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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行之:今天:由於不允許被記住而記住
送交者: 0420 2009年01月31日03:15:26 於 [新 大 陸] 發送悄悄話
陳行之:今天:由於不允許被記住而記住 1 今天是一個很平常的日子——早晨我離開家的時候,穿紅馬甲的清潔員像以往的任何一天一樣推着沉重的三輪車,在胡同里挨門挨戶收集着垃圾;我所在的街區位於奧運會馬拉松比賽沿線,幾年以來一直在進行大規模整修,所有沿街店面和民居都被翻建成了青磚灰瓦的傳統樣式,看上去就像是換了一個世界,現在,分散在各個工作點上的工人已經開始擺弄材質很好的原木了,一個工頭模樣的人正在呵斥幹活的人;賣菜的小販有的正在把躉來的蔬菜拉進菜場,有的已經碼摞好了蔬菜和水果,在攤位吆喝開了生意;一家信譽很好的燒餅鋪前排着長長的隊伍,人們三三兩兩地聚在簡陋的木桌旁吃着早餐;上學的學生像老年人那樣背着沉重的書包走向學校;馬路上的汽車漸漸多了起來,在一個狹窄地段形成擁堵,一個性急的司機不停地按着喇叭;離公務員上班還有兩個小時時間,機關大門仍舊關閉,巍峨的辦公大樓靜悄悄的顯示着莊嚴;報紙分銷點前燈火通明,報販們正在把沉重的報紙搬到自行車上去;在胡同被蠶食的地方,一座被防護網遮護的大樓黑黢黢地擋在眼前,吸納着身上沾滿了油漬、泥土和鐵鏽的民工們,敲打聲和卷揚機壓壓的響聲混合成了一支交響……這的確是一個平常的日子。 四十二年前的今天也是這樣一個日子,我就像剛剛看到的那些中學生一樣,背上書包,走出胡同,在胡同口一家小吃店花一毛錢吃了早點,到缸瓦市車站乘坐22路公共汽車,經過甘石橋、西單商場、西單、六部口,在天安門和人民大會堂西側的石碑胡同(現在這裡坐落着國家大劇院)下車,往北穿過長安街,進入南長街口,這時候就可以看到我的中學母校北京六中的大門了。那天我也許看到了與今天同樣的情形:騎自行車上班的人、賣油條的小鋪以及擁擠向學校大門的學生……我完全不知道,就在這樣一個普普通通的日子裡,在另外一個地方另外一些人發出了一個通知。正是這個通知,把中國推向了苦難的深淵,把所有人都推向了地獄。 這是一個什麼通知?本人不敢造次,還是引用權威說法。材料來自人民網,標題是:《中共黨史上的80件大事(55):〈五一六通知〉》,全文如下——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提出重新設立“文化大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會。《通知》羅列了《二月提綱》的所謂十大罪狀,逐條批判。它完全抹煞建國以來思想文化戰線上成就,歪曲國內階級形勢和黨、國家的狀況,提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對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行批判。《通知》嚴厲批駁了《二月提綱》中提出的有破有立、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正確觀點,要求實行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通知》要求各級黨委立即停止執行《二月提綱》,奪取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號召批判所謂混進黨、政府、軍隊和文化領域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通知》反映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為“文化大革命”確定了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是“左”傾錯誤的綱領。它的通過和貫徹標誌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這就是說,因為有了這個通知,五月十六日,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才極為顯赫地載入了歷史,才有了我今天的話題。 2 極為顯赫地載入歷史的東西一定是讓人振聾發聵的東西,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東西,然而,倘若你在街頭攔住幾個人問今天是什麼日子,你會得到怎樣的回答呢? “今天?今天五月十六號啊!” “今天是什麼日子呢?” “什麼日子?你是說什麼日子?不是什麼日子呀!清明節?哦,不,清明早過了……哦,我想起來了,是端午節,我看到很多商店開始賣粽子了……” 你可能會笑,糾正說今天不是端午節。 “我其實是想問你:四十二年前的今天,在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情?” “四十二年前的今天?四十二年前還沒我呢,我哪兒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對不起,我還要上班,對不起。” 只是跟我住在同院的一個老爺子回答我說:“文化大革命嘛!” 我很驚喜,說:“您怎麼會記得呢?” 老爺子說:“嗨!批鬥會,紅衛兵打人,光這個胡同有一天夜裡就打死了7個人,說是反動權威、資本家、逃亡地主、破鞋……好傢夥!” 