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有好幾個美國”薛涌：對美國社會的另類解讀 特約撰稿 燕舞

近20年來，一些中國旅美學者，不斷向國內公眾傳遞美國形象。比如前些年三聯書店用“近距離看美國”命名林達最早的三本書。最近國內幾家報刊相繼刊登了旅美學者薛涌的專欄文章，他對美國社會進行了新的解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和雲南人民出版社，先後推出他的《直話直說的政治》、《右翼帝國的生成》和《誰的大學》、《炫耀的足球》。

薛涌試圖告訴讀者，美國社會存在着“反智主義”傳統，它與啟蒙主義共同構成美國生活的兩極。“‘反智主義’是一個‘充分的民主社會’的必然產物：一個大字不識的人，無論從政治權利還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獲諾貝爾獎得主都是平起平坐。這種傳統如果運用得當，就能夠挑戰、制衡精英主義，突破知識階層的既得利益所製造的文化霸權，保持社會的原創力和民主的草根性。”這個美國不同於中國人熟悉的以紐約、波士頓和舊金山、洛杉磯為代表的“熟悉的美國”。

在薛涌的筆下，有一個中國人“陌生的美國”：那裡的人保守封閉，從眾心態也許比我們還重，一到星期天就去教堂，從來不看《紐約時報》。他們住在內布拉斯加、俄克拉荷馬或得克薩斯的內陸，都是些外國人不常去的地方。你問他們法國在哪裡，他們可能會說：“是不是在過了南面那條河的地方？”

其實，早在20世紀80年代，薛涌就曾在《讀書》發表對學者杜維明、鄒讜的訪談，讓他們第一次進入公眾視野，而今人談起大名鼎鼎的杜維明，卻早已忘了薛涌。薛涌當時在剛創刊的《文匯讀書周報》也陸續發表了對龐朴、馮友蘭、梁漱溟等人的長篇訪談。日前，薛涌在波士頓寓所接受了筆者的越洋電話採訪。

講美國的事兒，最好是直接看美國人寫的書

問：在向國內公眾傳遞美國形象的旅美學者中，董鼎山、董樂山兄弟和林達夫婦等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你在剛推出的這幾本書中，也從一個中國人的角度解讀美國，請問，你怎樣評價以前的旅美學者對美國的觀察？你與他們有什麼不同？

薛涌：我認為，講美國的事兒，最好是直接看美國人寫的書。這可能是我的個人偏見。中國人對美國的了解很淺。林達的書，我覺得抒情太多、太華麗。董家兄弟的書有些“導遊”性質。去年底我寫過一篇短文《紀念董樂山先生》。剛剛見董先生時，他在我眼裡還有美國問題專家的光環，很神秘。老實說，董先生以研究美國為專業，實在生不逢時，研究完全被耽誤了。他評論《紐約時報書評周刊》和《紐約書評》，很大程度上只代表美國新英格蘭地區自由派精英的文化趣味。他無法長年在美國社會生活，對右翼的聲音不熟悉，自然沒有把這兩本雜誌放在一個宏觀的政治背景中理解。

我的一個基本認識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形成的關於美國的概念，仍然是當今中國人對美國的認識的一個“觀念原型”，這種“原型”與美國的現實的出入已經越來越大。

“美國有好幾個美國”

問：你在書的《後記》中說，你想解讀的美國是一個現實中的美國，它和我們腦子裡原來的美國不是一回事兒，“美國有好幾個美國”。可是，也有國內學者認為，你的觀點只代表美國占少數的高校民主黨人士的看法。

薛涌：我很感謝他們的評價和批評。這種批評多少表現了我希望解構的中國人對美國的觀念，因為這種批評是建立在自以為知道什麼是“大多數美國人的看法”的基礎上的。

其實，美國有好幾個美國。我所謂的“兩個美國”的說法只是簡單化概括而已。有窮人的美國，有富裕的美國；有基督教的美國，有世俗化的美國；有都市的美國，有鄉村的美國；有崇尚公立學校、政府官僚和福利社會的“軟”美國，有要擺脫一切“公立”或官僚控制、接受市場的嚴酷挑戰的“硬”美國。一個美國人，可以是個貧窮、相信社會福利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也可以是個富貴、相信自由競爭的自由派。你很難把他們歸類。一看大選就知道，即使美國的一流政治家，對什麼是美國的主流也很難判斷。

我不是在做科學論文，非要搞出個不變的類似“牛頓定律”的東西

問：你的新書在國內也受到了一些批評。你的好友鄭也夫教授就認為“反智”和“崇智”是你思想上的一個矛盾，對此你怎麼看？

薛涌：“反智”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我第一本書有“反智”的內容，但說我推崇反智，是言過其實的。美國學者霍夫斯塔特鼓吹“反智”，他把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等同於知識分子，我只是加了些客觀描述。中國對“反智”的健康一面重視不夠，動不動就說啟蒙。中國傳統的士大夫對草根社會和民間傳統沒有深入的洞察。“反智”在美國也談得不是太多，它比較學術，還是貶義的。把它當褒義詞用，可能是我的一個創造。我的第一本書說“反智”好，第二本書就擔心“反智”走火入魔。特別是布什連任後，一些美國老百姓還真的以為伊拉克和基地組織有聯繫；另一方面，對大老粗、暴民政治，我也不是沒有批評的。

人的立場是會變的。隨着環境、現實條件的變化，觀念和表述方法也在變，我不是在做科學論文，非要搞出個不變的類似“牛頓定律”的東西。

美國研究應該是中國的一個很大的學問

問：在第二本書《右翼帝國的生成：總統大選與美國政治的走向》中，你說，“前一本基本上是媒體式寫作，屬於社會政治觀察。這一本則多少有些從媒體到學術的過渡味道”。這是否意味着你開始妥協，希望得到國內主流學術界認可？

薛涌：也不是，我完全是業餘的、觀察式的寫作。有些文章寫得太短，但有些長文章里寫歷史較多，像個學術的東西。美國研究應該是中國的一個很大的學問，我估計國內的美國研究也沒什麼經費，希望促進一下。能否被國內主流學術界接受，我不知道。我不要求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但我很少重複別人的觀點，而且都是有根有據。我現在這麼高產是有代價的，我來美國10年，從沒自費旅遊過，一直都在圖書館泡着，或者在家看書。

附: 薛涌近作

《直話直說的政治》薛涌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右翼帝國的生成》薛涌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誰的大學》薛涌著 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