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波 : 中國人恨美國什麼? (2-end)

決定思想基礎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宗教。對占大多數人的中國漢民族，這種影響倒是很小，或者幾乎沒有。原因很簡單；漢民族信奉的佛教基本是與人為善。並且解放後新一代人基本沒有什麼人信教。但佛教，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圈，就產生了數目極大的反美群體。

結論是：宗教原因產生了一個大的反美群體，政治教育產生了另一個大的反美群體，第三類是個人價值觀的原因形成的群體，比如許多歐洲國家的人，包括美國自己國家的許多人。之所以說第三類人群是‘個人價值觀的原因’，意思是說既不是宗教的影響，也不是‘教育’出來的結果，僅僅是個人的判斷標準問題。

有西方人說共產主義是一種形式的宗教。這是因為在西方國家是沒有什麼‘資本主義終極奮鬥目標’政治形式的。說我們信仰的是宗教，是因為我們曾對共產主義理想的高度信仰，對其領袖的高度崇拜，確有同宗教定義相吻合之處。尤其我們一度把馬克思學說空泛化、機械化，甚至荒唐化。例如毛主席在晚年思維不清晰時說： “馬克思主義我只取四個字：‘階級鬥爭’。”在他早年還算清醒時也說過：“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一句話：‘造反有理’”。而我們大家跟着一起從事過數不清的‘發展了的馬列主義’的事情，這是我們授人以柄的地方。

我們的政治思維，是在經歷了一個很大範圍，很長時間的‘意識形態’（西方曾把我們中國等國家叫‘意識形態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形成的。

要說清‘意識形態國家’是什麼？本人也不太能說明白。可能是說整個國民都被國家‘統一’了‘意識’吧。

按西方的經典法理，國家意志應該是民眾意志的體現。至少是‘大多數人’的意志體現。今天不討論世界上那些國家都代表了那些，多少的民眾意志。只想說明一個事實；國家意志會影響到國家的輿論（包括所謂的導向），教育，包括基礎教育。

但問題是；這個國家意志，會影響到到什麼程度？例如納粹政權向全民，甚至小學生強行灌輸種族優秀論就是個極端例子。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是否容許‘多元’存在。即能否允許其它觀點，包括政治觀點。

如果在高度‘統一’的‘超政治環境’下生活，我們的思維方式可能就會很單一，狹窄。

我們罵美國的理由是因為我們‘愛國’。但愛國的傾向會有很大差異。當年梁漱溟也認為無論是在國民黨執政時還是共產黨執政時，他罵人均是愛國的原因。例如他認為中國是農業大國，不愛農民就談不上愛國。當他在政協會上說，時下農民生活在‘九地’（意地獄）之下時，毛澤東當場批駁說：“認為農民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說共產黨不了解農民，笑話”。急得梁漱溟衝着毛澤東直喊：“毛主席你應該有雅量”。

因此；照顧農民是小仁政，打美帝是大仁政。打美帝是比農民重要得多的事情。

給大家出道思考題：毛主席不顧一切要打美帝，最終目的到底是什麼？

可以給大家一點提示：我們１９４９年剛解放，國家百廢待興時，就同時支持北朝鮮打南朝鮮，北越游擊隊打南越。這是種什麼‘權’？這種‘權’會在世界上受到誰的阻礙？

在東西方之間隔着‘鐵幕’的年代，形成了被稱為‘冷戰思維’的思考方式。雙方因政治原因，文化差異，輿論控制，教育作用，缺乏了解等因素，雙方共有的‘財富’就是仇恨。有了仇恨，當然要罵人。

在‘鐵幕’倒下以後，東西方整體的對抗姿態發生了很大改變。許多西方人到‘前共產主義陣營’國家來看，感到這裡的人民都是很友善的。台灣人到大陸首次探親時，發現我們不是‘６個人一條褲子’時，就大喊上當。我們最初的政府訪問團，留學生到西方國家後，也發現他們的社會制度與我們當初的宣傳有很大出入。英籍華人作家韓素音在改革開放之初，到復旦大學演講時說：“西方國家的勞動人民，在你們的教育印象中仍然是被資本家用鞭子打着幹活，打死了往外一仍。其實，西方的資本家是不敢打工人的。這倒不是說資本家有多好，而是法律的威懾作用。他要敢用鞭子打工人，必然會落個傾家蕩產，身陷牢獄的結果”。

