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恨美国什么?
作者:刘燕波

在我们身边，仇恨美国的人到处都是。只要一提到美国，便咬牙切齿。以前认为：我们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惯性，使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会有个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冷战思维’会逐步淡化。

但观察周围和网上的人们，并没有出现期望看到的迹象。反倒是仇恨的人数、程度与日俱增。尤其是在‘炸南使馆’，‘撞机事件’，‘打伊拉克’等事件后，仇恨指数近乎是陡直上升。

有一个‘学者’曾写到：“我国若不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抗，在世界上就会成为别人的附庸，失去应有的政治地位”。

这是典型自欺欺人的冷战思维核心理论。

可以明白地告诉大家；冷战思维的本质，就是拖着整个民族去树立敌人，再拿整个民族的生存和生活资源去做三件事：一是用于在外部抵消自树敌人的势力（例如建立强大军备，用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建立对抗同盟），二是在内部统一思想和舆论（使人民万众一心），三是用于粉饰（面子工程）。来蒙蔽，麻醉本国人民。最终目的是为转移民众视线和国内矛盾。

这里给几个思考：

１．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将身边比自己强的人作为敌人来对抗，这个世界就会变成地狱。

２．应是‘知耻者近乎勇’，而不是‘充好汉者近乎勇’，更不是‘诅咒者近乎勇’。前苏联及东欧就是因为对抗西方世界，不惜竭泽而渔，甚至杀鸡取卵。最终拼尽国力，使内部矛盾聚集而引发政权崩溃。

３．当你自树敌人后，并演变为不共戴天时，自身就会越发感到威胁。穷兵黩武有二种起因：一是想侵略恫吓，二是感到极度恐惧。而恐惧常常是自找的。

对‘霸权’，我们可以讨论。但对一些首先不爱自己民族，自己人民的人，整天只想最大限度的享受人类物质和精神成果，却毫无社会责任感，只会骂人的人，我是极端鄙视的，尤其是一些人民血汗供养的伪‘学者’，伪‘理论家’。在我眼里，这些人还远不如‘塔利班’和本—拉登。在干部队伍中：平日那些贪官们在我们百姓面前骂美国是最厉害的，可子女大多都早已经安排在美国了。并且一旦出逃，第一首选国家却也正是美国。

‘塔利班’和本—拉登，是一种极端的宗教（宗教本身没有‘原罪’）产物。仇视其它宗教和文化、文明。尤其是用残暴对待‘异教’和‘异教徒’，对象包括妇女、儿童。但这种人不让别人用西方文明的任何物质和精神产物，自己也不例外。像伊朗的前宗教领袖霍梅尼，一生连电话都坚决不用。因此；他们更像是一些可悲的苦行僧，与中世纪的苦行僧相比；只是他们身上充满了可怕的残暴。这是当今世界所不能容忍的。

但这些人身上或许没有虚伪。

骂人者缺乏‘着力点’，就很容易陷入空泛。一个一贯缺乏责任感的人，有一天突然站在那里骂别人，我立即会有二个答案去选择：一是可能别人侵占或妨碍了你的私利（不可能是公利），二是你跟着别人起哄，仅为了获得心理、感官的刺激和满足。绝不会有第三种答案。

我们回想几个题目：一，‘中美撞机事件’的美方。二，‘孙志刚事件’中的恶徒。三，《中国农民调查》中的村霸。

这三个题目的‘骂帖’，在网上各占几成，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为什么？

‘中美撞机’后，网上，网下，出现多少‘民族英雄’？当美方又道歉，又陪钱后，我们的许多‘热心青年’，包括许多‘热血中年’仍然死活不干。我有一次问一个‘热血中年’：“那你说该怎么办”？他回答：“打呀，怎么我们摊上这么个窝囊政府”？我当时想；如果这个‘窝囊政府’把政权交给我这个朋友操纵，我们中国一定会变成‘塔利班’。

