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沙家浜》並非汪曾祺的自願，而出自旗手的“欽點” －－ 不要“小橋流水”，要“大江東去”。按汪曾祺的看法，樣板戲“無功可錄”，“罪莫大焉”，而且“貽害無窮”。《沙家浜》在那樣的高壓政治下誕生，對參與者無論文學家還是藝術家都是一種悲哀，一種極致的無奈。文革或者說專政毀掉了多少人的才華，包括汪曾祺的西南聯大的老師沈從文。讀一讀海外漢學家論中國文學的著作，不由得悲從中來。

“智斗”好比岩石縫裡頑強鑽出來的一棵小草，據說“壘起七星灶”那一段是被旗手刪掉的，汪曾祺居然瞞天過海給保存了下來。“智斗”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也許有過輝煌，但那是多麼無奈的輝煌啊。人們記住汪曾祺絕不單單因為“智斗”，而是他早年的小說和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