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回家的日子

回到湖南老家那一天，天下着大雪。一到家，我的母親就去世了，她才４７歲。父親看到我：“你可回來了，家裡境況很不好，你媽媽死了，一個妹妹也死了，還有個弟媳婦也死了，孫子也死了一個。你們回來了，多了兩個人啊，我養活你們。” 過了幾天，一天晚上，父親問我了：“你好多年不跟家裡通信了，現在忽然間跑回來了，你這麼多年在哪裡，幹什麼啊？我不了解，你向我說點真話吧。” 我就跟妻子商量，我說：“父親的話很有道理，我準備跟他全講真話。共產黨裡面我也沒關係了，國民黨那邊也通緝我，現在是最危險的時候啊。” 我對父親說：“今天您這樣問我，我也不好再騙父親了。國民黨通緝我，要殺我，共產黨是王明路線，我也活不成。”我向父親坦白了。父親望着我笑了笑，拿出一張報紙：“你看看報紙。” “報紙上有什麼？” “你的事情哪，報紙上登啦。你的叔父拿回來一張四川的報紙，你看看，你是個共產黨，還是共產黨裡面很重要的人物，你的名字是不是改了？改的叫‘文萊之’呵？你看看。” “不錯，這是我，不過現在我和共產黨沒有關係了。” “這樣吧，我來安排，你的妻子是個大學生，是個外省人，我現在辦了個女子學校，讓她到這個學校代替我當校長，鄉下人看到我的媳婦回來了，一下子就當了校長，不是有點地位了嗎？鄉下人哪，覺得她有地位了，人家就不多心了。”我妻子很感激，說：“你父親為人很厚道。”她就當了校長。 父親安排我走親戚，說：“你去走親戚，姑母姨母家去轉轉，轉個把月兩個月，看環境怎麼樣再說。”我們的親戚都是門當戶對的大地主官僚家庭。 過了一個多月，父親把我接回來說：“鄉下人對你的看法不錯，你拿着我的信到城裡去，找到我那些朋友，當個中學教員或者小學教員都可以，當記者也可以，拿着我的信，他們會安排的。” 這時，周敦琬的姐姐來信，要她到北平去，在中學當英文教員。周敦琬就到了北平。她臨走時，我對她說：“我們兩個要以共產黨為友，不以共產黨為敵。我們兩個人來一個君子協定，不管你幹什麼，不管我幹什麼，都不能違背這個原則。” 我拿着父親的信到了縣城裡。找到我以前的中學同學，他說：“你回來的好，就在我們這裡任職吧，你的程度我很曉得，當個中學教員沒有問題。”我說：“隨便你們怎麼安排都行。只要有飯吃就行。”他說：“你是軍人出身，給我教體育。”我說：“教體育就教體育吧。你們的課程，我都教得下來，你們缺什麼，我都可以代理。”這裡是湖南長沙的三里街，有個清真寺，在清真寺里辦了個“敬信學校”，是個高級小學，我就在學校里當起了教員。 我沒有那麼多課，很閒在。這時，淞滬戰爭爆發了，十九路軍在上海打日本。我寫了篇稿子，哪個報紙都想要，說這篇文章寫得好，很有愛國思想。 我的小文章在報紙上一登，我在長沙就出名了。長沙《嶽麓日報》的一位老先生跑到學校找我。他進來的時候，我正在教體育，我問：“你這位老先生找誰呀？” 他說：“我找一位沒有見過面的人，他有一篇文章寫得很好，長沙各報都登了。這個人現在有名了。” 我問：“他姓什麼呵？” “姓文，叫文浮生。” “就是我。”那時我化了名了，叫做文浮生。 他把我看了一下，那時我只有２５歲。他很驚訝。 “看你那篇文章，起碼三十多歲的人才寫得出來呀。不曉得你這樣年輕，就寫得這樣好的稿子。” 我把他請進屋，坐下談了一陣，他說：“我想請你去報社當個特約記者，每個禮拜寫一篇文章，寫出來送給別的報也可以，但是，要先送給我這個報。” 