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oad to Modernity
現代之路

JAMES HITCH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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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之 譯

[本文]

西方文明可以說是兩大思潮角力的產品，過去2500年的進步是彼此互相崢嶸的結果：
1. 猶太-基督教傳統。
2. 希臘文化的理性探索與藝術創作。
這兩者顯然不是水火不容的。雖然，猶太人在原則上，沒有產生宗教藝術，但是他們的確建造了一個璀燦的神殿，同時，舊約包含的文字，即使在非信徒中，也被視為是十分有力的藝術品。

不過﹐猶太人對純粹的藝術沒有太大的興趣﹐對聖經是否有藝術感染力也不關心，他們對知識的探究全在聖經經文的本身。他們沒有什麼可以被稱為“哲學”或“科學” 的，而且，他們也和巴比倫人、埃及人不同，沒有深入地研究數學。

希臘人相信超自然力。他們最大的問題（如果這是問題的話）是有太多神了。他們的多神論和一個信念──一個冷酷的命運掌管着宇宙──結合的結果是對神聖沒有很強的概念。希臘神話的諸神並沒有給人太多教訓的意味（他們常常舉止粗野，甚至沒有什麼道德），因此也沒有什麼說服力。

舊約則是一個民族生活在一個全能、全知、全善、全愛的上帝之下的故事。希伯來聖經中不乏人文主義的主題（詩篇8:4-5：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但整體而言，以色列民族是告誡人必須全然依賴上帝的。當他們只相信自己時，他們就會走錯路。對照之下，希臘人的宗教觀念則越來越淡薄。在無法依賴他們的諸神，又出於需要的情形下，希臘人從自己身上尋找智慧。在實質上，他們發明了哲學、科學、使數學完美化、醫學、戲劇、詩歌、雕刻、建築，以及歷史的研究。

希臘人很明顯的是個具有濃厚人文氣息的民族，在人文傳統上有着偉大的成就與自豪感。他們從哲學對話的角力中獲得樂趣、思考呈現在舞台上關於人類存在的難題、查考自然界的奧秘，並且歌頌所有人性的光輝。（希臘有名的裸體雕塑是為同時呈現人體的完美以及藝術家個人的完美技巧）

只有為數極少的希臘人曾經完全否認超自然的存在。事實上，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這三位偉大的希臘哲學家，試圖借着知性的詭辯來深化對宗教的理解。然而，柏拉圖的上帝─那個稱為the One的終極存有，與希臘傳統的神並不相同﹐亞里斯多德的「主要推動者」（Prime Mover）更不類同。不管在哲學上這些概念如何令人滿意，他們的理解實際上是偏離了希臘的宗教。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所以是世俗論者的原因在於，他們不承認有一個宗教的層面。宗教的任何義務，都可以藉由生活在哲學真理下取代，也就是說，借着過着一種有智慧的世俗之路，來達成宗教之路。

希臘的人文主義，對人類能力的信任及對人類成就的歌頌，對西方文明的貢獻是獨特與巨大的，世上少有其它文化發展出類似的觀點。例如，在今天，一些偉大的東方文明，特別是印度文化，仍然擁護一個觀點，認為人類的存在只是永恆中渺小的一部份，人類的生活也被一個冷酷的力量所支配，他自己無能掌理。

在基督的時代之前，希伯來文化和希臘文化幾乎沒有什麼接觸。合理的假設是，這兩者在本質上是無法兼容的，畢竟兩者的分歧太大，對人生的態度最終是矛盾的。然而，他們卻被一個全新的時代潮流──基督教所融合了。

一開始，早期的基督徒全然是希伯來傳統的子女。他們甚至在早期教會裡辯論着，外邦人如果要改信猶太教，需不需要行割禮、遵守猶太人的飲食律法。過不了多久，情勢就變得十分明朗，不僅基督徒要向外邦人傳福音（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28:19），非猶太人甚至比起猶太人自己更是一塊信教的沃土。
最早期的基督徒在希臘語世界（當時羅馬帝國的通用語言）傳教時，是想讓福音更容易讓外邦人理解。因此在約翰福音中神的兒子被稱為“道”（the Word），亦即希臘哲概念的“Logos”。在第二世紀末結束前，基督教已經開始有教師，像游斯丁（Justin the Martyr），原先就精通希臘哲學。

