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與中國：誰是朋友，誰是敵人？（上）

作者:余杰

－－ “老歐洲”與“新歐洲”為何答案迥異？

“老歐洲”與“新歐洲”截然不同的“美國觀”

在後冷戰時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共產專制主義是人類文明面臨的兩大威脅。任何漠視此兩大威脅的調和主義、相對主義的思維，都是對人類未來的極端不負責任。西方世界除了奮起為自由而戰之外，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在與共產主義世界作鬥爭的歷史與現實中，曾經犯下嚴重錯誤的，不是美國總統里根和布什這樣的“粗人”，而是那些博學的知識分子以及優雅的“老歐洲”——如果說剛剛從共產主義的魔爪下解脫出來的、對極權主義統治尚有切膚之痛的東歐諸國是“新歐洲”的話，那麼承平日久、害怕戰鬥、好了傷疤忘了痛的西歐諸國便是 “老歐洲”。“老歐洲”與“新歐洲”有着截然不同的“美國觀”，對世界反恐大局也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在過去數十年時間裡，美國本土和“老歐洲”的“自由派”（左派）知識分子，一直歪曲冷戰的性質，他們將美蘇兩大國不分青紅皂白地都看作是人類和平的威脅。他們一直高估蘇聯的實力以及其意識形態的感召力。他們恐懼萬分地認為“蘇聯擁有無限的和致命的實力，包括自信心、傑出才能以及進行一場全面戰爭的資源”。他們看不到蘇聯內部存在反對黨、反對派的可能，便想當然地認為共產黨將永遠執政下去，卻不知道蘇聯社會已然千瘡百孔、外強中乾了。直到蘇聯及東歐的共產當政權一夜之間突然崩潰，左翼經濟學家羅伯特。海布倫爾才不得不在《爭鳴》雜誌上承認：“一個人看起來越接近右翼，就越有歷史的預見性；越接近左翼，這種歷史預見性就越少。”這句話說總算是老老實實地說出真相來。

左翼的陰影、社會主義的道德高調一直籠罩在歐洲大陸之上。特別是在西歐各國，奢談“平等”的論調，成為一張在任何時刻、任何場合都可以使用的“遮羞布”。當蘇聯古拉格的黑幕被索爾仁尼琴傳播到西方之後，西歐的政客和知識分子不敢再為斯大林唱讚歌，便轉而去毛澤東的中國“朝聖”和“取經”。當文革的血腥與卑劣逐漸曝光之後，他們又將拉美的恐怖分子格瓦拉捧上神壇，視為“人類的解放者”和“聖徒”。

與此同時，“反美”成為西方精英知識分子“政治正確”的標榜。在歐洲，仿佛不反美便不是“有良心”的知識分子。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為例，十有八九都以反美為榮。他們在攻擊美國是“霸權主義”的時候，卻無力解決像科索沃危機這樣發生在自己家門口的人道主義災難。他們聲稱關心落後國家、被壓迫民族的命運，卻成群結隊地去朝拜像阿拉法特那樣的獨裁者和腐敗分子。二零零六年六月，我在柏林出席國際筆會年會，德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君特。格拉斯發表長篇開幕演講，將今天的美國比喻為昔日的法西斯德國，將美國總統布什形容為戰爭狂人希特勒。他的演講慷慨激昂，獲得了在場的數百名作家狂熱的鼓掌和歡呼。誰知，不久之後卻爆出格拉斯本人曾是青年黨衛軍成員、在長達半個世紀裡一直隱瞞此段經歷的醜聞。此一個案，即表明了老歐洲的左翼知識分子的虛偽與自私。

在政府層面，近半個世紀以來，“老歐洲”各國漸漸忘記了是美國士兵將他們從納粹鐵蹄下解放出來的，更忘記了是戰後美國無私援助的馬歇爾計劃讓他們完成了重建。他們恢復元氣之後，不僅沒有積極支持美國對蘇聯集團的冷戰，反而多次拖美國的後腿，扮演綏靖者的角色。當波蘭的軍政權鎮壓團結工會、美國對其實施經濟制裁之時，西德總理施密特竟然無恥地宣稱：“波蘭頒布《軍管法》是必要的。”當美國要求歐洲各國停止支持蘇聯的西伯利亞天然氣項目時候，法國和德國的領導人居然不予理睬，他們看重的是與克里姆林宮之間的生意來往。這些市儈般的政客，才會不在乎其鄰國有多少民眾在極權主義的壓迫之下呻吟呢。