我說：“那也可以。” 他問：“你在這裡當個小學教員有多少錢呢？” 我說：“不是為了錢啦，我在這裡當小學教員是盡義務，掙２０塊錢。” “太少了，你給我當特約記者，每個月給你６０塊錢。” “６０塊錢？比這裡還要多４０塊錢。” 後來我就告訴我的那個中學同學：“我當個特約記者，你們這個錢不給我也可以啦，我有６０塊錢啦。” 他很奇怪：“６０塊錢？當個中學教員還拿不到６０塊錢呢，待遇很高呀。” 我很高興，馬上寫信給周敦琬，說你回來吧，我這裡學校有２０塊錢，再加上６０塊錢，你不做事也有飯吃，你回來吧！她回信說還沒有找到組織關係。 大概不到半個月，又來了一個人，西裝革履，是《建設日報》的社長，他要請我到《建設日報》當副主編。 我說：“副主編？我沒有幹過這個事呀，什麼叫做副主編呀？我不知道。你不要把我的能力估計過高，辦不了事情會害了你們。再說我已經在《嶽麓日報》搞事情，再搞恐怕忙了一點。” 他說：“你還是教你的書嘛，不用住到我們那裡，你的事情很簡單，就是注意一下我們報紙上的社論，給修改修改，有事情你就可以不來，我有事情出去也好有個人託付啊。” 我一想：“那也可以呵。可是我沒有幹過這事情呵。” “報館的事可以慢慢熟悉，你先試試看，你如果幹得好，就請你當總編，你願意干別的事也行。”我答應下來了，負責在報紙上寫社論。 過了些日子，他又找我來了。“你的社論寫得很好，給我們報紙添了光彩。每月給你１００塊錢工資。” “《嶽麓日報》已經給我錢了。” 他說：“《嶽麓日報》是《嶽麓日報》，不要扯在一起。我們是一個大報，就照這個發吧。” “《嶽麓日報》給我６０塊錢，你給我１００塊錢，我一生沒有拿過這樣多的錢呀。” 我又給周敦琬寫信，說你趕快回來，我忙得幹不了了。現在我當副主編，每月又給我１００塊錢。 周敦琬回來了。她挺有腦筋，說：“我們自己搞個通訊社吧。”還有人也這樣勸我。有了這個想法，我就跟很多同學探討這件事情。 有一天，我出去遇見一個姓謝的朋友，他是湖南大學的學生。他說認識國民黨省黨部的主任委員馮運賓，此人在湖南很有實力。假如去找他，辦個通訊社備案就容易了。姓謝的同學後來跟馮運賓一講這事，馮說：“你講的這個姓文的我不認識，倒是讀過他的詩。這樣吧，我的一個朋友辦了一個通訊社，現在他正在上大學，沒有時間搞，讓姓文的去見見他吧。” 我和那個人見了面。他辦了一個通訊社，叫“少年通訊社”。他正在讀書，大學還差兩年呢。 他說：“我沒有時間發稿，如果再有兩個月不發稿，通訊社就要被撤銷了。就把這個通訊社送給你吧。” 我說：“主權還是歸你，你什麼時候要收回，我就還給你，等於是借給我。” 他說：“那也行啊。” 一搞通訊社我就忙了。我叫妻子不要教書了，給我當副社長，又請了幾個青年人當記者，後來老家有個女孩兒來看我，寫了篇文章，挺不錯，也留下來當記者，還有個老弟也來了（這個老弟現在還在台灣）。通訊社裡男男女女都是年輕人，是名副其實的少年通訊社。 我們這些年輕人在一起拍了一張風華正茂的照片。１９７５年，我特赦之後，當年的一個年輕記者已經去世了，他的弟弟找到我，說：“我哥哥臨死的時候，交了一張照片給我，讓我保存到底。‘文革’很亂，我就把照片放在桶里，用漆封好，在地下挖個洞埋起來。現在交還給你。”我一看，正是當年我們少年通訊社幾個年輕記者一起照的那張照片。 少年通訊社搞了五年，在湖南就有點名氣了。 