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职业篮球，中国的孩子并不认为是什么了不得的梦想。我也不是从小就梦想成为篮球运动员。小时候我梦想有朝一日成为名人，不论是政治家、科学家或者将军都可以。我想成就一番大事业。

　　美国孩子长大后能打职业篮球的很少。中国孩子，这种机会就更小了，中国孩子多，而全国却只有14支甲A职业篮球队（级别再低一些的就很难称为职业球队了）。中国球员的薪酬要比NBA球员低得多，要想发财是异想天开。NBA发展联盟（NBDL）球员的年收入3万美金，中国的顶级球员年收入也并不比他们高。中国球员像所有职业运动员一样，退役时遍体鳞伤;而他们还得另谋一份工作。你最擅长的只是弹跳、投篮，你能找到一份什么更好的差事吗?正因为如此，我父母以前从不想让我成为职业球员。尽管我爸爸曾经打了9年职业篮球，我妈妈曾效力于国家女子篮球队。我爸妈不想让我再走他们的路，想让我过上更好的日子。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肯定会长得非常高，他们这样想:身高超过2米10，找常规的工作会很困难，所以，把书读好就更重要了。

　　中国人有这样的习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用X光照他们的手，测量骨头以预测未来的身高。我10岁的时候1米65，X光照过后说我会长到2米21。开始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几年后我大一些就开始想自己这么高会有多么麻烦，比如说找不到女朋友。我还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长得更高，因为孩子一般都比父母高。

　　我对于自己的身高我从来不舒服，在这一点上父母帮且了我。在学校里妈妈和我走在一起，当我没站直的时候，妈妈会拍我的背，对我说:“挺直你的背。”当然，有些孩子拿我寻开心，但这并没有让我烦恼，反正每个人都有被取笑的时候。

　　至于衣服倒不是问题，我可以穿爸爸的旧衣服或者买大人装。等到我比爸爸高的时候，耐克公司已经跟我签了约提供衣服给我。我不需要太多衣服，反正大多数时候我穿T恤衫和运动衣。

　　长得太高的唯一代价是乘巴士。在中国超过一定身高就要买票。1米20以下的儿童免费乘车。我不记得自己有免费乘车的时候，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已经1米47了。

　　我的个子比同龄人高一头。在区体校时，篮球出身的校领导认为我是好苗子，并向主管中国篮球的领导推荐，以争取经费。她们竭力说服我妈妈，并陪着我去面见领导。那时，我12岁左右。我不知道却那里干什么，他们让我转身，向前走，再走回来，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测试。然后他们聊着篮球的事。

　　这位领导对于成名已久的王治郅所具有的出色篮球天赋极为欣赏，向我们详尽描述。对我却并不看好。最终，这位领导还是一次性拨了一万元人民币给我们区体校，校领导则在这一年每月给我一百元人民币的营养补贴。过了几年，我已加入了东方大鲨鱼队，初步成名，父母将这段往事告诉我。

　　妈妈并不介意我不能成为优秀的职业篮球运动员。听到我很难成为一个好的篮球手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失望。若我想成为职业篮球手，他们不会反对，但他们希望我另有所长。妈妈最大的愿望是让我念大学。在中国，要成为职业运动员，十二、三岁就得开始训练，每周去学校3次，每次三四个小时。在美国，你可以今年做这样明年做那样，或上着大学边惦记着做职业球员。而在中国，你必须二者选一，一旦决定自己所走的路，就很难改变。妈妈认为如果我念大学的话，就可以在城市里找一个工作，总之能过上好日子。我的父母打篮球都不是因为他们喜爱篮球，是领导安排的。

　　妈妈跟我讲过文革时期打篮球的事，至今我都觉得难以置信。那时候最受尊重的三类人是工农兵，全国的口号是向工农兵学习。体育运动被认为无足轻重，但毛泽东喜欢篮球，因为篮球需要刻苦和集体协作。那时篮球的水平不怎么样，因为外国的教练和训练都不被准许。毛主席当然不愿意美帝国主义跑来教打球，以免中国人的心灵受到毒害。

