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对付郎本

１万人的别动队，还不到一个月就成立了。戴笠问：“这１万人的队伍主攻方向是什么呢？” 我说：“我们有１０万人在前线打，你这个乌合之众不需要到前线去打，也根本抵挡不了几个小时。” “那组织这个队伍干什么呢？” 我告诉戴笠，上海是作战的后方，到处都有汉奸，每天晚上都有人打信号枪，把这些汉奸肃清，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戴笠感叹：“好困难啊，这个事情不好办。” 我说：“你这个别动队不做这个事情做什么呢？你这个部队装备也不行，去打仗一打就垮了。别动队不是在前方打，是在后方镇压，把汉奸肃清。” 戴笠问：“怎么肃清？用什么办法肃清？” “办法有的是，我调查了一下，在上海，日本特务活动的中心地方，一个是上海的海军俱乐部，谁也进不去海军俱乐部，另一个是同文书院，这两个地方里面净是日本特务。” 戴笠跟我讲：“你指出来的那两个地方，日本海军俱乐部进不去，我们没有内线，同文书院有许多特务隐藏在里边，这些特务都是些高级的教授，最熟悉上海的情况。” 我说：“这两个地方我们要派人打进去。”从明天开始，你派两个小姐给我。 “给你两个小姐干什么？” 我提出：“要懂日文，会照相，会骑马，会射箭，会打枪，派两个这样的小姐给我。”戴笠就找了两个在警官学校受过训的小姐给我。我把小姐调来了，说：“从明天起，我买个照相机给你们，你们两个人把同文书院进进出出的那些人照下来，照完之后，你们就跟踪他，看他到哪里去，到哪里落脚，他到的地方你们也照下来。”这样干了几天，我就掌握了一些日本间谍的行踪。 戴笠问：“那个同文书院有什么办法啊？” 我跟戴笠讲：“昨天晚上我跟余乐醒研究了，余乐醒有个很好的建议，说我们去同文书院绑架几个人，回来一拷问，就什么都说了。” 常到同文书院的间谍是几个教授，经过几天的跟踪，他们的住处已经被我们掌握。第二天，我们绑架来了那几个教授，那几个教授根本不用打，就什么都说出来了。他们交代说有个仁丹胡子的日本特务，知道我们有个水井，在水井里放毒，害中国人。说日本人拿钱收买了上海附近的一批农民，跟着做特务。他们交代出了几十个日本特务，说晚上打信号枪的也是这批家伙。还说日本人在铁路边上建造的水塔，实际上是日本人的炮兵测量点，后来，这几个教授还把日本间谍的名册交给了我们。我们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抓住了一些日本特务。由于这几个教授交代得还算老实。我们就优待他们，把他们送到南京关起来了。 戴笠说：“你把同文书院的教授一绑架，特务们都被关起来了。现在我们在上海作战，是很安全的。你这个事情做得好。你这个人，好像有三个头八个锅。” “什么三个头八个锅？” “就是没有办不成的事。” 一天，我跟戴笠一起吃早餐的时候，戴笠问我：“念观兄，你认识不认识章乃器呀？” “不认识。” 戴笠告诉我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从苏州监狱里放出来了，又说：“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恐怕只有你出马才行呀。” 我说：“你派给我的事情太多了，是不是啊？人事科长是我，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是我，程颂公参谋本部的高级参谋也是我，你又要把什么事放在我身上呀？我恐怕精力不及。” 戴笠说：“明天一早，章乃器约我见面，不知他要讲什么，他说他要讲的事情很重要，你去跟他谈谈吧。章乃器那些人我知道，他们自有道理，你这个人事科长要负起这个责任。”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淮海路去见章乃器。一敲门，出来个女的，我不认识，就问她：“你贵姓啊？” 她说：“我是《妇女杂志》的主编。”她反问我：“你找谁呀？” “我找章乃器先生。” “噢，我是章乃器的妻子，他打太极拳去了，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讲就行了。” 我想《妇女杂志》社有个胡子婴，很著名的。就问：“你就是胡子婴吧？”她点头：“我就是。”我说：“《妇女杂志》登过你的文章。” 她问：“不知道章乃器约你来要谈什么？他打太极拳去了，马上回来。” 一会儿，章乃器回来了。