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恨美國什麼?
作者:劉燕波

在我們身邊，仇恨美國的人到處都是。只要一提到美國，便咬牙切齒。以前認為：我們半個世紀的意識形態慣性，使我們對外部世界的了解會有個過程。隨着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冷戰思維’會逐步淡化。

但觀察周圍和網上的人們，並沒有出現期望看到的跡象。反倒是仇恨的人數、程度與日俱增。尤其是在‘炸南使館’，‘撞機事件’，‘打伊拉克’等事件後，仇恨指數近乎是陡直上升。

有一個‘學者’曾寫到：“我國若不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抗，在世界上就會成為別人的附庸，失去應有的政治地位”。

這是典型自欺欺人的冷戰思維核心理論。

可以明白地告訴大家；冷戰思維的本質，就是拖着整個民族去樹立敵人，再拿整個民族的生存和生活資源去做三件事：一是用於在外部抵消自樹敵人的勢力（例如建立強大軍備，用大量經濟和軍事援助建立對抗同盟），二是在內部統一思想和輿論（使人民萬眾一心），三是用於粉飾（面子工程）。來蒙蔽，麻醉本國人民。最終目的是為轉移民眾視線和國內矛盾。

這裡給幾個思考：

１．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將身邊比自己強的人作為敵人來對抗，這個世界就會變成地獄。

２．應是‘知恥者近乎勇’，而不是‘充好漢者近乎勇’，更不是‘詛咒者近乎勇’。前蘇聯及東歐就是因為對抗西方世界，不惜竭澤而漁，甚至殺雞取卵。最終拼盡國力，使內部矛盾聚集而引發政權崩潰。

３．當你自樹敵人後，並演變為不共戴天時，自身就會越發感到威脅。窮兵黷武有二種起因：一是想侵略恫嚇，二是感到極度恐懼。而恐懼常常是自找的。

對‘霸權’，我們可以討論。但對一些首先不愛自己民族，自己人民的人，整天只想最大限度的享受人類物質和精神成果，卻毫無社會責任感，只會罵人的人，我是極端鄙視的，尤其是一些人民血汗供養的偽‘學者’，偽‘理論家’。在我眼裡，這些人還遠不如‘塔利班’和本—拉登。在幹部隊伍中：平日那些貪官們在我們百姓面前罵美國是最厲害的，可子女大多都早已經安排在美國了。並且一旦出逃，第一首選國家卻也正是美國。

‘塔利班’和本—拉登，是一種極端的宗教（宗教本身沒有‘原罪’）產物。仇視其它宗教和文化、文明。尤其是用殘暴對待‘異教’和‘異教徒’，對象包括婦女、兒童。但這種人不讓別人用西方文明的任何物質和精神產物，自己也不例外。像伊朗的前宗教領袖霍梅尼，一生連電話都堅決不用。因此；他們更像是一些可悲的苦行僧，與中世紀的苦行僧相比；只是他們身上充滿了可怕的殘暴。這是當今世界所不能容忍的。

但這些人身上或許沒有虛偽。

罵人者缺乏‘着力點’，就很容易陷入空泛。一個一貫缺乏責任感的人，有一天突然站在那裡罵別人，我立即會有二個答案去選擇：一是可能別人侵占或妨礙了你的私利（不可能是公利），二是你跟着別人起鬨，僅為了獲得心理、感官的刺激和滿足。絕不會有第三種答案。

我們回想幾個題目：一，‘中美撞機事件’的美方。二，‘孫志剛事件’中的惡徒。三，《中國農民調查》中的村霸。

這三個題目的‘罵帖’，在網上各占幾成，大家都很清楚。這是為什麼？

‘中美撞機’後，網上，網下，出現多少‘民族英雄’？當美方又道歉，又陪錢後，我們的許多‘熱心青年’，包括許多‘熱血中年’仍然死活不干。我有一次問一個‘熱血中年’：“那你說該怎麼辦”？他回答：“打呀，怎麼我們攤上這麼個窩囊政府”？我當時想；如果這個‘窩囊政府’把政權交給我這個朋友操縱，我們中國一定會變成‘塔利班’。

而在網上，網下，對‘孫志剛事件’中的惡徒，《中國農民調查》中村霸的仇恨度，明顯要弱得多。僅有少數幾個人在那裡傷心。我們的那些‘民族英雄’，‘熱心青年’幾乎都不見了。