　　心中装着这样的口号，运动员去工厂劳动，或者去建筑工地背砖头。这是他们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工厂工人、农民和建筑工人会指导他们。运动员上午劳动，下午训练，但并不能保证有训练场地。文革期间比赛也很少，只是很多训练。打球是为了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党员、好公民，打败另一支球队不是目的。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打篮球、唱歌、做记者、当兵，你做的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文化大革命服务。

　　最难以置信的是，领队会邀请工人、农民和士兵来观看训练。训练结束后，他们要问工农兵的意见，哪些方面需要改进———更多的投篮?改进运球?还是加强防守?工农兵对篮球懂得不多，他们通常告诉运动员们要更刻苦地训练，永不放弃。

　　听上去很滑稽，但我觉得不应该嘲笑那时候的人。他们懂的不多，只知道做别人让他们做的事。虽然工人们不懂篮球，但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既然被叫去看球，就要尽力帮忙。

　　也许他们的建议很奇怪，但他们很努力地在帮忙。我觉得历史和我们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

　　姚志源（姚明父亲）:我20岁开始打篮球。我是工人，在工厂锤接电机部件。文革时那会算不错的工作了，因为工人的社会地位最高。其次是农民，第三类是士兵，然后才是科学家，商人地位最低。我知道有些人说我儿子现在也算是商人了，我并不这么看。不管怎样，年代不同了，现在的时代好，我很为姚明骄傲。那时政府官员见我个头高，就建议我打篮球，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就这样我去了上海篮球队。

　　球打了只有两年，我的左膝就出现问题，被迫让右腿承受更多压力，六年后右腿也受了伤。29岁时我退役了，他们给我在上海港安排了一份工作，检查要停泊的船只。这样，我不用抡锤子了，而是盖盖批准章。我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为姚明的新人年来到美国。现在一年中一半时间在休斯顿，一半在上海，我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工作。那可是一份有权力的工作，没有批准，船只不能靠岸，而你要是不想让它靠岸的话，总能够找到理由。

　　我得到那份工作很幸运。中国许多运动员退役后得从底层开始做起。他们通常没有任何技能，比其他早开始做一样工作的同龄人，落后太多了。任何体育项目都不能让你赚足够的钱，使你退役后无须工作。我们不希望姚明像那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想让他进体校。

　　我9岁的时候，上了我所在区的少年体校第一次玩真的篮球。我4岁或5岁的时候，爸爸给过我一只玩具篮球，但我觉得不很带劲，我更喜欢其他玩具。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带我去看过哈莱姆亲善篮球队（HarlemGlobetrotters）。很好看，但我不是因为他们才想打篮球的。

　　在中国，9岁的孩子可以去区里的两种学校———普通小学或者少年体校。入选少体校不需要展示某项体育专长，只要你父母高或壮，或者测试说你会长得高大或强壮，少体校就会邀你加入。我父母都很高，而且打到很高水平，我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少体校邀请的。刚开始父母不希望我去，不过最终还是允许我去了，希望我在学校的体育系统打球，然后念大学，而不是加入职业联赛。听起来似乎矛盾，但如果你在少体校打过篮球的话，上大学的机会更大，高考时可以加分。我听说美国高中也是这样，如果学习成绩不好，搞体育对大学录取也没什么帮助。除非你是个特别好的运动员，那样的话就比好成绩管用得多。所以父母让我上初级少体校———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对上大学有帮助。区少体校为9到12岁孩子办的，与普通学校没有什么两样。市少体校招收全市这个年龄段、领导确信能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孩子。市少体校设施、教练、训练场地都更好。我本可以去的，但爸妈不想让我去。

　　刘炜（上海大鲨鱼队、国家队队员，姚明最要好的朋友）:我和姚明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学的篮球场上，我们是对手。我们都没上市体校，因为我们的父母都不希望我们成为职业运动员。那时我比姚明球打得好。他已经很高，差不多两米了，但打球并不很好。他的水平直到去了东方青年队才真正提高了。好笑的是，因为我和姚明一起长大，我一直不觉得他特别高。他从未一下蹿很高，只是从小就比其他孩子高，然后一直稳步地长。