我看见章乃器长得高高大大的，他问：“你是雨农先生派来的？你是干什么的呢？”我介绍自己是黄埔学生。 章乃器说：“我在上海大学教书，现在日本方面有汉奸要找我，我处理不了，准备交给戴雨农先生处理，这三个汉奸一个女的两个男的，那个女的到现在还没有露过面，男的一个叫程克祥，一个叫彭寿，都是江西人，都是上海大学毕业的，他们在日本那边当汉奸，现在想反戈一击，要爱国，为我们国家工作。他们找到我，但是我不了解他们，只有求助戴雨农先生。” 我说：“我要跟那三个人见见面，谈谈话，才能够做出决定。”第二天，章乃器约他们来了，那个女的还是没有露面，我跟那两个男的见了面。我问他们是哪里毕业的，他们说：“上海大学。” 我问：“为什么当了汉奸呢？” “我们上海大学毕业后实在没有工作，就到日本人那里工作。现在我们要爱国。” “你们是真心爱国呢？还是日本人派过来的？如果你们是日本人派来打入我们这里，你们就是罪上加罪呀，将来就没有好结果了。如果是真心实意，我可以帮你们引荐。希望你们反戈一击，不会亏待你们的。” 他们说：“你这位先生说话好像很有谱，你负什么责任啊？” “我全部可以负责。” “你有那么大的权力啊？” 我很肯定：“我有那么大的权力。” 他们就说了：“我们想过来之后成立一个文友社，以文会友，以记者的身份帮助你们做事。我们要求，第一，在法租界租个房子，有个办事机构；第二要辆汽车；第三，我们还要介绍两个女记者进来。还有，每月要两千块钱活动经费。” 我说：“除了两千块钱活动经费我不答应你们，其余都答应你们。” “为什么两千块钱活动经费你不能答应呢？” “我还做不了这么大的主，还要回去汇报。不过你们说的那几个条件，我可以做主，汽车给你们一部，半新半旧的。房子问题呢，我们在法租界准备一栋房子，房子里有两个很能干的小姐，介绍给你们当记者。文友社嘛，在上海市政府备个案。”我问章乃器：“你上海市政府有熟人吗？”他说：“有。” 回去后我向戴笠汇报，戴笠说：“他们要的那点钱，都给吧，给他们一个痛快。”戴笠又说：“这两个人我在南京见过，会打枪会照相。不过，给他们租的房子，你要找个最靠得住的人去当门房，监视他们的一切活动，看看他们搞些什么名堂。” 我想了想：“有个黄埔第三期的王立，是杭州警官学校的指导员，作战负了伤，成了瘸子，把他调来当门房。” “为什么调个瘸子呢？” “瘸子有瘸子的用法。” 戴笠一个电报就把王立调来了。我告诉王立：“你来了，是我要来的。”他说：“我是一个瘸子，你把我要来干得了什么呢？” 我说：“做大事。” “有什么大事可做啊？” 我说：“这里有个文友社，你就专门看着这个房子，在里面当收发，我有两个小姐在这里出进，这两个小姐也交给你，归你指挥。这里住着两个日本特务，一个是程克祥，一个是彭寿，都是中国人，你注意他们的行动，他们一天到底干些什么。你自己不要暴露身份，你的身份就是门房，如果暴露身份，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 他说：“我一定为国尽瘁。” 后来，程克祥他们一直在搞日本的军事情况，并且及时告诉我们。在南京沦陷之前，我们把程克祥送到南京。之后他到了香港，给宋子文当新闻处处长，最后在香港被人暗杀身亡。 还有那个日本俱乐部的事情怎么解决呢？有一天晚上，戴笠问：“你再讲讲那个日本俱乐部，你有什么办法进去呀？” “暂时还没有办法。” 我就问他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他也说没有。 戴笠又对我说，他要调一个参谋长到那个１万人的别动队去。戴笠说：“我看见王敬久师部的参谋长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我想把这个人调过来，给我当别动队的参谋长。部队里没个参谋长也不行。杜月笙安了一个总指挥，我安一个参谋长，不是好办一些吗？” 我跟王敬久（黄埔第一期）商量，说要把他的参谋长调到戴笠这里来。王敬久很神秘地对我讲，我身边有个参谋长是日本留学生，我怀疑他是日本特务。他告诉我：“那个参谋长姓杨，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我最近发现他在上海租界，晚上经常有日本人看他，对他很尊敬，我当面不好问他，很怀疑他。” “噢”，我问：“那个姓杨的是什么地方人？” “是江苏人。” 我说：“你借口吃饭把他请来，我有办法问他。” 第二天，按照我的安排，请姓杨的吃饭，我问：“你这个参谋长是哪里毕业的？”他回答：“我在日本士官，后来在日本陆大。” “你是日本陆大毕业的，你的资格很高啊。