孫志剛是他一個人的問題嗎？你們想過他反映出多大的一個題目？我們的農民兄弟可不是一個人吧，有１０億之多啊。美國常把中國的人權問題掛在嘴邊，我們的 ‘民族英雄’用大量的時間和情緒都用在大罵‘霸權’，‘干涉內政’上。卻能有幾個人把身子轉過來，認真地關心我們的社會問題和農民問題。如果罵人就能自然解決我們存在的人權問題。那我們大家一起罵好了。可我們已經罵了他們５０年，結果呢？

冷靜地想一想，為什麼收容制度能有長期的黑暗（收容制度只是我們社會制度陰暗面的冰山一角）？許多農民兄弟會長期生活在村霸的欺壓下和重稅賦下？除了制度問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關注不夠。請注意‘關注’二字。

多年拖欠民工工資，是我們制度層面缺乏這種洞察，監督，受理，實施機制。但制度的改變和制度化不會從舊的制度中直接演變而來，即使舊的制度已呈現危機。也必須有對舊制度存在問題的足夠關注，尤其是對新制度和制度化的高度述求，才有可能首先產生制度變革的輿論準備。如果沒有長期的關注，誰敢保證民工工資問題，收容制度問題不會走回頭路？現在，已有好幾個報紙上出現某地政府懷念舊收容制度的報道，理由很充足；城市‘盲流’太難管理了。也有好幾個報紙上出現地方政府對清欠民工工資叫苦，理由更充足；因為許多拖欠方都是政府，搞“政績工程”拉下數額巨大的‘饑荒’。要還錢，地方政府就會破產。

從解放後，我們就採取犧牲農民保城市的政策，而且；這個政策竟然一直延續了整整半個世紀，仍然沒有明顯改變的跡象。這期間；我們只知道有個叫梁漱溟的人為農民罵過人（當着毛澤東），有個叫李昌平的人為農民狂熱過，有對叫春桃的夫婦對農民關注過。可見，此時的狂熱和罵人顯得多麼微弱，相對具有１６億人口（政府公告是１３億）並不乏‘罵才’的大國，是多麼不相稱。

我們國家的人均教育投資是全世界的倒數幾名。我們國家的軍備開支卻是全世界的第二名（我們輿論說日本是第二）。為什麼會這樣？除了國事的透明度低這個原因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民的是非觀有問題。即我們的述求方向大有問題。

罵人；除了對象，觀點要素，最重要的；它是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

罵人的對象，觀點問題，是最容易抬槓。你說你就要罵這個對象，我憑什麼說你沒有資格罵？你說我就這個觀點，我憑什麼說你的觀點不對？即使我用語言霸權壓制住了你，一有可能，你還會翻案。尤其當你掌握了語言霸權，可以反過來把我說的一無是處。這半個世紀來，我們的政治，文化，語言圈裡，就一直在演繹這種覆雨翻雲故事。

但有一種東西是不好抬槓的，那就是事實和真相。這種東西你只能去掩蓋，不讓人知道。可一旦真相大白，靠說假話吃飯的人，立馬就沒有了市場，跟着起鬨的人，被人利用的愚弄感也會渾身不自在。

我們的許多論戰，就是建立在缺乏事實，或虛假事實上的。

有個詞，叫‘輿論導向’。奉勸大家一定要警惕它。因為這不是個什麼光彩東西。它不像‘文化導向’等，操縱者有可能是善良目的。

還有個詞，叫‘獨立思考’。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似乎很簡單，但可能沒有那麼簡單。事實會有不少人認為是：“我心裡想什麼別人管不着”，或“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都與‘獨立思考’的真正含義相去甚遠。

現在罵美國是帝國主義的人少一些了。主要是集中在看不慣它的‘霸權’。

一說到這裡，立刻會有人又‘熱血沸騰’，說；霸權不該譴責嗎？

問題是：‘霸權’是怎麼來的？它為什麼要這麼霸道？

比如聯合國經費的來源；２００多國家、地區，美國一個國家就出總會費的２５%。我們這麼大的中國呢？原先是０。９%，近年來我們GDP上來了，升至１。５%。即美國仍是我們的１６倍多。再例如‘世界銀行’，是向不發達國家投資的大主，我們中國就只有受惠的好處。該銀行的大東家又是誰呢？

