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在朝鲜战场对敌人发动的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为详细了解这次战役的详细情况，以及志愿军６０军１８０师被敌包围受挫的经过，在北京中南海召见了志愿军三兵团负责指挥的副司令员王近山之后，紧接着又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秘密召见志愿军６０军军长韦杰。这是１９５１年６月下旬的事……

　　志愿军１８０师受挫，作为军长的韦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此时突接要他回国汇报的电报……

　　志愿军１８０师是６０军的１个师。１８０师在五次战役结束后撤阶段，不管什么原因造成它被敌人重重包围受挫，作为６０军军长的韦杰，内心总是十分痛苦的，何况不了解实情的友军及国内部队传言不少，大多把“账”算在６０军身上，算在该军军长韦杰身上，这更给韦杰很大的思想压力!此时，在朝鲜战场的韦杰，突然接到志司转军委总参办公室来电，指名要他回国报告１８０师的事。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韦杰

　　韦杰看到电报，心情无比沉重。

　　韦杰带着一大堆检讨材料快马加鞭赶到北京。

　　韦杰离开前线乘火车直奔北京。到北京后第二天，毛主席办公室秘书电话通知韦杰当晚１１点半到中南海，毛主席找他谈话。

　　晚上１１点刚过，韦杰乘坐总参办公室安排的汽车开进了中南海。

　　韦杰整整军衣、戴端军帽后进屋，见到正在看文件的毛主席，立即举手报告：

　　“主席，韦杰奉命来到。”

　　毛泽东看到韦杰，忙放下他正在阅读的志司写的朝鲜五次战役有关６０军１８０师受挫情况的报告，面带笑容说：

　　“啊，韦杰，你坐!当年见到你，是在延安抗大哟!”毛泽东虽讲的是湖南话，但韦杰在抗大时，就全能听得清楚。说完，毛泽东指着书房内的一把木质沙发，示意韦杰坐下。毛泽东身穿一套灰色的中山装，脚穿布鞋，脸色红润，神采奕奕。

　　“在延安，我到你们抗大军事教员队开会，至今，整整１４年了?”

　　“是整整１４年了!主席记性真好!”韦杰激动地说。

　　可此刻的这位３７岁的将领，在毛泽东面前，就像前段时间王近山到中南海那样，是背着“挨批”的沉重包袱来的啊!他似乎也有向毛主席负荆请罪之感!此时，毛泽东又讲了：

　　“你从朝鲜回来前，我先后同你们志司的邓华副司令员、解沛然参谋长，还有你们的韩先楚副司令员都谈过话，了解一些五次战役的作战情况。之后，军委又电报彭德怀，通知你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回国，也是想了解五次战役的作战情况。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五次战役会歼敌八万二而自损八万五呢?为什么会在后撤中突如其来地遭到敌人１３个机械化师的全面反扑呢?今天通知你回国，也是想了解五次战役，特别是想了解五次战役中，你们三兵团，尤其是你们６０军的作战情况，以及６０军１８０师被围受挫的原因……”毛泽东又说：

　　“在与你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谈话之后，我仍感到，１８０师的问题，只是从他口中得到的一方面的情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找你们志愿军三兵团的三名军长分期回国，了解一下三兵团各军，在五次战役的作战情况。这中间，当然更主要是要了解你们６０军，特别是１８０师被围的原因与经过。这事弄清楚了不仅今后对志司，也对军委总结五次战役的作战经验及教训，都有好处，以便认真研究敌人，总结自己，为下一次战役作好准备。你是６０军军长，是当事人，有些事，有些情况，你比王近山，比三兵团的其他军军长更清楚些，所以决定你先回国。”

　　韦杰先检讨说：

　　“主席，五次战役后撤阶段，６０军１８０师被围受挫，作为军长的我，有责任。”

　　“先不说什么责任。我刚才说了，是调查研究。我看还是先说情况好了。”

　　韦杰听后，即开始讲了。他没有用准备好的书面材料，而是完全凭他的准确记忆，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一边听，一边仔细看地图。