而在网上，网下，对‘孙志刚事件’中的恶徒，《中国农民调查》中村霸的仇恨度，明显要弱得多。仅有少数几个人在那里伤心。我们的那些‘民族英雄’，‘热心青年’几乎都不见了。

孙志刚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吗？你们想过他反映出多大的一个题目？我们的农民兄弟可不是一个人吧，有１０亿之多啊。美国常把中国的人权问题挂在嘴边，我们的 ‘民族英雄’用大量的时间和情绪都用在大骂‘霸权’，‘干涉内政’上。却能有几个人把身子转过来，认真地关心我们的社会问题和农民问题。如果骂人就能自然解决我们存在的人权问题。那我们大家一起骂好了。可我们已经骂了他们５０年，结果呢？

冷静地想一想，为什么收容制度能有长期的黑暗（收容制度只是我们社会制度阴暗面的冰山一角）？许多农民兄弟会长期生活在村霸的欺压下和重税赋下？除了制度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关注不够。请注意‘关注’二字。

多年拖欠民工工资，是我们制度层面缺乏这种洞察，监督，受理，实施机制。但制度的改变和制度化不会从旧的制度中直接演变而来，即使旧的制度已呈现危机。也必须有对旧制度存在问题的足够关注，尤其是对新制度和制度化的高度述求，才有可能首先产生制度变革的舆论准备。如果没有长期的关注，谁敢保证民工工资问题，收容制度问题不会走回头路？现在，已有好几个报纸上出现某地政府怀念旧收容制度的报道，理由很充足；城市‘盲流’太难管理了。也有好几个报纸上出现地方政府对清欠民工工资叫苦，理由更充足；因为许多拖欠方都是政府，搞“政绩工程”拉下数额巨大的‘饥荒’。要还钱，地方政府就会破产。

从解放后，我们就采取牺牲农民保城市的政策，而且；这个政策竟然一直延续了整整半个世纪，仍然没有明显改变的迹象。这期间；我们只知道有个叫梁漱溟的人为农民骂过人（当着毛泽东），有个叫李昌平的人为农民狂热过，有对叫春桃的夫妇对农民关注过。可见，此时的狂热和骂人显得多么微弱，相对具有１６亿人口（政府公告是１３亿）并不乏‘骂才’的大国，是多么不相称。

我们国家的人均教育投资是全世界的倒数几名。我们国家的军备开支却是全世界的第二名（我们舆论说日本是第二）。为什么会这样？除了国事的透明度低这个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的是非观有问题。即我们的述求方向大有问题。

骂人；除了对象，观点要素，最重要的；它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

骂人的对象，观点问题，是最容易抬杠。你说你就要骂这个对象，我凭什么说你没有资格骂？你说我就这个观点，我凭什么说你的观点不对？即使我用语言霸权压制住了你，一有可能，你还会翻案。尤其当你掌握了语言霸权，可以反过来把我说的一无是处。这半个世纪来，我们的政治，文化，语言圈里，就一直在演绎这种覆雨翻云故事。

但有一种东西是不好抬杠的，那就是事实和真相。这种东西你只能去掩盖，不让人知道。可一旦真相大白，靠说假话吃饭的人，立马就没有了市场，跟着起哄的人，被人利用的愚弄感也会浑身不自在。

我们的许多论战，就是建立在缺乏事实，或虚假事实上的。

有个词，叫‘舆论导向’。奉劝大家一定要警惕它。因为这不是个什么光彩东西。它不像‘文化导向’等，操纵者有可能是善良目的。

还有个词，叫‘独立思考’。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似乎很简单，但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会有不少人认为是：“我心里想什么别人管不着”，或“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都与‘独立思考’的真正含义相去甚远。

现在骂美国是帝国主义的人少一些了。主要是集中在看不惯它的‘霸权’。

一说到这里，立刻会有人又‘热血沸腾’，说；霸权不该谴责吗？

问题是：‘霸权’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要这么霸道？

比如联合国经费的来源；２００多国家、地区，美国一个国家就出总会费的２５%。我们这么大的中国呢？原先是０。９%，近年来我们GDP上来了，升至１。５%。即美国仍是我们的１６倍多。再例如‘世界银行’，是向不发达国家投资的大主，我们中国就只有受惠的好处。该银行的大东家又是谁呢？

