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底在桂北资源县等县调研。90年前，中央红军在隔壁全州县突破国民党军队封锁，一脚踏入资源县山区，从此一路与大山为伴，直至陕北。

资源县是红军长征重要的转折点，红军翻过越城岭后，在中峰镇油榨坪召开会议。在分析局势后，红军放弃北上湘西北与红二方面军汇合的计划，转而向西，由桂北入贵州，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借助大山的掩护，保存有生力量。随之，党和军队高层开始反思此前的斗争策略，孕育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这些，一直不广为人所知。

人们一说起长征，仿佛湘江战役之后就进山区、到贵州，把资源、兴安、龙胜等几个桂北山区县都忘了。事实上，在资源和兴安的交界处，耸立着华南第一高峰——海拔2141.5米的猫儿山，1934年12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和领导层先后翻过这里，堪称长征路上翻过的第一座高山，从此虎入深山，国民党、军阀再也无法围剿，革命的火种得以延绵、壮大。

猫儿山脚下的车田、两水、河口三个乡，有许多“红军村”。这里是苗、瑶两个民族世居地，至今还保存着古朴的寨子、众多红军驻扎遗址。当年领袖们开会的许多地方，后来变成民宅，由于地处偏僻，经济不发达，还没有被钢筋水泥替代，老房子、旧石板、矮石墙间，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紧张情势。

在这里，红军还首次制定了民族政策，发布了对苗瑶民的13条口号，还抓住了混杂在队伍中四处纵火的国民党特务，粉碎了敌人的挑拨离间。和谐的军民关系，帮助红军得以顺利通过人烟稀少、物质匮乏的少数民族山区。

｜两水苗族乡社水寨

今天，这里的苗、瑶民依然淳朴、热情，大山、梯田、茂密的原始森林、俨然的屋舍，众多红军和大公社时期的遗址，仿佛时光穿越，构筑起一方足以宽慰人心的世外桃源。

我们去到一个叫堑头的小村调研，当年红军从这里下山，沿山道走到两水、车田，这也是地方党史办主任唯一还没到过的“红军村”。

车经过许多条岔路，沿一条水泥乡道溯溪而上，溪中鸭、鹅嬉戏，旁边的池塘清澈见底，映着白云，大鱼仿佛游在天空。不时有老人在洗着菜，抬头看见我们，远远地打招呼……直到山的尽头，再无前路。

尽头有一些村寨散落在溪谷、山坳，尽管青壮年普遍外出打工，依然还有300人留守，多为瑶族。遥想以前，这里的人，怕是一年到头也出不了几趟门，许多人，怕是一辈子也出不了大山。

大概十多年前，国家扶贫攻坚，把路修到这里，并规定达到20户人家的村寨，哪怕山崩地裂，也要把路修通。如此，今天的我们，才能花上一个半小时抵达。放眼看去，许多人家的门前停着小汽车，去一趟乡里、县城，也不再遥远。

｜堑头村

没有这路，我们便无从知道这里的人们、风貌、故事和习俗。

路，连接的是什么？终究还是人。你不走过去，就永远无法了解和理解他们，就会永远沉浸在“大国大城”的宏大叙事中，身心坚硬如磐石。

还有一个好消息，沿着红军在山区间的长征路线，一条长征高速公路正在修建，未来，从县城翻山越岭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的村寨，未来只需要20分钟。这些民族的、多元的、生态的、特色的风景、风物，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我的故乡小村位于赣西北，虽不像堑头这样偏远，但也因为没有这大山大水而更加乏善可陈。我们村旁的石头山，一点都不高大，而且光长石头不长树。山下窝着一些村庄和田地，人多地少，物产贫乏，又远离城镇，完全融入不进市场。

怎么办？似乎只有自生自灭。

但要灭掉又谈何容易？这些年，外部经济形势不佳，就业困难，城市房价、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许多中老年人选择回乡窝着，而一些进城失败的村民，也“逆城市化”地举家从县城搬回乡下，小村人口反而有回流趋势。