你到我们一个师里当参谋长，不到将官，你愿意吗？” 他说：“我们是国军，虽然是一个上校，到了战场上凭本事，如果我打几个胜仗，就升上去了。”（后来这个姓杨的在江北搞了十几万人，成了江北的汉奸头子） 我说：“讲得好，讲得好。” 我总在考虑怎样打入日本海军俱乐部。我跟戴笠商量：“海军俱乐部还是进不了，那个地方看管很严，有没有什么办法？”戴笠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是说这件事一定要我去办。我说：“那我就盯着那个姓杨的，跟他研究研究。” 我又约姓杨的见面，说：“我现在有个事情请教你，请你帮我的忙。”我说：“那个海军俱乐部都是日本特务，我想打进去，很困难。你有没有认识的人？” 他说：“有啊，跟我同学，日本陆大毕业的，这个人叫做郎本实仁，是个少将，那时５０岁，比我大２０岁。” 我说：“哦？你认识这个人？”我记起戴笠前几天拿着几份从北平、天津来的电报给我看，说是日本的一个少将郎本实仁到了上海，这个日本少将过去在东北、北平、天津等北方地区活动，会说一口天津话，是个中国通。 我问姓杨的：“你跟郎本实仁的关系怎么样？” “我跟他的关系嘛，我也不瞒你了，我已经打湿脚了，你还站在岸上。” “好不好把那个郎本实仁介绍给我见见面呢？” “可以，我约他一下吧。不过，你见他，拿什么话跟他说呀？” 我说：“没问题。日本人打上海已经打了两个月，蒋介石出动了７０个师，也打了两个月，他打不下我们，我们也打不下他们，是个持久战，消耗战。” 他说：“你这样一说，可能郎本实仁要找你了。你是不是有任务啊？”“我现在没有任务，看跟他接近得怎么样，我就有任务了。” 姓杨的跟郎本说了这事，郎本说：“噢，这个人，见见面。现在我们打上海打不下来，九国公约就要开会了，如果上海打不下来，这个问题会提到九国公约会议上讨论。如果九国干涉，我们在外交上失败，我们这个战争非停下来不可，一停战，我们就大失特失了。” 日本人很着急，我估计到这一点。没过几天，日本人找姓杨的约我见面。姓杨的对我说：你到静安寺１００弄１０号，开门之后有个日本女子引你上三楼，就可以跟郎本见面了。你敢不敢去？我说静安寺路在英租界呀，为什么不敢去呀？我想他也不敢杀了我吧。 我把这个话跟颂公说了，跟戴笠也说了，他们讲，日本人狗急跳墙了。打不下上海，他们着急了。这个时候，他要准备见你，你大胆地跟他见面，他没路可走了。 按照约好的时间，我就去了。静安寺路是英租界，背后有条河，我们布置了很多警戒。日本人要抓我是不可能的。我到了１００弄１０号，就叩门，出来个很漂亮的日本小姐，她问我：“你是李将军吧？”（我化名李文焕，自己封了个将军，实际这时我是上校） “你怎么晓得我是李将军？” “我们的郎本将军已经告诉我你的大名了。你叫做李文焕先生，李将军请三楼谈吧。” 日本小姐把我引到三楼，我一看客厅很大，很多外国酒啊中国水果啊摆了一桌子，跟郎本一见面，看见他个子不高。大约五十多岁。他拿出张名片递给我：“郎本实仁。”我想这个家伙很慷慨呀。一个高高胖胖的日本人来了，也送张名片给我，我一看，是日本的一个宪兵大佐，名字叫做“松正宜”。我说：“噢，你是要人啦，在日本人里面升到一个大佐很不容易呀，你再跳一步，就到将官了。你是属于文官范围，比武官高啊。”还有一个人没拿名片，我就问：“这一位呢？”他们说：“这是我们部队里搞政工的人员。”还有一些其他人，我就不理他们了。好多的水果、酒，我也不吃，恐怕酒里有什么催眠剂。郎本看见我不吃，就拿水果掰一半给我，另一半他自己吃，看着他吃完后，我就跟他讲：“我头一次到你们这里见面，你们日本人的习惯太不好了，有好多人一见面就出不去了。我不吃你们的东西，你们也不要难为我。”我跟他讲实在的话，他自己也笑。 坐下后，郎本说：“今天来，就是见见你，表示认识了，也不谈别的问题，我们要送点礼物给你。”我听他这么一说，就说：“那我就告辞了。”他们几个人把我送出１００弄１０号时，把一包用报纸包着还系着蝴蝶结的东西，往我汽车的座位上一放，说：“小小的意思。”我判断，这不会是别的东西，一定是钞票。如果要害死我，扔个定时炸弹，那下次就不会同我见面了，他们毫无所得。 我们住的地方，是杜月笙的一个公馆，杜月笙送给我们作办公室的地方。我一到住地，看到荷花池，拿出那个包，摆在荷花池旁边。 已经很晚了，戴笠还在等着我，还有好几个小姐等着我。他们说：“今天好危险啊，我们怕你回不来了，把我们急得不得了。你回来了，好了好了。” 我说：“雨农先生，我临走的时候，日本人说小小的意思，往我汽车座上扔了一包报纸包的东西，捆得很紧，我放在荷花池那里，没有带进来。” 