　　我们成为朋友后常一起打电子游戏。我玩打斗或战斗游戏绝了，而他老是赢射击游戏。

　　我们没太多钱，每个礼拜带着攒下的钱去游戏厅。那时候最喜欢的游戏是“街霸”。

　　我13岁半的时候知道自己有机会当职业篮球手。那时大鲨鱼队邀请我试一下他们的青年队。当时他们还不叫大鲨鱼，而只是上海篮球队，一支乙级队。在我加入大鲨鱼的前两年，他们在乙级联赛中拿了第二。前两名升级，后两名降级，这样上海队升入甲级，成为了大鲨鱼队，因为甲级队必须有别名。你知道那年乙级联赛的冠军现在已被降到了丙级。他们的资金用光了，好的球员都离开了。

　　球员可以加入CBA任何一支球队，但大多数人选择离家近的球队。很长一段时间里，八一火箭队占据优势，因为他们作为军队球队可以在全国物色球员。球员要做的就是同意入伍，进了八一队既不用为钱操心，也无须去打仗，待遇很不错。我12岁的时候，八一火箭队写信给我妈，问我知不知道自己想去哪儿打球。我本可以进八一队的，但妈妈还是不想让我去。

　　她仍希望我留在家，念上海的大学。

　　八一火箭队招收球员方面的优势，是他们赢得最初的五次CBA锦标赛的重要原因。但现在的形势不同了，至少是因为有了上海大鲨鱼队，八一火箭队不再独占这种优势。90年代中期，当甲级队伍日渐壮大时，上海队与其它地方队一样，只有本地球员。现在大鲨鱼声名在外，上海又是个现代化大城市，球队很有吸引力。加入东方青年队的球员，如果最后不够好打不上职业篮球，队里会让他念一所好的高中或是大学。大鲨鱼有这样的本事，不是每个球队都办得到的。所以现在许多家庭都希望儿子去大鲨鱼队。

　　对我父母而言，让我加入东方青年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青年队的教练是我父母的朋友，他竭力劝说他们让我打球，并保证说不会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我不想入大鲨鱼或者不够好的话，他会帮忙把我弄进一所好大学。凡事我喜欢一步步来，不要跳过步骤，所以我对没上大学这件事还是蛮失落的。其实我是上海一所大学的荣誉学生，尽管一天课都没上过。我还是希望进大学，也许我退役后去吧，去学国际商务关系，或者类似的专业。

　　当我被邀请加入东方青年队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这些。达到那个水平已经是很高的荣誉了，那也是进国家队的唯一途径。我还不敢奢望去NBA打球，但一直梦想进国家队。一个原因是我知道的第一个名人是李宁，1984年奥运会体操比赛上，他赢得六枚奖牌———三金二银一铜。在我孩提时代，真正的荣誉是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比如说赢得奥运会奖牌，或者成为伟大的军事领袖。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在与别国的体育竞技上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中国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有人在国外取得成功，就是巨大的成就。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到国外比赛，甚至是没有机会走出亚洲去比赛。加入青年队后，上学时间就很少了。前6个月，我们每天训练10个小时，一天4堂训练课———6:00—7:30，8:30—11:30，2:30—5:30，6:30—8:30。6个月后教练说:“好吧，现在开始一天只要练4小时。”其实那还是很多的，但10个小时都练过了，这就不算什么了，我们好高兴。

　　刘炜（国家队队员）:我试着不去想早期青年队的日子。我只记得我们不停地跑，不停地练。连续6个月，我的头发都没有干过。不过姚明和我两个人来自同一区，打到最高水平，不是偶然的事情。我们俩互相依靠和促进，那种帮助是很大的，别的球手就没有那样的幸运。姚明去了NBA之后，我在大鲨鱼，有一次连输5场，他打来电话，让我冷静下来，告诉我该怎么做。此后我们5连胜。

爸妈帮助我成为一个好的球手，尽管那不是他们的初衷。我在青年队的时候，打球很软。我不去三秒区，只想从外围投空篮，作后仰式跳投。不过那是不行的，我是中锋，如果我不走内线，其他人不能找到投空篮的机会。

