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弟”管不了？中國進口武器裝備來源4大渠道，美國盟友占多半 》一文中，龍行提到，以色列曾經和我國有着頻繁的貿易來往。而讓人想不到的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以前，由於意識形態的不同，中以關係並不好。尤其是我國當時支持阿拉伯人民爭取獨立，在國際上多次抨擊以色列。與中國對待以色列態度截然相反，以色列卻一直想和中國建立長期穩定友好的國際關係，早在1950年以色列就承認了新中國，而我國直到1992年才與以色列建交。並且在唐山大地震期間，以色列向我國直接捐款1億美元，是當時我國收到的最大一筆援助。
那麼以色列為什麼這麼重視與我國的國際關係呢？
以色列始終認為自己是亞洲國家，而亞洲最大的國家就是中國，和中國保持良好關係，可以影響與新中國交好的阿拉伯國家， 改變自身孤立的局面，增強自身在國際事務上的發言權。而我國則考慮團結阿拉伯國家及反美原因，才遲遲沒能和以色列建交。然而隨着中美兩國關係在1970年代漸漸回暖，以色列以軍售為“敲門磚”，為中國送來迫切需要的軍事裝備技術，為兩國長期的軍事技術合作奠定了基礎。而這一切的一切，都要從小小的5號電池開始說起。
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前期，我國從北約進口了少量制式電台，可能讓人想不到的是，電台有了，但國內沒有一家能夠生產符合要求的5號鹼性電池。不得已，只能向以色列塔迪蘭公司（IAI）購買。自那以後，兩國之間的軍事技術合作就邁上了新台階。以色列向中國派出了大批工程師，幫助中國改造蘇式武器裝備，而我國也向以色列派出技術人員，學習以色列先進技術，同時考察以色列軍事工業，豐富國際購買渠道，力爭貨比三家。
在整個1980-1990年代，雙方的軍售貿易十分密切，從電池到導彈，從電子火控設備到無人機等武器裝備，可以說應有盡有。而在這其中有兩項最重要的軍售合同，對我國影響深遠。第一筆是怪蛇3空空導彈。該導彈是以色列研製的近程格鬥導彈，在“貝卡谷空戰”中取得了命中50發的優異成績，是一款在當時具有世界領先水平的空空導彈。我國直接花費1.5億美元，購買了數百枚導彈成品，以色列工程師還幫助我國開發出了自己新一代空空導彈霹靂8。另外一筆則是傳言以色列IAI公司提供了“ 獅”式戰鬥機的部分技術圖紙資料，幫助中國研製了殲10戰鬥機。直到今天仍有不少西方軍事評論家相信，殲10身上“沾着獅毛”。
對於彼時的中國，尤其是在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後，中國越發認識到預警機的重要性，特別是在台灣獲得4架E-2預警機後，對預警機的需求度一下提到“剛需”程度。在這裡稍微介紹下預警機，預警機被稱為“空戰統領者”不是空有其名，而是有着實打實的真本事。 相比陸地或軍艦上裝備的雷達，“飛的高、看得遠”的預警機，可以克服地球曲線率造成的信號盲區，不僅擴展了探測範圍，還可以發現中、低、超低空飛行的目標，同時還可以作為空中機動指揮平台，多批次多架戰鬥機密切協同，優先精確攻擊，甚至可以展開電子對抗，稱其為“戰場倍增器”那還真不是吹的。為了全面提升空軍成體系作戰能力，我國必須擁有自己的預警機。
其實中國研製預警機的起步時間並不晚，早在1969年，我國空軍已經提出研製新型預警機的要求，而美國也是在1964年開始投產E-2“鷹眼”無人機，蘇聯用圖-114客機改裝了圖-126“苔蘚”預警機，英國在同一年由“彗星”3C改裝了“獵迷”MK1型電子偵察機，又在其基礎上研製了MK3型預警機,所以當1990年，一群英國航空專家到對外開放不久的中國航空博物館參觀，當他們看到我國第一款預警機“空警1號”時，瞪着大眼睛足足看了半天，其震撼程度可見一斑。
扯遠了，“空警1號”是我國在1969年上馬開始研製的預警機，其作戰理念則是根據越南戰爭和打擊入侵偵察機積累的經驗，提出了“先敵發現（先敵攻擊），勝利一半”的設想，將陸地上的預警機搬到空中這樣的制導思想下，在當時已經失去戰略轟炸機使用價值的圖-4（B-29蘇聯版）轟炸機背上，加裝了龐大的圓形雷達天線罩和支架，同時換用了4台NK-20K渦槳發動機，提升了飛行性能，1974年-1979年，“空警1號”進行了大量的試飛試驗，對飛機性能和雷達性能進行了全面測試。由於載機雷達是由陸地測高雷達基礎上研製的，性能並不理想，而且圖-4的飛行品質也不適合作為預警機使用，最終無奈下馬。
在這樣的背景下，想要擁有自己的預警機，外購是非常現實的選擇。而在當時，世界上有能力生產預警系統（機）的國家就那麼幾個，恰好以色列IAI公司就有現成的“費爾康”預警機。該系統原本是用波音707民用客機作為載體，使用新型的3面有源固態相控陣雷達以及飛機外皮和天線陣列融為一體等新技術，雷達不需要像E-3“望樓”預警機那樣旋轉，即可對360°空域進行覆蓋掃描，最大警戒距離可達370公里，可同時處理100個目標。應該說“ 費爾康”預警機的技術並不比“望樓”差，價格卻僅需後者的1/3左右。同時為了滿足出口需求，“費爾康”雷達的適配性良好，既可以安裝在波音系列客機上，也可以安裝在空中客車系列，甚至是C130等運輸機上面。