對不是很太平的世界上，無論是救災，還是維和，離了美國，許多事情就真的辦不成。

這是說美國能搞霸權的經濟基礎。但最重要的是美國的文化基礎，價值觀基礎。這裡引用上世紀６０年代的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就職演說的部分內容，也許最能詮釋‘美國思想’了：

“我們的祖先為之奮鬥的那種革命信念，在世界各地仍然是有爭論的。這個信念就是：人權並不是政府的施捨，而是上帝之手所賜予的。我們今天不敢忘記，我們是革命的繼承者。火炬已經傳到了新的一代美國人手中。讓每個國家——不管它對我們懷有善意還是惡意——都知道，我們準備付出任何代價，挑起任何重擔，對付任何困難，支持任何朋友，反對任何敵人，以確保自由的存在”。

“對那些我們歡迎它們走到自由行列中來的新興國家，我們並不總是期望看到它們支持我們的觀點。但是我們將始終期望看到它們堅強地維護它們自己的自由，並且記住，在過去，凡是愚蠢地試圖騎在虎背上去尋求權力的人，到頭來必然會葬身虎腹。對於居住在地球上的那些正在為擺脫大眾貧困而鬥爭的，生活在茅屋和村落里的人們，我們保證盡我們的最大努力去幫助他們進行自救，而不論需要多長的時間”。

“對聯合國這個各主權國家組成的世界集會——在一個戰爭手段遠遠超過和平手段的時代裡，我們對它寄予極大的希望——我們重申予以支持的保證：防止它僅僅成為謾罵的論壇，加強它對新興國家和弱國的保護，並擴大它的權力所能運用的範圍。讓全球各個角落都能遵照以賽亞的訓誡——”卸下沉重的負擔…… 使被壓迫者得到自由“。如果在猜疑的叢林中能開闢出一個合作的灘頭堡，那末，讓雙方共同做出新的努力，建立一個新的法治的世界，而不是一種新的力量均勢。在這個新世界中，強者是正義的，弱者是安全的，而和平將得到維護。所有這一切不會在我當政的頭一百天內完成，但是讓我們開個頭吧。現在，號角再次向我們發出召喚——不是號召我們拿起武器，雖然我們是需要武器的；而是號召我們負起一場漫長的黎明前的鬥爭的重擔，這是一場反對人類共同敵人的鬥爭。這些共同的敵人是：暴政、貧窮、疾病和戰爭本身”。

“我們能不能在東西南北各地建立起一個對付這些敵人的全球大同盟，以保證全人類享有更為豐裕的生活？你們是否願意參與這一歷史性的努力？我們在這種努力中所注入的精力、信念和忠誠，將照亮我們的國家和全體為它服務的人——從這種火焰發出的光輝必將照亮全世界。因此，我的美國的同胞們，不要問你們的祖國能為你們作些什麼，而是要問你們能為祖國作些什麼。全世界的同胞們：不要問美國能為你們做些什麼，而是要問我們大家共同能為人類的自由做些什麼。你們應要求我們拿出，我們同樣要求於你們的力量和犧牲。歷史是我們行動的最後裁判者，我們祈求上帝的保佑和幫助，但是我們都知道，上帝在人間的工作實際上必然是我們自己的工作，那末讓我們來引導我們熱愛的祖國向前邁進吧”。

在里根，克林頓總統的就職演說中，都能看到類似的內容。對這樣的思想，所有的阿拉伯人是不認同的。絕大多數中國人是不買帳的。可能歐洲人有半數以上或是反對，或是持保留看法。但，在美國；這種思維卻是大多數人的價值觀。證明這一點極其簡單：如此種價值觀的美國民眾人數不過半，肯尼迪，里根，克林頓過不了總統選舉關。美國出兵打伊拉克也過不了國會這一坎。

請注意肯尼迪總統演講中的：“建立一個新的法治的世界，而不是一種新的力量均勢。在這個新世界中，強者是正義的，弱者是安全的，而和平將得到維護”這段話。是不是覺得似曾相識？是的，它幾乎像是我們‘解放全人類’理想的翻版。

但建立一個‘自由的，法治的’世界，與建立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壓迫’的世界，是決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兩種理想。因此；兩種互相衝突的思想基礎，兩種不同目的政治理念擴張，使中、美兩國，東、西方世界，在政府層面上註定是成不了朋友的。

