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oad to Modernity
现代之路

JAMES HITCH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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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之 译

[本文]

西方文明可以说是两大思潮角力的产品，过去2500年的进步是彼此互相峥嵘的结果：
1. 犹太-基督教传统。
2. 希腊文化的理性探索与艺术创作。
这两者显然不是水火不容的。虽然，犹太人在原则上，没有产生宗教艺术，但是他们的确建造了一个璀灿的神殿，同时，旧约包含的文字，即使在非信徒中，也被视为是十分有力的艺术品。

不过﹐犹太人对纯粹的艺术没有太大的兴趣﹐对圣经是否有艺术感染力也不关心，他们对知识的探究全在圣经经文的本身。他们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哲学”或“科学” 的，而且，他们也和巴比伦人、埃及人不同，没有深入地研究数学。

希腊人相信超自然力。他们最大的问题（如果这是问题的话）是有太多神了。他们的多神论和一个信念──一个冷酷的命运掌管着宇宙──结合的结果是对神圣没有很强的概念。希腊神话的诸神并没有给人太多教训的意味（他们常常举止粗野，甚至没有什么道德），因此也没有什么说服力。

旧约则是一个民族生活在一个全能、全知、全善、全爱的上帝之下的故事。希伯来圣经中不乏人文主义的主题（诗篇8:4-5：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但整体而言，以色列民族是告诫人必须全然依赖上帝的。当他们只相信自己时，他们就会走错路。对照之下，希腊人的宗教观念则越来越淡薄。在无法依赖他们的诸神，又出于需要的情形下，希腊人从自己身上寻找智慧。在实质上，他们发明了哲学、科学、使数学完美化、医学、戏剧、诗歌、雕刻、建筑，以及历史的研究。

希腊人很明显的是个具有浓厚人文气息的民族，在人文传统上有着伟大的成就与自豪感。他们从哲学对话的角力中获得乐趣、思考呈现在舞台上关于人类存在的难题、查考自然界的奥秘，并且歌颂所有人性的光辉。（希腊有名的裸体雕塑是为同时呈现人体的完美以及艺术家个人的完美技巧）

只有为数极少的希腊人曾经完全否认超自然的存在。事实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这三位伟大的希腊哲学家，试图借着知性的诡辩来深化对宗教的理解。然而，柏拉图的上帝─那个称为the One的终极存有，与希腊传统的神并不相同﹐亚里斯多德的「主要推动者」（Prime Mover）更不类同。不管在哲学上这些概念如何令人满意，他们的理解实际上是偏离了希腊的宗教。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所以是世俗论者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承认有一个宗教的层面。宗教的任何义务，都可以藉由生活在哲学真理下取代，也就是说，借着过着一种有智慧的世俗之路，来达成宗教之路。

希腊的人文主义，对人类能力的信任及对人类成就的歌颂，对西方文明的贡献是独特与巨大的，世上少有其它文化发展出类似的观点。例如，在今天，一些伟大的东方文明，特别是印度文化，仍然拥护一个观点，认为人类的存在只是永恒中渺小的一部份，人类的生活也被一个冷酷的力量所支配，他自己无能掌理。

在基督的时代之前，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合理的假设是，这两者在本质上是无法兼容的，毕竟两者的分歧太大，对人生的态度最终是矛盾的。然而，他们却被一个全新的时代潮流──基督教所融合了。

一开始，早期的基督徒全然是希伯来传统的子女。他们甚至在早期教会里辩论着，外邦人如果要改信犹太教，需不需要行割礼、遵守犹太人的饮食律法。过不了多久，情势就变得十分明朗，不仅基督徒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28:19），非犹太人甚至比起犹太人自己更是一块信教的沃土。
最早期的基督徒在希腊语世界（当时罗马帝国的通用语言）传教时，是想让福音更容易让外邦人理解。因此在约翰福音中神的儿子被称为“道”（the Word），亦即希腊哲概念的“Logos”。在第二世纪末结束前，基督教已经开始有教师，像游斯丁（Justin the Martyr），原先就精通希腊哲学。

