆初立一议,后数年卒如其说。自西人入中国,交涉事日繁。金陵未下,俄、美、英、法皆请以兵助,国藩婉拒之。及廷议购机轮,置船械,则力赞其成,复建议选学童习艺欧洲。每定约章,辄诏问可许不可许,国藩以为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也。 曾国藩为官,识大体,总是站在全局高度考虑问题。他早就策划收复新疆,主张先平定回乱,再进军新疆。后来,左宗棠就是这么干的。他早就策划保卫南疆安全,主张先做好四川、湖南的基础工作,以之为后方。当年,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时候,俄、美、英、法等国都主动提出派兵援助,被曾国藩婉言谢绝(无论如何,不可引狼入室)。但是,在讨论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建设工业基础时,他始终坚决赞成。同时,他还建议并派遣孩子们到欧美留学。每次与西方各国签署条约,朝廷征求他意见时,他的建议是:如果属于那些礼仪之争,可以同意他们的;如果涉及侵犯百姓生计的事情则不可同意。 为什么曾国藩被称为晚清圣人?为什么毛泽东也说“独服曾文正公”?因为,在曾国藩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才能办成利国利民的“洋务”。事实上,晚晴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几乎全部可算为曾国藩的徒子徒孙,唯有李鸿章是一个例外。 至于左宗棠对国家和民族的巨大贡献,李鸿章也是没法比。《清史稿·左宗棠传》: (同治五年)会王师征西陲回乱久无功,诏宗棠移督陕、甘。十月,简所部三千人西发,令刘典别募三千人期会汉口,……(光绪)六年四月,宗棠舆榇发肃州,……而俄亦慑我兵威,恐事遂决裂。明年正月,和议成,交还伊犁,防海军皆罢。 左宗棠奉调主持西北军政,经过十年努力,平定西北回乱,收复新疆。 整天高呼海防的李鸿章,不仅亲手葬送了北洋水师,而且弄丢了朝鲜、台湾。直到今天,台湾的媚日台独势力都是李鸿章的遗产。 若论洋务运动,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还是稍晚的张之洞,都致力于建设、发展先进的“制造业”。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开创者。《清史稿·海军志》: 同治元年,曾国藩于安庆设局,自造小轮船一艘。二年,令容闳出洋购买机器。四年,曾国藩、丁日昌于上海设铁厂造枪炮。 中国第一艘“轮船”,是曾国藩主持制造的。 著名的江南制造局,是曾国藩主持创建的。 众所周知,第一批留美幼童,是曾国藩主持派出的。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海军的祖师爷。《清史稿·学校志》: 福建船厂,同治五年,左宗棠督闽时奏设,并设随厂学堂。分前、后二堂。前堂习法文,练习造船之术;后堂习英文,练习驾驶之术。课程除造船、驾驶应习常课外,兼习策论,令读圣谕广训、孝经以明义理。首总船政者为沈葆桢,规画闳远,尤重视学堂。十二年,奏陈船工善后事宜:“请选派前、后堂生分赴英、法,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学生有天资杰出,能习矿学、化学及交涉、公法等事,均可随宜肄业。”寻葆桢任南洋大臣。光绪二年,奏派华、洋监督,订定章程。船政学堂成就之人材,实为中国海军人材之嚆矢。学堂设于马尾,故清季海军将领,亦以闽人为最多。 福州船政局是中国第一个近代造船厂,由左宗棠主持创建。这里设有中国第一所“海军工程和指挥大学”,设有舰船制造(按法国标准教学)和海军指挥(按英国标准教学)两个专业。优秀毕业生被专业的留学生被选送到法国、英国留学。 福州船政局,是晚清以来,中国海军人才的摇篮。 李鸿章的北洋水师的部分舰船,是这里建造的;北洋水师的绝大部分专业人才,也来自这里。 左宗棠为中国海军积累的人才储备,被李鸿章几乎全部毁灭。 (北洋水师主要将领(舰长)简历: 刘步蟾,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期毕业后留学英国,北洋水师的“参谋长”,是中国首部海军法典《北洋海军章程》等重要海军法规的制定者; 林泰曾,林则徐的侄孙,与刘步蟾地位相仿,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后留学英国; 邱宝仁,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期毕业; 林永升,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毕业后留学英国; 邓世昌,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 叶祖珪,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留学英国; 方伯谦,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留学英国; 李和,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 黄建勋,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留学英国; 林履中,福州船政学堂第三期毕业后留学英国; 蓝建枢,福州船政后学堂第三期毕业; 吕文经,自小被英国驻厦门领事李太郭收为养子,留学英国后回国,加入北洋水师。) 张之洞比李鸿章稍年轻,是洋务运动中的后起之秀,他对中国的贡献,也远大于李鸿章。 《清史稿·张之洞传》: (光绪十年)四月,两广总督张树声解任专治军,遂以之洞代。……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疏请大治水师,岁提专款购兵舰。复立广雅书院。……会海军衙门奏请修京通铁路,……之洞议曰:“修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徵兵、转饷次之。今宜自京外卢沟桥起,经河南以达湖北汉口镇。……”得旨报可,遂有移楚之命。大冶产铁,江西萍乡产煤,之洞乃奏开炼铁厂汉阳大别山下,资路用,兼设枪炮钢药专厂。又以荆襄宜桑棉麻枲而饶皮革,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革诸局,佐之以堤工,通之以币政。由是湖北财赋称饶,土木工作亦日兴矣。