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我是觀察者網的董佳寧。美國想挑起對中國的“新冷戰”，已經越來越明朗，可以說時不我待。任正非說，“美國的一些政治家希望我們死 ”。最新的高層會議做了定調，關鍵詞是“中長期”、“持久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我在之前的節目中，針對特朗普反華的連任規劃，已經講到了“國內大循環”的問題，這次我想再深入和大家探討一下。

　　美國這輪反華，有兩個重要驅動力。一個是藍領選民的利益訴求，另一個是壓制中國產業升級的緊迫性。這兩點，中國都是可以應對的，我想先分析中國的優勢，後面再說說我們需要改進的地方。

　　我先說第一點。美國政客認為，如果不對中國“定向脫鈎”，遷回製造業，美國內部的社會矛盾無法緩解。但特朗普想不到，經過美國這輪動作，中國在製造業上的全球市場份額，反而變得更大了。這一點不光特朗普，我們自己也沒想到。

　　新冠病毒的影響，起到了一定作用。美國的波音萎掉了，但中國出口卻飆升，7月份單月的出口額，已經達到了歷史第二高水平。全世界需要的防疫物資，離不開中國生產，疫情讓人們選擇在家，家用消費品需求大增，生產也離不開中國。

　　想替代中國，先問自己幾個問題。中國交通基建網絡密集，高鐵覆蓋廣泛，你有嗎？中國的供應鏈完整，零部件滿足上下游需求，集中化、區域化，你有嗎？中國的勞動力教育水平不低，成本比較優勢明顯，還穩定，你有嗎？特朗普把眼睛蒙起來，說這些我都沒有，但我有25%的關稅來對付中國，你們要投票給我。

　　對中國這輪關稅，美國執行2年了，但即便被征25%的關稅，許多中國製造商發現，自己依然沒有遇到什麼競爭，成本依然是最低的。宏遠是廣州的家具廠，做家庭桑拿房，出口訂單今年翻倍了。即便他們是從加拿大進口木材，組裝好以後再運到美國，把橫跨太平洋的來回運費，美國25%的關稅都算進去，依然是獨孤求敗，沒有對手。

　　有的人會說，人民幣對美元是貶值的，所以人民幣相對更不值錢了，商品就更容易賣了。但是要注意，今年人民幣對美元，是升值的。美國不管是自由貿易，還是保護主義，中國隨意，我自一口真氣足，貿易主導地位依然穩固。

　　第二點是美國發現，壓制中國產業升級已經時不我待了，“上帝選民”按捺不住了，開始玩起綁架，還有強買強賣。我預測一下，這才剛開始，5G雖然美國跟不上，但撒謊、欺騙、偷竊的速度，美國是“5G”的。動作這麼快，因為這也是美國老套路了，日本人紛紛表示熟悉。竹內亮導演，在微博上就說了，他小時候，也就是上世紀80年代，日本電子高科技超過美國，索尼、松下這些日本公司一直被美國罵“盜用技術”。然後美國政府就開始用各種辦法，控制日本公司。先打壓，再控制，這個PUA套路美國屢試不爽。

　　當時日本是什麼情況，電子產業完勝美國，日立、索尼、三菱、富士通、NEC、東芝、松下，日本企業是壓倒性的優勢，美國人當時都覺得，不要再在芯片上浪費時間了，因為美國芯片業完蛋了。可是結果呢，我們現在都知道了。

　　90年代，美國代替日本，成了最大芯片出口國。為什麼局面翻過來，根本原因不在於企業，而在於政府，在於國家捍衛主權的能力。日本這樣的國家，向蘇聯出口4台高精度機床，因為蘇聯可能用於發展核潛艇，美國就發火了：我們美國，是你們最好的老大哥。你們有不懂的事，可以問我們，我們可以親切地告訴你們。中曾根康弘，日本首相，馬上就道歉了，在美國50多家報紙上，整版刊登“悔罪廣告”。這樣的國家，美國可以逼迫簽署《半導體條約》，那麼企業做得再大，科技優勢再明顯，美國都可以親切地“搞死”你們。

　　但中國是反過來的，我們電子產業在追趕階段，整機製造上領先，高端芯片還在追趕，企業相對的實力，比不上當時的日本。但問題在於，我們國家是主權獨立的，經歷過長期封鎖，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前幾天，美國芯片股引領指數暴跌，彭博社認為，美國芯片股的潰敗，可能是因為中國半導體的“威脅”。還說，中國的新政策，將全面支持半導體產業，列入十四五規劃，而且賦予這項任務“如同當年製造原子彈一樣”的高度優先權。

