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軍情局”借重“民運”登陸20年揭秘
DWNEWS.COM-- 2007年9月24日4:26:26(京港台時間) --多維新聞網

中國時報呂昭隆／“移山專案”，是軍情局與海外民運接觸的濫觴。從早期的“移山專案”到中期的“文正專案”，及至後期的“崑崙專案”、“致廣專案”、“致遠專案”，軍情局與民運建立關係，前後歷時廿餘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剛好代表了海外民運的興起、轉移、發展與沒落。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中共留學加拿大公費生王炳章在美國紐約發起“中國之春”運動，軍情局即派員與王直接聯繫，王也派寧嘉晨來台洽商合作。

王炳章“中國之春”合作濫觴

軍情局經國安局核定後，決定以政府名義與“中國之春”秘密合作。七十二年軍情局派翁衍慶上校，（翁衍慶後晉升至中將，並於副局長任內退休），化名“翁遠書”，赴美擔任聯係指導，對內聯務是軍情局駐美東工作組長，對外職稱是“君平公司”負責人。

從七十一年到七十四年，是軍情局與民運合作的第一階段，主要接觸對象是王炳章。軍情局每年提供五十萬美元活動經費，匯給王虛設的“貫中公司”，另每月支薪一千美元。這個階段的專案代號稱為“移山”，軍情局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運之力，撼動中國內部民主。

七十五年到七十八年，是軍情局與民運合作的第二階段。

驚傳“江南案”王擬組黨遭斷援

七十三年十月，發生“江南案”，軍情局駐美情報員奉命撤離，經國安會、國安局與國民黨文工會商議，並報請總統核定，自七十四年十二月起轉為文工會接辦，當時的文工會主任是宋楚瑜。由於實際工作仍由軍情局負責，故翁衍慶借調文工會，但仍具軍職身分。

七十五年五月，美國ＦＢＩ約談翁衍慶，指其為軍情局駐美代表，希望翁能與美秘密合作，翁未允諾，被迫於兩周后返台。

翁衍慶返台後，王炳章趁機坐大，反有意在台灣組黨，由於還處戒嚴時期，不能組黨，軍情局停止與王合作，切斷經費資助，並運作民聯，阻止王的發展。

七十七年，海外民運分裂，胡平取代王炳章，八月，胡平派林樵清來台與軍情局商議，軍情局又恢復已停止一年的經費援助。

從七十九年八十二年，是軍情局與民運合作的第三階段。

天安門事件“策聯”十人被逮

七十八年，大陸發生天安門事件後，軍情局主動與胡平建立“策聯”，在大陸積極活動。期間，中共逮捕十個所謂的間諜，包括上海的邱麟、寧夏的高曉詩等人。這些人將天安門群眾運動情況告知我軍情局，均遭判八到十年的重刑。

八十年六月，於大海取代胡平，擔任民聯主席，軍情局順勢停止資助民聯組識，僅經援“中國之春”雜誌。這是軍情局第二度中止經費。

從八十三年到八十九年，則是合作的第四階段。雙方合作已近尾聲。這個階段，中共很有計畫的切斷海外民運人士與大陸的連絡管道，並且釋放魏京生、王軍濤、王希哲等知名異議人士，這些人到海外，讓民運派系更加複雜。軍情局攪進民運的“戰國時代”。

派遣情報員登陸合作告終

八十五年，台海危機中共試射飛彈，軍情局任務改以軍事預警情報為重，並大量派遣情報員入陸，海外民運人士的角色，愈來愈邊緣化，終至沒落。

民進黨執政後，軍情局大幅刪減民運經費，僅存極少數的個案合作。

九○年李少民、高瞻失事 美曾高度關切

民國九十年二月，在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盪到低點，並大砍援助經費之際，中共開始動手抓人，在大陸逮捕外籍學者與民運人士，發生李少民與高瞻事件。

面對中共的台諜指控，李少民與高瞻均極力否認，僅承認接受台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經費贊助，單純從事與兩岸有關的研究活動，軍情局則保持緘默。

李少民與高瞻案，引起美國高度關注，包括總統與國務卿，都公開對中共喊話。

事實則是，李少民曾與軍情局“接觸”，高瞻則不曾與我情報員碰過頭。

李少民與我軍情局接觸的時間極早，介聘人是“中國之春”雜誌社長王炳章。七十八年六月天安門事件後，在王炳章安排下，六月底，李少民飛到泰國曼谷，與軍情局情報員曹ＸＸ見面。

