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波 : 中国人恨美国什么? (2-end)

决定思想基础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宗教。对占大多数人的中国汉民族，这种影响倒是很小，或者几乎没有。原因很简单；汉民族信奉的佛教基本是与人为善。并且解放后新一代人基本没有什么人信教。但佛教，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圈，就产生了数目极大的反美群体。

结论是：宗教原因产生了一个大的反美群体，政治教育产生了另一个大的反美群体，第三类是个人价值观的原因形成的群体，比如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包括美国自己国家的许多人。之所以说第三类人群是‘个人价值观的原因’，意思是说既不是宗教的影响，也不是‘教育’出来的结果，仅仅是个人的判断标准问题。

有西方人说共产主义是一种形式的宗教。这是因为在西方国家是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终极奋斗目标’政治形式的。说我们信仰的是宗教，是因为我们曾对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信仰，对其领袖的高度崇拜，确有同宗教定义相吻合之处。尤其我们一度把马克思学说空泛化、机械化，甚至荒唐化。例如毛主席在晚年思维不清晰时说： “马克思主义我只取四个字：‘阶级斗争’。”在他早年还算清醒时也说过：“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而我们大家跟着一起从事过数不清的‘发展了的马列主义’的事情，这是我们授人以柄的地方。

我们的政治思维，是在经历了一个很大范围，很长时间的‘意识形态’（西方曾把我们中国等国家叫‘意识形态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形成的。

要说清‘意识形态国家’是什么？本人也不太能说明白。可能是说整个国民都被国家‘统一’了‘意识’吧。

按西方的经典法理，国家意志应该是民众意志的体现。至少是‘大多数人’的意志体现。今天不讨论世界上那些国家都代表了那些，多少的民众意志。只想说明一个事实；国家意志会影响到国家的舆论（包括所谓的导向），教育，包括基础教育。

但问题是；这个国家意志，会影响到到什么程度？例如纳粹政权向全民，甚至小学生强行灌输种族优秀论就是个极端例子。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是否容许‘多元’存在。即能否允许其它观点，包括政治观点。

如果在高度‘统一’的‘超政治环境’下生活，我们的思维方式可能就会很单一，狭窄。

我们骂美国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爱国’。但爱国的倾向会有很大差异。当年梁漱溟也认为无论是在国民党执政时还是共产党执政时，他骂人均是爱国的原因。例如他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不爱农民就谈不上爱国。当他在政协会上说，时下农民生活在‘九地’（意地狱）之下时，毛泽东当场批驳说：“认为农民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说共产党不了解农民，笑话”。急得梁漱溟冲着毛泽东直喊：“毛主席你应该有雅量”。

因此；照顾农民是小仁政，打美帝是大仁政。打美帝是比农民重要得多的事情。

给大家出道思考题：毛主席不顾一切要打美帝，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

可以给大家一点提示：我们１９４９年刚解放，国家百废待兴时，就同时支持北朝鲜打南朝鲜，北越游击队打南越。这是种什么‘权’？这种‘权’会在世界上受到谁的阻碍？

在东西方之间隔着‘铁幕’的年代，形成了被称为‘冷战思维’的思考方式。双方因政治原因，文化差异，舆论控制，教育作用，缺乏了解等因素，双方共有的‘财富’就是仇恨。有了仇恨，当然要骂人。

在‘铁幕’倒下以后，东西方整体的对抗姿态发生了很大改变。许多西方人到‘前共产主义阵营’国家来看，感到这里的人民都是很友善的。台湾人到大陆首次探亲时，发现我们不是‘６个人一条裤子’时，就大喊上当。我们最初的政府访问团，留学生到西方国家后，也发现他们的社会制度与我们当初的宣传有很大出入。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在改革开放之初，到复旦大学演讲时说：“西方国家的劳动人民，在你们的教育印象中仍然是被资本家用鞭子打着干活，打死了往外一仍。其实，西方的资本家是不敢打工人的。这倒不是说资本家有多好，而是法律的威慑作用。他要敢用鞭子打工人，必然会落个倾家荡产，身陷牢狱的结果”。

但我们许多人心中的‘铁幕’并没有完全倒下。它的惯性是如此的大。

我们的思想内部，有很深的简单思维烙印。儿时看电影去晚了，如是战争片，就忙问：“好人把坏人打败了吗”？如是生活片，就忙问：“好人把坏人揪出来了吗”？

这种只有好坏之分的‘儿童是非标准’；曾长期大行其道。尤其政治领域的人物，今天说某人好时是完美无缺，明天打倒时就变为十恶不恕，后天给他平反时又成了‘圣人’。

我们的语言因此变得如此贫乏，如此刻板。我们骂人，包括‘歌颂’，都始终处于很低的非理性水平。有的政治人物曾‘二起二落’。于是我们的政治家，理论家，文学家，包括不少百姓，都跟着二捧二骂。中年以上的人都应该记得一个著名相声演员，前骂共产党，后又歌颂共产党的事情。