　　“……６０军第一阶段作战旗开得胜，全军上下，无比兴奋。问题出在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我们６０军最初定为兵团的预备队待命。没料第二阶段作战一开始，志司却来令，命令三兵团的１２军调归九兵团指挥，配合人民军在东线的作战；令１５军和６０军负责割裂美军和李承晚伪军的联系，以钳制美军第１０军的主力，使其不能东援，以保证九兵团的侧冀安全。根据命令，我们军在揪谷里至大龙山地段，积极钳制美军１０军主力，并消灭敌人一部。５月１６日，志司发现敌情有变，随即重新调整部署。此时，我军１７９师与１８１师正奉命作为三兵团的机动部队，东进至勿老里、品安里、清平里、富昌里地域待机。此时，三兵团来令，令６０军的１７９师调出给１５军，１８１师调出给１２军。我们执行命令后，三兵团又来令，要我们剩下的１８０师也调出，归兵团直接指挥、使用。当时１８０师奉命完成钳制美军第６师、第７师任务后，正进至加平、春川接合部。这样，６０军的３个师，短短几天，几乎在同一个时期调出，全部脱离了６０军的建制。除了军部指挥所及警卫部队，仅有一支３００人的工兵营!也就是说，我手边没有一支作战部队了!我一时成了无军可指挥的空头军长!心中很憋气：“不知上级此时是怎么安排、指挥的?对此，军政委袁子钦，也有意见!”

毛泽东听到此，似乎有些惊异。他立即把手指夹的烟卷放在烟缸里，注意地看了看韦杰，随即提问：

　　“关于五次战役的打法，你看有些什么问题?”

　　“我感到五次战役战线拉长了，而且又想速决，但又没有达到目的。插得深，势必战线长；战线长，人力补充、粮弹供应，都带来问题。敌人用白天作战，我们只能晚上；敌人是汽车、机械化，我们只能靠双腿、靠人力；特别是第二阶段结束，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全面反扑，上下都麻痹、轻敌。因此，二阶段作战结束后撤，敌人便乘机进行反扑。在这种情况下，兵团才电告６０军的３个师归建，由我指挥打敌反扑。可调出去归１２军指挥的１８１师，此时离６０军指挥部尚有１２０多公里，即使归建，也要几个晚上!另外调归１５军指挥的６０军１７９师，此时又尚在汉江南岸；而由兵团王近山副司令员直接指挥的６０军１８０师，此时也还在加平方向。按当时的实际情况，６０军的３个师，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归建，从而无法按预定的作战计划去完成布防任务。尽管如此，我还是立即向各师发出电报，要他们迅速归建。最早归建的是１７９师，即解放战争攻克临汾的临汾旅。他们从春川方向下来后，我立即命令这个师于马铁里以北的丘陵地带控制春川到华川、春川到东海岸之元山港这条公路。马铁里距华川只有３０多公里。哪知１７９师刚刚部署好，敌人就立即上来了。敌人的坦克部队，也沿着这条公路，很快上来了。１７９师当即同敌人展开激战。战士们打得很顽强，打得很悲壮，迟滞了敌人的进攻速度，掩护了友军的撤退。”