中共是在八十九年底盯上全案，九十年二月十一日，赴大陸探親的高瞻，從北京返美時遭逮捕，有美國公民身分的李少民，則在廿五日由香港進入大陸時遭拘禁。

至於交給李、高文件的曲煒，任職中共“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宣傳部副部長。曲煒在八十九年隨團訪台時，並且脫隊“失蹤”過，傳聞曾與我情治單位“接觸”，並接受新台幣十萬元的見面禮。曲煒是將中共國台辦新任副主任周明偉一份內部講話資料交給高瞻，於九十年二月遭到拘捕。

李案的發展是，曲煒遭中共以間諜罪判刑十三年，高瞻遭中共以間諜罪判刑十年，隨即獲準保外就醫，驅逐離境。李少民、高瞻被中共監禁約五個多月，均於當年七月獲釋返美。

由於民運人士均居海外，軍情局與民運長年合作，鮮少傳出“失事”，李少民案，堪稱是頭一回。隨後，則有王炳章遭中共越境綁架逮捕案。

與軍情局合作過的海外民運人士王炳章，九十一年七月遭中共監視，同年十二月正式逮捕。情報界不少人認為，王炳章是在越南邊境遭中共綁架抓走的。

九十二年二月，王炳章在深圳受審，遭中共以間諜罪判處無期徒刑。

根據中共公布的刑事判決書，王炳章搜集的情報內容，包括“中越邊境自衛還擊作戰戰例選編”等文件。

王炳章被捕的過程，相當戲劇化。根據我情治界的說法，中共的說詞是，王因涉及一件綁架案，人在廣西邊境的一座小廟躲藏，被人發現，意外遭捕，唯軍情局沒人相信，並認為是中共掌握王的行蹤，直接派人到越南邊境綁架到廣西的，綁到中國境內，中共國安單位順理成章地抓人。

八十七年一月，王炳章曾用化名“樓開文”，自廣東珠海潛入大陸活動，並安全出境。

王炳章於失事前，曾托人帶信到台灣，要求軍情局或國安局資助情報經費。不過，軍情局對大陸情報工作，已調整為預警情報優先，對所謂“兵運”或“恐怖活動”，興趣不大。

http://www7./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7_9_23_16_26_26_681.html

台媒披露：台灣當局勾結“民運”分子

5月27日，台灣《中國時報》在顯著位置披露，台灣當局多年來一直在資助大陸海外“民運”分子。分析人士指出，陳水扁當局正策劃把海外“民運”變成民進黨的“台獨”招牌，並企圖將海外“民運”推回大陸，變成民進黨在大陸的“第五縱隊”。

“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多達17個

據知情人士透露，早在1982年，海外“民運”就和台灣情治（情報和治安）部門扯上了關係。王炳章1979年到加拿大留學，在紐約創辦之後《中國之春》雜誌，引起了台灣“情報局”（20世紀80年代後期改編為“軍情局”）的注意。台“情報局”立即派人與王炳章取得直接聯繫，王炳章則派其私人代表寧嘉晨到台灣商談合作事宜。據台灣“國安局”密件顯示，台“情報局”在上報“國安局”核准後，決定與《中國之春》展開秘密合作，進行反大陸的活動。為此，台灣特別成立了“移山專案”，每月資助《中國之春》3萬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連任“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主席。台灣“情報局”每年向該組織提供6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此外每月還發給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資。但台灣方面對王炳章並不信任，派林樵清監視他的一舉一動。

隨着“民運”分子紛紛跑到國外，“民運”分子內部的鬥爭異常激烈。一開始國民黨當局就清楚地認識到，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麼大事。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灣“軍情局長”後，乾脆把“民運”組織變成了搜集大陸情報的工具。據台灣“國安局”密件披露，當時受“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達17個，遍布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和香港地區。胡平為首的一批人被列入台方“文正專案”，經費由專案補助。王軍濤參加了所謂的“中國戰略研究所”，被台灣方面列入“致廣專案”。已被大陸安全部門抓獲、判處間諜罪並驅逐出境的李少民，當時被台灣當局列入“志翔專案”，經費由個案申請。台灣當局把收買的“民運”分子作為情報員，並將他們分成不同的類型，其中“聘干”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負責進行全方位的情報搜集和“民運”推動工作；“聯干”是專門負責交通聯絡的特工；“民干”是專門從事“民運”活動的人員；“工作對象”則是準備發展吸收的人員。例如，在台灣“軍情局”的檔案中，李少民是“民干”，化名“周軍”，月薪1500美元；胡平也是“民干”，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海外“民運”分子的派系鬥爭一直非常激烈，台灣“軍情局”為了拉攏他們，不得不四處撒錢。據透露，有一段時間，台灣“軍情局”光是資助“民運”分子籌辦基金會、研究中心和研討會等，就花掉了三四十萬美元；據估計，台灣“軍情局”十多年的花費至少有500萬美元。