不过，早期神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位，特土良，曾经问过一个修辞学上很有名的问题：“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隐含的答案是“没有”。特土良曾极力拥护这个立场，时时地赋予新意，强调基督的启示已经包含拯救所需的全部真理，没有必要再拖异教徒的智慧下水。

然而特土良最终还是离开了教会，加入了一个比较暧昧的异端教派，不多时，他的立场反而成了少数者。过去的每个时代，绝大多数单纯、虔信的基督徒，只仰望神圣天启的权威带领，觉得追求哲学研究是多余的。不过，爱好学问的信徒──即有信仰，又埋首于世俗学问者──的传统，很早就建立了，而且在许多宗派里存留着，直到现代。

但是，理性探究所需的还不止这些。当清楚地知道耶稣的再临非迫在睫毛，而且当他们不再被迫害、反而被罗马帝国官方认可后，基督徒必须考虑如何生存在这个世界。慢慢地，他们决定让自己成为市民的长官、商人、地主、工匠、教师等，好担负起世界的责任，在不失去属天的目标下，他们也不愿忽视这个地球，他们也在日常生活中拼命地尝试了解基督的教导。因此出现了「修道院的矛盾」：本为已逃离这个世界的人所设，可是却成为黑暗时代文明的中心；那里成为传授世俗的、宗教的知识的地方，农业改良技术也在那里发展出来。

这就成就了“基督徒人文主义”（Christian humanism），虽然这个词并不常用，但它是希腊世界（经过罗马人的洗礼）服侍宗教信仰最佳的语词。奥古斯丁认为，人同时是两个城市──上帝的和人的──市民。

在此后的几个世纪，罗马显得更加的世俗化，更是怀疑论者，有时也比埃及人更会嘲弄宗教。虽然大多数罗马帝国的居民仍然相信超自然（来自东方的祭拜仪式即使在罗马也仍然非常受人欢迎），但第一世纪到第五世纪是犬儒主义、困惑、焦虑、以及不可知论当道的时候，基督教成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心灵重生之道。西方成为一神论的世界──主要是基督教，以及少数的犹太教以及此后的伊斯兰教。公元五百年之后的壹仟年间，西方几乎没有无神论或宗教的怀疑论者。

这并不是说问题不再。从理论上、而不从实际上解决神的事务与世界政治、经济与家庭等事务的关系比较容易。在这些领域上，都没有最终的确定答案。每个世代的基督徒都要奋斗于活在此世界而不被它同化。

在公元1500年之前几乎等于西方基督教同义词的天主教会，在融合异教徒的创作──建筑、文学形式、法律与政治──于信仰中并没有遭遇很多困难，融合的层面甚至包括基督教行事历的大部份（例如庆祝基督降生的日子与西方冬至的日子竟不谋而合）。但在知性层面却有严重的问题。公元1100年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在欧洲经历黑暗时期后被重新发现，他似乎提供了一个完全开展、圆满自足、无可反驳的系统理论，能理性地解释整个宇宙，信仰似乎成为多余。

公元十二世纪，传奇的僧侣哲学家埃布尔拉德（Peter Abelard）似乎把逻辑绝对化了，即凡不能被逻辑证实或解释的，都将被视为虚假。一些（至少名义上的）基督徒哲学家愿意全盘接受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不是暗中否定信仰，就是把它锁在密不透水的隔间中。

然而，神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尝试将亚里斯多德与基督启示揉合在一起。这个揉合在他的时代便广被接纳，影响甚至直到今日。不论从什么特殊的角度来看，这个尝试本身可以被视为打造基督徒人文主义最完备的努力。阿奎那说，既然上帝创造了宇宙，宇宙对人类探索的回应必定与神圣的启示相一致。此外，人的心智既然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必值得信赖，成为指向真理的向导。上帝的终极真理超乎人类的理解，但理性与启示必定没有真正的冲突。一个基督徒既可以拥有信心，又可发展人类对全然知识的能力。