不過，早期神學家中最偉大的一位，特土良，曾經問過一個修辭學上很有名的問題：“雅典與耶路撒冷有何相干﹖”，隱含的答案是“沒有”。特土良曾極力擁護這個立場，時時地賦予新意，強調基督的啟示已經包含拯救所需的全部真理，沒有必要再拖異教徒的智慧下水。

然而特土良最終還是離開了教會，加入了一個比較曖昧的異端教派，不多時，他的立場反而成了少數者。過去的每個時代，絕大多數單純、虔信的基督徒，只仰望神聖天啟的權威帶領，覺得追求哲學研究是多餘的。不過，愛好學問的信徒──即有信仰，又埋首於世俗學問者──的傳統，很早就建立了，而且在許多宗派里存留着，直到現代。

但是，理性探究所需的還不止這些。當清楚地知道耶穌的再臨非迫在睫毛，而且當他們不再被迫害、反而被羅馬帝國官方認可後，基督徒必須考慮如何生存在這個世界。慢慢地，他們決定讓自己成為市民的長官、商人、地主、工匠、教師等，好擔負起世界的責任，在不失去屬天的目標下，他們也不願忽視這個地球，他們也在日常生活中拼命地嘗試了解基督的教導。因此出現了「修道院的矛盾」：本為已逃離這個世界的人所設，可是卻成為黑暗時代文明的中心；那裡成為傳授世俗的、宗教的知識的地方，農業改良技術也在那裡發展出來。

這就成就了“基督徒人文主義”（Christian humanism），雖然這個詞並不常用，但它是希臘世界（經過羅馬人的洗禮）服侍宗教信仰最佳的語詞。奧古斯丁認為，人同時是兩個城市──上帝的和人的──市民。

在此後的幾個世紀，羅馬顯得更加的世俗化，更是懷疑論者，有時也比埃及人更會嘲弄宗教。雖然大多數羅馬帝國的居民仍然相信超自然（來自東方的祭拜儀式即使在羅馬也仍然非常受人歡迎），但第一世紀到第五世紀是犬儒主義、困惑、焦慮、以及不可知論當道的時候，基督教成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心靈重生之道。西方成為一神論的世界──主要是基督教，以及少數的猶太教以及此後的伊斯蘭教。公元五百年之後的壹仟年間，西方幾乎沒有無神論或宗教的懷疑論者。

這並不是說問題不再。從理論上、而不從實際上解決神的事務與世界政治、經濟與家庭等事務的關係比較容易。在這些領域上，都沒有最終的確定答案。每個世代的基督徒都要奮鬥於活在此世界而不被它同化。

在公元1500年之前幾乎等於西方基督教同義詞的天主教會，在融合異教徒的創作──建築、文學形式、法律與政治──於信仰中並沒有遭遇很多困難，融合的層面甚至包括基督教行事曆的大部份（例如慶祝基督降生的日子與西方冬至的日子竟不謀而合）。但在知性層面卻有嚴重的問題。公元1100年後，亞里斯多德的哲學在歐洲經歷黑暗時期後被重新發現，他似乎提供了一個完全開展、圓滿自足、無可反駁的系統理論，能理性地解釋整個宇宙，信仰似乎成為多餘。

公元十二世紀，傳奇的僧侶哲學家埃布爾拉德（Peter Abelard）似乎把邏輯絕對化了，即凡不能被邏輯證實或解釋的，都將被視為虛假。一些（至少名義上的）基督徒哲學家願意全盤接受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不是暗中否定信仰，就是把它鎖在密不透水的隔間中。

然而，神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嘗試將亞里斯多德與基督啟示揉合在一起。這個揉合在他的時代便廣被接納，影響甚至直到今日。不論從什麼特殊的角度來看，這個嘗試本身可以被視為打造基督徒人文主義最完備的努力。阿奎那說，既然上帝創造了宇宙，宇宙對人類探索的回應必定與神聖的啟示相一致。此外，人的心智既然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必值得信賴，成為指向真理的嚮導。上帝的終極真理超乎人類的理解，但理性與啟示必定沒有真正的衝突。一個基督徒既可以擁有信心，又可發展人類對全然知識的能力。

