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周期律與毛、劉之爭
1945年在延安，毛澤東與黃炎培有一段關於中國歷史周期律的對話，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夠跳出這個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認為，當時毛澤東是非常有信心的，他的信心也是有激情和有道理的，因為當時的共產黨有紀律，群眾監督做得也非常好，包括批評與自我批評和農村工作等。
毫無疑問，毛、劉之爭是路線之爭，正如毛澤東所說：資本主義也能發展生產力，但時間要長，是個痛苦的過程。歷史已經證明：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來發展生產力就必然要導致資本主義復辟。但是，說劉鄧一開始就是鑽進革命隊伍的階級敵人，那就不是實事求是了，鄧小平到法國勤工儉學也就二十來歲吧，要學的還是馬克思主義，怎麼就學成了階級敵人呢？
至於劉少奇，正如劉源說的“第一幕是史無前例的'政治大革命'。共產黨奪取政權、改造社會，毛劉親密無間……”
現在，無論左右派都說文革是失敗的，但從各省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劉鄧線上的人全被趕下了台，這不是決定性的勝利嗎，怎麼還會失敗的呢？請試想，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點頭，鄧小平能兩次復出嗎？各省的走資派又憑什麼捲土重來？四人幫不是毛澤東提上來的嗎？為什麼接班是華國峰而不是他們呢？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鼓吹“民主派——走資派”。後來毛澤東發現：“造反派”官僚化的可能性並不比“民主派”小，而且他們還只會長“社會主義的草”。於是，不能光靠他們來“抓革命”，還要有條件的用“民主派”來“促生產”。他老人家不斷要求人們“鬥私批修”，開展“一打三反”，以及幹部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甩石頭摻沙子”等等，真可謂辦法想盡，用心良苦。他還說，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要搞一次...

可惜，文化革命，階級鬥爭不是萬能，它只針對腐敗、復辟或修正主義的現象而不是它的根源，根源在哪裡呢？這個根源馬克思早就說過，只要人們忘記了，這就是：舊分工。
舊分工必然要把勞動群眾塑造成各種會說話的勞動工具，各級政府幹部也異化為各自專職的機器...正因為舊分工使那些大大小小的幹部具備了專職內特殊的工作能力，相應地也就有一個程度不等的特殊的社會地位及特殊的權力...,另一方面，隨着這種在能力或技能方面干群之間和上下級之間分離的發展，干群之間，上下級之的所了解的層面不同，認知也必然隨着分化，互相之間也越來越不易勾通，分岐和矛盾也必然隨着發展起來，這兩者之間互相作用，官僚腐敗必然不可避免。

自馬克思還在世直到現如今，總有一大批機會主義在竭力地鼓吹：“完善的法律！”然而，早在早期的普列漢諾夫那裡它就被批的狗屎爛臭了。因為，所謂完善的法律是永遠也不會有的，因為，法律一但制定就立即僵化了，而現實生活則不停的在變化；更重要的是：再“完善”的法律，只要當權者往腳下一扔就不過是一堆廢紙，它自己是決不會再發出一點點聲響的。
無政府主義早就發現，人體的細胞里並沒有腐敗的基因，而政府與腐敗卻是一個事物的正反面。因面主張立即打碎國家機器，並永遠的廢除它！
馬克思則認為：舊的國家機器是必須徹底打碎的，但國家制度則是不可能一舉消滅的，因為它還會自然的產生。正如人類社會原本並沒有“國家”這個東西，它是自然產生的一樣。因此，必須要有一個過渡，這個過渡馬克思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

正因為馬克思主義主張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所以一直被機會主義當做無政府主義來批判，而無政府主義則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最壞的機會主義，這不過是一個欺騙民眾幫他們奪取政權的陰謀。

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的分別在什麼地方呢？馬克思說：國家——頭腳倒立的世界。它最好也不過是勝利了的無產階級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累贅；寄生蟲！ 不用說，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並沒有繼承舊的國家機器，而是把它徹底打碎了自己組成了新的“國家”機器。列寧說，勞動群眾所需要的國家是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國家則是組織得能夠立該開始消亡，而且不得不消亡的國家。

然而，一切機會主義都竭力迴避國家的消亡問題， 迴避舊分工問題，他們總說要創造條件，等到無限遠的將來才會消亡國家的問題，換言之，他們只要國家政權而不要國家消亡。

請注意某些所謂的左派或托派，他們反腐敗反覆辟，正如當年那些沒落的封建貴族，“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做旗幟來揮舞”，同樣批判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及醜陋的發家史...其目的不過是要借用無產階級的力量來為自己謀取政權（政府的什麼席位或多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