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我是观察者网的董佳宁。美国想挑起对中国的“新冷战”，已经越来越明朗，可以说时不我待。任正非说，“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希望我们死 ”。最新的高层会议做了定调，关键词是“中长期”、“持久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我在之前的节目中，针对特朗普反华的连任规划，已经讲到了“国内大循环”的问题，这次我想再深入和大家探讨一下。

　　美国这轮反华，有两个重要驱动力。一个是蓝领选民的利益诉求，另一个是压制中国产业升级的紧迫性。这两点，中国都是可以应对的，我想先分析中国的优势，后面再说说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先说第一点。美国政客认为，如果不对中国“定向脱钩”，迁回制造业，美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无法缓解。但特朗普想不到，经过美国这轮动作，中国在制造业上的全球市场份额，反而变得更大了。这一点不光特朗普，我们自己也没想到。

　　新冠病毒的影响，起到了一定作用。美国的波音萎掉了，但中国出口却飙升，7月份单月的出口额，已经达到了历史第二高水平。全世界需要的防疫物资，离不开中国生产，疫情让人们选择在家，家用消费品需求大增，生产也离不开中国。

　　想替代中国，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中国交通基建网络密集，高铁覆盖广泛，你有吗？中国的供应链完整，零部件满足上下游需求，集中化、区域化，你有吗？中国的劳动力教育水平不低，成本比较优势明显，还稳定，你有吗？特朗普把眼睛蒙起来，说这些我都没有，但我有25%的关税来对付中国，你们要投票给我。

　　对中国这轮关税，美国执行2年了，但即便被征25%的关税，许多中国制造商发现，自己依然没有遇到什么竞争，成本依然是最低的。宏远是广州的家具厂，做家庭桑拿房，出口订单今年翻倍了。即便他们是从加拿大进口木材，组装好以后再运到美国，把横跨太平洋的来回运费，美国25%的关税都算进去，依然是独孤求败，没有对手。

　　有的人会说，人民币对美元是贬值的，所以人民币相对更不值钱了，商品就更容易卖了。但是要注意，今年人民币对美元，是升值的。美国不管是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中国随意，我自一口真气足，贸易主导地位依然稳固。

　　第二点是美国发现，压制中国产业升级已经时不我待了，“上帝选民”按捺不住了，开始玩起绑架，还有强买强卖。我预测一下，这才刚开始，5G虽然美国跟不上，但撒谎、欺骗、偷窃的速度，美国是“5G”的。动作这么快，因为这也是美国老套路了，日本人纷纷表示熟悉。竹内亮导演，在微博上就说了，他小时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电子高科技超过美国，索尼、松下这些日本公司一直被美国骂“盗用技术”。然后美国政府就开始用各种办法，控制日本公司。先打压，再控制，这个PUA套路美国屡试不爽。

　　当时日本是什么情况，电子产业完胜美国，日立、索尼、三菱、富士通、NEC、东芝、松下，日本企业是压倒性的优势，美国人当时都觉得，不要再在芯片上浪费时间了，因为美国芯片业完蛋了。可是结果呢，我们现在都知道了。

　　90年代，美国代替日本，成了最大芯片出口国。为什么局面翻过来，根本原因不在于企业，而在于政府，在于国家捍卫主权的能力。日本这样的国家，向苏联出口4台高精度机床，因为苏联可能用于发展核潜艇，美国就发火了：我们美国，是你们最好的老大哥。你们有不懂的事，可以问我们，我们可以亲切地告诉你们。中曾根康弘，日本首相，马上就道歉了，在美国50多家报纸上，整版刊登“悔罪广告”。这样的国家，美国可以逼迫签署《半导体条约》，那么企业做得再大，科技优势再明显，美国都可以亲切地“搞死”你们。

　　但中国是反过来的，我们电子产业在追赶阶段，整机制造上领先，高端芯片还在追赶，企业相对的实力，比不上当时的日本。但问题在于，我们国家是主权独立的，经历过长期封锁，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前几天，美国芯片股引领指数暴跌，彭博社认为，美国芯片股的溃败，可能是因为中国半导体的“威胁”。还说，中国的新政策，将全面支持半导体产业，列入十四五规划，而且赋予这项任务“如同当年制造原子弹一样”的高度优先权。