对不是很太平的世界上，无论是救灾，还是维和，离了美国，许多事情就真的办不成。

这是说美国能搞霸权的经济基础。但最重要的是美国的文化基础，价值观基础。这里引用上世纪６０年代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就职演说的部分内容，也许最能诠释‘美国思想’了：

“我们的祖先为之奋斗的那种革命信念，在世界各地仍然是有争论的。这个信念就是：人权并不是政府的施舍，而是上帝之手所赐予的。我们今天不敢忘记，我们是革命的继承者。火炬已经传到了新的一代美国人手中。让每个国家——不管它对我们怀有善意还是恶意——都知道，我们准备付出任何代价，挑起任何重担，对付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

“对那些我们欢迎它们走到自由行列中来的新兴国家，我们并不总是期望看到它们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将始终期望看到它们坚强地维护它们自己的自由，并且记住，在过去，凡是愚蠢地试图骑在虎背上去寻求权力的人，到头来必然会葬身虎腹。对于居住在地球上的那些正在为摆脱大众贫困而斗争的，生活在茅屋和村落里的人们，我们保证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们进行自救，而不论需要多长的时间”。

“对联合国这个各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集会——在一个战争手段远远超过和平手段的时代里，我们对它寄予极大的希望——我们重申予以支持的保证：防止它仅仅成为谩骂的论坛，加强它对新兴国家和弱国的保护，并扩大它的权力所能运用的范围。让全球各个角落都能遵照以赛亚的训诫——”卸下沉重的负担…… 使被压迫者得到自由“。如果在猜疑的丛林中能开辟出一个合作的滩头堡，那末，让双方共同做出新的努力，建立一个新的法治的世界，而不是一种新的力量均势。在这个新世界中，强者是正义的，弱者是安全的，而和平将得到维护。所有这一切不会在我当政的头一百天内完成，但是让我们开个头吧。现在，号角再次向我们发出召唤——不是号召我们拿起武器，虽然我们是需要武器的；而是号召我们负起一场漫长的黎明前的斗争的重担，这是一场反对人类共同敌人的斗争。这些共同的敌人是：暴政、贫穷、疾病和战争本身”。

“我们能不能在东西南北各地建立起一个对付这些敌人的全球大同盟，以保证全人类享有更为丰裕的生活？你们是否愿意参与这一历史性的努力？我们在这种努力中所注入的精力、信念和忠诚，将照亮我们的国家和全体为它服务的人——从这种火焰发出的光辉必将照亮全世界。因此，我的美国的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祖国能为你们作些什么，而是要问你们能为祖国作些什么。全世界的同胞们：不要问美国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要问我们大家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你们应要求我们拿出，我们同样要求于你们的力量和牺牲。历史是我们行动的最后裁判者，我们祈求上帝的保佑和帮助，但是我们都知道，上帝在人间的工作实际上必然是我们自己的工作，那末让我们来引导我们热爱的祖国向前迈进吧”。

在里根，克林顿总统的就职演说中，都能看到类似的内容。对这样的思想，所有的阿拉伯人是不认同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买帐的。可能欧洲人有半数以上或是反对，或是持保留看法。但，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是大多数人的价值观。证明这一点极其简单：如此种价值观的美国民众人数不过半，肯尼迪，里根，克林顿过不了总统选举关。美国出兵打伊拉克也过不了国会这一坎。

请注意肯尼迪总统演讲中的：“建立一个新的法治的世界，而不是一种新的力量均势。在这个新世界中，强者是正义的，弱者是安全的，而和平将得到维护”这段话。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是的，它几乎像是我们‘解放全人类’理想的翻版。

但建立一个‘自由的，法治的’世界，与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的世界，是决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两种理想。因此；两种互相冲突的思想基础，两种不同目的政治理念扩张，使中、美两国，东、西方世界，在政府层面上注定是成不了朋友的。