今年了解下来，户籍人口已从我离开家乡时的100人左右增加到136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平民百姓，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那么多选择。

几十年了，村庄日子平淡。惊喜在前年发生，年底，村旁修建了一条战备快速公路。往年，我们出村进城坐火车，只能远行300里，坐中巴到县城，然后转大巴到邻市，路上要两三个小时。

现在，村里出发，翻过一座山，就能到隔壁县城，再沿着山区开上半个小时，就能到宜春市高铁站，有四十分钟足够。以往，村里人平常极少去市里，外出也不愿称自己是宜春人，这两年交通便捷，市里去得多了，才渐渐去掉那层隔阂，开始认同自己是宜春人。

城市，好像没那么远了，而一旦城市不再遥远，人们反而更心安理得地呆在乡村。城市并没有那么美好，乡下也没有那么不堪，没有负债、自给自足，新农保、新农合等老年人基本生存保障也已覆盖，附近找点活计，照样能活得踏实。

路的那头，是归属。大家各自心安，总比求而不得、“剃头挑子一头热”好得多。

我还去过许多偏远的山村。澜沧江、无量山、大凉山、喜马拉雅山、天山、阿尔泰山深处，锡林郭勒大草原、东北林区、各种边境口岸……车在高山之巅、丛林深处开着开着，时不时抬头就见人家。

那些人家，僻静而独有天地，家家有自己的小院、房前屋后一亩三分地，放眼望去，人们或劳作或休憩或聊天，好像并没有那么多愁苦。

人的生活，总是要限于自身条件的，他们如果去到大城市，又会过得怎样？

连着这些村庄和人家的，是一条条光亮的水泥/柏油路。这些路意味着什么？是踏实的小日子，也是有余力时延伸出去的希望，是进退自如。有路在，就不怕没人走。有人走了，就有生活的希望。

年少时，我也曾是一个留守少年，但父母过年总会回来。他们在深圳打工，就经常感叹，很多四川工友，连着四五年、七八年没回过家。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家在山区，两天两夜火车到市里，换中巴到县城，小巴到镇上，然后就是翻山越岭，放个春节，一半时间都得花在路上，回家实在不容易。

当时我就暗自叹息，这么多年不回家，他们留守的孩子、他们的亲人会是怎样？在外打工赚再多钱（也赚不了多少钱），又有什么意义？经济真的能弥补那么遥远的距离吗？那么，当经济发展到终于有能力去建设，又为什么不去做一点弥补呢？

要想富，先修路。虽然修了路也不一定会富，但没有路，就大概率会穷，人们相距也会越来越远，这个社会就将满是裂痕，最终的社会成本终将大到所有人都无法承受。

的确，有些路修得多少有些浪费，但这种“浪费”对这个社会来说，是值得的。

我们为什么要不计成本地修路？除了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答案，更多的，其实还是文化意义的“心路”。

我庆幸于走过的那许多路，见过的那许多人。山中小县城、十来栋房子的小镇、孤身一两户人家的村庄，人们都在努力生活着。他们很少怨天尤人，即便不富裕，但小日子过得安静而“百花齐放”，也多半没有“百花齐放”的大城市里人们的疲惫、沉重和怨气。

对大多数平头百姓来说，生活的意义，无非就是生活本身，想清楚了，选择好了，扎下去，少一点人为的干扰（比如撤并或取消乡村小学、幼儿园），就能开花……走的路多了，见了天地和众生，最终见的还是自己。

再往大一点说，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不是感情，而是了解。路连接着人，人与人相互走过去，去交流、去了解、去理解、去发现，才能去除隔阂、因无知带来的麻木和残酷，以及由此孕育的冲突的风险。

旧时的丝绸之路，今天的“一带一路”，除了做生意，也大概是这个意思。只要有路可走，再穷，也不至于穷途末路、铤而走险。一户人家如此，一村、一县，或者一国，也大概如是。

车到山前必有路。路都修好了，大家应该多去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