阿奎那的努力並未獲得所有的人滿意，到了十四世紀就開始崩解了。主要因素是受到一些哲學家的批評，如俄坎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他認為阿奎那對理性作了太多的讓步。在他們的眼中，人類的智識僅如微渺的燈籠﹐信心的真理遠比人類用自己的眼睛所能發現的還要值得信賴。從表面上來看，這些哲學家（大致被歸類為唯名主義者一派）是在維護信心，可是他們無意間揭露了基督徒人文主義者經常面對的困境。即如果一個信仰者貶損了人類成就與人類智慧，他會冒認為信心與生活無關的險﹔人的能力便與宗教無關，可以自行發展，最後終將與宗教為敵。但如果太容易就接受人類天性的可能，信仰者便會滑入簡單的世俗中。就某方面來說，而且大致上不具意圖而言，唯名主義者將哲學從宗教中獨立出來作出了宣告，雖然全部的意義要等數個世紀後才顯得清晰，他們為純粹世俗知性生活開闢了一條道路。

如果唯名主義代表基督徒人文主義的否認，在相同的世紀（大約是1350-1550），一個新的人文主義正在開始萌芽，與西方文化歷史中稱為文藝復興的時期緊密地連接在一起。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一直遭到誤解，無數的教科書把它描述成從中世紀以神為中心的宇宙觀轉向以人為中心的宇宙觀一個轉折點。依此可假設，過去幾世紀的人是為永生而活，現代人則為這個世界而活。因此，流行的論證是說，文藝復興時期是現代世俗主義的開端。

歷史的真相則遠比此複雜。一個例子，文藝復興時期實際上並沒有出現無神論者，甚至幾乎沒有人是宗教的懷疑論者。絕大多數著名的文藝復興期人文主義者是有信仰的基督教徒，主要信奉天主教，其中有些人還十分虔誠。例如喬凡尼．畢柯．德拉．米朗杜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在某方面是十分屬世的人，也是人文主義的代表作《論人的高貴的演說》（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的作者，在他死前曾嚴肅地考慮要成為一個修士。作者如佩脫拉克（Francesco Petrarch）曾全力以赴地想整合基督教信仰和他們的人文主義。即使如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寫出了生氣勃勃且相當瀆神的《十日譚》（Dcameron），也曾把他那些成為醜聞的作品收回。

人文主義者（humanist）這個詞的意義在文藝復興時期，已然混亂。能令「文藝復興期人文主義者」（Renaissance Humanist）這個詞全然滿意的定義是其最嚴格的字面意義。他是個對人性──詩歌、修辭、歷史、繪畫、雕刻、建築、音樂──有着專業興趣的人，以與哲學區分開來。人文主義者認為哲學太抽象、太科學，以致於無法對人類存在的複雜性作出公正的裁判。他們並沒有把神學排除在他們的興趣之外，不同的是，他們試着發展一種獨立於亞里斯多德哲學之外的神學。

不過，在人文主義者的節目表里並沒有太多暗藏的阻礙，他們對文學與藝術的熱愛把他們帶回到希臘羅馬時代──那個在這些領域十分傑出，且達到無人能及的深度的時代。在這裡有一個奇怪的矛盾，人文主義者是專業、有信仰的基督徒，但是被推到那個境地，必須說文明──以人類的觀點來看──在基督教的極致時期卻開始走下坡。

他們過度欽佩希臘神廟的建築，並且用“歌德式”一詞稱呼中世紀的基督教堂，以表達他們相信這些建築是原始與野蠻的。有些人文主義者承認，他們發現新約中的希臘語不如荷馬，奧古斯丁的拉丁文沒有西塞羅的來得討好，也與他們回溯到異教徒傳統的樣式合不來。他們也在西塞羅的作品中發現一個高貴、平衡的、有成熟智慧的道德觀念。其中一些人發現，比起和僧侶在一起，他們比較容易認同斯多亞學派的羅馬皇帝歐雷理烏斯（Marcus Aurelius）的教導（注﹕着有《沈思集》Meditationes）。坎貝斯的多馬（Thomas a’Kempis）寫的《默想基督》 Of Imitation of Christ無論在形式與內容上都規避了傳統的價值。因為絕大多數的人文主義者，特別是在文藝復興花朵盛開的意大利，一個誠懇的、有良知的、直言不諱的基督徒信仰從來不曾成功地和讚嘆古代異教徒的觀點妥協。從某個角度看，他們是知性的基督徒，異教徒是感性的、出於想象的。

