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認定黃永勝是林彪集團的主要成員後，黃永勝就成了人們揶掄和嘲諷的對象。

權延赤在他的《林彪將將》中借用段蘇權將軍的嘴說，黃永勝是擊鼓衝鋒，鳴金玩妓。權延赤寫的東西以虛構細節著稱，水份太大，不能夠認真。

還有一本叫《葉群之迷》的書，借用葉群貼身服務員的嘴，十分細緻地描寫了黃永勝和葉群是如何苟合，令人噁心。當然，這純屬偽造。

許多人非常喜歡張正隆的《血紅，雪白》，有人甚至當做“正史”來讀。這本書寫到黃永勝時說：“黑土地上的頗有幾位會玩的將軍，他（指黃永勝－筆者注）是其中之一。打獵，打麻將，跳舞，逛城市，聽說玩，後腦勺樂開花。花錢大手大腳，流水似的不把錢當錢。還會趕時髦。有人說街上流行什麼，他那兒就有什麼。什麼好地方都想去看看
，玩玩。任華南軍區副司令員時，誰也沒告訴，由他帶頭，和兩個將軍擅自跑去香港玩了三天。玩起女人來，那魄力也不比打仗、花錢、遊山玩水差。據說，進城後，羅榮桓發的最大的一次火，就是為黃永勝玩女人而發的：這麼大年紀，這麼高職務，還不改，還要不要臉了！？”張正隆的話有幾分可信，但說到羅榮桓批評黃永勝時，也用了“據說”二字。因為張正隆寫此書時採訪了許多“四野”的老人，書中用的材料只是很小一部分。而一些老人並不迴避這樣一個事實，羅榮桓和黃永勝關係很好，二人在井岡山時期就相識，黃永勝始終對“教書匠”出身的羅榮桓尊敬有加。文革中，總政的幾位和羅榮桓共過事的副主任被衝擊的厲害，但總政的大字報中鮮見批判羅榮桓的。除了羅榮桓死於文革前這一因素外，林彪、黃永勝等人沒有說過羅榮桓一句壞話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林彪倒台後，一些人把羅榮桓抬出來，把羅說成是反林彪的，順便捎上了黃永勝等人，其實這是貶低了羅榮桓的人品。羅榮桓不是一個見風使舵的人，更不是一個對自己的老戰友和老部下刻薄的人，否則儘管已死，也難過文革這一關。

把審判林彪集團認定是“鐵案”的肖思科在《超級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受審實錄》中，提到了林立果1970年秋錄下的葉群和黃永勝長達100多分鐘的電話通話，其中有這樣的內容，葉群說：“你的手絹到現在還在我的乳罩里，一天到晚捧着你”；“怕你要追求生理上的滿足闖出禍來”；“那個沒有來”，“因為沒有反應”，“而且我們又採取了那個措施。萬一要有，如果弄掉的話，我希望你親眼看我一次。”然而，接近林彪和葉群的人都對這樣的談話內容表示了置疑。更為蹊蹺的是，這樣公然給林彪戴“綠帽子”，涉及到自己母親極端隱私的錄音，林立果自己不保存，而是交給了於新野，放在了空軍學院的“據點”。除於新野外，“聯合艦隊”的其他成員也可以接觸到這個錄音。林立果不是弱智，就是缺心眼兒。肖思科的《超級審判》一書漏洞百出，貽笑大方的地方太多，不值一駁。

在審判黃永勝以前，黃永勝自己講的一番話倒是耐人尋味：“今天最後一次談話，實際上給我戴了一頂帽子，說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團成員之一，犯有嚴重罪行。人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麼想法？我走過的道路，看到的一切事物，使我沒什麼可以留戀的。我已是七十多歲的人了，還有什麼可以想的？說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之一，你說不是林彪成員，為什麼關了九年？我和林彪在一起工作三年，說不是重要成員也過不去。現在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從大局着眼，委曲求全吧！不過有些問題我想不通，我成了不管部部長，凡是和林彪有聯繫的問題都成了罪行。我想不通，但又不能申辯。如果我申辯不就是翻案嗎？那樣不就成為罪大惡極了嗎？”這段話最精闢的就是黃永勝把自己稱為“不管部部長”。如何理解黃永勝這樣的提法，相信讀者自有高見。

