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钢百年后盖什么旗？ /石巍

最近同济大学校长、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有消息说，无党派人士、血液病专家陈竺也将出任卫生部长。于是引出一波热评，诸如“中央权力架构的大胆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协商民主的实质性”，“充实了多党合作的内容”，“具有破冰意义”，“回归”、“发展”、“信号”、“新模式”等等，不一而足。以笔者见解，万钢入阁毫无新闻价值。媒体所以热炒，如不是中共自拉自唱，故意营造“和谐”气氛，就是一班涉世未深，自作多情的人们盲目随中共指挥棒起舞。

毛主席教你如何做民主人士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拜日寇侵略之赐，中共总算起死回生，且羽翼渐丰。但面对强大的民国政府，要改天换地，独揽朝纲，毕竟力不从心。恰逢此时，心怀各种盘算的朝野叛逆，纠合成“第三势力”，主张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国家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为首的就是民盟、民革和其它杂七杂八的小团体。毛泽东见状大呼天助我也，遂命重庆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于1945年1月26日全文发表“民主同盟宣言”，并于2月12日手谕延安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4月24日毛向“七大”提交书面政治报告，题目就是“论联合政府”。这本是毛泽东“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故伎重演，可惜民盟民革诸公不知是计，为求杯羹，随声附和，遂使毛得售其奸。

两年半以后，形势大变，中共在内战战场上取得优势。毛泽东开始对联合政府的承诺反悔。据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毛在1947年11月30日致电斯大林，称：全国胜利即将到来，在未来的、新的中央政府中，拟将所有民主党派人士全部赶出去，建立清一色的中共政府。但他的这一构想未获斯大林批准。加之1949年10月中共建立政权时，基础不稳，人才短缺，还有将近一半国土在民国政府手中，这也迫使中共不敢冒然撕毁承诺，故“安排”了相当一批“民主人士”进入它的政府，不仅在63名中央政府委员会中，“安排”了31名非党人士，在34个部、委、院、会、署、行中“安排”了15个正职，而且“安排”了2名副总理，3名副主席。各省市政府机构也“安排”了大量民主人士。毛泽东这样做是承受了党内很大压力的，许多“老革命”就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不过毛泽东自有他的“战略部署”。

让非党人士入阁做官，犒赏的意味相当明显，并不是“分享权力”，也不是什么“合作”、“协商”。但不知道是智商太低，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班声名赫赫的“民主人士”上任以后忽然发觉自己只是个摆设，人事、财务、决策大权均在“党组”，自己的任务不过是出席各种公开会议，或者党员干部去听报告时，留在办公室接电话。有人开始吵闹“有职无权”， 章伯钧甚至说：“我这个部长，就是守灵牌。” 相当不识抬举。

毛泽东甚为不悦。国民党没给你的官我给了，国民党没给你的汽车、洋房、秘书、警卫、司机、厨师、保姆我一概都给了，现在还要假戏真做，要起“实权”了！毛泽东不愠不火，趁1954年召开首届人大之际，全部拿掉非党的副总理和大部非党部长。有几个在国民党时代桀骜成性的家伙不识时务，大批“党天下”，还要“轮流坐庄”。伟大领袖挥巨手，反右加文革，非党部长个个灰头土脸，有的家破人亡，有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的生不如死。他们的这个“盟”那个“会”，全部关门大吉。其“党中央”有的成了革命干部的“宿舍”（中共不称公馆或官邸），有的成了招待所，有的成了街道革委会。忍辱含垢功夫到家的降将傅作义，看看左邻右舍，孤身一人，甚觉无味，于1972年10月17日知趣地辞去了水利部长职务。至此，中共铲除了政府里全部非党人士，实现了彻底的大权独揽。毛泽东终于做了斯大林不同意他做的事。此后“民主人士”们变得乖巧玲珑，个个成了童养媳，说话看婆婆的脸色，做事听婆婆的口气。久而久之，历练功夫，炉火纯青，发言表态即能听出不是党内，立场观点又非党外。毛泽东终于教会了他们如何做“民主人士”。

屈尊做花瓶

平心而论，1949年进入政府机构的非党人士，个个都是货真价实的政治家。他们能在中共政府占据一把交椅，当之无愧。

有的影响大。如中央政府副主席宋庆龄，是孙中山夫人，向有国母之称；卫生部长李德全是冯玉祥夫人，在妇女界享有威望；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夫人，老同盟会员；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司法部长史良，粮食部长章乃器，地方工业部长沙千里都是名噪一时的“七君子”成员。