　　我记得15岁时，有一次跟父母一起看大鲨鱼打球。那时我还在青年队，而大鲨鱼也还是乙级队，那场的对手是北京鸭，中锋叫单涛，几年后巴特尔加入北京鸭后两人并称“双塔”。那是在圣安东尼奥的“双塔”大卫·罗宾逊和蒂姆·邓肯成名之前，休斯顿火箭双塔哈基姆·奥拉朱旺和拉尔夫·桑普森成名之后。看来我们需要些新的绰号给队中的双中锋。回到单涛，他比巴特尔略高，有一个3秒区内篮筐两侧靠近底线处的动作，用他的肘。他会转身举起球，伸出肘部，防守队员不得不退开，不然胸部或者脸就会被单涛的肘部击到。单涛因此赢得更多的空间来做跳跃钩射投篮，不被阻挡。我妈拉着我的手说:“看到没有，知道自己‘软’吧?”

　　我说:“是，我看见了。”

　　“以后试着那样做。”她说。当妈妈说你“软”时，你自然会听。这以后我开始逼近罚球圈。

　　爸爸也教了我很重要一招，所以我不会长时间持球，也不喜欢别人在罚球圈里那样做。

　　爸爸说拿球时如果没有机会投篮，传球后就要快速移动，因为防守者会盯着球看一会儿，就是说他们的注意力不在你身上。在那两秒种左右的时间，你可以移动到更有利的位置。这是一小点，但非常重要。我一直那样做，现在还那样。

　　从每个教练那里我都至少学到一点。我爸有个队友王至光，只有1米93，但他带个子很高的队员，是个很棒的教练。他教了我许多中锋的技术，可惜他教得太早，我大些后才领会他所告诉我的。他是第一个告诉我这一点的人:防守的时候，对进攻对方的估计，要和拿球时判断他们的防守一样。他还教我防守和进攻一样可以做假动作。更重要的是，不管在球场哪一头，都要让对方担心你对他们做的动作，而不是考虑他们想对你做的动作。

　　我在大鲨鱼的第一年常常坐板凳，没有人喜欢做替补，但王至光让我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他说，有时候比赛开始时坐板凳有好处，因为你可以趁机观察对方的进攻队员。你可以看他们喜欢怎样打，发现他们那些打法是好是坏，看出他们的弱点。这样，当你上场的时候，他们对你一无所知，而你已经对他们了如指掌了。

　　方凤娣（姚明母亲）:姚明他们赢了2003年亚洲锦标赛冠军，获得2004年奥运会资格时，姚明被问到对锦标赛冠军的感受。他说，他帮助许多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的队员实现了梦想。他还提到前任国家队教练王非，一年前王非因为中国队在亚运会输给了韩国而蒙羞。姚明说，王非教的很多东西，他年少的时候不能领会，但来到NBA后发现这些很管用，他很感激王非在此前给他打开了一个世界。我听了很感动，我很骄傲姚明常想着他人，有团队精神，很敏感。他一直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从不忘记帮助过他的人。

　　有人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造就了许多被宠坏的孩子，尤其是男孩，我们叫他们“小皇帝”。我们不是说儿子不是我们的宝贝，但我们觉得要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正直的、受到良好教育、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这非常重要。姚明今天的样子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他的个性，我和他父亲的成长道路和经历。我们家非常平等。我们像别的父母一样深爱自己的孩子，但很难说我们做了些什么，因为姚明一直就是一个那样可爱的孩子。他的个性，从小到大，从没有做什么事情而让我们狠狠地责骂他。

　　事实上，有人认为姚明太乖了。举个例子，幼儿园的家长会上，老师把我叫去，跟我说姚明太憨厚，太天真。她说，“你得教他生存的本事。”因为他的个子，姚明一直有某种大哥哥心态。班级出游乘巴士，他会让座。在学校擦窗户，他会主动要求去做。也许因为他一直比别人高大，他相信他应该多做些事。他乐于助人，似乎因为高，就有这样的义务。

　　老师担心别人占他便宜。我对老师说，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带大姚明，我们自己就是在这种教育中长大的。