這裡，筆者要講的是黃永勝的另一面。

在此之前，讓我們先看一下黃永勝的簡歷：黃永勝(1910—1983)，原名黃敘錢。湖北咸寧人。1927年6月入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參加了湘贛邊秋收起義，編入工農革命軍第一師，隨部上井岡山。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起在中國工農紅軍任排長、連長、副團長、團長。1932年起，先後任紅三十一師、紅六十六師師長。1933年任紅一師三團團長。參加過中央革命根據地反“圍剿”和長征。到陝北後，先後任紅四師副師長、紅二師師長。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副司令員、司令員，教導第二旅旅長。抗日戰爭勝利後到東北，任熱河軍區司令員、冀熱遼軍區副司令員，熱遼軍區司令員，冀察熱遼軍區副司令員，東北民主聯軍第八縱隊司令員，東北野戰軍第六縱隊司令員。1949年先後任第四野戰軍四十五軍軍長，第十四、第十三兵團副司令員。曾參加遼瀋、平津和廣西等戰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十三兵團代司令員、司令員，曾兼任廣西軍區副司令員，第十五兵團司令員兼廣東軍區副司令員，後兼廣州市警備司令員。1951年任華南軍區副司令員兼華南軍區防空部隊司令員和政委，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常委。1952年任中南軍區參謀長。1953年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十九兵團司令員。1954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1955年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同年被授予上將軍銜。1956年被選為中共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1968年遞補為中央委員)。1961年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是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文化大革命”期間，於1968年任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解放軍總參謀長，1969年兼任軍政大學校長、中共中央軍委委員。是中共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71年9月被撤銷全部職務。1973年8月20日被開除黨籍。1981年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他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其政治權利5年。1983年4月26日病死於青島。

可以說，黃永勝的前半生是輝煌的，他完全是憑着戰功，一步一步，從戰士做到共和國的上將軍。黃永勝1910年出生於湖北省咸寧縣高橋鎮黃鐵村一世代務農的貧苦家庭。1927年7月的某天，黃永勝去了崇陽縣城，在崇陽縣團防局當了一名民團士兵。那時的黃永勝僅十六歲，從此開始了他的當兵生涯。以後有一種說法，說是黃永勝染上了賭博惡習，負債纍纍，債主們日夜上門逼債，黃永勝才決定離家出走。這種說法並無真憑實據，黃永勝家徒四壁，小小年紀，當兵完全是為了有口飯吃。而且那時的民團是離家不離鄉，躲不了賭債的。

黃永勝原名黃敘錢，是毛澤東為他改名黃永勝。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開“八七”會議，決定在湘鄂贛粵4省舉行秋收起義。崇陽縣民團在此之前改名為崇陽縣農民自衛軍，與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混編，加入到了秋收起義之中，黃永勝隨起義部隊來到了井岡山。在一次戰鬥中，一股敵人突然打到前敵委員會與紅四軍軍部附近。時任班長的黃敘錢來不及請示連長（連黨代表是羅榮桓），立即主動率全班戰士向敵人反擊，擊退了敵人，保衛了前委與軍部的安全。戰鬥結束後，前委書記兼黨代表毛澤東表揚了他，並問他是哪裡人，叫什麼名字。黃敘錢說：“報告毛委員，我是湖北咸寧人，我叫黃敘錢。”毛澤東笑眯眯地又問“是哪個敘字呀？”他結結巴巴比劃着說：“是余字加又字的敘。”毛澤東說：“敘錢，敘錢，還是講錢呀！那不好，革命戰士不能只講錢，要講為無產階級而奮鬥。”“這樣吧，我給你改個名字，希望你在革命的道路上永遠勝利前進，你就叫黃永勝吧！”由此可見，毛澤東認識黃永勝是非常之早的。

黃永勝打仗的剽悍不在許世友之下。我們不必去詳細分析黃永勝參加過的歷次戰鬥。到是一個與黃永勝毫無關聯的人的話是最可信的。柳傳志，原“聯想”集團總裁，當今中國企業界的“龍頭”級人物，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在軍事院校時的班主任講的一些故事，對我有非常大的影響。在遼瀋戰役中，班主任所在的部隊總覺得自己是戰鬥力很強的一個團，有一次到黃永勝的縱隊裡去配合作戰。黃永勝跟該團團長約定好占領某制高點的時間，到達目標時，全軍發動總攻。但在真打起來時，該團卻怎麼也拿不下來，眼看時間快到了，再不行的話就要影響總攻了。黃永勝大怒，當場就把團長給撤了，換上了自己的精銳部隊，結果快速拿下了這個制高點。他的那些戰士根本不怕死，一個個往上沖，部隊這種沖的勁頭不得了，為達到目標不顧一切。”看看黃永勝的部下如何勇猛，就知道黃永勝打起仗來是什麼樣的人物了。