但我們許多人心中的‘鐵幕’並沒有完全倒下。它的慣性是如此的大。

我們的思想內部，有很深的簡單思維烙印。兒時看電影去晚了，如是戰爭片，就忙問：“好人把壞人打敗了嗎”？如是生活片，就忙問：“好人把壞人揪出來了嗎”？

這種只有好壞之分的‘兒童是非標準’；曾長期大行其道。尤其政治領域的人物，今天說某人好時是完美無缺，明天打倒時就變為十惡不恕，後天給他平反時又成了‘聖人’。

我們的語言因此變得如此貧乏，如此刻板。我們罵人，包括‘歌頌’，都始終處於很低的非理性水平。有的政治人物曾‘二起二落’。於是我們的政治家，理論家，文學家，包括不少百姓，都跟着二捧二罵。中年以上的人都應該記得一個著名相聲演員，前罵共產黨，後又歌頌共產黨的事情。

領袖毛主席告訴我們：“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堅決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堅決反對！”

我們政府的聲音，無論對內，對外，年復一日的遵循這個原則。

在１９８７年北朝鮮的特工炸毀韓國客機後，外國記者問中國外長錢其琛：“在世界各國譴責時，為什麼中國沒有聲明”？錢外長說：“中國與朝鮮民主共和國是友好關係，所以我們沒有譴責（這是原話）”。

１９９８年，在軍隊、警察的帶頭參與下，印尼的華裔，華僑，光天化日下被成千上萬的殺戮，輪姦時，全世界都驚呆了。凡有華人的地方，港、澳、台、歐、美，都鬧翻了天。惟獨華人大本營這個地方，是‘這兒的黎明靜悄悄’。在很晚的時候，外交部才發表了很勉強的聲明。最荒唐的是；此時我們的外長卻帶着大量的援助前往印尼‘慰問’去了。似乎是對外交部發表的聲明表示歉意。

這種反人類及種族滅絕罪行要是發生在美國呢？我們的人民會怎樣反應呢？

可對１９６５年，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８年的三次印尼屠殺華僑事件，我沒有看到一個中國大陸的人上街遊行。只看到中美僅為互傷一架飛機，就有成千上萬的人湧向街頭，還有人說要炸美國。怎麼沒有人說想去炸印尼呢？

在國際上發生任何事件；只要當事雙方各為東西方國家，我們這個‘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就立即會行‘抑強扶弱’俠義，支持‘第三世界’國家，譴責‘第一世界’國家。至於發生了什麼，到底是誰背理，我們是不管的。

在１９９０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時，中國幾乎是世界上最晚‘出聲’的國家。並且態度很勉強。這不好解釋啊。我看只能說一是伊拉克同中國是多年的‘朋友’，朋友的理由是它反美。二是科威特和伊拉克下一個準備吞併的國家沙特，都是親美的（相對地）。

還有；當俄羅斯別斯蘭市的上千名人質被恐怖分子殺死殺傷後，整個歐洲的政府，民間都自發的用各種形式悼念時；我們這個正義化身的國家卻異常平靜。我們的政府還發表了譴責聲明並援助了１０００萬元的藥械，可民間呢？我仔細觀察身邊的人們；與‘９１１’相比，僅是叫好的人少了很多，但我幾乎沒有聽到譴責聲。

