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沙家浜》并非汪曾祺的自愿，而出自旗手的“钦点” －－ 不要“小桥流水”，要“大江东去”。按汪曾祺的看法，样板戏“无功可录”，“罪莫大焉”，而且“贻害无穷”。《沙家浜》在那样的高压政治下诞生，对参与者无论文学家还是艺术家都是一种悲哀，一种极致的无奈。文革或者说专政毁掉了多少人的才华，包括汪曾祺的西南联大的老师沈从文。读一读海外汉学家论中国文学的著作，不由得悲从中来。

“智斗”好比岩石缝里顽强钻出来的一棵小草，据说“垒起七星灶”那一段是被旗手删掉的，汪曾祺居然瞒天过海给保存了下来。“智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许有过辉煌，但那是多么无奈的辉煌啊。人们记住汪曾祺绝不单单因为“智斗”，而是他早年的小说和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