美國雖然是經濟上很強大，但也不是錢多得實在花不完；非大量拿出去給聯合國，搞援助，和別人打仗，非此就要被錢‘撐死’。

美國國內的教育，社會保障體系，環保，政府開支赤字等等由預算帶來的問題，常使政府捉襟見肘。不信看哪一個競選總統或競選州長不是拿此問題當殺手鐧，常做：“我上台要削減政府開支去減少赤字等”之類的允諾。

例如社會保障體系，有好幾任總統在算不過來帳的時候；想動它的腦筋，想擠出點油水去補別的窟窿。但話沒有說完就炸了鍋，因為這是涉及千萬個低收入家庭直接利益的事情。

國內的錢也不富餘，卻拿大量的銀子出去管閒事，甚至搞‘霸權’，雖然本國內也有人不願意（美國思想並不等於代表所有的國人），但終究能被大多數美國人接受，足見這個美國思想雖然是個‘二杆子文化’，‘吃飽撐着文化’，但；它並不像我們輿論宣傳的是‘代表極少數資本家利益’。

我們可以舉些例子來說明‘霸權’的思路。

前面說過；不算平時的‘維和’費用，聯合國會費美國自家就出１/４。按說多給就多給吧，不該以此‘要挾’呀。但老美就直言不諱，說你們聯合國的有些錢‘瞎用’，甚至用在客觀支持‘非民主’甚至‘無賴國家’。另外；你們聯合國有的官員也不太‘乾淨’，帳目也不清楚。

指責聯合國，罵某些國是‘無賴國家’，可說在全世界美國獨此一家。

他要求你聯合國改革，你不改，我就‘因國內預算緊張’，欠你的會費。搞得聯合國秘書長成了‘討債專業戶’。

很讓人生氣吧。尤其是愛生氣的東方人。但生氣又怎樣？難道這錢我們中國人去出？去‘殺一殺’老美的牛氣？

再一個就是‘人權’問題。人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別人國家的事情干你什麼痛癢？

我們都知道責任感之類的詞。自己家的垃圾從陽台往下倒，是缺乏‘社會責任感’，或者道德感。這個，沒有人抬槓。即使那些倒垃圾的人，也知道這個道理。

在美國人看來；自己家的垃圾不能從陽台往下倒，別人家的垃圾當然也不許從陽台往下倒，還不許別國有人往街上倒垃圾。也許在一些國家；人家往街上倒垃圾根本不犯法。

你說我‘干涉內政’？我就干涉了。不但報紙干涉，我還要以國家的身份寫出什麼‘人權報告’發表。這還沒有完；我還要到聯合國搞‘人權提案’。非將‘人權衛士’進行到底。

的確是招人恨。別人國家政府自己不說，甚至老百姓都忍着不說。卻能屢屢急壞相隔萬里的美國。

要說美國‘維護人權’最極端的例子；莫過於抓別人總統的事情了。

１９８９年巴拿馬的諾列加總統與美國交惡，逮捕美國公民，打死了美軍士兵。美國便空降特種部隊將他從巴拿馬抓回美國審判。這種事情；也只有美國人敢幹，並不怕別人譴責。

推翻諾列加政權較容易，只能算一場戰鬥。如果對手異常強大，美國就會不惜代價，傾國力去打一場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人說美國出兵是‘霸權’。因為沒有‘霸權’去打擊法西斯式，當今的世界和世界格局會是什麼樣？歐、亞人民至少要被德，日，多殘害些年頭。

有人會說：“二戰美國打得是法西斯，與後來的帝國主義行經，不是一回事情”。可問題就在這裡；例如美國認為北韓就是‘侵略者’，所以‘操縱’ 聯合國出兵同朝鮮，中國打了那場戰爭。對北越，也認為其是‘侵略者’，所以又打了一場相同的仗。當然；這兩場戰爭老美都沒有討到什麼便宜，尤其越南戰爭。

在１９９０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時，沒有一種霸權去打退入侵者，今天的科威特仍然是伊拉克的一個省，後果還遠不止此；如不擊退伊拉克的入侵，就會助長侵略者的氣焰，事實上薩達姆已經制定了下一個吞併目標；沙特。