難道我們的頭腦中沒有憐憫，只有仇恨？而且只有對‘霸權’的仇恨？對禽獸不如的綁匪卻恨不起來？魯迅如活着，一定又會寫出責備我們同胞的文章。

有人根據中國人歷來同情弱者的文化根源來解釋我們仇視西方的做法，但仔細一回顧，就發現時常解釋不通。舉二個我們一直一邊倒的恩仇錄。

一個例子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究竟誰是弱者？１９４７年聯合國通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治時；以色列才幾十萬人口，軍隊也僅有幾個類似準軍事民兵的旅。在建國的第二天，數個阿拉伯大國就同時攻入以色列。當時以色列每一個旅要在自己新國家的每一個方向抵擋一至二個阿拉伯國家軍隊的進攻。當時這些阿拉伯國家的人口是多少呢？有數億之多。在以後的數次戰爭中，以色列儘管全民皆兵，仍是屢屢面臨滅頂之災。誰是強者，誰是弱者？如果容許大家都把道理擺在桌面上說；實在不知道支持把以色列滅絕的理由在什麼地方？

現在我們的政府變化了很多。我們已同以色列建立了外交關係，我們的外長訪問以色列時也說每個民族都有生存的權利。無論是軍事、科技、農業諸多方面，我們與以色列都有相當程度的合作，獲得許多他們獨特的技術利益。而巴勒斯坦幾十年來都只是獲得我國的經濟援助和政治支持。如果我們的援助都被用來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條件，也算我們盡了人道主義。可事實也許不等於我們的願望。

可我們的很多民眾卻有很強的滯後性。‘烈士旅’炸死以色列的婦女兒童時無動於衷，還有說炸得好的。以色列反擊時‘定點清除’‘哈馬斯’領導人時卻破口大罵。這使人想起‘９１１’死了那麼多無辜平民，包括中國人時；網上叫好的人大大超過譴責的人。這種變態無論是從我們的佛教，儒教，中國的俗文化中，都找不到基因的影子。不知道是誰把他們培養出來的？

第二個例子是薩達姆和美國這一對冤家。他們誰是強者？

我想幾乎所有人都會說：廢話！這還用問？當然美國是強者。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習慣用簡單思維來下結論。誰的個子高，誰就是強者。當一個壯漢和一個孩子比力氣時，壯漢是強者。

但；問題往往沒有這麼簡單。

我說一個很多人不曾思索過的道理；一，強、弱是個相對概念。二，對象不同，視角不同時；強、弱要重新定義。

在薩達姆鎮壓本國人民和少數民族時，他是最強者。在侵略科威特時，他是最強者，一天拿下一個國家。在二戰結束後的半個多世紀中，敢用毒氣大量毒殺人民和公然吞併一個國家，除薩達姆外，沒有二家。美國也遠沒有這麼‘強’。

薩達姆的‘強’，不僅體現在膽子大，還體現在他的支持者或者‘盟友’眾多。我要說中國算一個，沒有人反對吧。

薩達姆，本—拉登，‘哈馬斯’，如果沒有人管，他們會是整個世界的最強者，想打誰就打誰，想炸誰就炸誰。新疆的‘東突’如不鎮壓，他們炸公汽就不僅在烏魯木齊，將會炸到北京去。終有一天我們的北京也會出現地鐵大爆炸和上千兒童被劫持的悲劇。別忘記本—拉登可是在‘基地’培訓了許多來自新疆的 ‘東突幹部’。

假如沒有第一次美國及聯軍把薩達姆趕出科威特，沒有第二次美國推翻薩達姆。即薩達姆仍然占領着科威特，仍然統治着伊拉克。美國的‘強’能體現在什麼地方？有誰會去把美國和薩達姆聯繫在一起？

而我們恰恰是一直反對美國打薩達姆的。說到這裡，不知道能有多少人換過觀念來。

美國的跨國界‘先發制打擊’理念要早得多。而在‘別斯蘭慘劇’之前，俄羅斯同中國一樣是譴責‘單邊政策’（即需要時繞開聯合國與國際社會）的。但‘別斯蘭慘劇’之後；俄羅斯立即宣布他們有跨國界‘先發制打擊’任何恐怖分子及‘包庇者’的權利。

客觀講；我們政府的外交思維，政治思維，近２０年來還是發生了不小的變化，理性成分是在逐漸增加的。這是大家共睹的事實。但這種變化遠不夠的，例如我們在台灣統一問題上陷入死結，使本可良性的進程發生大倒退。