民進黨設立“二王專案”，資助王丹等人。王丹則向陳水扁提交“工作報告”

2000年5月民進黨上台後，放棄了國民黨時期“反攻大陸”的幻想，因此對海外“民運”分子興趣越來越小，台情治部門也停止了對他們的資助。在此之前，一些“民運”分子曾通過當時的台灣“總統府資政”姚嘉文說情，但仍無濟於事。後來，民進黨經過進一步評估，認為這些“民運”分子還有可利用之處，於是開始積極拉攏王丹、王軍濤和楊建利（1962年生於山東，2001年在哈佛大學獲得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曾當選“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副主席）等人。

台灣《中國時報》的報道指出，台灣“國安局”對拉攏王丹、王軍濤的工作相當重視，為此專門設立了“二王專案”，由台灣海基會副秘書長顏萬進和“國安會諮詢委員”林佳龍負責相關工作。

據知情人士透露，民進黨當局與王丹、王軍濤等人的正式接觸始於2001年，地點在美國波士頓。當時，台灣當局派出的是顏萬進和徐斯儉（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民運”分子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陳小平和吳稼祥，來自大陸的劉軍寧等人。這次會議商定了未來雙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運”的概念，順利地得到了台灣方面的認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軍濤到了台灣，在新竹與顏萬進、林佳龍秘密碰頭。他們決定成立“憲政協進會”，作為政治決策和指揮中心；同時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軍濤等人均在其中。雙方還決定由王丹出任“憲政協進會”的“主席”並負責組建辦公室，王軍濤則出任“理事長”。此後，民進黨當局打着“資助學術研究”的招牌，通過海基會向王丹等人提供經費。從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動研究”十六大為名，陳水扁當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萬元新台幣，其中王丹和王軍濤的人事費各為12萬元新台幣，交通費共10萬元，座談會車馬費還有2.4萬元。

2002年3月，雙方再度在紐約碰頭。他們這次討論的事項包括：在大陸設立一個討論政策的網站；接手一本名曰《北京之春》的雜誌，作為在北美公開活動的平台，由王丹加入該雜誌董事會；介紹台商資助潛藏在大陸的“民運”分子等。2002年4月，楊建利使用朋友的護照溜回大陸，被依法拘捕並判處入獄5年。剩下的王丹、王軍濤就成了台灣情治部門重點拉攏的對象。2002年11月，雙方又聚集到韓國漢城交換情報。

為防範“民運”分子趁機擴大勢力，台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

儘管不斷給“民運”分子出錢，但台灣情報部門對他們並不放心。據《中國時報》報道，在台灣“國安局”絕密文件中，有一份是前“國安局長”蔡朝明於2004年2月26日交給“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和陳水扁的公文。這份公文非常具體地說，今後台灣資助海外“民運”的三大目標，即在“民主化”和人權等議題上對大陸形成國際壓力；籌組並扶植大陸“海外反對黨”；利用“民運”分子在大陸的親友，拓展台灣在大陸的情報網絡。同時，為防範“民運”分子趁機擴大勢力，台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如“為台灣所用，由台灣主導”；“勿同意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構，以免養虎為患，入台後反而從事對台工作”；“要有隨時被反咬之準備與防禦”，等等。

此外，台灣“國安局”還就每名“民運”分子的性格特點以及價值大小不同，對他們進行區分。台當局認為，王丹“雖然具有國際知名度”，但有待進一步成熟，他現在的主要價值在於宣傳；王軍濤“做事低調，具有能量，深層耕耘，具有組織地下黨的潛力”，可以通過分期、分階段的方式進行資助。