湖南有勢力的通訊社有八家，稱為“八通”。“八通”聯合在一起欺負其他的通訊社。其他的通訊社找到我說，你是少年通訊社社長，有主意，要把“八通”搞掉。我說暫時還不能，否則“八通”先把我們搞掉了。但我在考慮這件事。後來我提出搞一個“湖南新聞事業促進會”。我對其他的通訊社說：“你們不要急，我來籌劃。至少拿過來四家大報，再拿過來幾家小報，在長沙支持我們，就能夠搞起來了。” 我的一個叔父是《全民日報》的社長，他說：“我支持你，我給你聯絡湖南的《大公報》，然後再聯絡幾家，條件是要把那些名人擺在你的前面，你這個資格拿不出來呀。”我說“那更好啊。”一下子，拉過來六家大報，有《大公報》、《全民日報》、《民國日報》、《國民日報》、《建設報》等，小報拉來了十幾家，我們成立了理事會，我當了理事長。在長沙召開“湖南新聞事業促進會”成立大會的時候，馮運賓對我講：“何鍵是家派，我們是野派。” “八通”在湖南擾亂社會，擾亂正義，我想要對付他一下。我對記者們說：“我們要團結一致才有力量，然後我們對‘八通’發動進攻，只有進攻，才有勝利。”湖南有個律師會，律師蔣倫楷是個著名人物，從日本留學回來，很扶正義，在法律方面是湖南頭一把交椅，是長沙律師會的會長（我離開湖南幾年後，他就去世了）。黃興的大兒子介紹我跟蔣倫楷見了面。過後，蔣倫楷對黃興的大兒子說，你介紹的那個姓文的，很講正義，不愧為文天祥之後，和我很談得來。我知道蔣倫楷對我印象很好，就跑去對他說：“長沙記者工會是何鍵辦的，是我們湖南的一個毒瘤，應該把它割掉。” 蔣倫楷問：“你有什麼消息？” “長沙有‘八通’，另外還有二十多個通訊社，一共三十多家通訊社，那‘八通’包攬一切，做盡了壞事，我們奈何不了它們。” 他說：“我們把其他的通訊社團結起來，這是一股力量，你們起來搞，打倒‘八通’，現在機會來了。” “什麼機會？” “現在長沙成立市政府籌備處，何鍵的一個侄子何元文是市政府籌備處處長，這個人受過新式教育，是回國留學生，他借何鍵的勢力來做官，叫我跟他一道做事。我介紹你跟他見見面。” 我們的“湖南新聞事業促進會”開始活動了。“八通”知道後說，“你們沒有用的，誰能把我們扳倒啊？”他們是說大話，我們是辦實事，我們把“湖南新聞事業促進會”的牌子掛在我住的屋子門口。牌子一掛出來，稅務機關來了，還有一些大機關也來了，說我們是非法機關。 我問蔣倫楷：“他們說我們非法，怎麼樣才叫做合法？” 他說：“不要怕，我們去找何元文。” 何元文說：“你們‘湖南新聞事業促進會’歸市政府籌備處，全省的記者都要到你們這裡來報到。” “做得到嗎？”我問。 “做得到的，你們已經正式成立了嘛。”何元文又說：“你是全省的，我是長沙市的，你比我大嘛，是一個省里的大機關咧。”他給我寫了一封公函：長沙記者工會即日撤銷，所有新聞機關的人事關係和一切事務歸湖南新聞事業促進會管轄，他說：“把你們的大印蓋起來。” “八通”里一些人跑到我這兒來求我：“我們都是長沙人，高抬貴手。”我說：“這是大家的事，是市政府籌備處要撤銷你們，又不是我要撤銷你們，你們找政府嘛，找我有什麼用呢？”很快，“八通”內部分裂了，只剩下“三通”了。 我又遇見了一件事。我在《嶽麓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湖南各家報紙都要轉載。文章的意思是說，湖南社團辦事處到處轉，每家每戶都要出錢，商店裡出的更多。 