你們誰見過我們的媒體說過美國，或者台灣的任何好話嗎？例如說他們的經濟發展了，教育進步了，福利改善了。沒有，一次也沒有。我們從來聽到的都是負面的報道。這很奇怪；他們的社會中連一件好事都沒有。你們又有誰見過我們的媒體批評我們的執政黨有什麼方針政策錯誤嗎？也沒有，一次也沒有。至於媒體批評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我們就更沒有聽到過。可能真是毛主席說的“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

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討論政府的內、外交政策是否有什麼不妥。而是想說明這樣幾個觀點：１．政府的內、外交政策是由制度性質決定的。２．以往的政策，立場對延續的新政府是有慣性的。３．以往的政策，立場對國民是有模式化記憶的。４．制度的改變，首先要有國民對制度演進的‘述求’。５．一個有健全人格的民族要足夠的胸懷和‘情商’。認識世界上各種文化、文明存在，承認其價值，其合理性。不能無端排斥、甚至敵視。否則就如同極端的‘原教旨主義 ’。

我們恨美國另一個原因是文化根源。在我們的思想深處；‘大國思維’是很頑固的。它首先來自‘泱泱大國’和‘天下中心’的思想。在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抗日戰爭後，國人心中的‘大國’信心，產生過失落。但自從１９４９年‘從此站起來了’，尤其‘打敗美帝侵略’後，我們的‘大國情結’和‘大國責任 ’又被完全恢復，並空前高漲。不但政治上擔有‘解放全人類’重任，經濟上象徵國力的鋼鐵產量也就必須‘趕美超英’。農業的糧食產量也必然應畝產萬斤。‘三分之二受壓迫’的國家缺什麼，只管來我們這裡‘大家拿’。

因此；我們的文化中有種不能輸人的情結。這才是根源。因此也就有勒緊腰帶‘申奧’的故事。興奮之餘後；至於會拉出多大的‘財政窟窿’，這幾千億的窟窿會產生什麼後遺症？開完奧運會中國的國際地位到底能提升多少？我們就管不着了。

如果又陷入這種揚國威的爭論，我倒給個更好的建議。不是美國欠聯合國會費不給嗎？咱們把用於辦奧運的錢，替美國給聯合國交了會費。這一來，非羞辱死老美不可，大大出一口氣。而關鍵是各位權衡一下；是提高在中國國際奧委會的地位合算，還是提高在中國在聯合國說話的份量合算？

正因為我們國民中有相當數量的人是習慣生活在不真實的‘虛境’中，才使我們有了‘大躍進’，‘放衛星’的國難。這個責任是不能都推到國家領導人和地方領導人身上。因為有個淺顯的道理；‘假、大、空’沒有土壤是無法紮根，更談不上生存的。

中華民族災難深重，千百年來，善良的百姓在無助時就自然會乞求神靈。這就使我們的文化中留有較大的漏洞空間。就象微軟的操作系統中留有黑客攻擊的漏洞，使得微軟的工程師們經常要發布‘補丁’軟件來補救。可我們的教育體系和媒體系統有誰來發布過‘補丁’軟件來補救我們的成人，尤其是孩子呢？

例如當體育被人變為一種純政治工具時；我們有多少人意識到了？

如果在一個經濟實力較差，又缺乏體育理念和體育基礎的國家。用大量的金錢去關門訓練一批尖子運動員到國際賽場獲得金牌來‘揚國威’，而不是將錢用在全民健身和兒童體質的增強目的，此時；體育就變成了‘純政治工具’。請注意關門訓練中‘關門’的含義。是說此時的體育不是大眾體育，全民體育，已經完全背離了人類體育精神的本來意義。

我知道會有人反對上述的觀點，也會有人聽不明白什麼是‘純政治工具’。其實；就如同一個很不富裕的村子，村長把全村的大部分積累用來成立一個專業籃球隊，打遍全縣無敵手。村民們每次都敲鑼打鼓在村口迎接勝利歸來的‘子弟兵’。但興奮完後，村民們回家端着碗喝稀粥時，會不會有人想過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村這隻籃球隊究竟給我們帶來了什麼？真的揚了‘村威’嗎？別的村用積累蓋了學校，打了機井，修了公路。眼見別村人的碗裡是乾飯，還有肉。他們真的羨慕我們這個喝稀粥的‘體育大村’，‘金牌大戶’嗎？