美国虽然是经济上很强大，但也不是钱多得实在花不完；非大量拿出去给联合国，搞援助，和别人打仗，非此就要被钱‘撑死’。

美国国内的教育，社会保障体系，环保，政府开支赤字等等由预算带来的问题，常使政府捉襟见肘。不信看哪一个竞选总统或竞选州长不是拿此问题当杀手锏，常做：“我上台要削减政府开支去减少赤字等”之类的允诺。

例如社会保障体系，有好几任总统在算不过来帐的时候；想动它的脑筋，想挤出点油水去补别的窟窿。但话没有说完就炸了锅，因为这是涉及千万个低收入家庭直接利益的事情。

国内的钱也不富余，却拿大量的银子出去管闲事，甚至搞‘霸权’，虽然本国内也有人不愿意（美国思想并不等于代表所有的国人），但终究能被大多数美国人接受，足见这个美国思想虽然是个‘二杆子文化’，‘吃饱撑着文化’，但；它并不像我们舆论宣传的是‘代表极少数资本家利益’。

我们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霸权’的思路。

前面说过；不算平时的‘维和’费用，联合国会费美国自家就出１/４。按说多给就多给吧，不该以此‘要挟’呀。但老美就直言不讳，说你们联合国的有些钱‘瞎用’，甚至用在客观支持‘非民主’甚至‘无赖国家’。另外；你们联合国有的官员也不太‘干净’，帐目也不清楚。

指责联合国，骂某些国是‘无赖国家’，可说在全世界美国独此一家。

他要求你联合国改革，你不改，我就‘因国内预算紧张’，欠你的会费。搞得联合国秘书长成了‘讨债专业户’。

很让人生气吧。尤其是爱生气的东方人。但生气又怎样？难道这钱我们中国人去出？去‘杀一杀’老美的牛气？

再一个就是‘人权’问题。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别人国家的事情干你什么痛痒？

我们都知道责任感之类的词。自己家的垃圾从阳台往下倒，是缺乏‘社会责任感’，或者道德感。这个，没有人抬杠。即使那些倒垃圾的人，也知道这个道理。

在美国人看来；自己家的垃圾不能从阳台往下倒，别人家的垃圾当然也不许从阳台往下倒，还不许别国有人往街上倒垃圾。也许在一些国家；人家往街上倒垃圾根本不犯法。

你说我‘干涉内政’？我就干涉了。不但报纸干涉，我还要以国家的身份写出什么‘人权报告’发表。这还没有完；我还要到联合国搞‘人权提案’。非将‘人权卫士’进行到底。

的确是招人恨。别人国家政府自己不说，甚至老百姓都忍着不说。却能屡屡急坏相隔万里的美国。

要说美国‘维护人权’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抓别人总统的事情了。

１９８９年巴拿马的诺列加总统与美国交恶，逮捕美国公民，打死了美军士兵。美国便空降特种部队将他从巴拿马抓回美国审判。这种事情；也只有美国人敢干，并不怕别人谴责。

推翻诺列加政权较容易，只能算一场战斗。如果对手异常强大，美国就会不惜代价，倾国力去打一场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人说美国出兵是‘霸权’。因为没有‘霸权’去打击法西斯式，当今的世界和世界格局会是什么样？欧、亚人民至少要被德，日，多残害些年头。

有人会说：“二战美国打得是法西斯，与后来的帝国主义行经，不是一回事情”。可问题就在这里；例如美国认为北韩就是‘侵略者’，所以‘操纵’ 联合国出兵同朝鲜，中国打了那场战争。对北越，也认为其是‘侵略者’，所以又打了一场相同的仗。当然；这两场战争老美都没有讨到什么便宜，尤其越南战争。

在１９９０年伊拉克吞并科威特时，没有一种霸权去打退入侵者，今天的科威特仍然是伊拉克的一个省，后果还远不止此；如不击退伊拉克的入侵，就会助长侵略者的气焰，事实上萨达姆已经制定了下一个吞并目标；沙特。

