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自傳第二章 童年只想上大學 |
送交者: 姚明自傳 2004年10月28日17:21:22 於 [新 大 陸] 發送悄悄話 |
打職業籃球,中國的孩子並不認為是什麼了不得的夢想。我也不是從小就夢想成為籃球運動員。小時候我夢想有朝一日成為名人,不論是政治家、科學家或者將軍都可以。我想成就一番大事業。 美國孩子長大後能打職業籃球的很少。中國孩子,這種機會就更小了,中國孩子多,而全國卻只有14支甲A職業籃球隊(級別再低一些的就很難稱為職業球隊了)。中國球員的薪酬要比NBA球員低得多,要想發財是異想天開。NBA發展聯盟(NBDL)球員的年收入3萬美金,中國的頂級球員年收入也並不比他們高。中國球員像所有職業運動員一樣,退役時遍體鱗傷;而他們還得另謀一份工作。你最擅長的只是彈跳、投籃,你能找到一份什麼更好的差事嗎?正因為如此,我父母以前從不想讓我成為職業球員。儘管我爸爸曾經打了9年職業籃球,我媽媽曾效力於國家女子籃球隊。我爸媽不想讓我再走他們的路,想讓我過上更好的日子。 我很小的時候,他們就知道我肯定會長得非常高,他們這樣想:身高超過2米10,找常規的工作會很困難,所以,把書讀好就更重要了。 中國人有這樣的習慣———在孩子很小的時候用X光照他們的手,測量骨頭以預測未來的身高。我10歲的時候1米65,X光照過後說我會長到2米21。開始的時候我非常興奮,幾年後我大一些就開始想自己這麼高會有多麼麻煩,比如說找不到女朋友。我還擔心自己的孩子會長得更高,因為孩子一般都比父母高。 我對於自己的身高我從來不舒服,在這一點上父母幫且了我。在學校里媽媽和我走在一起,當我沒站直的時候,媽媽會拍我的背,對我說:“挺直你的背。”當然,有些孩子拿我尋開心,但這並沒有讓我煩惱,反正每個人都有被取笑的時候。 至於衣服倒不是問題,我可以穿爸爸的舊衣服或者買大人裝。等到我比爸爸高的時候,耐克公司已經跟我簽了約提供衣服給我。我不需要太多衣服,反正大多數時候我穿T恤衫和運動衣。 長得太高的唯一代價是乘巴士。在中國超過一定身高就要買票。1米20以下的兒童免費乘車。我不記得自己有免費乘車的時候,我上幼兒園的時候已經1米47了。 我的個子比同齡人高一頭。在區體校時,籃球出身的校領導認為我是好苗子,並向主管中國籃球的領導推薦,以爭取經費。她們竭力說服我媽媽,並陪着我去面見領導。那時,我12歲左右。我不知道卻那裡幹什麼,他們讓我轉身,向前走,再走回來,就是那麼簡單的一個測試。然後他們聊着籃球的事。 這位領導對於成名已久的王治郅所具有的出色籃球天賦極為欣賞,向我們詳盡描述。對我卻並不看好。最終,這位領導還是一次性撥了一萬元人民幣給我們區體校,校領導則在這一年每月給我一百元人民幣的營養補貼。過了幾年,我已加入了東方大鯊魚隊,初步成名,父母將這段往事告訴我。 媽媽並不介意我不能成為優秀的職業籃球運動員。聽到我很難成為一個好的籃球手的時候並沒有感到失望。若我想成為職業籃球手,他們不會反對,但他們希望我另有所長。媽媽最大的願望是讓我念大學。在中國,要成為職業運動員,十二、三歲就得開始訓練,每周去學校3次,每次三四個小時。在美國,你可以今年做這樣明年做那樣,或上着大學邊惦記着做職業球員。而在中國,你必須二者選一,一旦決定自己所走的路,就很難改變。媽媽認為如果我念大學的話,就可以在城市裡找一個工作,總之能過上好日子。我的父母打籃球都不是因為他們喜愛籃球,是領導安排的。 媽媽跟我講過文革時期打籃球的事,至今我都覺得難以置信。那時候最受尊重的三類人是工農兵,全國的口號是向工農兵學習。體育運動被認為無足輕重,但毛澤東喜歡籃球,因為籃球需要刻苦和集體協作。那時籃球的水平不怎麼樣,因為外國的教練和訓練都不被准許。毛主席當然不願意美帝國主義跑來教打球,以免中國人的心靈受到毒害。 心中裝着這樣的口號,運動員去工廠勞動,或者去建築工地背磚頭。這是他們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工廠工人、農民和建築工人會指導他們。