领袖毛主席告诉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坚决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坚决反对！”

我们政府的声音，无论对内，对外，年复一日的遵循这个原则。

在１９８７年北朝鲜的特工炸毁韩国客机后，外国记者问中国外长钱其琛：“在世界各国谴责时，为什么中国没有声明”？钱外长说：“中国与朝鲜民主共和国是友好关系，所以我们没有谴责（这是原话）”。

１９９８年，在军队、警察的带头参与下，印尼的华裔，华侨，光天化日下被成千上万的杀戮，轮奸时，全世界都惊呆了。凡有华人的地方，港、澳、台、欧、美，都闹翻了天。惟独华人大本营这个地方，是‘这儿的黎明静悄悄’。在很晚的时候，外交部才发表了很勉强的声明。最荒唐的是；此时我们的外长却带着大量的援助前往印尼‘慰问’去了。似乎是对外交部发表的声明表示歉意。

这种反人类及种族灭绝罪行要是发生在美国呢？我们的人民会怎样反应呢？

可对１９６５年，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８年的三次印尼屠杀华侨事件，我没有看到一个中国大陆的人上街游行。只看到中美仅为互伤一架飞机，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街头，还有人说要炸美国。怎么没有人说想去炸印尼呢？

在国际上发生任何事件；只要当事双方各为东西方国家，我们这个‘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就立即会行‘抑强扶弱’侠义，支持‘第三世界’国家，谴责‘第一世界’国家。至于发生了什么，到底是谁背理，我们是不管的。

在１９９０年伊拉克吞并科威特时，中国几乎是世界上最晚‘出声’的国家。并且态度很勉强。这不好解释啊。我看只能说一是伊拉克同中国是多年的‘朋友’，朋友的理由是它反美。二是科威特和伊拉克下一个准备吞并的国家沙特，都是亲美的（相对地）。

还有；当俄罗斯别斯兰市的上千名人质被恐怖分子杀死杀伤后，整个欧洲的政府，民间都自发的用各种形式悼念时；我们这个正义化身的国家却异常平静。我们的政府还发表了谴责声明并援助了１０００万元的药械，可民间呢？我仔细观察身边的人们；与‘９１１’相比，仅是叫好的人少了很多，但我几乎没有听到谴责声。

难道我们的头脑中没有怜悯，只有仇恨？而且只有对‘霸权’的仇恨？对禽兽不如的绑匪却恨不起来？鲁迅如活着，一定又会写出责备我们同胞的文章。

有人根据中国人历来同情弱者的文化根源来解释我们仇视西方的做法，但仔细一回顾，就发现时常解释不通。举二个我们一直一边倒的恩仇录。

一个例子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究竟谁是弱者？１９４７年联合国通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治时；以色列才几十万人口，军队也仅有几个类似准军事民兵的旅。在建国的第二天，数个阿拉伯大国就同时攻入以色列。当时以色列每一个旅要在自己新国家的每一个方向抵挡一至二个阿拉伯国家军队的进攻。当时这些阿拉伯国家的人口是多少呢？有数亿之多。在以后的数次战争中，以色列尽管全民皆兵，仍是屡屡面临灭顶之灾。谁是强者，谁是弱者？如果容许大家都把道理摆在桌面上说；实在不知道支持把以色列灭绝的理由在什么地方？

现在我们的政府变化了很多。我们已同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的外长访问以色列时也说每个民族都有生存的权利。无论是军事、科技、农业诸多方面，我们与以色列都有相当程度的合作，获得许多他们独特的技术利益。而巴勒斯坦几十年来都只是获得我国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如果我们的援助都被用来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条件，也算我们尽了人道主义。可事实也许不等于我们的愿望。

可我们的很多民众却有很强的滞后性。‘烈士旅’炸死以色列的妇女儿童时无动于衷，还有说炸得好的。以色列反击时‘定点清除’‘哈马斯’领导人时却破口大骂。这使人想起‘９１１’死了那么多无辜平民，包括中国人时；网上叫好的人大大超过谴责的人。这种变态无论是从我们的佛教，儒教，中国的俗文化中，都找不到基因的影子。不知道是谁把他们培养出来的？