　　毛泽东又吸燃一只烟卷，仍然边看地图，边听韦杰报告。

　　“１８０师指战员已六、七天没吃饭了，靠野菜、野果充饥。不少人中毒死亡。此时，部队也急需休整。就在这时，三兵团收到志司５月２１日下达的、令兵团不得原文传达的收兵休整、准备再战的长命令后，兵团即根据志司的命令精神，于２２日对本兵团各军作了后撤的具体部署：令我们６０军在白逸里、白积山以南，东起与九兵团分界线，西起与十九兵团分界线，含分界线的以东地区，在加平、春川，不含春川一线布防，要６０军担任三兵团的阻敌任务。我即令１８０师，并附炮兵第２师的两个连，于５月２３日渡北汉江，在汉江以北构筑阻击阵地；令该师两个主力团５３８团与５３９团，继续在汉江南岸扼守阵地，以掩护兵团主力；并要他们与右邻６３军取得联系。１８０师师长郑其贵接到命令，即令他们师的５４０团北渡汉江，在汉江北岸的鸡冠山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当天晚上，１８０师发现右邻６３军没向该师通报，即已经转移，致使１８０师侧翼暴露。他们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我后，我即令他们于２３日黄昏，将北汉江以南的１８０师另两团部队移至春川以西进行防御。同天，没料１８０师的左邻１５军，也已提前转移。后来才知道，这是王近山副司令员未请示志司而自己擅自作出的决定。与此同时，三兵团的预备部队３９军，已奉彭总的命令，早于２２日离开了前线北移。三个友军都提前北走，把一个６０军孤军放在前面，势必使６０军特别是１８０师的态势突出。更没想到１８０师根据我的命令，于２３日下午正集结部队准备北移时，三兵团又突然来令，要各部暂不撤收，明确指令１８０师留在南岸，掩护伤员后撤。此时全兵团３０多公里的正面，只有我们６０军分散布置的３个师在前线挡住敌人!其中，１８０师仍留在汉江南面。此时，该师粮弹已尽。我将此情况报告三兵团，等待指示。可电报发出后，军指从５月２３日下午开始，一直呼叫不到兵团的电台讯号!没有接到兵团答复的指令，１８０师只好孤师战斗在汉江南岸。”

　　停了停，韦杰又继续向毛泽东报告：

　　“从５月２４日当天，敌发现６０军１８０师两翼空虚后开始反扑，６０军３个师，已受到敌人４个师、共七八万人的威胁，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１８０师处于背水作战的危境。敌人将６０军１７９师与１８０师分割，并深入到１８０师侧后，切断该师后路，使其陷入包围。对此，我焦急万分，即令１８０师迅速撤至北汉江以北防御，争取主动，摆脱险境。当晚，１８０师根据我的命令，避开了敌人已控制的渡口，分团、分营地渡江，但敌人为封锁渡口，对正渡江的１８０师部队，进行猛烈地炮击。部队被迫占领阵地御敌。

　　在韦杰报告的同时，毛泽东的视线，不停地在他身前的地图上移动。他凝神静听得连烟卷都不吸了。一根烟卷夹在指缝间，任其自燃。

“５月２５日白天，”韦杰报告说，“敌机数十架对１８０师扼守的阵地轮番轰炸、扫射，并投掷了大量的燃烧弹，不少战士成了‘火人’!紧接，敌人的炮兵、坦克，配合步兵成营、成团地轮番冲击１８０师守卫的阵地，乘势将１８０师重重包围，并用飞机在该师上空，反复播放劝降录音。我收到电报，即令该师坚决向西北突围；同时令归建的１８１师由华川以东出发，接援该师。１８１师当晚１１时３０分才收到军指的电报。该师各团，因均在行军途中，无法架电台联系，遂令通讯员徒步传达救援１８０师的命令。但是，待接援部队赶到华川、原川里、均巨里一线时，敌已先我占领了这些阵地。此时的１８１师，想从正面攻击已不可能，接援计划未能实现!５月２６日中午，１８０师召开师党委扩大会，会上作出了分散突围的决定。当晚１８时，该师分两路分散突围。分散突围并未事前请示军指。２７日上午９时，１８０师分散突围的师直与该师５４０团这路突围部队进至鹰峰，因敌人炮火封锁，部队建制打乱，人员拥挤，沿途掉队、减员很多。该师另一路突围部队５３９团，也突围到达鹰峰，和师主力会合。途中，该团人员也失散很多，重机枪以上武器，及通信工具，大多被击毁、丢失。师指挥所仅有报话机一部。２７日黄昏６时，１８０师的报话机同军部取得了联系。我即指令１８０师师长郑其贵向史昌里方向突围。同时，令１７９师取捷径向史昌里以南的敌人出击，以减少敌人对１８０师的威胁，以接援１８０师。该师接到我的命令，因山大路窄，尽管彻夜行军，仍进展迟缓。到２８日黎明前的５时，接援部队才赶到明芝观，而敌人当日已兵分３路，合击史昌里，与接援１８０师的１７９师激战。至此，敌人东西阵地已连成一片。晚上，我又收到１８０师电报，等到译出来，知敌人已从加平方向反击上来，超过了该师。此时，师长郑其贵既没请示兵团，也没请示军指，即令部队把武器埋掉，把作战文件资料烧毁，电台密码只剩一套，其他全部烧毁。我看到电报，知道事情十分严重，马上令军部电台用报话机与１８０师郑其贵联系，用暗语询问他们现在的位置，同时，又把军部的位置告诉了他们，指令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率部向军部方面突围。没料自此，我再也听不到该师的回音了!”