阿奎那的努力并未获得所有的人满意，到了十四世纪就开始崩解了。主要因素是受到一些哲学家的批评，如俄坎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他认为阿奎那对理性作了太多的让步。在他们的眼中，人类的智识仅如微渺的灯笼﹐信心的真理远比人类用自己的眼睛所能发现的还要值得信赖。从表面上来看，这些哲学家（大致被归类为唯名主义者一派）是在维护信心，可是他们无意间揭露了基督徒人文主义者经常面对的困境。即如果一个信仰者贬损了人类成就与人类智慧，他会冒认为信心与生活无关的险﹔人的能力便与宗教无关，可以自行发展，最后终将与宗教为敌。但如果太容易就接受人类天性的可能，信仰者便会滑入简单的世俗中。就某方面来说，而且大致上不具意图而言，唯名主义者将哲学从宗教中独立出来作出了宣告，虽然全部的意义要等数个世纪后才显得清晰，他们为纯粹世俗知性生活开辟了一条道路。

如果唯名主义代表基督徒人文主义的否认，在相同的世纪（大约是1350-1550），一个新的人文主义正在开始萌芽，与西方文化历史中称为文艺复兴的时期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一直遭到误解，无数的教科书把它描述成从中世纪以神为中心的宇宙观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宇宙观一个转折点。依此可假设，过去几世纪的人是为永生而活，现代人则为这个世界而活。因此，流行的论证是说，文艺复兴时期是现代世俗主义的开端。

历史的真相则远比此复杂。一个例子，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并没有出现无神论者，甚至几乎没有人是宗教的怀疑论者。绝大多数著名的文艺复兴期人文主义者是有信仰的基督教徒，主要信奉天主教，其中有些人还十分虔诚。例如乔凡尼．毕柯．德拉．米朗杜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在某方面是十分属世的人，也是人文主义的代表作《论人的高贵的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的作者，在他死前曾严肃地考虑要成为一个修士。作者如佩脱拉克（Francesco Petrarch）曾全力以赴地想整合基督教信仰和他们的人文主义。即使如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写出了生气勃勃且相当渎神的《十日谭》（Dcameron），也曾把他那些成为丑闻的作品收回。

人文主义者（humanist）这个词的意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然混乱。能令「文艺复兴期人文主义者」（Renaissance Humanist）这个词全然满意的定义是其最严格的字面意义。他是个对人性──诗歌、修辞、历史、绘画、雕刻、建筑、音乐──有着专业兴趣的人，以与哲学区分开来。人文主义者认为哲学太抽象、太科学，以致于无法对人类存在的复杂性作出公正的裁判。他们并没有把神学排除在他们的兴趣之外，不同的是，他们试着发展一种独立于亚里斯多德哲学之外的神学。

不过，在人文主义者的节目表里并没有太多暗藏的阻碍，他们对文学与艺术的热爱把他们带回到希腊罗马时代──那个在这些领域十分杰出，且达到无人能及的深度的时代。在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矛盾，人文主义者是专业、有信仰的基督徒，但是被推到那个境地，必须说文明──以人类的观点来看──在基督教的极致时期却开始走下坡。

他们过度钦佩希腊神庙的建筑，并且用“歌德式”一词称呼中世纪的基督教堂，以表达他们相信这些建筑是原始与野蛮的。有些人文主义者承认，他们发现新约中的希腊语不如荷马，奥古斯丁的拉丁文没有西塞罗的来得讨好，也与他们回溯到异教徒传统的样式合不来。他们也在西塞罗的作品中发现一个高贵、平衡的、有成熟智慧的道德观念。其中一些人发现，比起和僧侣在一起，他们比较容易认同斯多亚学派的罗马皇帝欧雷理乌斯（Marcus Aurelius）的教导（注﹕着有《沈思集》Meditationes）。坎贝斯的多马（Thomas a’Kempis）写的《默想基督》 Of Imitation of Christ无论在形式与内容上都规避了传统的价值。因为绝大多数的人文主义者，特别是在文艺复兴花朵盛开的意大利，一个诚恳的、有良知的、直言不讳的基督徒信仰从来不曾成功地和赞叹古代异教徒的观点妥协。从某个角度看，他们是知性的基督徒，异教徒是感性的、出于想象的。