第二个例子是萨达姆和美国这一对冤家。他们谁是强者？

我想几乎所有人都会说：废话！这还用问？当然美国是强者。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习惯用简单思维来下结论。谁的个子高，谁就是强者。当一个壮汉和一个孩子比力气时，壮汉是强者。

但；问题往往没有这么简单。

我说一个很多人不曾思索过的道理；一，强、弱是个相对概念。二，对象不同，视角不同时；强、弱要重新定义。

在萨达姆镇压本国人民和少数民族时，他是最强者。在侵略科威特时，他是最强者，一天拿下一个国家。在二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敢用毒气大量毒杀人民和公然吞并一个国家，除萨达姆外，没有二家。美国也远没有这么‘强’。

萨达姆的‘强’，不仅体现在胆子大，还体现在他的支持者或者‘盟友’众多。我要说中国算一个，没有人反对吧。

萨达姆，本—拉登，‘哈马斯’，如果没有人管，他们会是整个世界的最强者，想打谁就打谁，想炸谁就炸谁。新疆的‘东突’如不镇压，他们炸公汽就不仅在乌鲁木齐，将会炸到北京去。终有一天我们的北京也会出现地铁大爆炸和上千儿童被劫持的悲剧。别忘记本—拉登可是在‘基地’培训了许多来自新疆的 ‘东突干部’。

假如没有第一次美国及联军把萨达姆赶出科威特，没有第二次美国推翻萨达姆。即萨达姆仍然占领着科威特，仍然统治着伊拉克。美国的‘强’能体现在什么地方？有谁会去把美国和萨达姆联系在一起？

而我们恰恰是一直反对美国打萨达姆的。说到这里，不知道能有多少人换过观念来。

美国的跨国界‘先发制打击’理念要早得多。而在‘别斯兰惨剧’之前，俄罗斯同中国一样是谴责‘单边政策’（即需要时绕开联合国与国际社会）的。但‘别斯兰惨剧’之后；俄罗斯立即宣布他们有跨国界‘先发制打击’任何恐怖分子及‘包庇者’的权利。

客观讲；我们政府的外交思维，政治思维，近２０年来还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理性成分是在逐渐增加的。这是大家共睹的事实。但这种变化远不够的，例如我们在台湾统一问题上陷入死结，使本可良性的进程发生大倒退。

你们谁见过我们的媒体说过美国，或者台湾的任何好话吗？例如说他们的经济发展了，教育进步了，福利改善了。没有，一次也没有。我们从来听到的都是负面的报道。这很奇怪；他们的社会中连一件好事都没有。你们又有谁见过我们的媒体批评我们的执政党有什么方针政策错误吗？也没有，一次也没有。至于媒体批评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就更没有听到过。可能真是毛主席说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讨论政府的内、外交政策是否有什么不妥。而是想说明这样几个观点：１．政府的内、外交政策是由制度性质决定的。２．以往的政策，立场对延续的新政府是有惯性的。３．以往的政策，立场对国民是有模式化记忆的。４．制度的改变，首先要有国民对制度演进的‘述求’。５．一个有健全人格的民族要足够的胸怀和‘情商’。认识世界上各种文化、文明存在，承认其价值，其合理性。不能无端排斥、甚至敌视。否则就如同极端的‘原教旨主义 ’。

我们恨美国另一个原因是文化根源。在我们的思想深处；‘大国思维’是很顽固的。它首先来自‘泱泱大国’和‘天下中心’的思想。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后，国人心中的‘大国’信心，产生过失落。但自从１９４９年‘从此站起来了’，尤其‘打败美帝侵略’后，我们的‘大国情结’和‘大国责任 ’又被完全恢复，并空前高涨。不但政治上担有‘解放全人类’重任，经济上象征国力的钢铁产量也就必须‘赶美超英’。农业的粮食产量也必然应亩产万斤。‘三分之二受压迫’的国家缺什么，只管来我们这里‘大家拿’。

因此；我们的文化中有种不能输人的情结。这才是根源。因此也就有勒紧腰带‘申奥’的故事。兴奋之余后；至于会拉出多大的‘财政窟窿’，这几千亿的窟窿会产生什么后遗症？开完奥运会中国的国际地位到底能提升多少？我们就管不着了。

如果又陷入这种扬国威的争论，我倒给个更好的建议。不是美国欠联合国会费不给吗？咱们把用于办奥运的钱，替美国给联合国交了会费。这一来，非羞辱死老美不可，大大出一口气。而关键是各位权衡一下；是提高在中国国际奥委会的地位合算，还是提高在中国在联合国说话的份量合算？

