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認為，既有解釋常規武器轉讓的研究存在以下三點不足：第一，現有研究將“常規武器”視為一個單一的類別，忽略不同武器類型之間的差異，國家為什麼提供或追求這種武器而不是那種武器，只有從概念上區分常規武器的類別才能解答；第二，既有研究傾向於假定國家可以在想要的時間得到想要的武器，因而無法解答為何各國對武器轉讓反應激烈（尤其是在武器幾個月後才能運抵戰場的情況下）；第三，既有研究時常忽略拒絕武器轉讓的情況，從而忽略武器貿易中更廣泛的政治動態。因此，為了充分解釋武器轉讓的難題、多重動機和不同結果，作者構建了一種常規武器轉讓的信號理論。
（一）武器的威望
威望是理解常規武器象徵力量的第一個維度。威望是一個關係和感知概念，與經濟價值或成本無關。影響武器威望的主要途徑有兩個：武器與理想角色的關聯性和武器本身的稀缺性。
1. 武器與理想角色的關聯性
領導人往往認為那些與國際地位和大國成功形象聯繫在一起的武器是尊貴的，因此主戰坦克、戰鬥機和潛艇有着不同於其他類型常規武器的地位。即使是如今在技術上已經不如戰鬥機或潛艇先進的主戰坦克，也因其與20世紀大國戰爭的聯繫而聲名顯赫。與大國角色的聯繫是武器具有威望的必要條件，但並非充分條件。威望武器不僅能滿足國家的後勤和國防需要，還是讓國家像大國一樣行動的工具（通常是通過力量投射）。
2. 武器的稀缺性
與大國或其他理想角色的聯繫決定了一類武器（如戰鬥機或坦克）是否具有威望，而稀缺性則決定了同類武器中哪些特定武器比其他武器更有威望。稀缺性是一個重要的維度，因為威望是關係性的，在任何情況下，威望的數量都是有限的。如果有太多的國家可以獲得某種著名武器，它就會失去威望，變得更加普通。
（二）武器的軍事效用
軍事用效用是理解常規武器象徵力量的第二個維度。通用性、效能、可靠性、便攜性和維護要求等因素都會影響特定武器的軍事效用。除武器的先天特性外，其軍事效用還取決於行為體的具體因素，如接收方的軍事能力、地理位置和基礎設施。例如，新加坡曾在2007 年時從德國購買 200 輛豹式坦克並為這些冷戰時期的坦克建造了一個地下儲藏設施，但目前仍不清楚新加坡這個島嶼城市國家將如何以及在何處使用這些坦克。
（三）常規武器的類型
如表1所示，綜合威望和軍事效用的高低可得出四類武器，其中，“獅子型”武器的象徵性力量最強，而“螞蟻型”武器的象徵性力量最弱。
“獅子型”武器的威望高、能力強，是最具象徵意義的武器類型，主要包括噴氣式戰鬥機、潛艇、主戰坦克和導彈防禦系統等。“孔雀型”武器的軍事效用要明顯低於其他同類武器，但仍被視為聲名顯赫。換言之，“獅子型”武器和“孔雀型”武器通常屬於同一類武器，但“孔雀型”武器在軍事上發揮的作用相對較小。如果接收國發現某種“獅子型”武器並無用處時，那麼其也可能淪為一種“孔雀型”武器。簡而言之，“孔雀型”武器具有象徵意義，但其威力要低於“獅子型”武器。
“老牛型”武器是軍事行動中的無名英雄，但象徵意義較弱。例如，KC-46“飛馬座加油機”（Pegasus tanker plane）技術先進，對空中行動非常重要，但其並不屬於有威望的武器類別。因此，“老牛型”武器的象徵意義要低於“獅子型”武器或“孔雀型”武器。最後，螞蟻型”武器的威望和軍事效用都很低，即使有，也沒有什麼象徵意義。雖然這些武器確實具有軍事用途，但它們需要大量部署，而且通常與其他武器一起部署，才能像其他類別的武器一樣有用。
（四）信號的類型
一般而言，關係親密的盟友和夥伴會進行所有類型的武器交易，尤其是“獅子型”武器。相比之下，既非盟友也非敵國的國家則希望交易象徵意義較低的武器，如“老牛型”武器和“螞蟻型”武器。雖然這兩種武器的象徵意義較低，並不表示雙方有深厚的聯繫或牢固的關係，但“孔雀型”武器卻有助於在國家群體內部進行區分。一國可以利用 孔雀型”武器在國家之間劃分等級，將一個（組）國家標示為比另一個（組）國家更重要。敵對雙方之間的武器轉讓很少見，甚至不存在。
武器轉讓發出的信號類型取決於武器類型是意料之外的還是意料之中的。例如，符合現有關係的轉讓是意料之中的，發出的是維護信號（maintenance signal）。這些轉讓表明什麼都沒有改變，關係仍在繼續。
