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網站2月18日發表美國昆西負責任治國研究會高級研究員馬克·佩里的文章，題為《艾森豪威爾式的拜登對華戰略》，全文摘編如下：

　　在為拜登政府提名的國防部副部長人選凱瑟琳·希克斯舉行的任命聽證會上，共和黨參議員丹·沙利文就白宮新聞秘書珍·普薩基使用的一個詞追問希克斯。這個有爭議的詞是“戰略耐心”，是提到中國時使用的。“你認為來自中國的挑戰迫在眉睫時，我們應該用這個詞嗎？”

　　希克斯已經為這個問題做好了準備。她說：“我認為我們對待中國的態度首先是承認他們對國防來說是一個步步緊逼的挑戰。在社會治理方面，他們提出了一個不容忽視的替代模式，應該予以回擊。”但她隨後補充說：“我確實認為美國和中國有合作的機會……甚至是在國防領域，我們也應該採取一些建立信任的措施，這樣就能防止兩國之間發生衝突。”

　　這是一個巧妙的回答，既消除了沙利文對教條的擔憂，同時也表明她基本上同意這一觀點：雖然中國是一個“步步緊逼的挑戰”（五角大樓用這個詞形容發展與美國分庭抗禮的防務技術的國家），但美國將在必要時與中國對抗，同時通過尋找合作領域避免衝突。因此，這場交鋒揭示了戰略耐心是如何成為拜登新政府對華政策——乃至世界政策——的選擇的。

　　美曾以“戰略耐心”應對蘇聯

　　事實上，戰略耐心的歷史比人們普遍所理解的要長。歷史學家和溫斯頓·丘吉爾傳記的作者聲稱，這位英國領導人在里斯本北約會議期間（或者也許是在倫敦——沒有人知道確切地點）向當時的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將軍建議說，與蘇聯打交道，西方需要有耐心，因為蘇聯軍隊的人數遠遠超過北約駐歐洲部隊。艾森豪威爾當時憂心忡忡。他問道，我們應該怎麼做？丘吉爾回答說，我們等一等，我們不要戰爭，要等待蘇聯體系崩潰。

　　1953年，丘吉爾對他的私人秘書約翰·科爾維爾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在對科爾維爾說蘇聯遲早會崩潰後，科爾維爾問什麼時候會發生。丘吉爾回答說：“大概你75歲的時候吧。”他的預言幾乎完全正確。科爾維爾1987年去世，享年72歲，兩年後柏林牆就倒了。

　　艾森豪威爾在擔任總統時採納了丘吉爾的觀點，把戰略耐心作為外交政策的核心。傳記作家威廉·希契科克（《艾森豪威爾時代》一書）認為，雖然艾森豪威爾不反對動用武力應對蘇聯的挑戰，但他的外交政策重點是加強美國的聯盟（並促進歐洲經濟一體化），保持一個強大的美國經濟（加大聯邦政府在研發上的支出），加強外交接觸（包括向蘇聯），削減過度的軍事開支（8年內三次削減國防預算），在戰爭問題上選擇耐心。他的盤算十分巧妙，專注於維持美國的制度和加強美國的經濟，同時深化美國的聯盟，減少戰爭的風險。

　　拜登拒絕排除使用武力

　　如果說這話聽起來很耳熟，那是因為有人剛剛說過。2020年，拜登在《外交》雙月刊上發表的一篇有關美國外交政策、涉及面頗廣的文章中說過幾乎同樣的話：他承諾“加強民主國家的聯盟”，增加對“研發”的投資，只有“在目標明確、切實可行，而且美國人民知情並同意的情況下”才會與對手發生對抗。拜登的口頭禪是艾森豪威爾那句話的新瓶舊酒：“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

　　在艾森豪威爾兩屆任期期滿後，歷史學家評價他是一個被動、置身事外的總統。艾森豪威爾沒有發揮領導作用。但在過去幾十年裡，學者們改變了這種觀點，指出他有“隱形之手”的領導才能——儘管也有相當大的缺點。艾森豪威爾派遣中情局官員在非洲、亞洲、拉美和中東破壞反美政府或中立政府的穩定；他們武裝反共分子，支持右翼獨裁者，在危地馬拉和伊朗發動政變。艾森豪威爾認為，這些政策要比把美國士兵空降到外國叢林划算得多。

　　拜登不大可能實施類似的計劃，但他拒絕排除使用武力以實現類似結果的可能性。他在《外交》雜誌上寫道：“大規模無限期部署數以萬計的美國士兵（這種事情必須結束）與動用幾百名特種部隊士兵和情報人員來支持當地夥伴對付共同的敵人之間天差地別。那些較小規模的任務在軍事、經濟和政治上都是可持續的，它們也能促進國家利益。”艾森豪威爾說得沒有他直白。

　　中國相信市場力量更強大

　　然而，儘管兩位總統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場驚人相似，但拜登絕不是艾森豪威爾——中國也絕不是蘇聯。20世紀70年代，蘇聯人大舉投入軍費，試圖在新技術的投資上趕超美國。他們失敗了：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經濟破產了。中國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相反，正如拜登自己所寫：“中國正在通過擴大全球影響力、推廣自己的政治模式和投資未來技術來進行長期博弈。”中國的長期博弈似乎是為了提高經濟實力，以抵消美國在軍事上的統治地位。

　　數字是不會說謊的：未來幾年，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上投入的資金（大約1萬億美元）將與美國在研發和部署先進核武器、增加航母和擴大核潛艇艦隊方面投入的資金相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