政治知識不足夠的人會說：“由聯合國開會來解決呀”。

但事實是聯合國對伊拉克連續通過數個決議，並給了最後通牒，但伊拉克紋絲不動。這說明；開會，發決議，不是能解決所有問題的。

在不得已，聯合國通過決議出兵這個結果；的確是在美國的‘力主’下，並以美國軍隊為主組成聯軍。但如果決議的形成沒有美國的‘力主’，或組成聯軍沒有美國軍隊的為主，‘沒事偷着樂’的會是誰？欲哭無淚的又會是誰？

看人類以往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侵略歷史，征服歷史，統治歷史。有些民族被其它民族統治數百年，上千年，甚至被滅種。加之大多數寫歷史的人有歌頌帝王的癖好，就使我們看到的都是如思想家伏爾泰說的‘攔路強盜史’。要在世界上永遠阻止攔路強盜，這個世界應該做些什麼？

離我們最近的‘攔路強盜’大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大多數人的概念中，那次的‘攔路強盜’數目是三個；德國，意大利，日本。

其實，還有一個大大的強盜，這個國家就是蘇聯。

我們之所以根本不知道它的惡行，是因為我們國家所有歷史和教科書中，隻字未提。

１９３９年８月蘇聯和德國簽署秘密議定約定，蘇聯可出兵占領愛沙尼亞等國。

９月１日，德軍率先對波蘭進攻。１７日，蘇軍按約定進占波蘭東部。蘇軍共俘虜波軍２１.７萬人(含投降數)，德軍共俘虜波軍６９.４萬人。９月２８日，華沙陷落。波蘭被蘇聯和德國瓜分。

９月，蘇軍進入立陶宛，９月２８日，立陶宛被併入蘇聯。

９月，蘇軍進入愛沙尼亞，１９４０年８月６日，愛沙尼亞正式併入蘇聯。

１０月起，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要求芬蘭割讓列寧格勒以北等領土，並且將芬蘭灣入口處及灣內的一些島嶼租借給蘇聯作為軍事基地；在遭拒絕後，１１月３０日，蘇軍正式侵入芬蘭領土。

１９４０年６月，蘇軍進入拉托維亞，同年８月，拉托維亞併入蘇聯。

在半年時間，蘇聯連續吞併５個國家。在當時；比那三個強盜侵占國家的總數還多。

因此，希特勒在與蘇聯狼狽為奸的同時，內心產生一種對蘇聯的恐懼，始終視這隻大北極熊為最大的敵人。因此一年後先下手為強，攻入蘇聯，企圖徹底抹掉這個政權。

二戰後，德，意，日都徹底喪失了擴張能力。而蘇聯及同盟國家顯得異常強大。儘管在二戰期間美國為首的西方盟國為打敗法西斯，給予了蘇聯巨大的物質援助，但蘇聯在最初與法西斯勾結，連續侵略５個國家的事實，是不會這麼快就讓人忘記的。尤其是戰後蘇聯集團的急速地‘紅色擴張’，使西方世界產生極度恐慌。因為當時，‘解放全人類’的口號是公開地。

‘北約’和‘華約’成立，使對立更公開化，制度化。美國自然地成為阻止‘紅色擴張’的核心。

蘇聯和‘華約’崩潰後，美國就自然成為最強大的唯一霸主。雖然‘華約’不復存在，蘇聯（俄羅斯）也改變了政治體制。但美國認為俄羅斯仍不是一個放心的朋友。歷史上俄國擴張的情景仍在西方人的腦海中縈繞。這是‘北約’潛在敵人的其一。

其二，當今世界上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仍然存在有４，５家之多。儘管其中一些在經濟體系上有了變化，但其政治制度的本質，使得他們不可能成為讓西方國家放心的朋友。