台灣“國安局”所提的“八點原則”與民進黨一貫的風格頗為吻合：如果它願意，就會給海外“民運”“一塊牛肉”；而這塊牛肉的代價就是等待海外“民運”分子對“台獨”的回報。這正是“為台灣所用，由台灣主導”的正內涵。海外“民運”如果不認同“台獨”的價值觀，不為“台灣獨立”奔走呼號，那就會成為民進黨當局的“養虎之患”。這些“民運”分子口口聲聲說要民主，但“3·19槍擊案”卻已將台灣的“民主”打入地獄。由此人們可以看出，陳水扁當局與海外“民運”分子勾結在一起，究竟是要幹什麼？

環球時報記者 吳薇
2004-06-01

台當局資助“民運”分子

台灣民主基金會與海外“民運”刊物《北京之春》雜誌社簽訂的一份契約書近日被知情人士透露出來。在這份名為《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補助出版事業契約書》的文件中，甲方是台灣民主基金會，乙方為《北京之春》雜誌社，甲方在審核同意乙方的出版計劃基礎上，為其提供一年的出版經費共計5 萬美元。

海外“民運”組織接受台灣當局資助已不是新聞，就連《北京之春》雜誌社本身，也是由台灣“國安局”出資設立的。但是，在中國發展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今天，仍然有人打着“民主”旗號與分裂祖國的勢力相互勾結，企圖為祖國發展設置障礙，這種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做法非常令人氣憤。

“民運”分子向陳水扁求救，不惜以縱容“台獨”為代價

隨着中國和平發展的大國形象在國際上贏得越來越多的肯定，所謂“民運”已是氣息奄奄。上世紀90年代末，台灣當局取消對“民運”分子的計劃性資金支持，使“民運”失去了可靠的財源，如涸轍之鮒。為維持生計，“民運”分子不擇手段，想方設法與民進黨靠近，向台灣當局伸手要錢。

2004年11月，“民運”團體頭目秦晉，以籌辦所謂“中國民主運動2005年澳洲大會”為由，寫信給台灣當局領導人陳水扁尋求資金支持。為了與台灣當局“套近乎”，秦晉開篇就把自己的組織與民進黨說成是“完全應該同病相憐，同命相惜”，還盛讚民進黨由反對派成為“執政黨”，“業績輝煌”；號稱“民運”組織“亟需在新形勢下調整策略，重新集結”，“渴望中華民國政府能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伸以援手”，幫助“民運”“在困厄中重新崛起，巧借歷史的機遇挺進中原……”

作為交換，他對台灣當局一向關切的“台獨”立場也有所表態。在信中，秦晉暗示，只有當“民進黨的政治理念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商定”，“兩岸的戰時狀態才會真正結束，中華民國的歸宿才有最終完滿的結果”。

吃人嘴軟，拿人手短。這就是為什麼“民運”分子自甘淪為台灣一些反華、分裂勢力的工具。據了解，《北京之春》的“編輯委員會”成員都由台灣“國安局”定案，社長王丹在人事調動方面的安排也得經過“國安局”。

台當局要求“民運”分子從空談民主轉向實際行動

利用“民運”組織的資金要求，台灣當局企圖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正如一位定居美國的台灣政治人物所說，台灣之所以應該支持“民運”，就是要“讓大陸忙不過來”，大陸一亂，台灣就有機會實現“獨立”了。

“顏色革命”相繼發生以後，為了“把錢花在刀刃上”，台灣當局表示要對“民運”的支持更加務實，不論錢多錢少都要注重實際效果。他們對“民運”分子提出，要借鑑美國非政府組織的運作經驗，從空談民主、單純製造輿論變成實實在在的行動，把戰場從國外移到國內。

具體來說，現階段台灣當局針對“民運”的做法有四個方面：一是支持“民運”成立海外“反對黨”，通過政治運作團結一批有影響、對中共不滿的人；二是想辦法把“民運”活動延伸到中國大陸，並製造中共打壓民主和人權的國際形象，形成對中共的國際壓力，不斷給中共製造麻煩；三是利用“民運”分子進行情報搜集，主要是在留美學生中發展情報組織；四是培養“民運”分子的“台獨”意識。

按照這些要求，王丹已經於2005年1 月到美國國家民主研究所了解有關在中國開展項目的問題。“民運”還提出把工作重點放在炒作中國國內弱勢族群問題上，具體計劃是通過國內調查機構進行調查，同時資助部分社科界學者，撰寫報告，製造輿論，以製造民眾對政府的反感。這些建議得到了台灣當局的認同，“國安局”表示會全力支持。