這裡給個明確的結論；純政治化的體育，得利的只是政治家和體育界。對民眾，非但是不得利，相反是要付出巨大個人和社會代價的。

如果還有人不服氣，我給一個任何人無法抬槓的道理。在那些選舉制度的國家，當選政府最怕的是什麼？是民意支持率下降。最高興的事情是什麼？是民意支持率上升。理由很簡單；缺乏支持率，你根本上不了台。支持率下降，你上了台政府也會解體。那麼怎樣能讓民眾支持呢？所有這些國家的政府無非都是在教育，社會福利（包括社會體育設施，但絕非金牌戰略），減稅，減少失業率等領域轉來轉去。沒有一個國家把錢投入到金牌戰略來讓人民高興，而獲得支持率的。一個也沒有。因為；誰這樣做，誰就會下台。舉例說；金牌第一的美國，政府是從不投錢養專業運動員的。他們的運動員都是‘個體戶’。出國比賽自己買票，找旅館。連美國曾舉辦過的奧運會，都是‘個體戶’自己承辦的，國家是不會去投資的。因為民眾是不允許政府花納稅人的錢搞‘政府形象’的。

我們的某些貧困縣，化千萬元來建廣場。剛建成時；許多百姓也是敲鑼打鼓，載歌載舞的歡慶。而後他們發現；這個‘面子工程’除了給領導樹政績外，百姓得不到絲毫利益。吃不飽飯的農民會晚上收工後跑幾十里山路，來縣城廣場休閒？倒是；縣裡拉了怎麼多‘饑荒’，教師拖欠的工資更沒有指望了。並且為填‘窟窿’，更會加大農民的稅賦了。

‘金牌戰略’，就是典型的‘面子工程’。‘面子工程’，還包括載人航天，登月計劃。儘管航天、登月本身是好事。

說了這麼多體育話題，與我們的主題有關係嗎？回答是有很大關係。因為這是我們喜歡活在不真實中的典型現象。一個不務實，靠‘假、大、空’話糊弄自己，靠‘面子工程’麻醉自己，靠罵人來獲得快感的民族，是很危險的。

一定會有人說：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毛主席的原話），民族是要有一點氣節的。

上面的話，本身是沒有任何毛病的。問題是；人需要什麼樣的精神？民族需要什麼樣的氣節？

勒緊褲帶拿金牌就是人需要的精神？罵美國，砸日本球員就是民族氣節？

例如；亞洲杯足球決賽，日本隊贏了中國隊，就長時間不許日本隊員離場。還扔東西砸人。我們的公安部門此時卻閉一隻眼。這叫愛國？我看是賣國！至少賣掉了我們的民族精神中的‘禮’字。兩國交兵還不斬來使，況且是和平時期的體育來使。

日本侵略過我們，我們應該是警惕他們民族的不認錯和反思不夠，尤其是警惕新軍國主義。但扔東西砸日本足球隊員，是不是幫倒忙？說嚴重點這是反動。為什麼？因為你們越這樣，日本人越是逆反，更不願意反思。

韓國人也時常跟日本人叫勁，但日本人對韓國人卻有足夠的敬意。因為他們認同韓國人的民族內聚力。朝鮮戰爭把韓國打成了一片瓦礫，首都漢城二次遭滅頂之災。戰後韓國人沒有人把工夫用在嘴上，而是用雙手把自己的家園建設成人間奇蹟。這種向內使勁的民族性是和日本人相通的。

有這樣形容各民族差異的笑話：“美國人說了就做，歐洲人做了再說，日本（韓國人）做了也不說，中國人光說不做”。

光說；能說到點子上，也算是一種本事。律師就是靠‘光說’吃飯的。

就怕滿嘴跑舌頭，自己都不知道在說什麼。說得別人不愛聽，甚至反感。

把‘光說’的本事，拿來關注自己的事情（律師除外），有勁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我國出過一本暢銷書，名叫《中國可以說不》。因為有市場，又接連出續集《中國還可以說不》，什麼《中國仍然可以說不》等等。對此我的評價是：惡意的煽動。對那些都快瘋了的人群而言，你寫這樣的東西是何居心？