正因为我们国民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是习惯生活在不真实的‘虚境’中，才使我们有了‘大跃进’，‘放卫星’的国难。这个责任是不能都推到国家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身上。因为有个浅显的道理；‘假、大、空’没有土壤是无法扎根，更谈不上生存的。

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千百年来，善良的百姓在无助时就自然会乞求神灵。这就使我们的文化中留有较大的漏洞空间。就象微软的操作系统中留有黑客攻击的漏洞，使得微软的工程师们经常要发布‘补丁’软件来补救。可我们的教育体系和媒体系统有谁来发布过‘补丁’软件来补救我们的成人，尤其是孩子呢？

例如当体育被人变为一种纯政治工具时；我们有多少人意识到了？

如果在一个经济实力较差，又缺乏体育理念和体育基础的国家。用大量的金钱去关门训练一批尖子运动员到国际赛场获得金牌来‘扬国威’，而不是将钱用在全民健身和儿童体质的增强目的，此时；体育就变成了‘纯政治工具’。请注意关门训练中‘关门’的含义。是说此时的体育不是大众体育，全民体育，已经完全背离了人类体育精神的本来意义。

我知道会有人反对上述的观点，也会有人听不明白什么是‘纯政治工具’。其实；就如同一个很不富裕的村子，村长把全村的大部分积累用来成立一个专业篮球队，打遍全县无敌手。村民们每次都敲锣打鼓在村口迎接胜利归来的‘子弟兵’。但兴奋完后，村民们回家端着碗喝稀粥时，会不会有人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村这只篮球队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真的扬了‘村威’吗？别的村用积累盖了学校，打了机井，修了公路。眼见别村人的碗里是干饭，还有肉。他们真的羡慕我们这个喝稀粥的‘体育大村’，‘金牌大户’吗？

这里给个明确的结论；纯政治化的体育，得利的只是政治家和体育界。对民众，非但是不得利，相反是要付出巨大个人和社会代价的。

如果还有人不服气，我给一个任何人无法抬杠的道理。在那些选举制度的国家，当选政府最怕的是什么？是民意支持率下降。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是民意支持率上升。理由很简单；缺乏支持率，你根本上不了台。支持率下降，你上了台政府也会解体。那么怎样能让民众支持呢？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无非都是在教育，社会福利（包括社会体育设施，但绝非金牌战略），减税，减少失业率等领域转来转去。没有一个国家把钱投入到金牌战略来让人民高兴，而获得支持率的。一个也没有。因为；谁这样做，谁就会下台。举例说；金牌第一的美国，政府是从不投钱养专业运动员的。他们的运动员都是‘个体户’。出国比赛自己买票，找旅馆。连美国曾举办过的奥运会，都是‘个体户’自己承办的，国家是不会去投资的。因为民众是不允许政府花纳税人的钱搞‘政府形象’的。

我们的某些贫困县，化千万元来建广场。刚建成时；许多百姓也是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的欢庆。而后他们发现；这个‘面子工程’除了给领导树政绩外，百姓得不到丝毫利益。吃不饱饭的农民会晚上收工后跑几十里山路，来县城广场休闲？倒是；县里拉了怎么多‘饥荒’，教师拖欠的工资更没有指望了。并且为填‘窟窿’，更会加大农民的税赋了。

‘金牌战略’，就是典型的‘面子工程’。‘面子工程’，还包括载人航天，登月计划。尽管航天、登月本身是好事。

说了这么多体育话题，与我们的主题有关系吗？回答是有很大关系。因为这是我们喜欢活在不真实中的典型现象。一个不务实，靠‘假、大、空’话糊弄自己，靠‘面子工程’麻醉自己，靠骂人来获得快感的民族，是很危险的。

一定会有人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毛主席的原话），民族是要有一点气节的。

上面的话，本身是没有任何毛病的。问题是；人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民族需要什么样的气节？

勒紧裤带拿金牌就是人需要的精神？骂美国，砸日本球员就是民族气节？

例如；亚洲杯足球决赛，日本队赢了中国队，就长时间不许日本队员离场。还扔东西砸人。我们的公安部门此时却闭一只眼。这叫爱国？我看是卖国！至少卖掉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中的‘礼’字。两国交兵还不斩来使，况且是和平时期的体育来使。

日本侵略过我们，我们应该是警惕他们民族的不认错和反思不够，尤其是警惕新军国主义。但扔东西砸日本足球队员，是不是帮倒忙？说严重点这是反动。为什么？因为你们越这样，日本人越是逆反，更不愿意反思。