運動員上午勞動,下午訓練,但並不能保證有訓練場地。文革期間比賽也很少,只是很多訓練。打球是為了學習怎樣成為一個好黨員、好公民,打敗另一支球隊不是目的。不管你從事什麼工作,打籃球、唱歌、做記者、當兵,你做的事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文化大革命服務。 最難以置信的是,領隊會邀請工人、農民和士兵來觀看訓練。訓練結束後,他們要問工農兵的意見,哪些方面需要改進———更多的投籃?改進運球?還是加強防守?工農兵對籃球懂得不多,他們通常告訴運動員們要更刻苦地訓練,永不放棄。 聽上去很滑稽,但我覺得不應該嘲笑那時候的人。他們懂的不多,只知道做別人讓他們做的事。雖然工人們不懂籃球,但感到自己身上的責任,既然被叫去看球,就要盡力幫忙。 也許他們的建議很奇怪,但他們很努力地在幫忙。我覺得歷史和我們中國人開了一個玩笑。 姚志源(姚明父親):我20歲開始打籃球。我是工人,在工廠錘接電機部件。文革時那會算不錯的工作了,因為工人的社會地位最高。其次是農民,第三類是士兵,然後才是科學家,商人地位最低。我知道有些人說我兒子現在也算是商人了,我並不這麼看。不管怎樣,年代不同了,現在的時代好,我很為姚明驕傲。那時政府官員見我個頭高,就建議我打籃球,更好地為國家服務。就這樣我去了上海籃球隊。 球打了只有兩年,我的左膝就出現問題,被迫讓右腿承受更多壓力,六年後右腿也受了傷。29歲時我退役了,他們給我在上海港安排了一份工作,檢查要停泊的船隻。這樣,我不用掄錘子了,而是蓋蓋批准章。我一直在那裡工作,直到為姚明的新人年來到美國。現在一年中一半時間在休斯頓,一半在上海,我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工作。那可是一份有權力的工作,沒有批准,船隻不能靠岸,而你要是不想讓它靠岸的話,總能夠找到理由。 我得到那份工作很幸運。中國許多運動員退役後得從底層開始做起。他們通常沒有任何技能,比其他早開始做一樣工作的同齡人,落後太多了。任何體育項目都不能讓你賺足夠的錢,使你退役後無須工作。我們不希望姚明像那樣,所以剛開始的時候,我們不想讓他進體校。 我9歲的時候,上了我所在區的少年體校第一次玩真的籃球。我4歲或5歲的時候,爸爸給過我一隻玩具籃球,但我覺得不很帶勁,我更喜歡其他玩具。我很小的時候他們帶我去看過哈萊姆親善籃球隊(HarlemGlobetrotters)。很好看,但我不是因為他們才想打籃球的。 在中國,9歲的孩子可以去區裡的兩種學校———普通小學或者少年體校。入選少體校不需要展示某項體育專長,只要你父母高或壯,或者測試說你會長得高大或強壯,少體校就會邀你加入。我父母都很高,而且打到很高水平,我知道自己一定會被少體校邀請的。剛開始父母不希望我去,不過最終還是允許我去了,希望我在學校的體育系統打球,然後念大學,而不是加入職業聯賽。聽起來似乎矛盾,但如果你在少體校打過籃球的話,上大學的機會更大,高考時可以加分。我聽說美國高中也是這樣,如果學習成績不好,搞體育對大學錄取也沒什麼幫助。除非你是個特別好的運動員,那樣的話就比好成績管用得多。所以父母讓我上初級少體校———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對上大學有幫助。區少體校為9到12歲孩子辦的,與普通學校沒有什麼兩樣。市少體校招收全市這個年齡段、領導確信能成為職業運動員的孩子。市少體校設施、教練、訓練場地都更好。我本可以去的,但爸媽不想讓我去。 劉煒(上海大鯊魚隊、國家隊隊員,姚明最要好的朋友):我和姚明第一次見面是在中學的籃球場上,我們是對手。我們都沒上市體校,因為我們的父母都不希望我們成為職業運動員。那時我比姚明球打得好。他已經很高,差不多兩米了,但打球並不很好。他的水平直到去了東方青年隊才真正提高了。好笑的是,因為我和姚明一起長大,我一直不覺得他特別高。他從未一下躥很高,只是從小就比其他孩子高,然後一直穩步地長。 我們成為朋友後常一起打電子遊戲。