這裡有個淵源；因為有日本人寫過《日本可以說不》這樣的書。但有個前提是我們沒有的：日本對美國是戰敗國（當然對中國也是，但有些區別），戰後又是盟國。日本的經濟復甦及持續發展對美國有很大的依賴性。因此多年日本對美國基本是‘唯馬首是瞻’。肯定有些不痛快的地方。

但我們中國呢？剛建國就結結實實同美國打了一仗。而後幾十年沒有一天停止罵美國。《中國可以說不》從書名給人的印象好像是你從來沒有罵過美國，有人多年來就壓着不要你罵美國，罵了美國你就痛快了，美國也就自然完蛋了。你無非是這樣幾個意思。

如果這個人寫這樣的書：《中國可以對貪官說不》，《中國可以對村霸說不》，《中國可以對城鄉二元化說不》我將立刻脫帽致意。

近來有人質疑魯迅，說他為什麼從不罵日本人，美國人？

以魯迅學問和筆鋒，罵起外國人來，精彩程度應不在上述的任何人之下。他為什麼不罵呢？

其實在我看來，答案非常簡單：他認為我們沒有資格罵日本人、美國人，沒有工夫罵其它的人。

罵美國的人，按本質分為二類：第一類是既得利益的人群。與美國作對，拖着其他人對抗美國，是這類人生存的先決條件和必要手段。這種人是心知肚明的操作、鼓譟者。這個群體中，沒有一個拒吃美國麵粉的。第二類是那些非既得利益，甚至是受害的人群。這個最大的群體，‘發燒溫度’卻比鼓譟者要高得多。即使在４０年前的‘三年災害’時期，拖着無力的身子也要上街遊行。儘管是單位或者人民公社組織的，但喊出的口號卻是發自內心的。

在這裡，價值觀成了一幅表演的面具。一起被蒙在這二類人臉上。

因為；對第一類是既得利益的人群，他們知道自己說得是假話，與他們的真實價值觀毫無關係。對第二類非既得利益的人群，更是與他們自身的價值觀不沾邊。他們像是由人操縱的提線木偶，動作根本不是自己的思維結果。

因此；結論是，先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等我們有了一定的經濟資本，政治資本（政治資本是很多人不明白的），再去伸張外面的正義。

即使伸張外面的正義，也要先看清楚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再去發言。

我們接受西方物質文明的同時；是否應該思考這樣的二個問題：

一，為什麼近代科技和工業文明都是出自西方？這與他們的文化背景，社會制度，政治思維有什麼必然關係？

二，我們如果只接受西方物質文明成果，而試圖抵制，甚至全面抵制其文化和政治理念，有否可能？即能否一相情願地割裂它？如真的能完全屏蔽掉西方的其‘文化侵略’和‘政治滲透’，我們學習、引進的‘純’科學技術，能否有生命力呢？

但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先要有正確的是非觀。而正確的是非觀是來自人類的普遍價值觀。這是我們首先要了解並認真學習的。而‘塔利班’的價值觀和我們自幼學會的‘窮人—富人’價值觀則都不是。

‘塔利班’的價值觀，即：你別想好過，我也不想過好，大家都別過年的價值觀，是人類共同的敵人。

‘窮人—富人’價值觀，即：你別想好過，但我自己想過好，我自己過年的價值觀，是無法實現的。持有這樣想法的人，只可能最終分為二條出路；一是轉化為主流的和平共處，共同發展思維，另一條則是皈依‘塔利班’。

‘塔利班’在阿富汗已經不是主流了。但在中國；卻有着全世界最多的‘塔利班’信徒。幸虧我們是在一個比較明智的政府控制下，這種人只能是平時過一過‘嘴巴癮’。否則；這將是全世界最大的一隻恐怖力量。

這絕非危言聳聽。即使這隻龐大的群體不會把政府拖進又一場‘正義戰爭’中，但只要他們存在，對我們的經濟發展，民主進程，社會進步，是會有很大的制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