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狹隘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極其變種

海涅說的兩種愛國主義，前一種其實就是在歷史上早已遺禍無窮的民族主義。鑑於近代以來民族主義反覆引發戰亂的歷史事實，愛因斯坦有一個論斷：“民族主義是一種幼稚病，是人類的麻風病。”這話很刺耳，但本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以慘痛代價提供了證明，當代世界那幾個飽受戰禍之苦的地區還在不斷提供新的證明。

民族主義具有托克維爾所說的本能的愛國主義那種輕率的激情，但還多了一種使本民族發展滯後的護短情緒和向外宣泄的破壞性情緒——仇外排外。民族主義往往還具有本能的愛國主義那種把國家人格化，拿君主當國家化身的特點。輕率、護短、仇外排外，再加上把國家人格化和視君主為國家化身，極易被政治野心家極其文化附庸誘向一個危險原則：愛國就是忠於國家政權。這一原則把人民的權利典押給政權，使愛國主義蛻化為對現實的奴顏婢膝，因而成為使強權永久化的工具。此外，民族主義是依戀故土和本民族的樸素情感無限誇張和過度膨脹的產物，它具有團體自戀傾向和誇大自己的民族、國家的歷史、文化特殊性的傾向。團體自戀使民族主義與批評性的自我分析不相容，而批評性的自我分析卻是一個民族在失誤中得以走出迷誤的自我矯正力量，從而也是防止災難的基本條件。至於誇大特殊性的傾向被政客強化，便有了置特殊性於普遍性之上，藉此拒斥公理的特點。

專制國家的當權者對這種愛國主義情有獨鍾。因為，當他們祭起這面旗幟時，自己勿需付任何代價，卻可收穫由它帶來的一切好處。比如，他們既可以在自己已經喪盡人心，統治不能照舊進行下去時利用愛國主義口號來蠱惑人心，擺脫困境，又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民族代表和英雄，煽起民族主義狂熱，讓人民心甘情願為自己的野心賣命。民族主義狂熱在極權主義國家很容易煽起。這是因為它可以使地位卑下的老百姓在集體亢奮所造成的眩暈中暫時產生一種自我認知上的錯覺，誤以為自己是一個強有力的整體的一部分；還由於自己附着於一個龐然大物之上而產生一種虛幻的力量感，這種幻覺掩飾了他們在現實中面對強大的壓迫機器時的軟弱無力。而民族主義對公理的拒斥使它不能容納人道主義的普遍價值。它調動起人類本性中的暴力傾向，把人從文明社會的共同道義標準的束縛下解脫出來。一旦指向了外族，密鑼緊鼓的“愛國主義”宣傳便成了大規模殺人的前奏。而為政者在無理性地擺弄國家力量挑起爭端後，當情況便得於己不利時，還可以利用“愛國主義”的蠱惑在需要時拿人民作人質，作人肉盾牌。有鑑於此，當代一位思想家把當權者掛在口頭的“愛國主義”視作政治流氓手中最後一張王牌。這些流氓用它去敗壞國民，使國民白痴化，他們就正好從中撈取好處。

這種敗壞人心的“愛國主義”有許多亞種，最常見的一種是官方的愛國主義。它直接派生於“愛國就是忠於國家政權”這一原則，並對這一原則作了絕妙的詮釋：愛權勢者之所愛，攻權勢者之所恨。於是，官方的愛國主義者們吹捧權力，掩蓋罪惡。無論這權力把國家糟蹋成什麼樣子，無論在其卵翼下崛起一股又一股無惡不作的勢力，國家越來越成為惡棍加庸才的樂園，官方的愛國主義者都視而不見。不僅視而不見，還拿癰疽當寶貝，把分明導致國家衰頹腐壞的病灶誇耀得艷若桃花。當權勢者作了惡，他們則小心地抹掉作惡的痕跡；當權勢者屠刀高舉，他們使暴力得到所需要的辯解。而他們攻訐的矛頭卻徑直指向那些挑戰黑暗的真正愛國者。官方的愛國主義好處太多，所以不乏有人去充當。在普希金時代，有個臭名昭著的“俄羅斯語言愛好者座談會”，其成員就是這樣的人。在他們的愛國主義口號下作出的著名愛國行動就是寫了許多詩來讚美沙皇，寫了不少密扎和檄文來密告和討伐沙皇的眼中釘。像普希金這樣思想自由、獨立不羈的作家正是他們的攻擊對象。他們的“愛國”行為換來了他們想要的犒賞：對結社防範甚嚴的沙皇對這個“文學團體”的承認和扶持。

19世紀的德國在歐洲國家中是政治上最落後最專制的。對於優秀的德國人來說，受迫害被放逐幾乎成了他們的宿命。像海涅等繼承了18世紀啟蒙傳統、對黑暗決不妥協的偉大詩人遭受的不僅是放逐，還有斷其生路的對作品的全面查禁。海涅的作品揭露了德國的腐敗和墮落，諷刺了德國人的奴性，又致力於向德國人介紹法國的政治、社會、藝術和文學，致力於消除法、德兩大民族之間的隔閡。而民族隔閡對於專制統治者來說，是賴以保持權力的堡壘。海涅遭到政府嫉恨是必然的。官方的愛國主義者們心領神會，千方百計詆毀流亡中的偉大詩人。他們就海涅青年時代崇拜過拿破崙而詆毀他“無祖國觀念”，就海涅接受法國政府年金一事而詆毀他被法國收買，就海涅揭露德國的黑暗、諷刺德國君主而詆毀他污衊德國的貞潔。對這些惡意中傷，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弗蘭茨.

梅林給以了狠狠回敬。指出是“官方的愛國主義者”出於他們的民族、政治和社會偏見而詆毀海涅。就崇拜拿破崙，梅林說：“拿破崙從猶太人肩上卸下了使他們玷污受辱的枷鎖，給他們打開了通往近代文化的大門，假如他們不去景仰拿破崙而去景仰普魯士大王腓特烈.威廉和其他德國君主，那他們真是傻瓜了”。關於海涅同歐洲其他許多流亡者一樣接受法國政府的年金，梅林揭露是德意志聯邦議會查禁了海涅全部著作，陷詩人於無計糊口的境地。他說：“假如一個德國詩人依靠法國政府年金為生是一種民族恥辱”，那麼，這恥辱並不落在海涅身上，因為他沒有義務“為哈布斯堡和霍亨索倫家族的榮譽而成為餓孚”；“恥辱也不落在對受到無恥迫害的人們加以保護的法國政府身上，而應歸咎於作為德國君主走狗的德意志聯邦議會”。至於海涅關於德國狀況的詩文，任何一個有良種、有健全感悟力的人都不會感受不到字裡行間搏動着詩人對故國的憂心和深沉的愛。

官方的愛國主義在我們身邊也不乏表現。那些公款出國溜達過一遍又一遍的“公僕”，當他們在國外窺見了人家的公僕受到的重重製約，他們真的是很熱愛對他們幾乎毫無制約、並且使他們八面威風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