政治知识不足够的人会说：“由联合国开会来解决呀”。

但事实是联合国对伊拉克连续通过数个决议，并给了最后通牒，但伊拉克纹丝不动。这说明；开会，发决议，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在不得已，联合国通过决议出兵这个结果；的确是在美国的‘力主’下，并以美国军队为主组成联军。但如果决议的形成没有美国的‘力主’，或组成联军没有美国军队的为主，‘没事偷着乐’的会是谁？欲哭无泪的又会是谁？

看人类以往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侵略历史，征服历史，统治历史。有些民族被其它民族统治数百年，上千年，甚至被灭种。加之大多数写历史的人有歌颂帝王的癖好，就使我们看到的都是如思想家伏尔泰说的‘拦路强盗史’。要在世界上永远阻止拦路强盗，这个世界应该做些什么？

离我们最近的‘拦路强盗’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那次的‘拦路强盗’数目是三个；德国，意大利，日本。

其实，还有一个大大的强盗，这个国家就是苏联。

我们之所以根本不知道它的恶行，是因为我们国家所有历史和教科书中，只字未提。

１９３９年８月苏联和德国签署秘密议定约定，苏联可出兵占领爱沙尼亚等国。

９月１日，德军率先对波兰进攻。１７日，苏军按约定进占波兰东部。苏军共俘虏波军２１.７万人(含投降数)，德军共俘虏波军６９.４万人。９月２８日，华沙陷落。波兰被苏联和德国瓜分。

９月，苏军进入立陶宛，９月２８日，立陶宛被并入苏联。

９月，苏军进入爱沙尼亚，１９４０年８月６日，爱沙尼亚正式并入苏联。

１０月起，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要求芬兰割让列宁格勒以北等领土，并且将芬兰湾入口处及湾内的一些岛屿租借给苏联作为军事基地；在遭拒绝后，１１月３０日，苏军正式侵入芬兰领土。

１９４０年６月，苏军进入拉托维亚，同年８月，拉托维亚并入苏联。

在半年时间，苏联连续吞并５个国家。在当时；比那三个强盗侵占国家的总数还多。

因此，希特勒在与苏联狼狈为奸的同时，内心产生一种对苏联的恐惧，始终视这只大北极熊为最大的敌人。因此一年后先下手为强，攻入苏联，企图彻底抹掉这个政权。

二战后，德，意，日都彻底丧失了扩张能力。而苏联及同盟国家显得异常强大。尽管在二战期间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为打败法西斯，给予了苏联巨大的物质援助，但苏联在最初与法西斯勾结，连续侵略５个国家的事实，是不会这么快就让人忘记的。尤其是战后苏联集团的急速地‘红色扩张’，使西方世界产生极度恐慌。因为当时，‘解放全人类’的口号是公开地。

‘北约’和‘华约’成立，使对立更公开化，制度化。美国自然地成为阻止‘红色扩张’的核心。

苏联和‘华约’崩溃后，美国就自然成为最强大的唯一霸主。虽然‘华约’不复存在，苏联（俄罗斯）也改变了政治体制。但美国认为俄罗斯仍不是一个放心的朋友。历史上俄国扩张的情景仍在西方人的脑海中萦绕。这是‘北约’潜在敌人的其一。

其二，当今世界上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有４，５家之多。尽管其中一些在经济体系上有了变化，但其政治制度的本质，使得他们不可能成为让西方国家放心的朋友。

其三，为数不少的非西方价值观的国家，尤其是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形成冷战后对抗西方国家的强大势力，包括由此衍生出来的恐怖组织，是西方国家的更直接威胁。

其四，‘我们负起一场漫长的黎明前的斗争的重担，反对暴政、贫穷、疾病和战争这些共同的敌人’的‘美国精神’，使美国负有的‘责任感’延续。

这四种原因，加上没有其它的可比性，使得美国霸权越来越突出。

霸权；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可能埋藏的每个人内心的欲望。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这样的描述：“我们的每个人，都在心中杀过人”。