　　资本不傻，美国打日本，那是把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打掉。美国打中国，是在帮助中国，把国产替代产业打出来。而且特朗普这个人，帮中国建设还喜欢附赠，“实体清单”里已经明确告诉中国，哪些企业和产业链很重要，美国商务部都忙不过来了，操碎了心。

　　连中国科技人才，美国也要驱逐，不光是科研人员、工程师，就连留学生也要驱逐。硅谷的专业人员，来自中国的有14%，而去美国读计算机博士的外国人，75%会在美国留10年以上。本来这些中国人才都是为美国服务的，现在美国这么搞，我想起了一篇课文，大家记得吗，就是李斯的《谏逐客书》。美国就像当年的秦国，用李斯的话说，不出生于秦，可是愿意效忠秦国的，本来很多，如今却“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都要驱逐，“以资敌国”，李斯最后怎么说的，这样的国家，“求国无危，不可得也。”秦王嬴政是被李斯劝回来了，但美国这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

　　分析完中国的优势，我也要说，中国目前仍有需要改进和学习的地方。我也讲讲自己的观点。我之前讲过，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是蓝领中产阶级的崛起，他们是拉动国内需求的主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中国是规模超大的国家，不同地区发展情况差别太大，简单用一个基尼系数来衡量，肯定是不准确的，但至少在我们的发达地区，一线城市，准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一定要培育一个高收入的蓝领群体。

　　北京、上海的外卖小哥，现在平均收入能到八九千，育儿嫂的月薪，高的能过万，这确实大于很多高学历毕业生的起薪，但是他们和企业高管的收入差距，放在国际上比较，依然是较大的。美国一个电梯维修工的年收入中位数是7.7万美元，比家庭收入中位数6.1万美元都高了不少，更是远高于全员的年薪中位数。这样的蓝领工种，在美国的数量很多，而在中国，还只有少数这样的蓝领岗位。如果我们看北欧那些高福利国家，一个酒店清洁工的税后收入，可以接近酒店CEO的三分之二。

　　强大的工会，高工资收入的保障，促进的不仅仅是蓝领阶层，而且促进了北欧国家高科技的产业。美国打华为，当然是因为华为重要，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华为的对手，北欧就占了两个：爱立信和诺基亚。我们看北欧小国就这点人口，为什么程序员这么厉害，Linux创始人是芬兰的，挪威有Opera和QT，丹麦有JavaScript引擎V8，瑞典有数据库mySQL，数字音乐平台Spotify，Skype创始人一个是瑞典的，一个是丹麦的。

　　游戏公司，北欧也是很出色的。瑞典的DICE游戏工作室有寒霜引擎（Frostbite Engine），《部落冲突》是芬兰公司做的，《愤怒的小鸟》也是，还有瑞典的P社，还没买《十字军之王3》的统统踢出朋友圈。

　　Minecraft，也就是《我的世界》，那真的是风靡世界，2014年以25亿美元卖给微软。这个游戏最早是瑞典人马库斯·泊（脖）松（Markus Persson）一个人搞出来的。泊松这个人，童年是在乡村小镇度过的，为了远离在斯德哥尔摩吸毒和酗酒的爸爸，他爸爸只是一个铁道工人，但泊松七岁的时候，就能接触到计算机编程了，因为他爸的收入也能买得起电脑。我们算算，那是1986年。当时电脑，中国叫法还叫微机，微型计算机，或者微型电脑，刚在欧美开始普及，你想想那个年代中国的电脑在哪里才会有？高校、研究所、科研机构。中国家庭里有电脑的有几家？家庭电脑普及程度可以说无限接近于0。

　　他8岁时写了自己的第一个游戏。12岁时父母离异，他爸爸因为吸毒进了监狱，他妈妈是一个护士，靠比清洁工高一点的工资，就能养他和妹妹，加上政府补贴，就能在经济上支持他开发游戏。

　　为什么说一个稳定的蓝领中产阶级，对社会非常重要，因为这不仅是内部消费需求的问题。在信息技术的时代，从事高科技研发工作，尤其是创新型工作，是需要一定门槛的，经济门槛和教育门槛，“有恒产者有恒心”。不仅是开发，甚至消费掉这些高附加值产品，也是需要门槛的。我们必须要让更多的家庭，一个更大的基数，能够跨过这些门槛。如果财富仅仅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个国内大循环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说到游戏，我又想到了“波兰蠢驴”这个称呼。编码社区HackerRank做过一个统计，根据编码挑战的表现排名，有点竞赛的性质，主要侧重算法领域，中国程序员排名第一，第二是俄罗斯，第三是波兰，第四是瑞典，美国排28名，传说中的印度嘛，第31名。