伊戰爆發之後，“老歐洲”的政客們儼然以世界和平的代言人自居，譴責美國窮兵黷武。他們偏偏忘記了，共產主義的幽靈，正是從他們的土地上發源，進而為禍世界；他們偏偏忘記了，法西斯的毒素，也是在他們的土地上誕生並蔓延，那時候他們是那樣期盼着美軍前來解放之！當年在希特勒的蹂躪下渴望自由的歐洲人，與今天在薩達姆的蹂躪下渴望自由的伊拉克人相比，有什麼區別呢？冷戰時代，如果不是美國承擔龐大的軍費開支，對抗蘇聯的挑戰，西歐能夠平安五事嗎？

“老歐洲”是近代以來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的發源地。但是，在最近一個多世紀裡，“老歐洲”深陷於左派思想的污染之中，逐漸失去了崇高的信仰和穩定的價值堅持。在革命風暴和烏托邦理想的折磨下，在經歷了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輪番肆虐之後，“老歐洲”逐漸變成了一艘漏洞百出的破船。

與暮氣沉沉的“老歐洲”相比，剛剛從共產獨裁制度下解脫出來十多年的“新歐洲”，則義無反顧地支持美國奉行的反恐和反共政策。因為他們身上的傷痕猶在，他們深知在被專制奴役的滋味為何，他們不願重新回到那暗無天日的生活之中。自由不是憑空掉下來的餡餅。東歐各國更知道美國為其解放作出了最大的貢獻和最無私的幫助，如今有責任以對美國的支持和對全球安全與自由的支持來回報之。

職之是故，波蘭、捷克、匈牙利等東歐國家，不僅主動出兵參加美英主導的伊拉克戰爭，而且邀請美國在其國內設置導彈防禦系統，他們對俄羅斯的威權統治的發展趨勢充滿了警惕。近期，在波蘭展開了對昔日的共產黨罪惡的新一輪揭露與清查，原東德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受害者們也憑藉新通過法案獲得了國家補償。他們通過這一系列的做法表明與昔日的共產制度決裂。最讓我尊重的是彈丸小國的愛沙尼亞，不畏俄羅斯的威脅恐嚇，毅然拆除昔日占領者留下的恥辱印記——“蘇軍紀念碑”，並計劃修建與華盛頓的共產主義死難者紀念碑相呼應的共產主義死難者紀念碑。其他波羅的海國家如立陶宛等也公開支持其做法。愛沙尼亞知道，有美國站在自己的身後，國家主權和自由價值神聖不可侵犯，現在再也不必看“北極熊”俄羅斯的臉色行事了。

布什總統在東歐各國所受到的歡迎，幾乎可以用“萬人空巷”來形容。布什在布達佩斯和布拉格發表的演講，也得到了東歐民眾的熱烈回應。這一情形與布什在西歐所受到的冷遇和抗議形成了頗有意味的對比。

“老歐洲”與“新歐洲”截然不同的“中國觀”

“老歐洲”見利忘義的行徑，不僅體現在“反美”上，還體現在其對華政策上。近年來，許多“老歐洲”國家逐漸喪失了對中共政權的警惕性。他們在中國的大量投資，成為維持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最大助力。尤其是上海這樣畸形發展的城市，其經濟泡沫大都是由西方投資煽乎起來的。西方的政界和商界的要角們，大都像鴕鳥一樣，假裝看不到中國政治制度的獨裁本性，假裝不知道正在中國發生的諸多駭人聽聞的人權災難，如對法輪功修煉者和基督教家庭教會的殘酷迫害。這種對超過一億的追求信仰自由的公民的持續迫害，在西方媒體上卻只有很少的報道。對於一般西方人而言，那種似乎只會發生在中世紀的宗教迫害，在今天的中國卻正在發生着。

大部分“老歐洲”國家都對中共採取綏靖政策，這種綏靖政策乃是由其經濟利益所決定的。由於一成不變地實施大政府、高福利的社會管理制度，進入九十年代之後，西歐各國的經濟狀況長期萎靡不振，整個社會的創造力和想象力處於停滯狀態，在無互聯網時代完全被美國盡占先機。某些政客在走投無路之際，便將中國看作是新興的、充滿油水的大市場，對於他們來說，訂單便是一切——是利益，是選票，是救命稻草。即使中共購買的尖端武器用於屠殺手無寸鐵的人民，也照賣不誤。

法國前總統希拉克為了向中國出售其空中客車、高速火車及汽車項目，在訪問中國的時候，無恥地宣稱，天安門事件是上個世紀的事情，不必再揪住中共不放，大家還是開心地做生意吧。法國國防部長瑪麗也多次呼籲解除對華武器禁運。然而，就在希拉克剛剛返回法國數日之後，中共當局就在廣東東洲汕尾對扞衛土地權益的村民開槍殺戮。這是對毫無道義原則的厚黑政客希拉克的最大諷刺——天安門事件並沒有過去，天安門事件仍然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繼續上演着的血淋淋的現實。