在今日，文藝復興多半以其藝術而聞名，而非其思想。無可置疑的是，透過藝術更能直率地表達其對生命的人文主義傾向。從羅馬帝國時代到十四世紀以前，人們栩栩如生的畫像渺不可聞，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突然間變得普遍。中世紀偉大的藝術與建築技巧幾乎全用在教堂的建築與裝飾上。當宗教藝術仍然活耀在文藝復興之時，同樣的技巧正逐漸地被用來榮耀一些偉大的家族或重要的城市。從遠古至今，人的裸體，作為人性的一個暗喻，再一次被用來標榜其完美。

意大利的佛羅倫薩是文藝復興的誕生地與主要的搖籃。佛羅倫薩人對人生的態度採取一個相當世俗的表現。他們同意賺錢是為過美好的生活所必須的，對於肉體享樂的歡愉並不覺羞愧，鼓勵為着人類自己而發展人類的各種天賦，並且高舉榮譽、聲名、權力、以及威望作為價值標的。其中最極端的是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王論》（The Prince）提到的，政治非關道德的論述，令許多人震驚，其實只是廣布於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一種態度的延伸而已。
然而，佛羅倫薩人也和當時的意大利人一樣虔誠。在文藝復興時期行將結束之際，修士薩伏那洛拉（Girolamo Savanarola）在城中的宣道造成了相當於火與硫黃的復興，並且說服飽經世故的佛羅倫薩人拋棄他們世俗的“虛榮”，包括價值不菲的畫作和書籍，丟入火堆中。同樣明顯的矛盾也可以在羅馬教庭發現。世故的佛羅倫薩人是藝術與知識的偉大讚助者，雖然他們被人期望能壓制人文主義者的異教傾向，但是到了十五世紀末，教宗們也同樣的方向所牽引。在惡命昭彰的教宗亞歷山大第四世命令下，薩伏那洛拉被燒死在火柱上。亞歷山大第四世公開的、不道德的生活反映了教會高層舒適的俗心。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從歌詠美──德行的分支──的態度造成的，而此種態度多源自古代異教徒極富想象力的搖擺，而非聖經的偏離。然而，亞歷山大同樣也是信仰者，甚至，以他的方式而言，相當虔誠。

因此，我們不可論證，文藝復興導入了西方的現代世俗主義。當然，這遠非人文主義的意圖。他們如果知道他們被影射要削弱宗教信仰，必定會十分震驚。從某方面而言，文藝復興提出了許多它自己無法回答的不成熟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信仰與實踐中的基督徒，如何容讓天然的人性衝動充份地發揮其威力。直到當日，基督教在一個毫無二致的聲音下，教導自我控制、自我否認與刻意努力的道德，以超越全然的人性。人文主義者並未公開地否認這個道德，但他們以一種認為那並非總是正確的態度來生活，他們對他們的生活方式所導致的結果並沒有作太多的考慮。
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早期，從歐洲北方到意大利的青年人，往來十分頻繁。這些北方來的人對意大利人相當褻瀆的生活與看法十分震驚，其中有些人也為意大利人無法調和基督教信仰與人文精神感到困惑，他們返家後決定對這些失敗進行補救。
最偉大的北方人文主義者是路特單的伊拉斯姆（Erasmus of Rotterdam）。他是嚴格字面意義上的人文主義者，一個語言學與文學的學者。他也和意大利人文主義者一樣，討厭抽象的哲學，因此他發現自己偏離了天主教會以亞里斯多德過濾阿奎那的主流神學。

伊拉斯姆實際上是將來要被稱為基督教人文主義的鼻祖。基督教人文主義最低限度是指應用學術的工具研究基督教經文，尤其是聖經，而不是研究異教徒信仰。伊拉斯姆的目標是藉由引導基督徒進入對信心更確切的認識，以點燃他們更深的敬虔。
矛盾的是，這個基督教人文主義很可能導致了天主教特定信心的減弱，因為他強調聖經的研究容易產生私人的、甚至與天主教教導不相協調的個別的信心。總體而言，伊拉斯姆在聖經經文中發現了一個簡單、本質上道德的基督教精神。雖然他並未否定天主教會的主要教導與常規，但對這些發出許多置疑，並且似乎暗示教堂偉大精巧的結構是沒有必要的。之後他曾記下﹕人們說是伊拉斯姆下了蛋，而路德孵出了它。