在今日，文艺复兴多半以其艺术而闻名，而非其思想。无可置疑的是，透过艺术更能直率地表达其对生命的人文主义倾向。从罗马帝国时代到十四世纪以前，人们栩栩如生的画像渺不可闻，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突然间变得普遍。中世纪伟大的艺术与建筑技巧几乎全用在教堂的建筑与装饰上。当宗教艺术仍然活耀在文艺复兴之时，同样的技巧正逐渐地被用来荣耀一些伟大的家族或重要的城市。从远古至今，人的裸体，作为人性的一个暗喻，再一次被用来标榜其完美。

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诞生地与主要的摇篮。佛罗伦萨人对人生的态度采取一个相当世俗的表现。他们同意赚钱是为过美好的生活所必须的，对于肉体享乐的欢愉并不觉羞愧，鼓励为着人类自己而发展人类的各种天赋，并且高举荣誉、声名、权力、以及威望作为价值标的。其中最极端的是马基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王论》（The Prince）提到的，政治非关道德的论述，令许多人震惊，其实只是广布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一种态度的延伸而已。
然而，佛罗伦萨人也和当时的意大利人一样虔诚。在文艺复兴时期行将结束之际，修士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anarola）在城中的宣道造成了相当于火与硫黄的复兴，并且说服饱经世故的佛罗伦萨人抛弃他们世俗的“虚荣”，包括价值不菲的画作和书籍，丢入火堆中。同样明显的矛盾也可以在罗马教庭发现。世故的佛罗伦萨人是艺术与知识的伟大赞助者，虽然他们被人期望能压制人文主义者的异教倾向，但是到了十五世纪末，教宗们也同样的方向所牵引。在恶命昭彰的教宗亚历山大第四世命令下，萨伏那洛拉被烧死在火柱上。亚历山大第四世公开的、不道德的生活反映了教会高层舒适的俗心。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从歌咏美──德行的分支──的态度造成的，而此种态度多源自古代异教徒极富想象力的摇摆，而非圣经的偏离。然而，亚历山大同样也是信仰者，甚至，以他的方式而言，相当虔诚。

因此，我们不可论证，文艺复兴导入了西方的现代世俗主义。当然，这远非人文主义的意图。他们如果知道他们被影射要削弱宗教信仰，必定会十分震惊。从某方面而言，文艺复兴提出了许多它自己无法回答的不成熟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信仰与实践中的基督徒，如何容让天然的人性冲动充份地发挥其威力。直到当日，基督教在一个毫无二致的声音下，教导自我控制、自我否认与刻意努力的道德，以超越全然的人性。人文主义者并未公开地否认这个道德，但他们以一种认为那并非总是正确的态度来生活，他们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并没有作太多的考虑。
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早期，从欧洲北方到意大利的青年人，往来十分频繁。这些北方来的人对意大利人相当亵渎的生活与看法十分震惊，其中有些人也为意大利人无法调和基督教信仰与人文精神感到困惑，他们返家后决定对这些失败进行补救。
最伟大的北方人文主义者是路特单的伊拉斯姆（Erasmus of Rotterdam）。他是严格字面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一个语言学与文学的学者。他也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一样，讨厌抽象的哲学，因此他发现自己偏离了天主教会以亚里斯多德过滤阿奎那的主流神学。

伊拉斯姆实际上是将来要被称为基督教人文主义的鼻祖。基督教人文主义最低限度是指应用学术的工具研究基督教经文，尤其是圣经，而不是研究异教徒信仰。伊拉斯姆的目标是藉由引导基督徒进入对信心更确切的认识，以点燃他们更深的敬虔。
矛盾的是，这个基督教人文主义很可能导致了天主教特定信心的减弱，因为他强调圣经的研究容易产生私人的、甚至与天主教教导不相协调的个别的信心。总体而言，伊拉斯姆在圣经经文中发现了一个简单、本质上道德的基督教精神。虽然他并未否定天主教会的主要教导与常规，但对这些发出许多置疑，并且似乎暗示教堂伟大精巧的结构是没有必要的。之后他曾记下﹕人们说是伊拉斯姆下了蛋，而路德孵出了它。