黃永勝的為人到底如何？有人說黃永勝是門“大炮”，頭腦簡單，整起人來專打頭陣。例如，1968年3月，黃永勝調任總參謀長後，未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准，便指示廣州軍區對軍區黨委副書記的文年生將軍進行專案審查。從4月4日起，將文年生非法關押、審查。51天之內，連續批鬥文年生達31次之多，使文年生在精神上和肉體上受到了嚴重摧殘，健康狀況明顯惡化，卻又得不到及時治療。6月7日，文年生終於被迫害致死，時年61歲。還有，1968年，黃永勝成為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黃永勝上台以後，曾經狠批趙紫陽，還把趙紫陽的材料報送到中央專案組，結果被周恩來制止。周恩來對廣東的造反派說：“趙紫陽就是個小爬蟲，你們斗他能說明什麼問題？不觸及要害嘛！另外他一直搞農業的，只會說養豬（眾人大笑），不懂階級鬥爭嘛。”所以，趙紫陽的專案被壓下。但另一方面，黃永勝也敢炮打江青。1967年初，黃永勝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大嗓門地向江青喊到：“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志要多聽毛主席的話!”。在“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狂潮中，廣州“紅色造反者”一派的造反組織猛批黃永勝反對中央文革，還發出了“敦促黃永勝向毛主席革命路線投降書”，惹得黃永勝大怒。以後，黃永勝上調中央，對江青始終敬而遠之。說起整人，黃永勝不及許世友。許世友在江蘇和南京軍區抓“五·一六”分子，殃及幾十萬人，光是副軍級以上的軍隊幹部就關押了幾十人。整死和自殺的人少說也要上百。文革之中，當權的人不是整人，就是被人整，誰也不能免俗。

黃永勝的私生活到底是怎樣的？“9.13事件”後，許多涉及黃永勝的文章把黃永勝描繪成了一個粗鄙不堪的“色情狂”。然而，黃永勝身邊的工作人員對黃永勝有兩點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黃永勝喜歡古典音樂，一台古色古香的老唱機放在臥室，一部日本進口的磁帶錄放機放在洗手間，工作再忙也要不時的聽上一段。二是黃永勝平常對人非常嚴肅，特別是對高級將領，說一不二，難見笑容。但對下屬卻是另外一種態度，特別寬容。黃永勝的貼身警衛因結了婚不能夠再做貼身警衛了，黃永勝要他一定要去軍校學習文化，這個警衛不願意去，黃永勝很不高興，但還是尊重他，給他安排了一個副師職的位置。不過，黃永勝留下了一句話：“不愛學習，不能夠任正職！”

1969年，黃永勝身邊出了個“李必達事件”。文革前，廣州軍區政委陶鑄從全國各地要了140名大學畢業生想要安排到軍區司、政、後機關，逐步實現機關工作人員的知識化。李必達就是這140名大學生中的一個。但是一年後“文化大革命”爆發了，陶鑄要來的這批大學生被分配到基層，李必達當上了連副指導員。正巧黃永勝的前任秘書於貫文在這個團當政委。黃永勝自己文化不高，但對能寫會畫的人很喜歡，李必達擅長詩書繪畫，由於貫文推薦給了黃永勝。然而，李必達是一個對毛澤東有着那個時代的人都有的絕對的個人迷信，愛屋及烏，對江青也有着深深的個人迷信。竟連續寫了兩封信給毛澤東，“揭發”黃永勝和葉群等人在背後“議論”江青。李必達將其中一封信交給了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的溫玉成，但溫玉成把信轉交給了林彪。李必達後被關進了廣州軍區監獄。“九·一三”事件後，李必達得到“平反”。但奇怪的是，李必達現仍以反對林彪集團的“英雄”自居，但並不敢全部公開自己寫的信的內容。道理很簡單，因為黃永勝說江青的那些“壞話”，現在看來，都是事實。

黃永勝在1971年9月24日被“隔離審查”前，家庭的情況大致如下：夫人項輝芳，她是長征幹部（2003年去世），文革期間，黃兼任軍政大學校長，項是軍政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黃從未到過學校，實際是項輝芳負責。他們有四個兒子：長子向陽，“九·一三”事件前在空軍司令部作戰部當參謀，同林立果一起工作，其妻劉小萍，是廣州軍區第二政治委員劉興元的女兒；二兒向林，在北京部隊某部當連長；老三向輝，在廣州部隊工作，是搞文藝的；另外還有一個幺兒。

說出黃永勝的另一面，只是心中感慨。逝者如斯，不必往他們身上再潑污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