但是伊拉斯姆始終仍是個天主教徒，雖然直到他死只是個邊緣人。他在一些基礎上反對新教的改革，尤其是因它撼動了教會的團結。另一個北方的人文主義者，伊拉斯姆的好友湯瑪士．摩爾（Thomas More），則成為一個激進的東正教（Catholic orthodoxy）的護教者，否定且死於英國教宗（英國國教）的權威。摩爾極富吸引力的原因是他似乎代表了人文主義的態度。他是個結了婚的俗人，熱衷於政治，一個社會評論家，富於機智、成就不凡的設計師，一個似乎是會享受生活的人。但是他一度慎重地考慮要當修士，不再對政治抱任何幻想，並且對所有世俗之物的短暫性有一個強烈生動的自覺，想要追求永生。

至少於南方，文藝復興在新教改革時已過了它的巔峰期。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正確地說，宗教改革成功地把文藝復興推出了歷史的舞台，並且把研究文藝復興時期提出的問題無限期地推遲了。

馬丁路德對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沒有什麼認識，更談不上同情。蘇黎世的慈運理（Ulrich Zwingli）、路德的助手墨蘭頓（Philip Melanchthon）以及卡爾文（John Calvin）都曾是人文主義者，但是對他們的神學或信仰並沒有造成顯著的影響。從某方面可以論證說宗教改革是反對人文主義的，因為人類罪性與因信稱義的教義實際上杜絕了依賴任何的人類力量。伊拉斯姆曾與路德有一次有關人類自由意志的激烈辯論。伊拉斯姆捍衛自由意志，而路德極力地否定之。越激進的宗教改革者也越是反人文主義的，因為他們幾乎全然反對藝術用在崇拜上，雖然路德對音樂特別網開一面。其實一般而言，天主教神學是與異教哲學的部份摻和，但宗教改革者避開這個聯繫，而擁護“純粹”是上帝的話的說法。

但是，從另一方面可以說，新教因為否定了修道院制度而鼓勵了人文主義，從此以往基督徒的唯一召喚就是活在這個世界，婚姻與家庭成為既是常態也是典範。世間的職業有了新的、宗教上的重要意義。曾有一個繁複的論證說卡爾文主義合理化了現代資本主義和對財富的追求。如果說一個典型的中世紀教會人物是在他的斗室中罩着長外袍的僧侶，那麼一個典型的早期現代新教人物就會是出現在林布蘭特的畫作、坐在某個市民組織的委員會上，身着黑服的商人。

十六世紀時幾乎所有的激情──知性的、道德的、個人的、甚至政治的──都被捲入宗教的衝突中。你是天主教或是抗羅宗對你的影響甚巨，因為永生的拯救與對基督的忠誠是在賭註上的。雖然他們有時有暴力式的鬥爭，但是天主教與抗羅宗在信心的基本教義上仍然互相一致──三位一體，基督的神性，聖經的權威（無論怎樣詮釋），神跡，以及十誡等。無論世俗的聲音在文藝復興期如何慎重地被提出來，它們都在宗教改革時期被淹沒了。不信神幾乎無法想象，唯一的差別只是你信奉什麼。一個在公元1550年西方歷史布景的觀察者很容易作出如下合理的結論：任何世俗化的趨勢已經永遠地結束了，西方世界是如此深刻而熱情的宗教化了，它的整個未來將被互相競爭的信仰所塑造。

然而這個燃燒對如此燦爛的宗教熱情可以被視為火焰將熄前的最後一閃。西方世俗化的根已經散布了一段時間，當時未被發現的部份宗教改革的進展，幫助這些根苗竄出了地面。

ACKNOWLEDGEMENT
Hitchcock, James. “The Road to Modernity.” In What is Secular Humanism. (Ann Arbor, MI: Servant Books, 1982), 19-31.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THE AUTHOR
James Hitchcock is a widely published author on many topics and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St. Louis University. James Hitchcock is a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 of The Catholic Educator's Resource Center.
Copyright © 1982 James Hitchc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