韩国人也时常跟日本人叫劲，但日本人对韩国人却有足够的敬意。因为他们认同韩国人的民族内聚力。朝鲜战争把韩国打成了一片瓦砾，首都汉城二次遭灭顶之灾。战后韩国人没有人把工夫用在嘴上，而是用双手把自己的家园建设成人间奇迹。这种向内使劲的民族性是和日本人相通的。

有这样形容各民族差异的笑话：“美国人说了就做，欧洲人做了再说，日本（韩国人）做了也不说，中国人光说不做”。

光说；能说到点子上，也算是一种本事。律师就是靠‘光说’吃饭的。

就怕满嘴跑舌头，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说得别人不爱听，甚至反感。

把‘光说’的本事，拿来关注自己的事情（律师除外），有劲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国出过一本畅销书，名叫《中国可以说不》。因为有市场，又接连出续集《中国还可以说不》，什么《中国仍然可以说不》等等。对此我的评价是：恶意的煽动。对那些都快疯了的人群而言，你写这样的东西是何居心？

这里有个渊源；因为有日本人写过《日本可以说不》这样的书。但有个前提是我们没有的：日本对美国是战败国（当然对中国也是，但有些区别），战后又是盟国。日本的经济复苏及持续发展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多年日本对美国基本是‘唯马首是瞻’。肯定有些不痛快的地方。

但我们中国呢？刚建国就结结实实同美国打了一仗。而后几十年没有一天停止骂美国。《中国可以说不》从书名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你从来没有骂过美国，有人多年来就压着不要你骂美国，骂了美国你就痛快了，美国也就自然完蛋了。你无非是这样几个意思。

如果这个人写这样的书：《中国可以对贪官说不》，《中国可以对村霸说不》，《中国可以对城乡二元化说不》我将立刻脱帽致意。

近来有人质疑鲁迅，说他为什么从不骂日本人，美国人？

以鲁迅学问和笔锋，骂起外国人来，精彩程度应不在上述的任何人之下。他为什么不骂呢？

其实在我看来，答案非常简单：他认为我们没有资格骂日本人、美国人，没有工夫骂其它的人。

骂美国的人，按本质分为二类：第一类是既得利益的人群。与美国作对，拖着其他人对抗美国，是这类人生存的先决条件和必要手段。这种人是心知肚明的操作、鼓噪者。这个群体中，没有一个拒吃美国面粉的。第二类是那些非既得利益，甚至是受害的人群。这个最大的群体，‘发烧温度’却比鼓噪者要高得多。即使在４０年前的‘三年灾害’时期，拖着无力的身子也要上街游行。尽管是单位或者人民公社组织的，但喊出的口号却是发自内心的。

在这里，价值观成了一幅表演的面具。一起被蒙在这二类人脸上。

因为；对第一类是既得利益的人群，他们知道自己说得是假话，与他们的真实价值观毫无关系。对第二类非既得利益的人群，更是与他们自身的价值观不沾边。他们像是由人操纵的提线木偶，动作根本不是自己的思维结果。

因此；结论是，先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等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政治资本是很多人不明白的），再去伸张外面的正义。

即使伸张外面的正义，也要先看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再去发言。

我们接受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是否应该思考这样的二个问题：

一，为什么近代科技和工业文明都是出自西方？这与他们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政治思维有什么必然关系？

二，我们如果只接受西方物质文明成果，而试图抵制，甚至全面抵制其文化和政治理念，有否可能？即能否一相情愿地割裂它？如真的能完全屏蔽掉西方的其‘文化侵略’和‘政治渗透’，我们学习、引进的‘纯’科学技术，能否有生命力呢？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先要有正确的是非观。而正确的是非观是来自人类的普遍价值观。这是我们首先要了解并认真学习的。而‘塔利班’的价值观和我们自幼学会的‘穷人—富人’价值观则都不是。

‘塔利班’的价值观，即：你别想好过，我也不想过好，大家都别过年的价值观，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穷人—富人’价值观，即：你别想好过，但我自己想过好，我自己过年的价值观，是无法实现的。持有这样想法的人，只可能最终分为二条出路；一是转化为主流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思维，另一条则是皈依‘塔利班’。

‘塔利班’在阿富汗已经不是主流了。但在中国；却有着全世界最多的‘塔利班’信徒。幸亏我们是在一个比较明智的政府控制下，这种人只能是平时过一过‘嘴巴瘾’。否则；这将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只恐怖力量。

这绝非危言耸听。即使这只庞大的群体不会把政府拖进又一场‘正义战争’中，但只要他们存在，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民主进程，社会进步，是会有很大的制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