很多人所谓的‘与世无争’，‘退一步海阔天空’，也许只是没有霸道的资本。

当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在街上无故被流氓地痞欺辱了，或被假货坑害了，并在得不到法律伸张的时候，内心会涌动出什么念头？真的就那么情愿的‘退一步’吗？

即使你此时没有‘内心杀人’，如果社会上站出来一个‘侠客’。也许这个‘侠客’平时也很‘霸道’，总按他自己的价值观管别人的‘闲事’，你平时就很不服气他。

但你到底要不要这个人替你伸张呢？如果你说：“我情愿被流氓欺辱，也不要‘霸权’帮我。”那，你就真是‘与世无争’了。

如果当年科威特对美国说：“我们情愿被伊拉克吞并，也不要你们美国来救。因为伊拉克好歹与是我们同一宗教，同一民族，你们是西方霸权”。那，美国（包括联合国军）是不会出兵的。

如果这样，试想会在世界上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当年苏联和纳粹德国每侵略一个国家后，也是提心吊胆的看世界大国的反应。结果西方国家在‘绥靖’政策下，一再装聋作哑。使得法西斯的胆量与日俱增，最后连西方各国自己也被吞掉。

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最初也并没有介入。美国的作用，包括霸气，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

在日本侵占中国后，美国开始也只是谴责，制裁，例如对日本禁运战略物质如钢铁等。如果那时有联合国，发１００个决议也是毫无作用的。事实上是美国的谴责和制裁不但没有使日本有任何收敛，反倒刺激了他的大头症的膨胀，抢先向美国开战。最终使得美国同时对日本和德国宣战。

如果在１９３７年，日本刚开始进攻我们的华北，‘美国霸权’就出兵干涉。那不但华北、江南不会沦陷。连早年占领我们东北的日军也会被赶出去。

事实上战争爆发后；许多美国人就反思这个问题。即：批评英国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使德国和日本做大，而综合实力最强的美国实际上比英国还‘绥靖’。因此；战后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思维就是由此而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具体体现，防止‘共产世界’做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劫难。战争一结束，世界人民就从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开始了沉痛反思。人们从血的经验教训中至少认识到二个观点。第一是必须有个国际联盟组织来处理国际事物，尤其是对侵略和反人类行为的制止。这是联合国的由来。第二个是人们得出一个观点；开会，发决议，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必要时须用武力解决。即有些人说的‘以暴制暴’。

我们与美国的另一个时常的争端，是人权问题。这里仅举二个对方常做文章的事。

一个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在他们那里，生育是没有‘计划’的。尤其是，堕胎是犯‘三级谋杀’罪的。象我们（主要是农村）强迫‘计划外’妇女流产，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政府有组织的谋杀。

这是价值观的冲突。在他们那里，腹中的胎儿就是生命。至于我们国土能否盛下过多的人口等社会问题，他们似乎是视而不见。所以才有共产党对美国总统说送他们二亿人口的反唇相讥。

二是西藏问题。赵紫阳当年对美国记者说到：“难道让西藏独立，恢复到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才是人权吗？”

但是美国考虑的不是农奴制与否的问题。而是对我们中央政府控制权的质疑，以及对我们中央政府对西藏宗教，宗教地位态度的质疑。当然都围绕在人权问题，例如１９５９年的‘平叛’。西方一些国家，包括较温和的北欧国家，也容许达赖活佛在他们国家活动，也是基于这个话题。

在我看，如果我们也是同西方国家一样的政治制度，问题即使还存在，也会淡化许多。

我们大多数人从来都相信‘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在国际的声望与日俱增’，‘我们是正义的化身和代言人’这些似乎是铁的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可以说一句对历史负责的话：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们没有过一个真正的朋友。那些曾有过的‘酒肉朋友’，只要一停止援助，立马就会翻脸。还有些‘朋友’一边大量拿着我们的援助，还一边骂我们（例如朝鲜）。