其三，為數不少的非西方價值觀的國家，尤其是一些政教合一的國家，形成冷戰後對抗西方國家的強大勢力，包括由此衍生出來的恐怖組織，是西方國家的更直接威脅。

其四，‘我們負起一場漫長的黎明前的鬥爭的重擔，反對暴政、貧窮、疾病和戰爭這些共同的敵人’的‘美國精神’，使美國負有的‘責任感’延續。

這四種原因，加上沒有其它的可比性，使得美國霸權越來越突出。

霸權；是一種概念，也是一種可能埋藏的每個人內心的欲望。我在一本書中看到這樣的描述：“我們的每個人，都在心中殺過人”。

很多人所謂的‘與世無爭’，‘退一步海闊天空’，也許只是沒有霸道的資本。

當一個‘與世無爭’的人，在街上無故被流氓地痞欺辱了，或被假貨坑害了，並在得不到法律伸張的時候，內心會涌動出什麼念頭？真的就那麼情願的‘退一步’嗎？

即使你此時沒有‘內心殺人’，如果社會上站出來一個‘俠客’。也許這個‘俠客’平時也很‘霸道’，總按他自己的價值觀管別人的‘閒事’，你平時就很不服氣他。

但你到底要不要這個人替你伸張呢？如果你說：“我情願被流氓欺辱，也不要‘霸權’幫我。”那，你就真是‘與世無爭’了。

如果當年科威特對美國說：“我們情願被伊拉克吞併，也不要你們美國來救。因為伊拉克好歹與是我們同一宗教，同一民族，你們是西方霸權”。那，美國（包括聯合國軍）是不會出兵的。

如果這樣，試想會在世界上產生什麼樣的連鎖反應。當年蘇聯和納粹德國每侵略一個國家後，也是提心弔膽的看世界大國的反應。結果西方國家在‘綏靖’政策下，一再裝聾作啞。使得法西斯的膽量與日俱增，最後連西方各國自己也被吞掉。

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美國最初也並沒有介入。美國的作用，包括霸氣，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

在日本侵占中國後，美國開始也只是譴責，制裁，例如對日本禁運戰略物質如鋼鐵等。如果那時有聯合國，發１００個決議也是毫無作用的。事實上是美國的譴責和制裁不但沒有使日本有任何收斂，反倒刺激了他的大頭症的膨脹，搶先向美國開戰。最終使得美國同時對日本和德國宣戰。

如果在１９３７年，日本剛開始進攻我們的華北，‘美國霸權’就出兵干涉。那不但華北、江南不會淪陷。連早年占領我們東北的日軍也會被趕出去。

事實上戰爭爆發後；許多美國人就反思這個問題。即：批評英國張伯倫政府的綏靖政策使德國和日本做大，而綜合實力最強的美國實際上比英國還‘綏靖’。因此；戰後美國的‘先發制人’戰略思維就是由此而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都是具體體現，防止‘共產世界’做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最慘重的劫難。戰爭一結束，世界人民就從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開始了沉痛反思。人們從血的經驗教訓中至少認識到二個觀點。第一是必須有個國際聯盟組織來處理國際事物，尤其是對侵略和反人類行為的制止。這是聯合國的由來。第二個是人們得出一個觀點；開會，發決議，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必要時須用武力解決。即有些人說的‘以暴制暴’。

我們與美國的另一個時常的爭端，是人權問題。這裡僅舉二個對方常做文章的事。

一個是我們的‘基本國策’，計劃生育。在他們那裡，生育是沒有‘計劃’的。尤其是，墮胎是犯‘三級謀殺’罪的。象我們（主要是農村）強迫‘計劃外’婦女流產，在他們看來簡直就是政府有組織的謀殺。

這是價值觀的衝突。在他們那裡，腹中的胎兒就是生命。至於我們國土能否盛下過多的人口等社會問題，他們似乎是視而不見。所以才有共產黨對美國總統說送他們二億人口的反唇相譏。

二是西藏問題。趙紫陽當年對美國記者說到：“難道讓西藏獨立，恢復到政教合一的農奴制，才是人權嗎？”

但是美國考慮的不是農奴制與否的問題。而是對我們中央政府控制權的質疑，以及對我們中央政府對西藏宗教，宗教地位態度的質疑。當然都圍繞在人權問題，例如１９５９年的‘平叛’。西方一些國家，包括較溫和的北歐國家，也容許達賴活佛在他們國家活動，也是基於這個話題。

在我看，如果我們也是同西方國家一樣的政治制度，問題即使還存在，也會淡化許多。

我們大多數人從來都相信‘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我們在國際的聲望與日俱增’，‘我們是正義的化身和代言人’這些似乎是鐵的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我可以說一句對歷史負責的話：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我們沒有過一個真正的朋友。那些曾有過的‘酒肉朋友’，只要一停止援助，立馬就會翻臉。還有些‘朋友’一邊大量拿着我們的援助，還一邊罵我們（例如朝鮮）。