但到了1990年代，隨着“中美蜜月”的結束，美國對華政策漸漸轉變為接觸和遏制，我國無法將西方生產的高性能客機挪作軍用，而和俄羅斯關係回暖後，我國直接訂購了4架A-50預警機相同的伊爾-76DM運輸機，作為“費爾康 ”雷達的載機使用。1998年，中國和以色列簽訂了一份4架預警機合同：由中國提供4架伊爾-76運輸機，以方負責在其上加裝“費爾康”雷達系統，合同價值近10億美元，平均每架近2.5億美元。這個售價可以說，我國為了得到預警機可算是下了“血本”了。
對於這筆“天價”訂單，以色列媒體歡天喜地的大肆報道，根據其報道，以色列內塔亞胡內閣政府已經將協議內容通知美國，並且強調這筆交易中不包含美國技術。美國政府當時沒有反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當年向台灣出售了4架預警機，我國強烈抗議下，美國也不好直接從中作梗。但以色列小瞧了美國的“反動”，美國媒體渲染說，中國預警機將改變兩岸軍事平衡，並最終會對美國飛機，船隻造成威脅。美國國會議員桑尼·卡拉漢（請大家記住這個名字，擱現在就制裁了），此人還是美國眾議院負責監督對外援助的撥款領導小組負責人，他提出：以色列賣多少架預警機，美國就從軍援中扣掉多少個2.5億美元。在強大壓力下，克林頓向內塔亞胡表示，對以色列可能向中國出售軍用雷達感到擔憂。
而以色列是怎麼做的呢？
長期以來，深陷阿拉伯世界的以色列奉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對美國可以說是言聽計從，美國投桃報李，每年無償給予以色列真金白銀的援助。對於美國政府的表態，以色列起初並不打算輕易屈服，還能堅持。新上台的巴拉克總理曾經說道：
“我們知道美國對於中國的敏感性。當然，我們也知道自己對已經簽字的合同遵守的責任”
2000年4月，我國最高領導人訪問以色列並參觀多家高科技企業，其中就包括向中方提供“費爾康”系統的IAI公司，陪同參觀的時任以色列外長戴維·利維幾乎就要拍着胸脯表示，以色列信守國際協定，簽了字，付了款，就應該執行合同。可惜，說這話沒多久，以色列就變卦了，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兒？
克林頓可以說是近年來，美國最成功的總統之一，雖然有污點，但不能否認在他領導下，美國政府赤字逐步降低，經濟發展向好，在國際上也有着相當大的影響力。而2000年正是克林頓八年總統生涯的最後一年，雄心勃勃的克林頓政府正打算全面推行1978年簽訂的“戴維營協定”，力求一勞永逸的解決中東問題，解除美國能源危機。協定一旦達成，美國將向以巴提供約400億美元一攬子援助計劃，這讓“四面楚歌”的以色列心動不已。美國“扔出胡蘿蔔”後，又“拿出大棒”，威脅以色列，如果不同意的話，將取消高達28億美元的無償年度援助，更狠的是將放棄戴維營協議。
一頓“胡蘿蔔+大棒”之下，以色列的選擇我們就不難想象了，在反覆權衡利弊之後，以色列最終屈服於美國壓力，2000年7月單方面宣布“懸置”向中國出售預警機計劃，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和以色列單方面撕毀合同也沒什麼差別了。可想而知，我國的反應是多麼的激烈，咱們下篇再說中國的反制。在這裡單就說說我國預警機後續。
幸運的是我國還有像王小謨這樣令人尊敬的科學家群體。王小謨院士高瞻遠矚，立足實際，從全局出發，即使決定外購預警機的時候，也在默默探索設計中國自主生產的預警機。外購預警機之路被阻斷後，國家決定對預警機領域進行巨大投入，王小謨總師和團隊以極大的信心和使命感，歷經千辛萬苦，突破100餘項關鍵技術，取得重大專利近30多項，創造世界預警機研製發展史上的9個第一，最終研製出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空警-2000大型預警機。就連我們的老“對手”，美國知名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發表評論：“中國採用相控陣技術的空警-2000比美國的E-3C預警機整整領先一代。”
現在，中國預警機從“空警1號”實現“零”的突破後，雖然發展道路崎嶇，但取得了輝煌的成績。現在我國的預警機已經形成由空警-2000、空警-200、空警-500等多種型號的預警機家族，尤其是空警-500更是遠“嫁”“挑剔”的巴基斯坦，從側面印證了我國預警機的技術已經邁入世界先進之列。
從2003年11月第一架空警-2000完成首飛算起，國產預警機已經在空中翱翔近18年時間，為保衛我國空疆安全，立下了汗馬功勞。國產預警機的案例，再次證明，只有掌握核心科技才不會受制於人。同樣，我們不能忘記在中國科技行業內默默耕耘的“王小謨”們，正因為有他們，我國科學技術才能突飛猛進，軍事裝備工業越來越發達，軍事國防體系更強大。值此新春元旦，龍行恭賀我國武器裝備發展蒸蒸日上，向默默付出，無私貢獻的科研工作者致以最高的崇敬。也藉此平台，祝願各位親愛的讀者朋友們，新年新氣象，萬事如意，心想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