二十一年,中东事棘,代刘坤一督两江,至则巡阅江防,购新出后膛炮,改筑西式炮台,设专将专兵领之。募德人教练,名曰“江南自强军”。采东西规制,广立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寻还任湖北。……二十六年,京师拳乱,……明年,和议成,……乃与坤一合上变法三疏。其论中国积弱不振之故,宜变通者十二事,宜采西法者十一事。於是停捐纳,去书吏,考差役,恤刑狱,筹八旗生计,裁屯卫,汰绿营,定矿律、商律、路律、交涉律,行银圆,取印花税,扩邮政。其尤要者,则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皆次第行焉。 张之洞先后担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尽管长期担任地方官,但是他始终站在国家利益和发展战略的高度,思考问题,做人做事。所到之处,他都集中精力办学校、建工厂、抓国防。 关于学校,在广州,他创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广雅书院,后来的黄埔军校也有张之洞的贡献;武汉、南京能成为著名的大学城,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等,追根溯源,都与张之洞分不开。即便是著名的革命党领袖黄兴、宋教仁等人,也是张之洞的门生。 关于国防,在两广总督任上,他组织人马打败了法国军队;在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任上,他组织训练出新军。更重要的,他克服重重困难,建设了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湖北兵工厂。武汉能打出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得益于张之洞留下的人才与工业储备。 关于工业,武汉、南京能成为著名的工业基地,也是与张之洞分不开的。最著名当然是“汉阳造”,而且,晚清铁路的钢轨,也来自汉阳铁厂。 张之洞还倡导并主持建设了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北京到武汉的京汉铁路,并由此形成了内地的铁路网。 《清史稿·铁路志》: 粤督张之洞请缓办津通,改建腹省干路,疏言:“……宜先择四达之衢,首建干路,为经营全局之计。……臣以为宜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经河南达於湖北汉口镇。……”……未几,之洞总督湖广。之洞既移鄂,益锐意兴办卢汉铁路,其所经画,曰储材宜急,勘路宜缓,兴工宜迟,竣工宜速。……卢汉路近三千里,费逾四千万,黄河桥工糜款尤钜,官帑仅资开办而已。借款始拟美,以所望奢,改与比议。英、德、法诸国接踵而至。卒借比款一百十二兆五十万佛郎。比小国,饶钢铁,娴工事,于中国无大志。三十一年,续借一百二十五万佛郎。逾年,路成。北端直抵京师,因易名京汉。京汉之枝路曰正太,曰汴洛。正太借款,始二十三年。俄璞科第与晋官绅议定而中止。二十八年,盛宣怀与议借款四千万佛郎。约成,而俄人挨士巴尼忽索太原至榆次,至成都,至太谷,至西安,石庄至东光、微水、横涧四岔道,及同蒲诸路。均格部议,而岔道卒如所请。三十三年秋,工竣。……而鄂之铁厂,制钢轨以应全国造路之需,挽回大利,尤为不鲜。 在两广总督任上,张之洞提出了建设京汉铁路的建议,并论述了京汉铁路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获得朝廷的认可。他被调任湖广总督,负责京汉铁路的建设。由于修建京汉铁路的经费严重不足,必须向外资银行贷款。他们专门选择比利时的银行贷款,因为比利时国家小,侵略性要弱许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京汉铁路建成。第二年,基于京汉铁路的众多支线(正太、汴洛等)也建成。在中国的铁路建设中,不仅汉阳铁厂提供了钢轨保障,而且凡是向外资银行贷款的铁路,唯有京汉铁路有效地维护了自己的主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均为清正廉洁的官员。 和李鸿章一样,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都是出将入相,长期高官厚禄,权倾朝野。 《清史稿·曾国藩传》: 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 曾国藩拿出自己的俸禄,资助有才之士,并且教育子女要耕读传家。 《清史稿·左宗棠传》: 宗棠初出治军,胡林翼为书告湖南曰:“左公不顾家,请岁筹三百六十金以赡其私。”曾国藩见其所居幕陿小,为别制二幕贻之,其廉俭若此。 左宗棠不顾家不谋私利,太出名了。当他离家带兵上前线时,胡林翼给湖南的朋友写信,要他们每年给左宗棠家送点钱,否则左宗棠的家里就要没饭吃了。 《清史稿·张之洞传》: 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张之洞做了几十年的大官,一直到他去世,家里没有增加一亩田产。 那么,在个人利益面前,李鸿章又是如何呢?《清史稿·李鸿章传》只字未提。 作为北洋系主持编撰的《清史稿》,是这样评价李鸿章的,《清史稿·李鸿章传》: 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李鸿章眼里只有利益,也完全用利益来驱使下属,因此,真正有志气节操的人都不陪他玩。所以,李鸿章最后玩不下去了。社会上对于李鸿章的疑谤四起,难道没有原因么! 作为贪恋权位、私欲极强的人,在甲午战争中,在与西方列强交涉时,李鸿章何以如此行为乖张?李鸿章为什么逢洋必跪?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挟洋自重、养寇自肥。 只要家门口始终有一群横行霸道的强盗,朝廷就必须依靠李鸿章的私家军,而且必须为李鸿章养活这支强大的军队。 只有不与西方列强打仗,这支私家军才能不受损失,而且始终属于李鸿章个人。 唯有让家门口始终有一群横行霸道的强盗,而李鸿章又拥有这支私家军,李鸿章的地位才能至死稳固。 李鸿章确实满足了他的个人私欲,实现了终身荣华富贵。 李鸿章死后不久,清王朝也寿终正寝。少有“志节之士”的北洋系,立即分崩离析,各霸一方,成为祸害中国几十年的北洋军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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