我玩打鬥或戰鬥遊戲絕了,而他老是贏射擊遊戲。 我們沒太多錢,每個禮拜帶着攢下的錢去遊戲廳。那時候最喜歡的遊戲是“街霸”。 我13歲半的時候知道自己有機會當職業籃球手。那時大鯊魚隊邀請我試一下他們的青年隊。當時他們還不叫大鯊魚,而只是上海籃球隊,一支乙級隊。在我加入大鯊魚的前兩年,他們在乙級聯賽中拿了第二。前兩名升級,後兩名降級,這樣上海隊升入甲級,成為了大鯊魚隊,因為甲級隊必須有別名。你知道那年乙級聯賽的冠軍現在已被降到了丙級。他們的資金用光了,好的球員都離開了。 球員可以加入CBA任何一支球隊,但大多數人選擇離家近的球隊。很長一段時間裡,八一火箭隊占據優勢,因為他們作為軍隊球隊可以在全國物色球員。球員要做的就是同意入伍,進了八一隊既不用為錢操心,也無須去打仗,待遇很不錯。我12歲的時候,八一火箭隊寫信給我媽,問我知不知道自己想去哪兒打球。我本可以進八一隊的,但媽媽還是不想讓我去。 她仍希望我留在家,念上海的大學。 八一火箭隊招收球員方面的優勢,是他們贏得最初的五次CBA錦標賽的重要原因。但現在的形勢不同了,至少是因為有了上海大鯊魚隊,八一火箭隊不再獨占這種優勢。90年代中期,當甲級隊伍日漸壯大時,上海隊與其它地方隊一樣,只有本地球員。現在大鯊魚聲名在外,上海又是個現代化大城市,球隊很有吸引力。加入東方青年隊的球員,如果最後不夠好打不上職業籃球,隊裡會讓他念一所好的高中或是大學。大鯊魚有這樣的本事,不是每個球隊都辦得到的。所以現在許多家庭都希望兒子去大鯊魚隊。 對我父母而言,讓我加入東方青年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時青年隊的教練是我父母的朋友,他竭力勸說他們讓我打球,並保證說不會浪費我的時間。如果我不想入大鯊魚或者不夠好的話,他會幫忙把我弄進一所好大學。凡事我喜歡一步步來,不要跳過步驟,所以我對沒上大學這件事還是蠻失落的。其實我是上海一所大學的榮譽學生,儘管一天課都沒上過。我還是希望進大學,也許我退役後去吧,去學國際商務關係,或者類似的專業。 當我被邀請加入東方青年隊的時候,我並沒有考慮這些。達到那個水平已經是很高的榮譽了,那也是進國家隊的唯一途徑。我還不敢奢望去NBA打球,但一直夢想進國家隊。一個原因是我知道的第一個名人是李寧,1984年奧運會體操比賽上,他贏得六枚獎牌———三金二銀一銅。在我孩提時代,真正的榮譽是為國家作出很大貢獻,比如說贏得奧運會獎牌,或者成為偉大的軍事領袖。中國雖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但在與別國的體育競技上取得的成績還遠遠不夠。中國人都意識到這一點。因此,有人在國外取得成功,就是巨大的成就。但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機會到國外比賽,甚至是沒有機會走出亞洲去比賽。加入青年隊後,上學時間就很少了。前6個月,我們每天訓練10個小時,一天4堂訓練課———6:00—7:30,8:30—11:30,2:30—5:30,6:30—8:30。6個月後教練說:“好吧,現在開始一天只要練4小時。”其實那還是很多的,但10個小時都練過了,這就不算什麼了,我們好高興。 劉煒(國家隊隊員):我試着不去想早期青年隊的日子。我只記得我們不停地跑,不停地練。連續6個月,我的頭髮都沒有幹過。不過姚明和我兩個人來自同一區,打到最高水平,不是偶然的事情。我們倆互相依靠和促進,那種幫助是很大的,別的球手就沒有那樣的幸運。姚明去了NBA之後,我在大鯊魚,有一次連輸5場,他打來電話,讓我冷靜下來,告訴我該怎麼做。此後我們5連勝。 爸媽幫助我成為一個好的球手,儘管那不是他們的初衷。我在青年隊的時候,打球很軟。我不去三秒區,只想從外圍投空籃,作後仰式跳投。不過那是不行的,我是中鋒,如果我不走內線,其他人不能找到投空籃的機會。 我記得15歲時,有一次跟父母一起看大鯊魚打球。那時我還在青年隊,而大鯊魚也還是乙級隊,那場的對手是北京鴨,中鋒叫單濤,幾年後巴特爾加入北京鴨後兩人並稱“雙塔”。