有谁不服气，包括那些‘专家，学者’，可以举出一个不拿我们援助的朋友来。我前面的话就全算胡说八道。

对于许多大国，包括西方国家，愿意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是因为我们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有最大的市场潜力。并且在政治上我们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事物上有着一票否决的‘生杀大权’。但这并不等于别人认同我们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以及我们内政外交政策。

我们在世界上；是有着引以自豪的东西。一是我们古老文明、文化中的‘珍品’，二是近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但除此我们没有第三样东西。

相反；建国后我们介入的朝鲜战争，中印战争，援越战争，对越战争，以及‘反右运动’，‘三年灾害’，‘文化革命’，‘六四事件’，对我们的国际声望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我们的执政党对以上列举的八个重大事件，有三个已经‘拨乱反正’，它们是‘反右运动’，‘三年灾害’，‘文化革命’。对其余的五个，还是正面肯定。随着时间推移，还会有些变化的。对有些事我们看来是合情合理的；例如中印战争，对越战争。但国际法和世界的普遍价值观又是一回事情。例如对越战争，全世界除柬埔寨一个国家支持外，全是反对的，差别只是辞令之分。

我们对美国及西方国家还有一个愤慨的话题；即‘双重标准’。意思是他们用一个标准衡量自己及盟友，同时用另一个标准来衡量不发达国家或‘第三世界’。

我们说他们的双重标准主要指人权，反恐两个领域。争论是由三个原因引起。一是双方关于人权，恐怖主义的概念、定义有较大差异。二是政治制度的差异带来的相互偏见。三是被指责后引起自然的攻击性反映。

‘东突’如果出现在英国，甚至出现在与美国有些不对眼的法国，美国的态度会与对中国有差别的。至少；是不会容许出现在英国，法国的类‘东突’组织在美国建立什么‘流亡政府’之类行为的。这是‘双重标准’的铁证。但这并不是和中国人民过不去，说白了，是和中国的政治制度过不去。

以色列传闻拥有核武器，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真实的。但美国并没有强硬的要去‘核查’。但对伊朗、北韩，却死咬住不放。这又是‘双重标准’。

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举例双重标准都会以巴、以为证。但要说清巴、以的渊源，我们先换一个空间，跳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来看看。在伊拉克，那些我们不知道应该称作什么‘分子’的人，绑架杀害所有外国人，包括参与战后重建的工程技术人员，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在阿富汗，中国政府掏了几亿美圆援助，并派工程技术人员去筑路架桥。而那些‘分子’们，却拿着冲锋枪将中国工人成群的打死。

这些事情说明什么？直说吧；对这些人来说，其它民族和宗教都是他们的敌人，别的民族是没有生存权利的，包括文化遗留、遗产。因此才有让全世界痛心疾首的炸毁巴米扬大佛事件。

巴、以的渊源，就是这个问题。是个犹太人是否有生存的权利的问题。

用最简单的话说；巴勒斯坦和阿拉法特生前仅仅做二件事情，中东和平立刻就会到来，并会永久地持续。第一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第二停止恐怖袭击。巴勒斯坦的建国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全世界（包括以色列）的援助会使巴勒斯坦人民迅速过上宁静和相对富足的生活。其实，就目前阿拉伯国家给予的援助也完全可以解决全体人民的温饱。但大都被领导层和各军事派别控制，移作它用了。

我们的舆论一贯是支持巴勒斯坦的，因此认为美国应该也是一边倒的支持巴勒斯坦。所以当美国屡次谴责恐怖袭击，对以色列的‘定点清除’反击轻描淡写，甚至表示理解时，我们当然认为是不公正的。因为我们的做法是相反的。