戴笠就急了：“你是个书生！你是个书生！那一定是定时炸弹，你还拿回来干什么？一炸就炸掉了！” 我说：“他们头次跟我见面，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就把我炸死啊？没有那样愚蠢的人嘛。” 戴笠就急得不得了。说：“怎么办，怎么办？” 这时，余乐醒进来，问怎么回事？我说：“乐醒哪，日本人送了一包东西，雨农先生急得不得了，怀疑那个纸包里面有炸药，你是个专家，怎么对付这个纸包？”余乐醒是戴笠手下的专家，那时我们每月只有一百多块钱，他拿三百多块钱。余乐醒说：“这个好处理，我去处理。” 戴笠连忙问：“你怎么处理？” “我拿个引爆的东西，看看里面是不是定时炸弹，我在隔壁一引爆，它不就爆炸了吗？第二，我准备一块石头打下去，碰炸。如果也不爆炸，就没有问题。第三步，我就用剪刀把绳子剪开，慢慢地打开，就晓得是什么东西了。” 他这个人还有些办法。后来，按照这三个步骤做，他就跑回来了，他说：“这包里是１万块钱！” 戴笠也笑起来了，他说：“我过去还没有做过这样危险的事情。”他又对我说：“我太急躁了一点，话说得重了一些，你原谅啊。” 后来，戴笠要把这１万块钱给我，我向戴笠讲：“国家正困难的时候，南京的钱还没有来，我们这里马上就要开销，我一个都不要。”我说：“我是为要你这个钱来的吗？我文强不是那种人。” 戴笠和我两个人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戴笠想不出什么特别好的主意，就要我讲，我说：上海“八·一三”已经搞了个把月了，日本人打不下上海，我们７０万人作战伤亡很大，我判断日本人很着急，怕我们借助九国公约的力量从外部打击他，还有１０天九国公约就要开会了，日本人很可能想抢先一步把上海打下来。我预料郎本实仁可能会提出很多难题，让我们办。” 戴笠问：“你预料是什么难题呀？” “我预料，他们要拿钱收买我们当汉奸，替他们做事，他不是送了１万块钱嘛。” 那时的钱很值钱，１万块钱可以买四五部很好的汽车。戴笠说：“这个见面礼很大。”戴笠又问：“明天还跟郎本实仁见不见面呢？” “还见。” “怎么见哪？” 我说：“在日本租界见面。他们有一部汽车，汽车上带着一个红球，一看见有红球的车，就是他们来接我们的车。也可能他们会提出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上海有多少兵力，防守的重点在哪里，等等。我们要做些准备，沉着对付他们，引他们上钩。” 戴笠问：“你的车又怎么办呢？” “我的车也挂个红球，停在附近。两个球对上号，就算接上头了。” 戴笠说：“你要好自为之啊，看你怎么对付他们。” 第二天，按照约定的方式，我上了郎本的车，到了海军俱乐部，跟郎本实仁又见面了。一见面，郎本说：“你这个人说到做到，什么也不怕就来了。”他还表示，现在国际形势很复杂，希望这个战争早一天结束。我说这个战争是你们带来的，又不是我们打你，既然打不赢，赶快把兵撤回去。他点头哈腰：“是，是。”我说：“我们国家当然不能跟你们比了，你们工业发达，但是，你们的人口只相当我们四川省一个省的人口，这个战争打长了，不见得对你们有好处，你们想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郎本说，“你讲的是事实，我们大日本的政策是天皇决定的，我们没有办法的，你们是一个大国，我们日本这个岛国比你们小几十倍，但是制海权在我们手里。你们是陆地大国，我们是海军大国，我们并不次于你们，我们还要发展空军，空军厉害呀。不过，现在九国公约国际会议快要开了，看来这场战争是我们自己打坏了。” 我说：“那又怎么办？你对我有什么话说？” 他提出好多问题，第一个是要我们暗杀宋子文，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外交部长。第二是要我们到九国公约会议活动的地方放几颗炸弹。我拒绝了。我说：“你们这是什么主意呀？要把我们国家的外交部长杀掉，引起外交混乱，问被谁杀的，我们又不能说是你干的，你就把我看得那样简单？” 这样一来，郎本说：“那没别的好办法。” 我说：“坏事都让我们来做，好事都归你，你们日本人太坏了。” 郎本实仁看我挺硬，就说：“好吧，这两个办法取消。”接着就要我们的上海防守分布图，他说：“你们有多少兵力？怎么布置的？这些情况我们都需要了解。你如果把上海防守分布图给我们，我们一次送２００万块钱给你们。” “我们送的图你会相信吗？如果是个假东西呢？你不是上了当吗？”