這就是我得到的一點點關於這個日子的記憶,民間的記憶。 官方怎麼樣?官方一如既往,什麼都不說。為什麼不說呢?簡單交代一下來歷:在承認那是一場空前浩劫之後不久,好像是有人突然警覺到完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極為危險,會帶來嚴重政治後果一樣,隨之就有一系列文件下來,規定文化大革命為雷池,任何理論的、文學的、藝術的創作都不能觸及,不能逾越,於是,官方電視、廣播、報紙、圖書等一切能夠傳播信息的東西就都開始詭異地一致保持沉默,於是,這個重要話題就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無論人們怎麼呼籲對這場歷史浩劫進行研究討論,巴金老人用年輕時代反叛封建舊家族那種勇氣主張建立“文革博物館”,直至啼血而死,也沒有改變這種不允許觸及和逾越的禁錮局面,“文革博物館”仍舊烏有。 四十二年過去了,親身經歷過那場浩劫的人正在陸續離開這個世界,對於後來者來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越來越蒼白,任何與它有關的歷史內容都被抽取掉了,它近似於無,近似於一個空殼……這時候,你就要明白一個道理:不是所有發生過的都能夠在歷史上留下痕跡,如果有人希望某件事情從民眾的記憶中消失,它是能夠消失的。 湯因比曾經憂慮地指出,我最為擔心的是勝利者對歷史做隨意的掩蓋和解釋。這位深諳歷史密碼的歷史學家是有道理的,歷史之書的確充滿了偽作,充滿了勝利者為了掩蓋歷史的真實內容所做的與真相風馬牛不相及的述說。 以備受斯大林主義蹂躪的蘇聯為例:把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以及任何見證人的“非法”見證與蘇聯官方允許和鼓勵出版的理論、文學、藝術作品描述的歷史相比較,或者將目前公布的大量歷史文獻與人們對於蘇聯社會的表面見解相比較,你就會確認湯因比並非杞人憂天,歷史真相的確是能夠被掩蓋的,不僅能夠被掩蓋,它同時還能夠被偽造。比如,現在大約很多人都認為文化大革命是禍國殃民的“四人幫”造下的罪惡,是毛澤東在其偉大一生中所犯的一個錯誤,僅僅是一個領袖的一個錯誤。 真的這樣簡單嗎?我不認為這樣簡單。 這是一個“偽歷史”。 “偽”者,假也,就像假煙、假酒、假化肥、假種子、假農藥甚至於假雞蛋一樣,以假亂真,以假替代真,於是,真只能消失。真的消失,既可以理解為是造假者無意導致的後果,也可以理解為造假者有意為之。 政治畢竟不是無良商販的淺薄勾當,它善即大善,惡即大惡,對歷史造假就是大惡。我傾向於認為歷史造假者的造假動力源於後者,即有意為之。有意為之的目的在於掩蓋真,消失真,到一定時候偽造真——誰敢保證五十年以後世界第一超級大國中國不自豪地宣稱:“正是因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才能夠像今天這樣自立於民族之林”?誰能保證我們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以自己的信念去改造世界,就像今天美國在世界各地做的那樣?現在不是經常能夠聽到一些人呼籲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反腐敗、消解嚴重的社會不公嗎?當這些人成為國家領導人的時候,誰能夠預測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一個沒有經過反省的民族是不可能對歷史和自身做出切實估計的,它也不可能擁有健全的理性。能不能談論文化大革命,能不能讓文化大革命以真實面貌進入歷史,或者說能不能夠把文化大革命確認為一場有組織的反人類災難,在我看來不是一個小問題,它關乎一個民族的現在和未來,關乎這個民族的精神走向,甚至於關乎與這個民族處於同一個世界的全人類的前途。 不幸的是,至少在今天,真實的歷史內容仍舊還是被掩蓋了,這意味着它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在記憶消失的地方,歷史也將就消失了;在歷史消失的地方,我們還能夠看到什麼呢? 我們看到的是悲愴。 3 我手頭有一份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也就是那個偉大的“通知”發出去一年以後)出版的《成都“五·四”、“五·六”血案專刊》,這是當時的紅衛兵成都部隊《紅衛兵》報編輯部和四川醫學院《九·一五戰報》編輯部合編的一份對開大報。在這份被歲月浸染成赭黃色的報紙上,詳細記載了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爆發的兩次武鬥事件——兩次雙方都抱着“為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為捍衛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而決心浴血奮戰的兩派人所進行的真刀真槍的武鬥事件。 篇幅所限,我不引述戰鬥過程,讀者只要想象一下真實的戰鬥場景就可以了。我只告訴讀者這兩次武鬥的後果:單是報紙上刊登照片的犧牲了的“烈士”就達十人(在“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通欄大標題下邊,分別記述了這些人的英勇事跡),死者全部是十五、六歲的中學生。 