長沙社團辦事處是怎麼來的呢？還得從彭德懷打長沙說起，那時長沙是一座空城，城裡沒有隊伍了，為了維持秩序，就成立了二十多個社團的聯合辦事處，而且武裝起來。後來何鍵的兵來了，彭德懷撤走了。社團辦事處在非常情況下成立，沒有備案，是臨時性的組織。但社團辦事處權力很大，在長沙很有名，一切事情都包辦。上海戰爭爆發後，他們借收愛國錢來發財。我在文章里寫：“未曾抗日先傷股，不出錢的打屁股，打完之後再出錢。”這篇文章搞得全長沙都知道了，小孩子們到處唱。劉文煥問：“這是什麼人搞的？”手下說這是文浮生寫的文章。“文浮生是什麼人啊？”手下答：“是湖南新聞事業促進會的理事長。” 二十多個社團聯名告到地方法院。我去找蔣倫楷：“又出問題了。我寫了篇東西，有人告了我。法院要我出庭，我是被告啊。” 蔣倫楷說：“我還不太了解情況，一下子答覆不出來，你把報紙和有關的材料給我，我研究研究。” 過了幾天，蔣倫楷找我：“你是一個人出庭，他們是２４個人告你，出庭的勢力比你大得多。咱們這樣，跟二十多家通訊社聯絡，讓他們派代表旁聽，這樣一來，你的人比他們更多。” 我沒有把握：“這個官司打得贏嗎？” “打得贏”，他說，“你寫得好，為民請命哪。法律不是空的，一要有人證，二要有物證，沒有人證物證就是空官司，打不贏的。你回去把湖南登你這篇文章的報紙都找來，剪下來貼好，開庭的時候把證據送上去，不要多說話，只說是為民請命，希望依法處理。我替你辯護。” “這些報紙哪裡有呢？” “我們這裡有報紙，多找幾個人，翻嘛。” 我把登我這篇文章的報紙找齊，把文章剪下來，貼了兩大本。 開庭時，法官說：“被告文浮生，他們告你誹謗、造謠，侮辱了他們團體的名譽，侮辱了他們的人格，你有什麼要申訴的嗎？有人證物證沒有？” 我說有，請允許我呈上來。我說我報道的都是事實。法官看了我剪貼的兩大本，宣布暫時休庭。 繼續開庭，法官說：“記者文浮生搜集的這些剪紙，一共有一百多篇，所寫都是事實。原告是非法組織，斂財是事實。明天繼續開庭，我們會依法辦事。但是，對於你們這些社團，有兩句話你們回去考慮：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那些原告弄得沒有面子，心裡嘀咕明天怎樣宣判呢？ 第二天，法庭宣布：文浮生無罪，文浮生代表新聞界為長沙人請命，做了一件好事，這樣一宣布，旁聽的記者都站起來鼓掌。 原告那些人不服，還要上告。蔣倫楷對我說：“他們上告，告不贏。不過你也要釜底抽薪，馬上寫個東西，以湖南新聞事業促進會的名義發出去。再去找何元文，這些社團也歸他管。”我就打電話給何元文，說社團聯合辦事處是非法機關，何元文說：“撤銷！”何元文一批，就把社團聯合辦事處撤銷了。 這場官司打贏後，大家都想見見我。《婦女報》過去一直看不起我們少年通訊社，現在也要跟我見見面。婦女聯合會裡面都是些國民黨元老的夫人，地位挺高，我一去，她們說：“真是少年英雄哪，你的官司打贏了，我們也敢說話了。” 這一年，日本派了兵艦到湖南示威，一直開到湘江裡頭，何鍵怕出事，就派了自己的一個機要秘書和一個報社的社長，給日本人送禮物，拍日本人的馬屁。那天，有兩個記者跑到我這裡來說：“何鍵這傢伙給日本人送禮拍馬屁，我們湖南人向來是不怕外國人的，何鍵拍馬屁，把湖南的省格也失掉了。”我說：“也失國格啊。” 他說：“你得站出來說話呀。” 我說：“我們要愛國嘛。你拿一支筆來，我們要代表湖南人，代表中國人出來說話。