　　青年队的家长会上，领导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惟一担心的是我儿子不要养成什么坏习惯。我知道职业队的球员喝酒、抽烟、赌博、泡妞。姚明离开家的时候只有13岁，他没有任何坏习惯，非常值得称赞。

　　我真的没机会宠坏姚明———我理解的宠坏是指严重的品格缺陷。姚明从没有那些问题，他不泡酒吧，不会利用自己的高大得到什么或者欺负别人。

妈妈说我小时候多么好，不知道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或者她不愿意说。我10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游戏机房，很快就迷上了电子游戏。但没有钱。所以我偷了妈妈的钱，她两年里都没发现。一开始我只拿1块钱，1块钱可以打3次。后来我拿1块5，再是2块，慢慢地越拿越多，最后一次拿了100块。这下妈妈发现了，那以后爸妈开始每月给我零花钱。我猜想是他们认为我爱打游戏不算什么过错。总的来说，我的父母没有中国大部分父母那么严厉。

　　中国父母都命令孩子放学后学这学那———音乐、绘画、跳舞。孩子们没有选择的自由，父母说了算。我妈从不命令我做此类的事，她让我尝试做自己喜欢的任何事。她只要求我不要做坏事，或者用错误的方式做事。但对于学校日常的功课，他们态度就不同了。我不做功课的话，爸爸会打我。妈妈也逼我在家里阅读和学习学校未教的东西。要照她的话做其实也不难，因为我对历史和地理本来就有兴趣。我渴望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渴望了解中国很久以前发生的事。

　　即使我去了体校打球，父母从不对我说:“你一定要拿第一”，“你一定要得冠军”或者“你一定要做到最好”。有些孩子对父母说:“我得了好分数。我考试考了95分。”而父母则问:“为什么没有得100分呢?”或者“你们班第一名是谁?”如果孩子说谁谁谁分数更高，父母就说:“你一定要打败他们。”

　　我父母从不这么说。只有一次，我考了不及格，他们才说了我。然后我还挨了一顿打。

　　所以我到现在跟父母住在一起都不为难。我跟他们在一起时很放松，不必担心他们说我做错了这事那事，应该这样或那样打球。当我回家关上门时，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我会得到安宁。

　　在中国，父母说，“你要这样做。”在美国，似乎父母给孩子许多选择，让他们自己作决定。我们来美国前我父母就已经这样做了，他们并不存心学美国父母，他们本身就是那样的。从我的切身经历，我可以说我父母选择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

　　在我成长的时候，有许多时间不是在父母身边度过的。进入上海青年队后，我开始与队友们住在训练营里，周六晚回家，周日晚返回队里。从13岁一直到17岁都是这样。17岁时我去了北京国家青年队训练营，那以后每三四个月才回家一次。

　　我是1980年出生的，那时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已经结束。但当时人们仍能感到文革给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毛主席曾说:“人多力量大。”或许也应该想到是:人多，消耗的粮食也多。

　　我很小的时候，每件东西都是定量供给的。政府发粮票购买食物。粮票不同于美国的食物券，因为还是要付钱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粮食。你得有粮票，同时在有粮食剩余的时候才能买到。如果票用完了，就算有钱也没办法。什么东西都要票———食物、布、收音机。不过我记得我家一直都有电视。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困难时期我在上海长大。1978年，我父亲在单位的抽奖中彩，买了一台电视。政府把每种物品按照一定数量分配到每个单位。单位的领导会举行一次抽奖，来决定谁能购买哪样东西。抽到奖后，我父亲要连夜在商店门口排队，因为不能保证每个有票的人都能买到电视。结果，买到的是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我父母会把电视摆在外边，以便让更多的人观看。有时有200多人聚在一起观看这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

　　1985年后就再没有定量制度了，但有些人还是收集那些票，当收藏品。现在有些票很值钱。在国内有票证交易的场所。我小时候收集过一阵，但放弃了，没耐心。当你看票上的图片和文字时，你能想像出中国当时的情形和人们的思想历程。曾经到处都能见到毛主席的画像，到处都能听到他的赞歌。对于很多中国人，他像一个神。至今还有很多人怀念着他。