那是在聖安東尼奧的“雙塔”大衛·羅賓遜和蒂姆·鄧肯成名之前,休斯頓火箭雙塔哈基姆·奧拉朱旺和拉爾夫·桑普森成名之後。看來我們需要些新的綽號給隊中的雙中鋒。回到單濤,他比巴特爾略高,有一個3秒區內籃筐兩側靠近底線處的動作,用他的肘。他會轉身舉起球,伸出肘部,防守隊員不得不退開,不然胸部或者臉就會被單濤的肘部擊到。單濤因此贏得更多的空間來做跳躍鈎射投籃,不被阻擋。我媽拉着我的手說:“看到沒有,知道自己‘軟’吧?” 我說:“是,我看見了。” “以後試着那樣做。”她說。當媽媽說你“軟”時,你自然會聽。這以後我開始逼近罰球圈。 爸爸也教了我很重要一招,所以我不會長時間持球,也不喜歡別人在罰球圈裡那樣做。 爸爸說拿球時如果沒有機會投籃,傳球後就要快速移動,因為防守者會盯着球看一會兒,就是說他們的注意力不在你身上。在那兩秒種左右的時間,你可以移動到更有利的位置。這是一小點,但非常重要。我一直那樣做,現在還那樣。 從每個教練那裡我都至少學到一點。我爸有個隊友王至光,只有1米93,但他帶個子很高的隊員,是個很棒的教練。他教了我許多中鋒的技術,可惜他教得太早,我大些後才領會他所告訴我的。他是第一個告訴我這一點的人:防守的時候,對進攻對方的估計,要和拿球時判斷他們的防守一樣。他還教我防守和進攻一樣可以做假動作。更重要的是,不管在球場哪一頭,都要讓對方擔心你對他們做的動作,而不是考慮他們想對你做的動作。 我在大鯊魚的第一年常常坐板凳,沒有人喜歡做替補,但王至光讓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他說,有時候比賽開始時坐板凳有好處,因為你可以趁機觀察對方的進攻隊員。你可以看他們喜歡怎樣打,發現他們那些打法是好是壞,看出他們的弱點。這樣,當你上場的時候,他們對你一無所知,而你已經對他們瞭如指掌了。 方鳳娣(姚明母親):姚明他們贏了2003年亞洲錦標賽冠軍,獲得2004年奧運會資格時,姚明被問到對錦標賽冠軍的感受。他說,他幫助許多沒有機會參加奧運會的隊員實現了夢想。他還提到前任國家隊教練王非,一年前王非因為中國隊在亞運會輸給了韓國而蒙羞。姚明說,王非教的很多東西,他年少的時候不能領會,但來到NBA後發現這些很管用,他很感激王非在此前給他打開了一個世界。我聽了很感動,我很驕傲姚明常想着他人,有團隊精神,很敏感。他一直記得自己的根在哪裡,從不忘記幫助過他的人。 有人認為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造就了許多被寵壞的孩子,尤其是男孩,我們叫他們“小皇帝”。我們不是說兒子不是我們的寶貝,但我們覺得要把他培養成為一個有道德的、正直的、受到良好教育、對國家和社會有用的人,這非常重要。姚明今天的樣子是許多因素的綜合———他的個性,我和他父親的成長道路和經歷。我們家非常平等。我們像別的父母一樣深愛自己的孩子,但很難說我們做了些什麼,因為姚明一直就是一個那樣可愛的孩子。他的個性,從小到大,從沒有做什麼事情而讓我們狠狠地責罵他。 事實上,有人認為姚明太乖了。舉個例子,幼兒園的家長會上,老師把我叫去,跟我說姚明太憨厚,太天真。她說,“你得教他生存的本事。”因為他的個子,姚明一直有某種大哥哥心態。班級出遊乘巴士,他會讓座。在學校擦窗戶,他會主動要求去做。也許因為他一直比別人高大,他相信他應該多做些事。他樂於助人,似乎因為高,就有這樣的義務。 老師擔心別人占他便宜。我對老師說,我們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帶大姚明,我們自己就是在這種教育中長大的。 青年隊的家長會上,領導們問我有什麼想法。我說,我惟一擔心的是我兒子不要養成什麼壞習慣。我知道職業隊的球員喝酒、抽煙、賭博、泡妞。姚明離開家的時候只有13歲,他沒有任何壞習慣,非常值得稱讚。 我真的沒機會寵壞姚明———我理解的寵壞是指嚴重的品格缺陷。姚明從沒有那些問題,他不泡酒吧,不會利用自己的高大得到什麼或者欺負別人。 