意料之外的武器轉讓會改變接收國對其與發送國關係的評估。出乎意料的積極轉讓——例如，在現有關係表明發送國將轉讓“老牛型”武器時，接收國卻得到了一件“獅子型”武器——會發出升級信號（upgrade signal）。這些信號改變了接收國對其與發送國政治關係的評估，因為它們表明雙方關係日益密切，並有可能進一步合作與支持。
出乎意料的消極轉讓，如拒絕武器轉讓或接收的武器類別低於應有的類別，就會發出降級信號（downgrade signal）。這一信號表明發送國和接收國之間的政治關係正在減弱，迫使接收國改變對其與發送方關係的評估。降級信號的意外性表明，發送國與接收國之間並非一切順利，接收國應暫停、重新評估並尋找修復與發送國之間裂痕的方法。
（五）信號的效果和範圍
升級、降級和維持信號明確了發送國和接收國之間關係的深度。因此，信號會影響接收國和觀察國的行為和決策，即使這種變化的具體表現取決於接受國的對外政策機制和內部程序。
1. 升級信號
升級信號是稀有而寶貴的，它們表明發送國和接收國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和一致。接收國應探索更多途徑，在政治、經濟或軍事上加強和鞏固升級後的關係——例如，為發送國的政策或願望提供更有力的支持（特別是在國際組織中）；建立貿易協定或知識共享；或進行聯合演習和訓練，擴大對軍事基地的使用。
升級信號也會影響接收國的對外政策，使其更容易接受風險。與前景理論的預測不同，這種行為不屬於理性的得失範疇。它更多是感性的，是由升級信號帶來的安全感和信心決定的。接收國對與發送國的關係更有信心，因此他們願意冒更高成本的風險，並使用強制手段對付對手。具有修正主義目標的國家可能會更積極地追求這些目標，並更願意挑戰其他國家。在收到升級信號後，傾向於維持現狀的國家在受到對手挑戰時會表現得更加堅定，發出更多威懾性威脅，迅速調動軍隊應對侵略，並在爭端中表現得更加好戰。
由於升級信號會提高接收國的風險承受能力，因此發送升級信號是有風險的。根據經驗，升級信號應該是最不常見的信號類型。
2. 降級信號
降級信號表明發送國認為與接收國之間的裂痕正在擴大。接收國應採取行動修復裂痕，包括利用情報搜集和外交手段了解裂痕的根源。其他行動可能包括努力鞏固現有條約或協議，改變政策以拉近發送國與接收國的距離，或者，如果修復裂痕失敗，國家可能會尋求其他合作夥伴。
降級信號會降低接收國的風險承受能力，從而影響其對外政策。在短期內，收到降級信號的修正主義國家應制定一條獨立於發送國的道路，並在失去改變現狀的能力之前，爭取實現自己的目標。維持現狀的接收國知道他們不能再依靠發送國的支持，因此會儘可能地維持現狀，包括減少進攻姿態、減少好戰言論、更願意發起或同意談判。
與升級信號相比，降級信號往往會給接收者和觀察者留下更深刻、更持久的印象。因此，降級信號對政治關係的損害比升級信號對政治關係的修復更為明顯。
3. 維持信號
維持信號表明發送國和接收國之間的關係沒有任何變化，因此對外政策不應發生變化。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發出維護信號的武器類型可能會發生變化。就像社會關係一樣，在關係開始時表示親密的禮物，隨着時間的推移就不會再表示同樣的親密。國家和人一樣，都希望隨着關係的延續收到更有意義的物品。一個對“老牛型”武器感到滿足的接收國，隨着時間的推移，會期望得到“孔雀型”武器，最後甚至是“獅子型”武器。因此，發送國和接收國都需要不斷努力維持現狀。
（六）信號和衝突的時間範圍
各國總是對武器轉讓信號和均勢感興趣，但它們對其中一個的相對興趣會根據衝突可能發生的時間跨度而發生變化。無論衝突是不可能發生、真正可能發生還是正在發生，信號和威懾都是相互關聯的：威懾既與能力有關，也與溝通有關，而武器轉讓可以影響這兩種途徑。
1. 衝突遙遙無期（distant）