有的带“伴手礼”。副主席张澜献出了民盟；副主席李济深献出了民革；水利部长傅作义献出了北平城；交通部长章伯钧献出了农工民主党；轻工部长黄炎培献出了民建；教育部长马叙伦献出的是民进。

有的原就是自己人。文化部长沈雁冰（茅盾），副总理、文教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都是中共早期党员，后因各种原因“留在党外”。地质部长李四光、卫生部长李德全也和沈雁冰、郭沫若一起在1958年脱去了党外人士的外衣。

上述人等，叱咤风云，名震遐迩，均非等闲之辈。其中不乏胸怀大志，欲展宏图之士。但进了中共政府，却如虎落平阳，鹫入樊笼，皆屈尊作了政治花瓶。不甘寂寞者嚷嚷“有职无权”，不识时务者攻击“党天下”，心有不甘者主张“轮流坐庄”，个个落得人不人，鬼不鬼。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昔日或桀骜不驯，或宁折不弯，或自持清高，或孤芳自赏，如今都顾不得了。胸前挂上“委员”“代表”的榧子，一本正经地“参政议政”。宠物既然在主人怀里，自然也就是“主人”了。

甘心当玩偶

现在是“新时期”，国民党已成历史名词，对立的国共两党之间存在中间党派和人士的历史条件完全消失，但中共为了粉饰一党专政，又人工“制造”出一些“民主人士”，再授以高官厚禄，以装点门面。这批人没有内战时期民主党派的建树，也没有父辈们的人望，两手空空，无功受禄。他们的父辈携重礼入阁，尚且只能做“花瓶”，这些后生们怕是求做“花瓶”而不得，只有甘当玩偶了。

以原北平市长何思源的女儿何鲁丽为例，做了二十来年儿科医生，默默无闻，对中共并无尺寸之功。忽然被统战部列为第三梯队，于是副区长、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竟然忝列“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她的一切都是“党”给的，除了对“党”俯首帖耳、听凭摆布，还能对她有什么指望呢？

问题还不止于此。共产党是是一个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既得利益特权集团，与其同流而不合污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些党外人士做了高官，好事没做一件，共党官僚飞扬跋扈、欺压民众、为非作歹那一套倒是一学就会。原中央政府副主席、民革主席李济深的儿子李沛瑶，原本是南昌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程师，“为人忠厚，口碑很好”。可是一步登天做了人大副委员长以后，很快变成作恶多端的共党恶棍，先是嫌弃糟糠之妻许克坤，长期分居，继而强奸保姆，致其怀孕，后又翻脸不认，将其逐出家门。其警卫战士，保姆之兄，性情刚烈的农民儿子张金龙，对此奇耻大辱忍无可忍，遂于1996年2月2日四时许将其乱刀戳死。

共党政府是一个未经人民授权的非法政权，又坏事做绝，它必须时刻战战兢兢，小心防范被人推翻。这决定了它永远不可能与圈外人士分享权力。就像德国纳粹党、意大利黑手党、美国三K党、哥伦比亚麦德林集团不可能与“党外人士”有什么合作一样，共产党不可能允许党外人士有任何作为。入阁的党外人士，可以不做事，可以做坏事，就是不能做好事。万钢们不强奸保姆我们就大喜过望了。

未知的谜底

也有另一种可能。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人人皆知是个“红色资本家”，可是他2005年死后覆盖的是二号党旗，这是只有一定级别以上的共党官员才能享受的哀荣。原来他从1951年6月开始先后4次向陈毅、柯庆施、周恩来等提出入党申请，最终于1985年7月经万里、彭冲介绍入党，并于次年进入人大党组，但为了“工作需要”，一直对全国人民保密。全世界都认为中国有一个非共产党员的国家副主席。

看那万钢，早年当过知青，虽然家庭成分不好，却被选为生产队长，高考恢复之前，就被贫下中农推荐进大学做了“工农兵学员”，1985年首批公派出国留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切如果没有过硬的政治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合理的推论是，此人说不定早就被“纳新”，只是“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实为便于欺骗公众）循郭沫若、沈雁冰、荣毅仁、赵朴初之惯例，以非党员身份出现而已。要想知道这个谜底怕只有等万钢先生百年之后看他覆盖什么旗了。

——原载《新世纪》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