但是伊拉斯姆始终仍是个天主教徒，虽然直到他死只是个边缘人。他在一些基础上反对新教的改革，尤其是因它撼动了教会的团结。另一个北方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姆的好友汤玛士．摩尔（Thomas More），则成为一个激进的东正教（Catholic orthodoxy）的护教者，否定且死于英国教宗（英国国教）的权威。摩尔极富吸引力的原因是他似乎代表了人文主义的态度。他是个结了婚的俗人，热衷于政治，一个社会评论家，富于机智、成就不凡的设计师，一个似乎是会享受生活的人。但是他一度慎重地考虑要当修士，不再对政治抱任何幻想，并且对所有世俗之物的短暂性有一个强烈生动的自觉，想要追求永生。

至少于南方，文艺复兴在新教改革时已过了它的巅峰期。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正确地说，宗教改革成功地把文艺复兴推出了历史的舞台，并且把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问题无限期地推迟了。

马丁路德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没有什么认识，更谈不上同情。苏黎世的慈运理（Ulrich Zwingli）、路德的助手墨兰顿（Philip Melanchthon）以及卡尔文（John Calvin）都曾是人文主义者，但是对他们的神学或信仰并没有造成显著的影响。从某方面可以论证说宗教改革是反对人文主义的，因为人类罪性与因信称义的教义实际上杜绝了依赖任何的人类力量。伊拉斯姆曾与路德有一次有关人类自由意志的激烈辩论。伊拉斯姆捍卫自由意志，而路德极力地否定之。越激进的宗教改革者也越是反人文主义的，因为他们几乎全然反对艺术用在崇拜上，虽然路德对音乐特别网开一面。其实一般而言，天主教神学是与异教哲学的部份掺和，但宗教改革者避开这个联系，而拥护“纯粹”是上帝的话的说法。

但是，从另一方面可以说，新教因为否定了修道院制度而鼓励了人文主义，从此以往基督徒的唯一召唤就是活在这个世界，婚姻与家庭成为既是常态也是典范。世间的职业有了新的、宗教上的重要意义。曾有一个繁复的论证说卡尔文主义合理化了现代资本主义和对财富的追求。如果说一个典型的中世纪教会人物是在他的斗室中罩着长外袍的僧侣，那么一个典型的早期现代新教人物就会是出现在林布兰特的画作、坐在某个市民组织的委员会上，身着黑服的商人。

十六世纪时几乎所有的激情──知性的、道德的、个人的、甚至政治的──都被卷入宗教的冲突中。你是天主教或是抗罗宗对你的影响甚巨，因为永生的拯救与对基督的忠诚是在赌注上的。虽然他们有时有暴力式的斗争，但是天主教与抗罗宗在信心的基本教义上仍然互相一致──三位一体，基督的神性，圣经的权威（无论怎样诠释），神迹，以及十诫等。无论世俗的声音在文艺复兴期如何慎重地被提出来，它们都在宗教改革时期被淹没了。不信神几乎无法想象，唯一的差别只是你信奉什么。一个在公元1550年西方历史布景的观察者很容易作出如下合理的结论：任何世俗化的趋势已经永远地结束了，西方世界是如此深刻而热情的宗教化了，它的整个未来将被互相竞争的信仰所塑造。

然而这个燃烧对如此灿烂的宗教热情可以被视为火焰将熄前的最后一闪。西方世俗化的根已经散布了一段时间，当时未被发现的部份宗教改革的进展，帮助这些根苗窜出了地面。

ACKNOWLEDGEMENT
Hitchcock, James. “The Road to Modernity.” In What is Secular Humanism. (Ann Arbor, MI: Servant Books, 1982), 19-31.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THE AUTHOR
James Hitchcock is a widely published author on many topics and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St. Louis University. James Hitchcock is a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 of The Catholic Educator's Resource Center.
Copyright © 1982 James Hitchc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