當衝突遙遙無期時，接收國的主要興趣就是武器轉讓信號。發送國和接收國通過武器轉讓信號傳遞其政治關係。當各國處於一般威懾（general deterrence）的環境時，國家主要利用並展示其承諾和政治結盟來防止任何衝突或潛在挑戰者的出現，如果武器附帶有理想的信號，接收國就願意接受軍事效用有限的武器。武器轉讓聲明對接收國很重要，因為它們是其與發送國政治聯繫的早期信號。國家對升級信號總是高度敏感，發送國在發送這些強有力的信號時往往會猶豫不決，因為這些信號會影響所有國家對發送方與接收方之間政治關係的理解。但是，當衝突遙遙無期時，接收國對升級信號的興趣會使其更願意接受升級武器，只要這些武器帶有所需的信號。美國利用AUKUS向澳大利亞轉讓核潛艇就是例證。
2. 衝突近在眼前（soon）
隨着緊張局勢的加劇，各國從一般威懾過渡到即時威懾，並將均勢計算為軍事力量和政治關係的組合。在一個方面較弱的國家會尋求加強另一個方面，而武器轉讓信號與能力本身同樣重要。雖然接收國仍然願意接受那些雖然不太實用但帶有理想信號的“孔雀型”武器，但他們更傾向於那些既實用又能傳遞信號的“獅子型”武器。由於戰爭的恐懼更突出，武器的交付時間線變得更加重要。儘管武器轉讓聲明仍然是一個重要的信號，但國家對發送國宣布轉讓與交付軍備之間的時間長度更加敏感。較長的交付窗口可能會讓接收國感到緊張；它甚至可能將延誤解釋為降級信號。接收方仍會尋求傳遞升級信號的轉讓，因為這展示了發送方的支持，從而加強了接收方的即時威懾力。
3. 衝突迫在眉睫（imminent）
當衝突迫在眉睫或已經爆發時，即時威懾已經失效，國家的主要利益轉向贏得戰爭。能力成為首要考慮，儘管有時信號傳遞也很重要。接收國希望獲得軍事上有用且能迅速支援其戰爭努力的“獅子型”武器，這意味着他們希望縮短從宣布到交付的操作時間和緊湊的時間框架。一般來說，武器轉讓的聲明更可能影響對手的行為而不是接收國的行為：對手可能會預見到接收國能力即將變化，並相應調整其戰略。不過，武器轉讓聲明對接收國也是有用的，接收國尋求維持信號，以向對手表明自己及其夥伴的承諾依然堅定；接收國尋求升級信號，以確保戰後擁有穩固的政治夥伴。因此，國家關注的重點是戰爭帶來的直接挑戰，但同時也着眼於傳達其政治關係更廣泛的力量。
受篇幅限制，本譯文僅展示原文案例研究的一些片段。例如，以色列希望通過武器來鞏固其所認知的美國親密盟友的地位。與此相反，美國則希望以色列不要再向其索要“獅子型”武器和“孔雀型”武器。從1965年年中開始，以色列一直要求獲得有威望的噴氣式戰鬥機和轟炸機（“獅子型”武器），這導致了雙方關係的緊張。首先，以色列向美國索要 F-4鬼怪戰鬥機，這是北約盟國擁有的噴氣式戰鬥機。美國不願意向以色列提供僅供其內部盟友使用的武器，轉而提出提供 F-5 戰鬥機，這是一種使用範圍更廣的噴氣式飛機，可以從歐洲國家轉讓，而不是直接從美國轉讓。以色列拒絕了這一提議，並再次要求獲得 F-4鬼怪戰鬥機以及 A-4E天鷹式轟炸機。為了停止以色列的請求，美國同意出售二十四架未指定型號的作戰飛機，但前提是以色列無法從西歐供應商那裡找到合適的飛機。
為了尋求美國的信號，以色列堅稱無法從西歐找到滿足其需求的飛機。1966 年 2 月，美國同意轉讓24架A-4E天鷹式轟炸機。然而，美國官員“告誡以色列領導人不要將這筆交易視為新生的戰略關係”，並告訴以色列將目光投向歐洲，“在未來幾年內不要在飛機問題上打擾（美國）”。他們還告誡以色列領導人要對轉讓保密，並認為轉讓將是一個維持信號。但以色列領導人認為這次轉讓是一個升級信號，這表明他們以前對與美國關係密切的看法是準確的，而且美國終於準備承認這一點了。
簡而言之，文章對以色列和約旦武器轉讓的案例研究表明，發送和接收的信號與獲取武器在能力上的提升同樣重要：美國的升級信號讓忍氣吞聲的以色列暫停了報復政策，並幫助約旦從埃及和阿拉伯聯合司令部手中保住了政治獨立，降級信號則比其他行動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即以色列和約旦對各自與美國關係的信任危機導致了1967年4月的政治爭鬥。失望和擔憂的約旦改變了政治方向，與埃及結盟；被拋棄和緊張的以色列先發制人地襲擊了埃及空軍，揭開了1967年六日戰爭的序幕。武器轉讓所發出的信號引導了政治決策的方向，最終導致了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