　　資本不傻，美國打日本，那是把日本的半導體產業打掉。美國打中國，是在幫助中國，把國產替代產業打出來。而且特朗普這個人，幫中國建設還喜歡附贈，“實體清單”里已經明確告訴中國，哪些企業和產業鏈很重要，美國商務部都忙不過來了，操碎了心。

　　連中國科技人才，美國也要驅逐，不光是科研人員、工程師，就連留學生也要驅逐。硅谷的專業人員，來自中國的有14%，而去美國讀計算機博士的外國人，75%會在美國留10年以上。本來這些中國人才都是為美國服務的，現在美國這麼搞，我想起了一篇課文，大家記得嗎，就是李斯的《諫逐客書》。美國就像當年的秦國，用李斯的話說，不出生於秦，可是願意效忠秦國的，本來很多，如今卻“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都要驅逐，“以資敵國”，李斯最後怎麼說的，這樣的國家，“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嬴政是被李斯勸回來了，但美國這是要一條道走到黑了。

　　分析完中國的優勢，我也要說，中國目前仍有需要改進和學習的地方。我也講講自己的觀點。我之前講過，國內大循環的關鍵，是藍領中產階級的崛起，他們是拉動國內需求的主力，也是社會穩定的基石。中國是規模超大的國家，不同地區發展情況差別太大，簡單用一個基尼係數來衡量，肯定是不準確的，但至少在我們的發達地區，一線城市，准一線城市，二線城市，一定要培育一個高收入的藍領群體。

　　北京、上海的外賣小哥，現在平均收入能到八九千，育兒嫂的月薪，高的能過萬，這確實大於很多高學歷畢業生的起薪，但是他們和企業高管的收入差距，放在國際上比較，依然是較大的。美國一個電梯維修工的年收入中位數是7.7萬美元，比家庭收入中位數6.1萬美元都高了不少，更是遠高於全員的年薪中位數。這樣的藍領工種，在美國的數量很多，而在中國，還只有少數這樣的藍領崗位。如果我們看北歐那些高福利國家，一個酒店清潔工的稅後收入，可以接近酒店CEO的三分之二。

　　強大的工會，高工資收入的保障，促進的不僅僅是藍領階層，而且促進了北歐國家高科技的產業。美國打華為，當然是因為華為重要，大家想過沒有，為什麼華為的對手，北歐就占了兩個：愛立信和諾基亞。我們看北歐小國就這點人口，為什麼程序員這麼厲害，Linux創始人是芬蘭的，挪威有Opera和QT，丹麥有JavaScript引擎V8，瑞典有數據庫mySQL，數字音樂平台Spotify，Skype創始人一個是瑞典的，一個是丹麥的。

　　遊戲公司，北歐也是很出色的。瑞典的DICE遊戲工作室有寒霜引擎（Frostbite Engine），《部落衝突》是芬蘭公司做的，《憤怒的小鳥》也是，還有瑞典的P社，還沒買《十字軍之王3》的統統踢出朋友圈。

　　Minecraft，也就是《我的世界》，那真的是風靡世界，2014年以25億美元賣給微軟。這個遊戲最早是瑞典人馬庫斯·泊（脖）松（Markus Persson）一個人搞出來的。泊松這個人，童年是在鄉村小鎮度過的，為了遠離在斯德哥爾摩吸毒和酗酒的爸爸，他爸爸只是一個鐵道工人，但泊松七歲的時候，就能接觸到計算機編程了，因為他爸的收入也能買得起電腦。我們算算，那是1986年。當時電腦，中國叫法還叫微機，微型計算機，或者微型電腦，剛在歐美開始普及，你想想那個年代中國的電腦在哪裡才會有？高校、研究所、科研機構。中國家庭里有電腦的有幾家？家庭電腦普及程度可以說無限接近於0。

　　他8歲時寫了自己的第一個遊戲。12歲時父母離異，他爸爸因為吸毒進了監獄，他媽媽是一個護士，靠比清潔工高一點的工資，就能養他和妹妹，加上政府補貼，就能在經濟上支持他開發遊戲。

　　為什麼說一個穩定的藍領中產階級，對社會非常重要，因為這不僅是內部消費需求的問題。在信息技術的時代，從事高科技研發工作，尤其是創新型工作，是需要一定門檻的，經濟門檻和教育門檻，“有恆產者有恆心”。不僅是開發，甚至消費掉這些高附加值產品，也是需要門檻的。我們必須要讓更多的家庭，一個更大的基數，能夠跨過這些門檻。如果財富僅僅集中在少數人手裡，這個國內大循環的目標，就無法實現。