　　大家要注意，因为高教育水平人口的基数很大，经过筛选来看，中国的程序员群体，水平的上限当然是非常高的，但这并不等于中国软件业整体实力就很强。中国在移动消费应用上很强，但短板还是在生产力上，无论工业软件还是游戏引擎，我们的技术积累都是不够的。

　　“波兰蠢驴”做的游戏，大家都知道是精品，大家也要注意波兰这个国家，波兰人均GDP已经接近1.54万美元，摸到发达国家门槛的80%了，而我们才将将过1万美元。最近20多年的发展速度，比印度这样的国家都快得多。波兰工业占比60%，机械、电子等中高端工业占比超过40%，这些年一直是欧盟经济增长的引擎，是欧洲汽车、航空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中心。

　　波兰历史上没占殖民扩张的便宜，反而饱受屈辱，三次灭国，经历列强的蚕食和瓜分，一次次浴火重生，也走过从共产主义到经济转轨的道路，被新自由主义忽悠过，受过“休克疗法”的伤害。但比较成功的是，国内政治和社会财富没有被寡头控制，最终选择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把制度改革和国家产业政策结合，其内需强劲的特点，对中国很有参照意义。

　　我夸了波兰，肯定有人不服，我也看到网上有人说，波兰这发展成绩，连给韩国提鞋都不配。问题是，韩国经济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不是依靠本国市场实现工业化的，对我们参照意义不大。实现工业化道路的国家，我粗略分三类，一类是英法德美那样，起初都是殖民扩张；一类是韩国那样，产业承接；还有一类，是通过城乡二元化剪刀差，农业哺育工业，我们可以都归为苏联模式。在这方面，中国和波兰有可以比较的道路经验。

　　还有人会说，波兰的成功，是西方打造的自由民主制度“面子工程”，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波兰经济的成功，恰恰在于博采众长，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我们观察者网曾报道过，2016年的时候，波兰政府发布长期发展规划，副总理莫拉茨斯基公开说，从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中，汲取了灵感。波兰媒体甚至说，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已经成为波兰政府发展规划的理论基础。

　　还有一个貌似成绩很好的例子，我认为没有参考价值，就是爱尔兰。最近几年，爱尔兰是欧洲经济增长最抢眼的，GDP增速都在5%到9%左右，2015年甚至达到了恐怖的26%。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有没有水分呢？爱尔兰的企业税率是欧盟最低的，所以很多跨国巨头喜欢到爱尔兰设立分公司，比如苹果，将收入转移到爱尔兰，目的就是合理避税。

　　后来欧盟裁定，苹果在爱尔兰非法逃税153亿美元，要求苹果向爱尔兰政府补缴。可是这个钱，苹果不想交，爱尔兰政府居然也不想要，都对欧盟的裁决提出了上诉。2016年7月，爱尔兰总理表示，去年的GDP增长，26%的确是有点离谱，财政部经过评估，要把去年的增长修正为3.5%-4%。爱尔兰这种努力建设避税国家的思路，和波兰不一样，对我们就没太大参考意义。

　　欧洲许多社民主义的国家，社会在伦理上就天然强调每个人出身的平等，和美国这种自由主义是非常不一样的。有的人从文化上解释，觉得北欧人海盗出身，天然就有一个“平等分赃”的习性。而美国人呢，因为是移民，人和人之间相互歧视是普遍的，并不同情他人的不幸，觉得穷人是好吃懒做，没有义务去帮助他们。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解释得太理想化了，仿佛什么样的社会，完全是自发产生的。我想强调的是，没有政策干预，指望一个社会自然的运转，能够自发产生“先富带动后富”，是很难做到的。

　　中国需要进军高端产业链，在当下环境中，就必须依靠内需，要有一个规模足够大的高端消费群体。这样的市场，才能消化掉国内企业的研发成本，驱动企业开发高附加值产品。为此，至少在发达地区，我们需要把高收入蓝领阶层扩大到足够的规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拿出政策，不说学习吧，至少有必要借鉴欧洲一些成功福利国家的政策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