媽媽說我小時候多麼好,不知道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或者她不願意說。我10歲的時候第一次去遊戲機房,很快就迷上了電子遊戲。但沒有錢。所以我偷了媽媽的錢,她兩年裡都沒發現。一開始我只拿1塊錢,1塊錢可以打3次。後來我拿1塊5,再是2塊,慢慢地越拿越多,最後一次拿了100塊。這下媽媽發現了,那以後爸媽開始每月給我零花錢。我猜想是他們認為我愛打遊戲不算什麼過錯。總的來說,我的父母沒有中國大部分父母那麼嚴厲。 中國父母都命令孩子放學後學這學那———音樂、繪畫、跳舞。孩子們沒有選擇的自由,父母說了算。我媽從不命令我做此類的事,她讓我嘗試做自己喜歡的任何事。她只要求我不要做壞事,或者用錯誤的方式做事。但對於學校日常的功課,他們態度就不同了。我不做功課的話,爸爸會打我。媽媽也逼我在家裡閱讀和學習學校未教的東西。要照她的話做其實也不難,因為我對歷史和地理本來就有興趣。我渴望了解中國以外的世界,渴望了解中國很久以前發生的事。 即使我去了體校打球,父母從不對我說:“你一定要拿第一”,“你一定要得冠軍”或者“你一定要做到最好”。有些孩子對父母說:“我得了好分數。我考試考了95分。”而父母則問:“為什麼沒有得100分呢?”或者“你們班第一名是誰?”如果孩子說誰誰誰分數更高,父母就說:“你一定要打敗他們。” 我父母從不這麼說。只有一次,我考了不及格,他們才說了我。然後我還挨了一頓打。 所以我到現在跟父母住在一起都不為難。我跟他們在一起時很放鬆,不必擔心他們說我做錯了這事那事,應該這樣或那樣打球。當我回家關上門時,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我會得到安寧。 在中國,父母說,“你要這樣做。”在美國,似乎父母給孩子許多選擇,讓他們自己作決定。我們來美國前我父母就已經這樣做了,他們並不存心學美國父母,他們本身就是那樣的。從我的切身經歷,我可以說我父母選擇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 在我成長的時候,有許多時間不是在父母身邊度過的。進入上海青年隊後,我開始與隊友們住在訓練營里,周六晚回家,周日晚返回隊裡。從13歲一直到17歲都是這樣。17歲時我去了北京國家青年隊訓練營,那以後每三四個月才回家一次。 我是1980年出生的,那時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已經結束。但當時人們仍能感到文革給經濟生活帶來的影響。毛主席曾說:“人多力量大。”或許也應該想到是:人多,消耗的糧食也多。 我很小的時候,每件東西都是定量供給的。政府發糧票購買食物。糧票不同於美國的食物券,因為還是要付錢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買得到糧食。你得有糧票,同時在有糧食剩餘的時候才能買到。如果票用完了,就算有錢也沒辦法。什麼東西都要票———食物、布、收音機。不過我記得我家一直都有電視。 章明基(姚明經紀人):困難時期我在上海長大。1978年,我父親在單位的抽獎中彩,買了一台電視。政府把每種物品按照一定數量分配到每個單位。單位的領導會舉行一次抽獎,來決定誰能購買哪樣東西。抽到獎後,我父親要連夜在商店門口排隊,因為不能保證每個有票的人都能買到電視。結果,買到的是一台9英寸的黑白電視。我父母會把電視擺在外邊,以便讓更多的人觀看。有時有200多人聚在一起觀看這台9英寸的黑白電視。 1985年後就再沒有定量制度了,但有些人還是收集那些票,當收藏品。現在有些票很值錢。在國內有票證交易的場所。我小時候收集過一陣,但放棄了,沒耐心。當你看票上的圖片和文字時,你能想像出中國當時的情形和人們的思想歷程。曾經到處都能見到毛主席的畫像,到處都能聽到他的讚歌。對於很多中國人,他像一個神。至今還有很多人懷念着他。 我住的第一個地方是上海一套很小的公寓,跟爸爸媽媽及外祖父同住。