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歇爾抱着美國人的一腔國際主義的熱心腸來幫助中國，竟象一隻風箱中的老鼠一樣狼狽不堪。他只好於1947年1月7日帶着滿腔的辛酸和莫名的屈辱離開了中國，離開了這個令他傷心和無奈的國家。馬歇爾將軍的中國之行，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痛苦回憶，竟使他橫溢的才華沒有施展的地方，就象拳頭砸在了棉花上。這使他在後來的歲月里，對這古老和神秘的中國人一直迷惑不解。也許他還不知道中國有句鄉諺頗為貼切，那就是“好心當了驢肝肺”，或者是“熱臉貼在了冷屁股上”。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實在應該嘲笑美國人的天真、幼稚和缺心眼。

同樣也是這個馬歇爾，面對德國、日本戰敗後的一片廢墟和四處瓦礫，他所制定和主持實施的《馬歇爾計劃》，遂使德國和日本在戰後的廢墟上迅速崛起，一舉趕上了美國，成為世界上與美國並駕齊驅的經濟強國，從而使德、日兩國人民過上了幸福、安康、富裕、和諧的生活。歷史又反過來用這樣富於戲劇性而又慘痛的教訓來嘲笑中國的“政治家”們，來嘲笑中國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

抗戰結束後，中國人民面對美國政府給予我們的巨額戰爭援助，我們由於貧窮，因而採取了一種不哼不哈也不說賴賬的態度。而美國政府卻寬厚地認為：中國的抗戰，也減輕了美國的軍事壓力，從客觀上幫助了美國，因而他們沒有向中國討要過一分一厘的銀兩。

而相對於貪婪成性、虎狼之邦的蘇俄來說， 1950年金日成悍然越過“三八線”入侵南韓，“被美國操縱的”聯合國一致決議出兵干預（我不知道，1975年聯合國作出決議，撤銷了台灣當局在聯合國的席位，接納大陸當局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這是否也是美國操縱的？），麥克阿瑟將軍率盟軍從仁川登陸攔腰截擊，幾乎使金日成政權全軍覆亡。為了拯救瀕於破產的金日成政權，中共和毛澤東不顧自身的百廢待興、醫治巨大戰爭創傷，乃遵從斯大林之命，不宣而戰地偷偷跨過鴨綠江，被迫介入了“抗美援朝”之戰。金日成在發動這場戰爭之前，曾與毛澤東和斯大林進行過秘密的磋商，而毛澤東與斯大林協商的結果是，“中國出人，蘇聯出槍”。這是中蘇雙方共同承擔戰爭責任的一種聯盟作戰。而戰爭結束後，蘇聯人則提出了讓中國還錢的要求。此舉雖然是赫魯曉夫逼迫毛澤東下台，並促成劉少奇主政的一種政治手腕，但也給在大饑荒死亡線上掙扎的中國人民雪上加霜的苦難。何況這種逼迫，非但不能達到目的，反而給毛澤東提供了充分理由，來化解他不顧自然規律和人民死活發動大躍進而產生的政治危機：大饑荒的原因嘛！一是自然災害，二是蘇修逼債，三是工作失誤。頓巴斯礦工出身的赫魯曉夫同志啊，你哪裡是深喑中國專制文化的毛澤東對手？你雖然在“關鍵時刻”幫了毛澤東的大忙，而毛澤東卻將你作為終生嘲笑的對象！

“建國”之初，我國就與“被美國操縱的”聯合國十六個成員國打了一仗，遂使新中國在外交上一片孤立。在中國發展經濟和醫治戰爭創傷的關鍵時期，我們獨自地痛苦承受着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經濟制裁，遂使中國人民過着與世隔絕、困苦不堪的生活，卻關起門來大搞“人整人”的政治運動，從而拖延了中國融入世界現代文明的步伐，與世界文明的距離越拉越遠。我們就這樣被斯大林當槍使，被蘇俄當猴耍，被迫參加了這場稀里糊塗的“抗美援朝”之戰，並付出了慘重的犧牲。而蘇聯卻始終站在干岸上，正與“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西方國家，進行着美酒加咖啡的唇槍舌戰。使他們在經濟上占盡了優勢，在外交上出足了風頭。也使中國四面樹敵，在國家安全上吃盡了苦頭。

戰爭結束後，雖然我們傷亡的將士十幾倍於敵方，雖然我們去拯救了一個現在仍在餓死人民的暴虐政權，雖然戰爭的結果是退回到金日成發動戰爭的出發點（三八線）以北，這絲毫不影響我們大言不慚地宣稱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把武裝到牙齒的美國和它的走狗打得被迫坐在了談判桌前”。嗣後，我們為了輸出紅色革命(實際是輸出災難)，要“去解救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受壓迫、受剝削、處於倒懸之中的人民，將紅旗插遍全球的每一個角落”。於是就拿着尚填不飽肚子的中國人民的大量血汗錢，又在越南、印尼、柬埔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到處點火，到處與“美國操縱的聯合國”對着幹。而在國內，為了煽動中國人民盲目仇恨美國的情緒，就拼命開動御用宣傳機器，蠱惑和煽動起蠻目和非理性的“義和團情結”，並把美國醜化得一文不值。期望以此來證明我們“無可比擬的優越性”，讓全中國的人民產生“生在紅旗下、泡在糖水裡”的神奇幻覺，順帶地將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綿綿情誼一筆勾銷。

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徹底抹掉歷史記錄，使中國人民忘掉一切。歷史已經證明了它的徒勞和虛妄，反而加深了國人對官方御用媒體的唾棄和不信任。我想，有良心的中國人忘不了，那也不是中國人民的願望。

(對美國我們不該忘恩負義——給現代義和拳民的公開信 全文完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