有誰不服氣，包括那些‘專家，學者’，可以舉出一個不拿我們援助的朋友來。我前面的話就全算胡說八道。

對於許多大國，包括西方國家，願意同中國發展友好關係；是因為我們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有最大的市場潛力。並且在政治上我們是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國際事物上有着一票否決的‘生殺大權’。但這並不等於別人認同我們的價值觀和政治制度，以及我們內政外交政策。

我們在世界上；是有着引以自豪的東西。一是我們古老文明、文化中的‘珍品’，二是近年來我們的經濟發展速度。但除此我們沒有第三樣東西。

相反；建國後我們介入的朝鮮戰爭，中印戰爭，援越戰爭，對越戰爭，以及‘反右運動’，‘三年災害’，‘文化革命’，‘六四事件’，對我們的國際聲望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我們的執政黨對以上列舉的八個重大事件，有三個已經‘撥亂反正’，它們是‘反右運動’，‘三年災害’，‘文化革命’。對其餘的五個，還是正面肯定。隨着時間推移，還會有些變化的。對有些事我們看來是合情合理的；例如中印戰爭，對越戰爭。但國際法和世界的普遍價值觀又是一回事情。例如對越戰爭，全世界除柬埔寨一個國家支持外，全是反對的，差別只是辭令之分。

我們對美國及西方國家還有一個憤慨的話題；即‘雙重標準’。意思是他們用一個標準衡量自己及盟友，同時用另一個標準來衡量不發達國家或‘第三世界’。

我們說他們的雙重標準主要指人權，反恐兩個領域。爭論是由三個原因引起。一是雙方關於人權，恐怖主義的概念、定義有較大差異。二是政治制度的差異帶來的相互偏見。三是被指責後引起自然的攻擊性反映。

‘東突’如果出現在英國，甚至出現在與美國有些不對眼的法國，美國的態度會與對中國有差別的。至少；是不會容許出現在英國，法國的類‘東突’組織在美國建立什麼‘流亡政府’之類行為的。這是‘雙重標準’的鐵證。但這並不是和中國人民過不去，說白了，是和中國的政治制度過不去。

以色列傳聞擁有核武器，世界上大多數人都認為是真實的。但美國並沒有強硬的要去‘核查’。但對伊朗、北韓，卻死咬住不放。這又是‘雙重標準’。

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舉例雙重標準都會以巴、以為證。但要說清巴、以的淵源，我們先換一個空間，跳到伊拉克和阿富汗來看看。在伊拉克，那些我們不知道應該稱作什麼‘分子’的人，綁架殺害所有外國人，包括參與戰後重建的工程技術人員，人道主義救援人員。在阿富汗，中國政府掏了幾億美圓援助，並派工程技術人員去築路架橋。而那些‘分子’們，卻拿着衝鋒鎗將中國工人成群的打死。

這些事情說明什麼？直說吧；對這些人來說，其它民族和宗教都是他們的敵人，別的民族是沒有生存權利的，包括文化遺留、遺產。因此才有讓全世界痛心疾首的炸毀巴米揚大佛事件。

巴、以的淵源，就是這個問題。是個猶太人是否有生存的權利的問題。

用最簡單的話說；巴勒斯坦和阿拉法特生前僅僅做二件事情，中東和平立刻就會到來，並會永久地持續。第一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第二停止恐怖襲擊。巴勒斯坦的建國問題馬上就可以解決。全世界（包括以色列）的援助會使巴勒斯坦人民迅速過上寧靜和相對富足的生活。其實，就目前阿拉伯國家給予的援助也完全可以解決全體人民的溫飽。但大都被領導層和各軍事派別控制，移作它用了。

我們的輿論一貫是支持巴勒斯坦的，因此認為美國應該也是一邊倒的支持巴勒斯坦。所以當美國屢次譴責恐怖襲擊，對以色列的‘定點清除’反擊輕描淡寫，甚至表示理解時，我們當然認為是不公正的。因為我們的做法是相反的。