因此；不是美国用所谓‘双重标准’，而是我们同他们各有一个标准。就象在足球场上，比赛双方各一个规则。这场比赛就无从评判。

东西方文化，价值观，政治体制差异，使思想隔阂无可避免。上世纪４０年代有个叫朱自清的学者，因为饿死不吃‘磋来之食’，拒领美国面粉。毛主席特意颂扬过他的气节。

但这个故事一直让我困惑。朱教授拒领美国面粉的时候，美国是我们的盟友。刚同中国人民一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恨美国的原因从何而来呢？因为他还没有经历到后来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我们就只能往前追溯了。从他那个年代往前，就只能推到‘庚子赔款’了。这里不想回朔庚子事变的起因；反正打进北京的联军有美国，让我们屈辱赔款的确有美国一份。不过有一个细节；给各国的赔款中，好像只有美国返还部分给中国办了教育包括办大学。是否正因为如此，使以教育为职业的朱教授产生‘如鲠在喉’的反感？

对一个历史上打过我们的国家，想说爱它不容易。但拒吃美国面粉的精神，在今天是不大有可操作性了。我们可以不用‘摩托罗拉’手机，也可以不坐 ‘别克’汽车。但我们根本不可能躲开美国的‘面粉’影子。电脑里是美国的CPU，操作系统是美国的微软，互连网也是美国发明的。美国的产品，技术，专利，无处不在。

朱自清教授拒领美国面粉，据他自己的日记说，是因为美国在二战后对日本过于温和。朱教授不能理解的有；怎么还能给日本经济援助呢？还有；美国决定不对日本天皇审判。这更伤害中国百姓的自尊心。

苏联在二战后，在所占领的欧洲国家大肆掠夺，强奸妇女。把占领国的机器设备，财宝都运回苏联。甚至对中国这样的盟国，在我们的东北，也同样是大肆强奸妇女和掠夺，把东北的机器设备，财宝都运回苏联。

而美国正相反，把大量的粮食、药品、生活必须品等援助，运往整个欧洲，亚洲。包括二战中被侵略国中国和侵略国日本。

在二战，日本在不宣战的情况下偷袭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使美国伤亡、损失惨重。同样突袭使美国在菲律宾的几万军队被俘虏，这都使得美国精神上受了奇耻大辱。在战争中，最使美国军人仇恨的是日本的‘神风自杀’队员。他们或是用装满炸药的飞机冲向美国军舰，或是身上绑满炸药冲向进攻的美国大兵。但当有些被击落的 ‘神风’队员掉进海中，美军却用救生艇把他们救上来，把伤治疗好后送回日本。就在同时，苏联把俘虏的几百万德军和几十万日军战俘押回国内做劳工。后来活下来的仅一成多。

因此，我只能理解朱教授认为美军对日军战俘，占领区百姓，包括天皇，以及日本的财产，都应象苏联人的做法。那样就可以不拒领美国面粉了。

这就是我们文化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对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自己时常被自己弄糊涂了。我们自己是个从不认错的民族，却只要求别的民族认错。

我们恨美国的重要原因是思想基础。它首先是我们教育体系和国家舆论导向的决定作用。

说到舆论导向：首先是我们的‘政府声音’；除了政府发言人，新闻播音员的传递，很多是由‘专家访谈’等形式传递给大众的。我们经常能听到：“狼子野心……”，“充分暴露……”等‘文革’语言。

说到教育；当年我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会喊“打倒美帝”。但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打倒啊”，我会说：“阿姨教我们的”。在幼儿园；阿姨的话一定的对的。在上小学、中学时；老师的话也是不能怀疑的。

上小学，又有了党的权威意识。从老师那里知道了打倒美帝是从国家来的理念。包括‘蒋匪’和‘蒋匪军’的概念。现在已经不这么称呼了，变为‘台湾当局’，‘陈水扁当局’等。但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人民公敌’等。

因此；我小时候的仅知道：天下最坏的人是美国和‘蒋光头’，最好的人是毛主席和共产党。

当然不能光有敌人；老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也是毛主席的原话）。究竟朋友是什么国家？只知道记录电影中看到前来拿援助的黑人国家好像都是。因为我们懂事的时候，国家已经和苏联及东欧的‘修正主义’决裂，所以我们的印象中没有什么‘白朋友’，都是些‘黑朋友’。

这就使我们学会了‘穷人—富人原理’：穷人就是好人，富人就是坏人。这就是我们童年的全部政治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