　　顿了顿，韦杰好不容易控制住情绪，难过地说：“我向志司、兵团急电报告６０军与１８０师已经失掉联系，请求救援!当时，志愿军各兵团友军，早的已在５月２２日，迟的也已于５月２３日先后北撤。志司此时手中，无近兵救援。三兵团同样困难，未掌握其他机动兵力。彭总给我和秦基伟发电，要我派我们军的１８１师，秦基伟派１５军的４５师，进行救援。可此时的１８０师，正在分散突围中，任何措施，都无济于事!”

　　夜深人静的中南海菊香书屋，只有毛泽东和韦杰两人。毛泽东又问韦杰：“６０军１８０师作战损失的确切数字你报告一下，好吗?”

　　韦杰当即向毛主席报告：

　　“损失数字分两个阶段统计：１８０师入朝时，人员为１１０００余人。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掉队、负伤、阵亡，减员在１０％。此时，该师已不足１万人。二阶段作战，减员也很严重，特别是后撤开始的３天，即５月２２、２３、２４日，该师第一梯队的５３８、５３９团两个团，减员很大，根据不完全统计，１８０师被包围前的人数，约在８０００左右。据主席召我回国前，我对该师情况的了解情况是：１８０师５３８团突围归来的是９００人；该师５３９团与５４０团突围归建的各１０００多人，共２０００多人；师直机关、勤务分队、后勤医院等４００多人，近４０００人。若按二阶段突围前的８０００人算，突围损失数为３０００余人。这３０００人中，估计被俘五六百人，突围战斗伤亡为２０００多人，吃野菜、野草、野果中毒及饿死的指战员有数百人。它同彭总报给军委有关１８０师损失数字是吻合的。”

　　韦杰报告完上述情况，悲痛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从他那对浓眉下的双眼，大滴滚出!

　　“１８０师的事，各级都有责任。”毛泽东听后肯定地说。片刻，毛泽东又讲：“１８０师受挫，彭德怀在电报中已向我和军委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你来北京前，志司又来报告，说他们对１８０师的受挫，均感到惭愧，表示要以悲痛的心情总结教训，并决心从各方面想办法来挽救这个损失!他们认为，这次１８０师受损的原因很多，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所造成!基于此，也不能全怪你们６０军和１８０师的广大指战员!一句话，各方面的工作没有作好，才使１８０师不能自拔!正如志司在电报中指出的：倘若我们方面搞得好，这损失是可以避免的，至低限度也可以减少。这个‘我们方面’，既指志司，也指兵团，也指下面的军和师，不能单方面说。志司总结的几条失利原因，我是同意的。看来，”此时，毛泽东似有自责地说：“五次战役，我看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

　　韦杰听得出来，毛泽东说这话的语气，确有内疚和自责之意。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彭德怀是朝鲜前线的第一线指挥员，第二线直接指挥者，是中央军委，是他这位军委主席毛泽东，因而毛泽东认为，此役失利，也不能只怪志司司令员彭德怀。这是因为，五次战役的部署，是按照他的作战方针制定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说了上述五次战役未能达到预想战果、即想成建制地歼灭敌人数万人的原因，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这番话之后，他又起身在室内踱着步子，若有所思地说：

　　“现在看来，志愿军要想一次性包围美军几个师，或者１个整师，甚至１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敌的目的。我看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如果是打美军或英军，不要实行过去那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性的小包围。如果是打李承晚的伪军，便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总之，要分敌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