請你們兩位動筆。” “只有你寫，我們還敢寫啊。” 我就寫下一個題目——“湖南當局的荒謬言論”。指責何鍵，但沒點何鍵的名，只說湖南省當局不應該拍日本馬屁，向我們的敵人送禮物，還說些不要人格不要省格的話。文章後面落的是我的筆名“文浮生”。 第二天，報紙上剛剛登出來，省政府就知道了。何鍵派他的秘書長易侍州，跑到我這裡來了，他一進門就喊：“你們這裡哪個是少年通訊社的社長，又兼《建設日報》的主編？” “就是我。” “噢？省主席特別派我來，你寫的一篇文章污辱了我們的省主席，命令你明天更正這篇社論，如果不更正，後果由你自負。” 我就喊：“你這個秘書長我早就曉得，你和我們的何主席都是秀才出身，今天我聽你這話呀，你跟何主席一點法律知識都沒有。” 他一聽就火了：“哎，你指責我跟何主席一點兒法律知識都沒有，是什麼道理呀？” “社論代表我們報紙的立場，從來沒有聽說有更正報紙社論的，這些你都不懂哪？” “你不要說我們沒有法律知識，我們是沒有研究。”他又說：“你這個態度不對呀。” 他站起來要走，我就上前送他，他把我一拉，拉到他近旁，說：“你這個話我回去不好答覆我們的主席，請你當面答覆他，你到省政府去一趟。” 我沒辦法了，去吧，就跟着到了省政府。他說：“你等一下，我進去報告。”一會兒他出來說：“主席請你進去。”我一進去，何鍵“啪”地在桌上拍了一下：“你就是那個報紙寫社論的吧？”我說：“不錯，是我。”他說：“讓你更正，你不更正，還罵我們沒有法律知識，你怎麼是這種態度呢？”我說：“這種態度是我們報紙決定的，我是《建設日報》的主編，我的立場是代表報紙的立場。新聞可以更正，社論不能更正。” 何鍵說：“你想找麻煩？你現在回去，如果不更正的話，後果自負！” 我想：“要抓我？”我就回來了。我們那些同仁說：“啊呀，這個事好麻煩，那個傢伙可厲害呀，什麼手段都能使出來的。你暫時離開一下吧。”到了晚上，來了一伙人，把報社封掉了，臭雞蛋砸了一屋，搞得一塌糊塗。那天晚上，我一口氣跑了五十多里，跑到鄉下見到父親，把這個情況向父親談了，父親出主意：“現在湖南的權力都抓在何鍵的手裡，你過去是共產黨，可能他還不曉得，他如果曉得你過去是共產黨，你就活不了了。你就離開湖南吧，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我又趕緊回到城裡，買張火車票，準備到杭州去。 後來與我的新聞事業有關的事情是，幾年以後，１９３５年，蔣介石在南京召開“國難”大會，要各省選代表參加。這時我已經在國民黨軍統，忽然接到湖南新聞事業促進會的信，說我已經被選為出席“國難會議”的代表。我回電報，說我現在另有職務，湖南我回不去了，南京也去不了，你們還是從常務理事會中另選人去吧。戴笠看到這封信問我：“你還在搞新聞工作嗎？”我說沒有，是他們推選我當“國難委員”。戴笠說：“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１９３８年，范長江跟着周恩來到了湖南，范長江說：“我在湖南新聞界沒個立足的地方啊。”我在南京知道了這件事，就告訴我在湖南的新聞同仁：“你們把‘湖南新聞事業促進會’這塊招牌送給范長江吧。”范長江接受了，“湖南新聞事業促進會”以後是范長江接手來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