其中一個叫曾向東的小姑娘,十六歲,從照片上看,漂亮、稚氣,還完全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女娃娃,如果在今天,也許還是跟媽媽身後磨着要吃麥當勞的嬌女,也許還是沉迷於某位影視明星的追星族……就是這樣一個尚未開始人生的孩子,竟也慘死了。 文章對於這個小姑娘的死是這樣描述的:“在……戰鬥中,她不怕犧牲,勇敢戰鬥,冒着產匪(對立派群眾組織)的石頭棍棒,迎着槍林彈雨,衝鋒陷陣,不幸被產匪的機槍子彈擊中。在她流盡最後一滴鮮血的時候,仍然念念不忘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呼喊着‘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英勇地犧牲了。” 今天的讀者可能很難想象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臨死之前呼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這樣的事情,但是,凡是從那個年代經歷過的人都知道,這完全不奇怪:在被絕對的神(毛澤東)統治的世界裡,人是沒有的,任何個體都是神的附屬物,都是被神任意驅使的東西。這當然是蠱惑的結果——自從1949年開始,這種蠱惑就以各種方式展開了,在“反右派鬥爭”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高潮。不要小看這種蠱惑,它過去在改變人性,今天仍舊在改變人性。請回憶一下前不久發生的事情吧:從一個不允許遊行的國家出去留學的留學生,在被允許遊行的國家舉行抗議遊行,把外國首都變成為五星紅旗的紅色海洋……年輕幼稚的“愛國者”能夠從自己的愛國熱情里分辨出非理性因素嗎?他們能夠從這種愛國熱情中分離出那些非我成分嗎?他們不能,所以他們去遊行了;曾向東不知道,所以她參加了保衛毛主席的戰鬥。歷史何其相似乃爾! 由於“文化大革命”是不能被觸動的——不能被研究,不能被書寫,不能被回憶,不能被談論,甚至於連正確表述那場浩劫的漢語表達方式也被從網絡中刪除了……所以,全國究竟有多少人死於上面所說的那種武鬥,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多少人被迫自殺……等等需要被歷史記載的東西全部是空白。 那個叫曾向東的小女孩也是空白,如果我手頭不是碰巧珍藏着這樣一份報紙,她對於我個人來說也同樣是空白。 一個民族的記憶,就這樣被抹去了。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沒有理由,沒有人向我們解釋為什麼不能寫作“文化大革命”題材的文學作品,沒有人解釋為什麼一個出版單位出版了“文化大革命”題材的作品就是“大逆”,沒有人解釋為什麼不能讓巴金老人建立“文化大革命”紀念館的呼籲成為現實……究竟是什麼東西讓那些不希望人們記憶歷史的人如此恐懼?他們到底害怕什麼? 不知道,我們完全不知道。 4 我無法忘記那個臨死前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的小姑娘曾向東。如果她活着,今年應當是五十八歲。她可能和我一樣經歷了插隊生活,並且在那裡弄清了眼前這個世界;她會有自己的初戀,會在恐懼與顫慄中和她愛的人度過能夠讓人融化的新婚之夜;她會懷孕,會生下胖胖的寶寶……她會和我們一樣,在這個並不美好、但是仍舊讓我們留戀的世界中行走人生;她會和我們一樣體會煩惱和歡樂,和我們一樣為生計、為精神的成長孜孜以求;如果她是一個愛學習的人,她非常有可能成為作家、科學家,站到哈佛大學的講壇上,出現在核試驗工地上;她更有可能成為企業家,成為給家鄉帶來福祉的人……即使她沒有得到這些成功,她至少還是一個女人,一個享受生命的女人,她愛自己的丈夫,也有可能在丈夫之外愛上另一個讓她心動的男人;她把人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兒子或者女兒身上,操勞着,奮鬥着。當她俏麗的面容變得憔悴之時,她可能會解嘲說:“人老了嘛!”但是在和丈夫獨處的時候,她仍然希望丈夫認為她年輕漂亮,仍然渴望丈夫的親熱……然而,這一切都是我的想象啊,都是我的想象。那個試圖像一個女人那樣活着的人,在十六歲那一年被人掐斷了生命,被定格為印在報紙上的那個絕對不會被政府承認的“烈士”。一個女人一生經歷的東西都與她無緣了,她甚至從來沒有被男人擁抱過,她連男人的手指尖都沒有碰過。 有人希望我們忘記歷史,好,我們忘記它,我們不再提起它。但是,我們不能忘記曾經活生生存在過的人,不能忘記他們臨死前呼喊過的口號。正是那些口號振聾發聵地提醒我們:他們是不應當死的!他們不是死於幼稚或者無知,他們是死於一場精心策劃的謀殺! 這場謀殺就是從四十二年前的五月十六日開始的,就是從那個“通知”開始的。 記住今天吧!記住“五一六”,記住這個因為不許被記住而必須記住的日子,記住每一年的今天,每一年的今天都要想一想作為一個人應當想的事情,用它來祭奠消失了的歷史,祭奠那些消失在歷史中的人,這是目前我們應當做也必須做的事情。 在一定意義上,祭奠歷史也就是祭奠今天,祭奠歷史中的人也就是祭奠今天的人——因為,直至今天,你仍然脆弱如草,你仍然無法保證你的命運、你的民族的命運、你的祖國的命運不被什麼人決定或者“通知”,你仍然無法保證四十二年前那個普普通通的日子裡發生的事情不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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