　　我住的第一个地方是上海一套很小的公寓，跟爸爸妈妈及外祖父同住。外祖父99年过世了，是我第一次打奥运会的前一年。爷爷奶奶住得不远，每个周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他们。我跟他们聊天，看电视。大多数时间我看他们和邻居打麻将。

　　7岁时我生了场病，我的肾有问题得吃药。但他们给错了药，我病得更厉害了。药物产生副作用，我的左耳聋了。我开始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电话响。爸爸拿起电话，是妈妈打来的，他把话筒给我，让我跟她说话。那时我总是把听筒放在左耳的，我问爸爸为什么妈妈不说话。

　　我就这样发现自己左耳听不见了，之前没发现什么异常。到今天，我也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只是我同别人坐下谈话时，我让他们坐在我的右侧。打比赛时，教练或队友说什么的时候，我总是转过头听他们说话。也许我真正学会的第一个英语单词是“Eh?”这个词在任何语言中意思都是一样的。

　　姚志源（姚明父亲）:我们带姚明到医院，看有没有办法恢复他的听力。医生给了我们一丝希望。医生说耳管堵住了，等他大一点可以清除。他们说问题不大。姚明大一点时，我们定期带他去医院作治疗。他们向他的耳朵充压缩空气，说尽量让耳道变宽。但每次测听力都只有60%。并没有好转，医生希望慢慢会改善。但当姚明上中学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不能改变了。

　　我12岁开始学英文。那时中美关系良好，学英文很合情理。许多美国人到中国访问，而很多中国人开始移居美国。妈妈说为了我的将来，我必须学英文和电脑。人们学英语好进入商界，或者去美国读书。妈妈觉得我可以将英文用于商界。那时她没想着篮球，也没想到我会去美国。

　　第一个单词，不算“eh?”的话是“cake”。小时候我每天都喝很多水，所以妈妈教我说“I want some water”。我不知道哪个词是水，每个词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4个词一起说我就有水喝了。加入大鲨鱼之后，我真正开始学英文了，我们有许多美国球员，有机会用英文。98年夏天我在美国呆了2个月，英文没有太大提交，但学会了说“篮球英语”———pick and roll，pick and pop，the paint，bounce-pass，back-cut等等。

　　我仍然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家觉得美国不是个好地方，我是听着“打倒美帝国主义”长大的。别人跟我说，美国是个不好的地方，特别是因为朝鲜战争。也许有些美国人不认为中国是朝鲜战争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派的是志愿军而不是常规军。但朝鲜跟中国很近，中国领导人说他们那样做是为了保卫祖国。除了我们是好人，美国人是坏人，我们帮了朝鲜人之外，我对朝鲜战争知之甚少。美国人也觉得自己是好人，中国人是坏人，他们帮了朝鲜人。我小时候看了许多电影，战争片都把美国人拍得很坏。美国士兵总是逃跑，或者像胆小鬼。我不知那些演员是不是美国人，或者长得像美国人而已，因为他们都化了很多妆，看上去样子很怪。孩子看电影什么都以为是真的。

　　有一个电影《英雄儿女》据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故事讲的是一名中国志愿军战士王成，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夕的一个阵地上，他是唯一的幸存者，战友们都牺牲了。当敌人冲上来的时候，他用报话机指示炮兵说:“向我开炮!”然后他拿了爆破筒，冲进一群美国兵中。炮兵于是利用他为目标开火，他牺牲了。中国的英雄是这样的。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觉得自己是英雄了吧。教科书里也有许多关于美国不好的东西，但当我十三、四岁时，那些东西就越来越少了。我的思想变化和这些变化有些关系。

　　也就是那时，中国开始转播NBA了。我们可以看到看台上的美国人，他们的外表和举动一点都不像以前被描绘的那样。从前有人告诉我们，美国人都很贫困，缺吃少穿。但电视中他们看上去很快乐，面带微笑。你可以慢慢地感觉到，他们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糟糕。所以那是个开端。我开始意识到不同国家的人民可以存在差异，不能说谁的方式是正确的，谁的方式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