台當局對“民運”分子“用、防”結合

台灣當局與大陸海外“民運”的相互勾結開始於上世紀80年代初。據估計，到民進黨上台前，台灣“軍情局”在“民運”身上的花銷共計500 萬美元。2000年民進黨當權後，放棄了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幻想，曾一度對海外“民運”分子失去興趣。但經過一番評估，他們認為這些“民運”分子還有可利用之處，於是把“定額補助”的方式改為“逐案審查”，並開始積極拉攏王丹、王軍濤等人，還專門設立了“二王專案”。

除了為台灣搜集情報外，台灣當局利用“民運”做的事主要是在輿論方面抨擊大陸，為其助陣。他們企圖通過“民運”之口，假批判“民族主義”，淡化大陸民眾的“國家意識”、“民族情結”，在“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基礎上，否定大陸對台灣擁有主權。

利用歸利用，台灣當局並沒有真正把“民運”分子當成自家人。在提供資助的同時，也增加了苛刻的條件。以前面提到的台灣民主基金會對《北京之春》的資助為例，這個資助協議的前提條件是：“甲方就乙方所提之出版計劃書（包括目標、方法、內容、進度、經費等項目）進行審核後，認為該項出版計劃符合本會補助宗旨，並同意予以補助”。協議有效期僅一年，而且對乙方（《北京之春》雜誌社）要求非常具體，如乙方必須按計劃執行進度檢送出版刊物……每逾期一日，扣除總經費千分之一違約金；在雙方發生爭議時，“調解或仲裁之地點為台灣台北市，第一訴訟管轄法院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等等。

台灣當局雖然口口聲聲要跟“民運”分享所謂“民主經驗”，但實際上採取的策略是“用、防”結合。在他們眼中，“民運”分子也是異類和禍水，要堅決防止其入島，以免引火燒身。“民運”分子曾提出在台灣建立聯絡據點，結果被台灣當局拒絕。

記者謝湘
2005年06月03日

《北京之春》每年為台「軍情局」 收集２５０件情報
DWNEWS।COM– 2006年11月15日5:42:33(京港台時間) 多維新聞

王丹承認收扁２０萬美元

綜合台灣《東森新聞》等媒體14日報道：陳水扁「國務機要費」弊案所引起的風波仍持續在海外延燒，雖然日前「民運人士」王丹已經承認有收受來自台灣友人的政治捐款，但是他聲稱事前不知道捐款是來自阿扁政府。但據台灣《自由時報》披露，「北京之春」每年負責為台灣「軍情局」收集２５０件情報，為此「軍情局」專門設立「二王專案」和「文正專案」，資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間諜網絡。

繼日前王丹接受媒體訪問時，間接表示收過數筆來自台灣友人的捐款後，平面媒體近日更直接指出，王丹承認所收受的20萬美金，是來自台灣的陳水扁政府。面對這樣的報道，王丹就特別在《東森新聞》的訪問中，鄭重否認他知道捐款的來源，是來自阿扁的「國務機要費」。

此前，曾有人在美國加州的一個公共場所對王丹質詢，王丹堅決否認「拿了台灣當局的錢」，還信誓旦旦：不信可以查我的銀行帳號了。如果陳水扁的貪污案沒有爆發，王丹的誓言也許永遠不會漏底，某些彌天大謊也許永遠不會被揭穿。但陳水扁忽然自身不保了，「國務機要費」里終於露出王丹的名字。在推拖了一陣子之後，他終於公開承認：我拿了那20萬美元。

「北春」年供２５０件情報

2006年3月8日，民進黨特意安排王丹、胡平以「外國友好人士」的身份到「立法院」演講，為不久前陳水扁終止「國家統一綱領」（「廢統」）站台鼓氣，抗衡外界反對聲浪，激勵島內「台獨」士氣。

王丹和胡平分別是《北京之春》雜社（北春）的社長和主編，據台灣《自由時報》披露，「北春」每年負責為台灣「軍情局」收集的２５０件情報，為此「軍情局」專門設立「二王專案」和「文正專案」，資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間諜網絡。

眾所周知，王丹每月都要定期「進出」台灣。最近記者也爆出他「計劃之中的台灣之行」不受影響。人們有理由懷疑：他是否因救駕有功，去台灣領取更多的獎賞去了？

王丹日前辯稱，其實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的資金來源本來就很多，但是只要沒有特別的政治目的，他們也都不會去詢問捐款的資金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