这就叫做先发制人，把他们的口给封上。 他就讲：“希望你们先送来，我们一次拿４００万出来。”又加了２００万。 “汉奸钻到我们内部，可能了解一些情况，我是个正规军人，是个少将，跟你们见了两次面，就把我什么都买过去了，有那样简单的事情吗？这样吧，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关头了，你们开的价已经开到４００万了，我回去再考虑这个问题，明天我们有个东西交给你。”我离开的时候，郎本追上来，又送了我五万块钱。还要我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说三天以后在什么地方见面，再通知我。 我回去后跟戴笠商量：“现在九国公约要开会了，他怕在外交上失败，就提出来要杀宋子文，我拒绝啦。再有，让我们在九国公约会议活动的地方放几颗炸弹，我也拒绝了。他又向我们要上海城防图，我答应回来写个东西交给他。” 戴笠又着急了：“搞个假东西给他，不知道他相不相信。再说搞假的，也不容易搞啊。谁个能搞啊？” 我出主意：“今天晚上在我们自己的参谋中挑几个人，让他们写些自己知道的情况。他们只知道是考核他们，也不晓得我们做什么用。每个人至少给５０块钱吧。”戴笠同意，我就挑了五六个参谋。这几个参谋跑来问我：“今天晚上戴先生请我们吃饭，还出几个题目叫我们考试，他怎么想起要考我们呢？”我说：“那你们不要管。你们硬着脑筋写吧，他要做什么用我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搞到很晚，一个人写了一篇，我拿给戴笠看了，写得好的，打了个圈圈。戴笠宣布：“今天晚上你们辛苦了，你们写得都很好，不分等级，请你吃顿饭，一个人送５０块钱。” 我对戴笠说：“三天后我就拿这些去跟郎本见面。” 戴笠说：“非你去见不行。” 我又去见郎本。郎本问：“你们写的那个东西给我们看吧，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 我没有料到他们还有问题，郎本说：我们讲好拿４００万块钱出来，可是这４００万块呢，要打一个六折，就是１００万只能给６０万。我问：“为什么要打这样大的折扣啊？” 郎本说：“我们是为天皇服务，假如你们写的这个东西是假的，我们就剖腹自杀。我们死了，我们家里的老小还要吃饭，所以我们要扣下一些钱。” 我说：“你们把我看得这样小啊，站在我们这边看，这是国家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出卖给你了，４００万还要扣这么多。我们是看国家，你们是看天皇。”他们的样子很尴尬。 七说八说，扣了三折。我说：“就三折，这个钱就给我带回去吧。”郎本又说来不及准备，这么多钱，要作三天的准备。我说：“来不及了？那到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我又去了，郎本实仁把钱给我了。 戴笠看到这么多钱，很高兴，说：“你真有办法呀，这样多的钱我们两年也用不完，你真能干。” 后来，郎本他们以为我送去的东西是真的，又找我谈，说他们还可以加到８００万到１０００万，在日本正金银行取款。郎本把门关得很紧，说钱多拿一些可以，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啊，搞不好要剖腹自杀。这钱，就一半一半。 我说：“这个事情办不到。什么剖腹自杀？你浑水摸鱼，应该给的你不给，还搞掉一半。”他们也不作声。后来，他们给我开了一张４００万的政金银行的取款单，说：“恐怕三天之内还取不到款。”我就晓得这个钱他们是搞假了。 我回去跟戴笠商量，说：“这个事情搞得不好，我就活不成了，他们要把我干掉，我从他们说话的神情中已经发现了。” 戴笠就问我：“那怎么办呢？” 我说：“这样好了，这两三天我们先发制人，把郎本他们请到上海德租界见面，我们在那里埋伏几个人，把那几个家伙杀掉。” 戴笠说：“你去安排吧。你把他们弄出来，在阁楼上埋伏几个人，找个地方把他们干掉。”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埋伏下来。到夜里两点钟还不见他们来人，我就奇怪了，“怎么还不来呢？” 原来，日本人在金山卫登陆了，上海沦陷了。那天夜里等到两点钟，我们才知道上海失守了。郎本实仁他们得到这个电报，知道上海打下来了，他们还来找我们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