外祖父99年過世了,是我第一次打奧運會的前一年。爺爺奶奶住得不遠,每個周日只要有時間我就去看他們。我跟他們聊天,看電視。大多數時間我看他們和鄰居打麻將。 7歲時我生了場病,我的腎有問題得吃藥。但他們給錯了藥,我病得更厲害了。藥物產生副作用,我的左耳聾了。我開始還不知道,直到有一天電話響。爸爸拿起電話,是媽媽打來的,他把話筒給我,讓我跟她說話。那時我總是把聽筒放在左耳的,我問爸爸為什麼媽媽不說話。 我就這樣發現自己左耳聽不見了,之前沒發現什麼異常。到今天,我也不覺得這是個問題,只是我同別人坐下談話時,我讓他們坐在我的右側。打比賽時,教練或隊友說什麼的時候,我總是轉過頭聽他們說話。也許我真正學會的第一個英語單詞是“Eh?”這個詞在任何語言中意思都是一樣的。 姚志源(姚明父親):我們帶姚明到醫院,看有沒有辦法恢復他的聽力。醫生給了我們一絲希望。醫生說耳管堵住了,等他大一點可以清除。他們說問題不大。姚明大一點時,我們定期帶他去醫院作治療。他們向他的耳朵充壓縮空氣,說儘量讓耳道變寬。但每次測聽力都只有60%。並沒有好轉,醫生希望慢慢會改善。但當姚明上中學的時候,已經太晚了,不能改變了。 我12歲開始學英文。那時中美關係良好,學英文很合情理。許多美國人到中國訪問,而很多中國人開始移居美國。媽媽說為了我的將來,我必須學英文和電腦。人們學英語好進入商界,或者去美國讀書。媽媽覺得我可以將英文用於商界。那時她沒想着籃球,也沒想到我會去美國。 第一個單詞,不算“eh?”的話是“cake”。小時候我每天都喝很多水,所以媽媽教我說“I want some water”。我不知道哪個詞是水,每個詞是什麼意思,只知道這4個詞一起說我就有水喝了。加入大鯊魚之後,我真正開始學英文了,我們有許多美國球員,有機會用英文。98年夏天我在美國呆了2個月,英文沒有太大提交,但學會了說“籃球英語”———pick and roll,pick and pop,the paint,bounce-pass,back-cut等等。 我仍然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大家覺得美國不是個好地方,我是聽着“打倒美帝國主義”長大的。別人跟我說,美國是個不好的地方,特別是因為朝鮮戰爭。也許有些美國人不認為中國是朝鮮戰爭歷史的一部分,因為中國派的是志願軍而不是常規軍。但朝鮮跟中國很近,中國領導人說他們那樣做是為了保衛祖國。除了我們是好人,美國人是壞人,我們幫了朝鮮人之外,我對朝鮮戰爭知之甚少。美國人也覺得自己是好人,中國人是壞人,他們幫了朝鮮人。我小時候看了許多電影,戰爭片都把美國人拍得很壞。美國士兵總是逃跑,或者像膽小鬼。我不知那些演員是不是美國人,或者長得像美國人而已,因為他們都化了很多妝,看上去樣子很怪。孩子看電影什麼都以為是真的。 有一個電影《英雄兒女》據說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故事講的是一名中國志願軍戰士王成,在朝鮮戰爭結束前夕的一個陣地上,他是唯一的倖存者,戰友們都犧牲了。當敵人衝上來的時候,他用報話機指示炮兵說:“向我開炮!”然後他拿了爆破筒,衝進一群美國兵中。炮兵於是利用他為目標開火,他犧牲了。中國的英雄是這樣的。現在你知道我為什麼不覺得自己是英雄了吧。教科書裡也有許多關於美國不好的東西,但當我十三、四歲時,那些東西就越來越少了。我的思想變化和這些變化有些關係。 也就是那時,中國開始轉播NBA了。我們可以看到看台上的美國人,他們的外表和舉動一點都不像以前被描繪的那樣。從前有人告訴我們,美國人都很貧困,缺吃少穿。但電視中他們看上去很快樂,面帶微笑。你可以慢慢地感覺到,他們並不像傳說中的那麼糟糕。所以那是個開端。我開始意識到不同國家的人民可以存在差異,不能說誰的方式是正確的,誰的方式是錯誤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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