因此；不是美國用所謂‘雙重標準’，而是我們同他們各有一個標準。就象在足球場上，比賽雙方各一個規則。這場比賽就無從評判。

東西方文化，價值觀，政治體制差異，使思想隔閡無可避免。上世紀４０年代有個叫朱自清的學者，因為餓死不吃‘磋來之食’，拒領美國麵粉。毛主席特意頌揚過他的氣節。

但這個故事一直讓我困惑。朱教授拒領美國麵粉的時候，美國是我們的盟友。剛同中國人民一起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恨美國的原因從何而來呢？因為他還沒有經歷到後來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我們就只能往前追溯了。從他那個年代往前，就只能推到‘庚子賠款’了。這裡不想回朔庚子事變的起因；反正打進北京的聯軍有美國，讓我們屈辱賠款的確有美國一份。不過有一個細節；給各國的賠款中，好像只有美國返還部分給中國辦了教育包括辦大學。是否正因為如此，使以教育為職業的朱教授產生‘如鯁在喉’的反感？

對一個歷史上打過我們的國家，想說愛它不容易。但拒吃美國麵粉的精神，在今天是不大有可操作性了。我們可以不用‘摩托羅拉’手機，也可以不坐 ‘別克’汽車。但我們根本不可能躲開美國的‘麵粉’影子。電腦里是美國的CPU，操作系統是美國的微軟，互連網也是美國發明的。美國的產品，技術，專利，無處不在。

朱自清教授拒領美國麵粉，據他自己的日記說，是因為美國在二戰後對日本過於溫和。朱教授不能理解的有；怎麼還能給日本經濟援助呢？還有；美國決定不對日本天皇審判。這更傷害中國百姓的自尊心。

蘇聯在二戰後，在所占領的歐洲國家大肆掠奪，強姦婦女。把占領國的機器設備，財寶都運回蘇聯。甚至對中國這樣的盟國，在我們的東北，也同樣是大肆強姦婦女和掠奪，把東北的機器設備，財寶都運回蘇聯。

而美國正相反，把大量的糧食、藥品、生活必須品等援助，運往整個歐洲，亞洲。包括二戰中被侵略國中國和侵略國日本。

在二戰，日本在不宣戰的情況下偷襲美國的太平洋艦隊，使美國傷亡、損失慘重。同樣突襲使美國在菲律賓的幾萬軍隊被俘虜，這都使得美國精神上受了奇恥大辱。在戰爭中，最使美國軍人仇恨的是日本的‘神風自殺’隊員。他們或是用裝滿炸藥的飛機沖向美國軍艦，或是身上綁滿炸藥沖向進攻的美國大兵。但當有些被擊落的 ‘神風’隊員掉進海中，美軍卻用救生艇把他們救上來，把傷治療好後送回日本。就在同時，蘇聯把俘虜的幾百萬德軍和幾十萬日軍戰俘押回國內做勞工。後來活下來的僅一成多。

因此，我只能理解朱教授認為美軍對日軍戰俘，占領區百姓，包括天皇，以及日本的財產，都應象蘇聯人的做法。那樣就可以不拒領美國麵粉了。

這就是我們文化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對於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我們自己時常被自己弄糊塗了。我們自己是個從不認錯的民族，卻只要求別的民族認錯。

我們恨美國的重要原因是思想基礎。它首先是我們教育體系和國家輿論導向的決定作用。

說到輿論導向：首先是我們的‘政府聲音’；除了政府發言人，新聞播音員的傳遞，很多是由‘專家訪談’等形式傳遞給大眾的。我們經常能聽到：“狼子野心……”，“充分暴露……”等‘文革’語言。

說到教育；當年我在上幼兒園的時候，就會喊“打倒美帝”。但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打倒啊”，我會說：“阿姨教我們的”。在幼兒園；阿姨的話一定的對的。在上小學、中學時；老師的話也是不能懷疑的。

上小學，又有了黨的權威意識。從老師那裡知道了打倒美帝是從國家來的理念。包括‘蔣匪’和‘蔣匪軍’的概念。現在已經不這麼稱呼了，變為‘台灣當局’，‘陳水扁當局’等。但我們小的時候就知道‘人民公敵’等。

因此；我小時候的僅知道：天下最壞的人是美國和‘蔣光頭’，最好的人是毛主席和共產黨。

當然不能光有敵人；老師告訴我們說：“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這也是毛主席的原話）。究竟朋友是什麼國家？只知道記錄電影中看到前來拿援助的黑人國家好像都是。因為我們懂事的時候，國家已經和蘇聯及東歐的‘修正主義’決裂，所以我們的印象中沒有什麼‘白朋友’，都是些‘黑朋友’。

這就使我們學會了‘窮人—富人原理’：窮人就是好人，富人就是壞人。這就是我們童年的全部政治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