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抱着美国人的一腔国际主义的热心肠来帮助中国，竟象一只风箱中的老鼠一样狼狈不堪。他只好于1947年1月7日带着满腔的辛酸和莫名的屈辱离开了中国，离开了这个令他伤心和无奈的国家。马歇尔将军的中国之行，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痛苦回忆，竟使他横溢的才华没有施展的地方，就象拳头砸在了棉花上。这使他在后来的岁月里，对这古老和神秘的中国人一直迷惑不解。也许他还不知道中国有句乡谚颇为贴切，那就是“好心当了驴肝肺”，或者是“热脸贴在了冷屁股上”。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实在应该嘲笑美国人的天真、幼稚和缺心眼。

同样也是这个马歇尔，面对德国、日本战败后的一片废墟和四处瓦砾，他所制定和主持实施的《马歇尔计划》，遂使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的废墟上迅速崛起，一举赶上了美国，成为世界上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经济强国，从而使德、日两国人民过上了幸福、安康、富裕、和谐的生活。历史又反过来用这样富于戏剧性而又惨痛的教训来嘲笑中国的“政治家”们，来嘲笑中国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

抗战结束后，中国人民面对美国政府给予我们的巨额战争援助，我们由于贫穷，因而采取了一种不哼不哈也不说赖账的态度。而美国政府却宽厚地认为：中国的抗战，也减轻了美国的军事压力，从客观上帮助了美国，因而他们没有向中国讨要过一分一厘的银两。

而相对于贪婪成性、虎狼之邦的苏俄来说， 1950年金日成悍然越过“三八线”入侵南韩，“被美国操纵的”联合国一致决议出兵干预（我不知道，1975年联合国作出决议，撤销了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接纳大陆当局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是否也是美国操纵的？），麦克阿瑟将军率盟军从仁川登陆拦腰截击，几乎使金日成政权全军覆亡。为了拯救濒于破产的金日成政权，中共和毛泽东不顾自身的百废待兴、医治巨大战争创伤，乃遵从斯大林之命，不宣而战地偷偷跨过鸭绿江，被迫介入了“抗美援朝”之战。金日成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曾与毛泽东和斯大林进行过秘密的磋商，而毛泽东与斯大林协商的结果是，“中国出人，苏联出枪”。这是中苏双方共同承担战争责任的一种联盟作战。而战争结束后，苏联人则提出了让中国还钱的要求。此举虽然是赫鲁晓夫逼迫毛泽东下台，并促成刘少奇主政的一种政治手腕，但也给在大饥荒死亡线上挣扎的中国人民雪上加霜的苦难。何况这种逼迫，非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给毛泽东提供了充分理由，来化解他不顾自然规律和人民死活发动大跃进而产生的政治危机：大饥荒的原因嘛！一是自然灾害，二是苏修逼债，三是工作失误。顿巴斯矿工出身的赫鲁晓夫同志啊，你哪里是深喑中国专制文化的毛泽东对手？你虽然在“关键时刻”帮了毛泽东的大忙，而毛泽东却将你作为终生嘲笑的对象！

“建国”之初，我国就与“被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十六个成员国打了一仗，遂使新中国在外交上一片孤立。在中国发展经济和医治战争创伤的关键时期，我们独自地痛苦承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经济制裁，遂使中国人民过着与世隔绝、困苦不堪的生活，却关起门来大搞“人整人”的政治运动，从而拖延了中国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步伐，与世界文明的距离越拉越远。我们就这样被斯大林当枪使，被苏俄当猴耍，被迫参加了这场稀里糊涂的“抗美援朝”之战，并付出了惨重的牺牲。而苏联却始终站在干岸上，正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着美酒加咖啡的唇枪舌战。使他们在经济上占尽了优势，在外交上出足了风头。也使中国四面树敌，在国家安全上吃尽了苦头。

战争结束后，虽然我们伤亡的将士十几倍于敌方，虽然我们去拯救了一个现在仍在饿死人民的暴虐政权，虽然战争的结果是退回到金日成发动战争的出发点（三八线）以北，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大言不惭地宣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把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和它的走狗打得被迫坐在了谈判桌前”。嗣后，我们为了输出红色革命(实际是输出灾难)，要“去解救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受压迫、受剥削、处于倒悬之中的人民，将红旗插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就拿着尚填不饱肚子的中国人民的大量血汗钱，又在越南、印尼、柬埔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到处点火，到处与“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对着干。而在国内，为了煽动中国人民盲目仇恨美国的情绪，就拼命开动御用宣传机器，蛊惑和煽动起蛮目和非理性的“义和团情结”，并把美国丑化得一文不值。期望以此来证明我们“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让全中国的人民产生“生在红旗下、泡在糖水里”的神奇幻觉，顺带地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绵绵情谊一笔勾销。

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抹掉历史记录，使中国人民忘掉一切。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徒劳和虚妄，反而加深了国人对官方御用媒体的唾弃和不信任。我想，有良心的中国人忘不了，那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愿望。

(对美国我们不该忘恩负义——给现代义和拳民的公开信 全文完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