德國前總理施羅德為了拓展對華貿易，在訪問中國的時候也承諾將在歐盟內遊說解除對華武器禁運。施羅德個人生活相當簡樸，對振興經濟卻是外行，其執政期間德國國內的失業率不斷攀升。於是，他率領龐大的企業家代表團訪華，簽署了大筆訂單，德國的汽車、電器、鐵路、能源等企業在中國投資設廠，規模遠遠超過了法國。

有意思的是，希拉克在法國的政治光譜中是一名右翼政客，施羅德在德國的政治光譜中是一名左翼政客，但他們的反美和親中共的立場卻驚人相似。由此可見，在“老歐洲”，不管左翼還是右翼，只要能從中國撈到好處，便可穩穩噹噹地掌權。

法國和德國試圖出賣武器給中共政權。那麼，中共政權究竟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政權呢？它是一個只有依靠殺人才能維持其統治地位的政權，它是一個沒有經過選舉的沒有合法性的政權。作為“名義上”的中國“公民”，我今年三十三歲，卻從未參加過一次選舉，從最高元首的選舉到市長的選舉，一次也沒有。中共統治的合法性不是來自於選舉，而是來自於武力，中共魁首毛澤東就曾赤裸裸地宣布：“槍桿子裡出政權。”該原則在今天的中國大陸並沒有任何根本性的變化。

歐盟不應當向中方解除武器禁運。萬幸的是，由於中共自己的胡作非為，使得這一努力付之東流。就在歐盟即將啟動解除對華武器禁運政策的時候，中共強迫名義上的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反分裂法》，該法堪稱戰爭授權法。震驚之餘，歐盟收回了相關議案，即便法德兩國在歐盟內部一言九鼎，卻也無力回天了。

解除對華武器禁運是一種短視行為。短期內，它也許能夠給歐盟各國會帶來相對豐厚的經濟利益；但長遠而言，這一舉動必將危害世界和平。在沒有任何一個鄰國能以戰爭威脅中國的情況下，中共當局卻大肆提高軍費，其軍費開支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快速增長。從朝鮮到蒙古，從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到緬甸，從泰國到越南，沒有一個鄰國有力量以戰爭手段乃威脅中國，除非該國自己決心走向滅亡。那麼，中共為什麼要拼命擴充武力呢？不顧民生問題而瘋狂提升軍費，難道符合其 “和平崛起”的政策嗎？

以法國前總統希拉克、德國前總理施羅德為代表的“老歐洲”的政客，無視中共政權依然在殘酷虐待其人民的事實，與中國獨裁者們親密無間地翩翩起舞。在法國和德國訪問期間，我曾多次尖銳批評法德兩國政府對中共的綏靖政策，兩國的官員們卻王顧左右而言他。他們如此害怕中共，簡直超過了當年害怕納粹控制的蓋世太保。由於中共當局軟硬兼施，在歐洲大陸，從政客、商人、知識分子到漢學家、媒體，敢於公開批評中國糟糕的人權記錄的正直之士，正變得越來越少。幸而施羅德和希拉克先後下台，德國右翼新總理默克爾和法國右翼新總統薩爾科齊都致力於修補與美國的關係，而對中共當局持批評態度。“老歐洲”也許能夠“病樹前頭萬木春”。

就對華政策而言，“新歐洲”各國雖然缺乏幫助中國走向民主化的實力，但在道義上的立場卻相當明確。這些國家與中國的貿易量並不大，所受之經濟制約也不明顯。哈維爾、瓦文薩等政治家一直嚴厲批評中國的人權領問題，並對台灣和西藏的處境表示深切的同情。在這些國家解密的大量歷史檔案中，民眾發現了中共當局與昔日的各國共產黨當局合謀的種種黑幕，普通民眾均對中共政權的醜惡形象有着相當深刻的認識。哈維爾不顧中共的抗議，多次訪問台灣。在卸下總統的職位後，他還曾赴台灣出席“民主領袖大會”，盛讚台灣十多年以來的民主成就。其他若干東歐國家的政要、議員們，也多次會見達賴喇嘛，為西藏的自由而呼籲，中共反倒無法對其施壓。這種現象正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無欲則剛”。而東歐異議知識分子的思想，也逐漸成為中國異議知識分子的思想資源。 【未完】

－－原載：《議報》，2007-07-17
http://www.chinaeweekly.com/viewarticle_gb.aspx?vID=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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