　　說到遊戲，我又想到了“波蘭蠢驢”這個稱呼。編碼社區HackerRank做過一個統計，根據編碼挑戰的表現排名，有點競賽的性質，主要側重算法領域，中國程序員排名第一，第二是俄羅斯，第三是波蘭，第四是瑞典，美國排28名，傳說中的印度嘛，第31名。

　　大家要注意，因為高教育水平人口的基數很大，經過篩選來看，中國的程序員群體，水平的上限當然是非常高的，但這並不等於中國軟件業整體實力就很強。中國在移動消費應用上很強，但短板還是在生產力上，無論工業軟件還是遊戲引擎，我們的技術積累都是不夠的。

　　“波蘭蠢驢”做的遊戲，大家都知道是精品，大家也要注意波蘭這個國家，波蘭人均GDP已經接近1.54萬美元，摸到發達國家門檻的80%了，而我們才將將過1萬美元。最近20多年的發展速度，比印度這樣的國家都快得多。波蘭工業占比60%，機械、電子等中高端工業占比超過40%，這些年一直是歐盟經濟增長的引擎，是歐洲汽車、航空等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製造業的中心。

　　波蘭歷史上沒占殖民擴張的便宜，反而飽受屈辱，三次滅國，經歷列強的蠶食和瓜分，一次次浴火重生，也走過從共產主義到經濟轉軌的道路，被新自由主義忽悠過，受過“休克療法”的傷害。但比較成功的是，國內政治和社會財富沒有被寡頭控制，最終選擇轉向社會民主主義，把制度改革和國家產業政策結合，其內需強勁的特點，對中國很有參照意義。

　　我誇了波蘭，肯定有人不服，我也看到網上有人說，波蘭這發展成績，連給韓國提鞋都不配。問題是，韓國經濟承接了國際產業轉移，不是依靠本國市場實現工業化的，對我們參照意義不大。實現工業化道路的國家，我粗略分三類，一類是英法德美那樣，起初都是殖民擴張；一類是韓國那樣，產業承接；還有一類，是通過城鄉二元化剪刀差，農業哺育工業，我們可以都歸為蘇聯模式。在這方面，中國和波蘭有可以比較的道路經驗。

　　還有人會說，波蘭的成功，是西方打造的自由民主制度“面子工程”，我不同意這個說法。波蘭經濟的成功，恰恰在於博採眾長，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我們觀察者網曾報道過，2016年的時候，波蘭政府發布長期發展規劃，副總理莫拉茨斯基公開說，從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中，汲取了靈感。波蘭媒體甚至說，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已經成為波蘭政府發展規劃的理論基礎。

　　還有一個貌似成績很好的例子，我認為沒有參考價值，就是愛爾蘭。最近幾年，愛爾蘭是歐洲經濟增長最搶眼的，GDP增速都在5%到9%左右，2015年甚至達到了恐怖的26%。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呢？有沒有水分呢？愛爾蘭的企業稅率是歐盟最低的，所以很多跨國巨頭喜歡到愛爾蘭設立分公司，比如蘋果，將收入轉移到愛爾蘭，目的就是合理避稅。

　　後來歐盟裁定，蘋果在愛爾蘭非法逃稅153億美元，要求蘋果向愛爾蘭政府補繳。可是這個錢，蘋果不想交，愛爾蘭政府居然也不想要，都對歐盟的裁決提出了上訴。2016年7月，愛爾蘭總理表示，去年的GDP增長，26%的確是有點離譜，財政部經過評估，要把去年的增長修正為3.5%-4%。愛爾蘭這種努力建設避稅國家的思路，和波蘭不一樣，對我們就沒太大參考意義。

　　歐洲許多社民主義的國家，社會在倫理上就天然強調每個人出身的平等，和美國這種自由主義是非常不一樣的。有的人從文化上解釋，覺得北歐人海盜出身，天然就有一個“平等分贓”的習性。而美國人呢，因為是移民，人和人之間相互歧視是普遍的，並不同情他人的不幸，覺得窮人是好吃懶做，沒有義務去幫助他們。

　　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解釋得太理想化了，仿佛什麼樣的社會，完全是自發產生的。我想強調的是，沒有政策干預，指望一個社會自然的運轉，能夠自發產生“先富帶動後富”，是很難做到的。

　　中國需要進軍高端產業鏈，在當下環境中，就必須依靠內需，要有一個規模足夠大的高端消費群體。這樣的市場，才能消化掉國內企業的研發成本，驅動企業開發高附加值產品。為此，至少在發達地區，我們需要把高收入藍領階層擴大到足夠的規模，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拿出政策，不說學習吧，至少有必要借鑑歐洲一些成功福利國家的政策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