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在二零零八年一月，青岛“六一零”、公安局弄出一个“十三人案件”，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了陆雪琴，并对她进行刑讯逼供，逼她承认是“主谋”，陆雪琴一概不配合，恶警酷刑折磨她，九天九夜，不让睡觉，导致她多次昏死，风湿性心脏病、肾盂肾炎、肠粘连等旧疾复发，恶警还故意不给治疗，致使陆雪琴下半身严重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必须插导尿管；又因被恶警闵行用皮鞋猛踢腹部，下身流血不止，子宫内形成严重肌腺瘤与血栓，已无法进行治疗。即使是这样，邪党公检法还一度企图对她非法判刑，但终不能得逞，法院被迫中止所谓庭审，陆雪琴于九月二十六日被家属接回。此时，陆已经整个腰部以下不能动弹、无力说话、头脑昏迷不清，瘦弱的皮包骨头。
陆雪琴遭迫害前与家人在一起
以下是陆雪琴详细叙述她遭迫害的经历：
我叫陆雪琴，今年四十七岁，家住青岛市四方区修水路五号三单元一零一户。我曾患有多种疾病：风湿性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肾盂肾炎、胆囊炎、术后肠粘连，经常是生活不能自理，曾去过外地几家大医院医治，也曾练过其它气功，均无明显效果，以致我连自己的后事都做了详细安排。
一九九六年底，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自从修炼了法轮功，我真是无病一身轻，成了一个真正健康的人。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进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遭绑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我想这么好的功法国家为什么不让炼，我要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于是我于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和三位同修蒋芳、乔云、吴丽荣，抱着一颗善心，带着对政府的信任和联名写的上访信去了北京。到了信访办附近，我们看到那里已经成了公安的临时办事处，只要是为法轮功上访的，不问青红皂白全部被警察连打带踢推上了警车。
我们也被拉到府右街派出所，那里已绑架了几十位大法学员，都遭受了各种酷刑迫害，恶警用警棍打，拳打脚踢，揪头发往地上摔，用电棍电大法学员的面部、耳朵后面、颈部、手背，更严重的是还有一种电刑，就是用一根带插头的电线，把另一头外面胶皮去掉，将两缕很细的铜丝缠在大法学员两只手的无名指上，插上电源后，把人电的直蹦，摔倒在地上，手指都被电糊了，都能闻到那焦糊的味。青岛大法学员蒋芳、李彩玲、张丽等都遭受了这种电刑。那天有好多人都被用了这种电刑，耳后、手背都被电起了好多大燎泡。李彩玲被警察用警棍打，用脚踢得都不能走路，从胸部以下整个都是黑紫色的，我扶着她才能挪动脚步。蒋芳被北京警察用拳头从下巴一拳一拳的往上捣，导致她满嘴的血肉模糊，不能说话，不能吃东西。还有胶州的一个年轻的女同修，被七、八个警察同时用电棍电，她被电击的满地打滚，直到电棍没电了恶警才住手。
恶警所长董全禄疯狂施暴
十一月二十四日，我们被拉到青岛驻京办事处。二十五日把我们拉到青岛城阳分局，晚上送到四方区水清沟派出所。在派出所我们被吊铐了两天两夜，都遭受了酷刑迫害。所长董全禄把我、乔云、蒋芳铐在铁窗棱子上，脚尖着地、脚后跟不着地，开始了对我们三人拳打脚踢、扇耳光、扭耳朵、揪头发，打累了又拿来了警棍打我们，满嘴脏话骂我们：“我今天非打死你们不可，四方区去了四个人，就有水清沟你们三个。你们去北京上访，我们所一年的奖金就没有了，我这个所长被你们三个搞得也出名了。上边说了，对你们法轮功要从‘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你们可以送火葬场直接火化，我一点责任都没有，打死算自杀。现在上级又指示，不打杀人犯、不打抢劫犯，专打你们法轮功。”董全禄轮番打我们三个的头、脸、太阳穴、胸部，用警棍打我们的胳膊、手、腿，还边用警棍捅乔云的下身，边说：“乔云，你不是愿意提着两条腿跑北京吗？我今天就给你把腿打断了看你还能不能再去北京上访，我要让你们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他还对我说：“陆雪琴，我知道你有很严重的心脏病，我今天就给你打落了脏（心脏），拖出去送火葬场直接火化，我不用负任何责任。”最后把他累的头发都被汗水浸湿了贴在额头上。
就这样折磨了我们两天两夜。二十七日晚就把我们拉到青岛大山看守所，我和乔云还有几个大法学员关在一起。由于在派出所遭受了酷刑迫害，在青岛大山看守所，我心脏难受、憋气，每天都会憋死过去几次，持续了一个星期，每天都呼吸很困难，憋气。十几天后，我被接回家。从此，水清沟派出所警察、街道居委会的人就不断上门骚扰。
乔云、蒋芳、吴丽蓉后来被劫持到淄博王村非法劳教三年。
两度被关洗脑班
二零零一年一月份，水清沟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六一零”（迫害法轮功的非法专职机构）人员到我家让我去派出所开个会马上回来，我不去，他们就欺骗我丈夫说，拿人格担保开完会马上送我回家。结果他们把我关入四方区在大华宾馆办的洗脑班，强迫我放弃信仰，逼写保证书，说写了就放人，不写就在这呆着。什么时候写了，什么时候送我回家。我说我是大法受益者，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错，信仰法轮功无罪，我不会放弃。我绝食抗议他们对我的迫害。第四天街道居委会人员把我送回家。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二日，四方区“六一零”和水清沟街道派出所又一次把我绑架到大华宾馆洗脑班，此时他们专门培训了一个迫害大法学员的转化团。在那种精神折磨和欺骗下，我违心写了保证书才放我回家。
王筱莉被迫害致死经过
二零零二年二月份，大法学员王筱莉回胶南父母家过年，因散发了一张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真相光盘，被人恶告，被胶南琅琊镇派出所绑架，送青岛大山看守所拘留一个月，最后非法劳教一年零六个月。青岛四方区洛阳路派出所的警察将王筱莉劫持去王村劳教所，途中王筱莉走脱，回青岛去了我母亲家躲避迫害。为此警察已对王筱莉家电话监控。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九日，王筱莉用我母亲家的座机给她家里打了个电话，几个小时后警察就来抓人了。大约是当晚十点，四方区洛阳路派出所和李沧区浮山路派出所的警察闯到我母亲家，用脚猛踢我们家的门，我在屋里听到来了很多人。为了不让警察抓捕，王筱莉从窗户爬到了我家邻居家躲避，我母亲家窗户离邻居家窗户有一米多的距离，王筱莉踩着晾衣架过去的。楼下后边的警察看到后，马上踹开我邻居家门闯进屋抓王筱莉，慌忙中王又往回返，不幸从五楼坠下，当场被迫害致死。当晚警察把我母亲抓走，在浮山路派出所关押一天一夜才放回家。
第三次被囚洗脑班迫害 一度昏死
三月二十日早七点多，水清沟派出所警察、“六一零”、街道居委会人员到我家说我是知道王筱莉被迫害致死真相的目睹人，上级的指示要封锁消息，这是政治任务，对我进行二十四小时监控。说这段时间不能和任何人接触，不能把这件事上明慧网曝光，我丈夫说我不在家，去商场买衣服了，他们逼迫我丈夫必须找到我。我丈夫说青岛商场那么多，不知道去了哪家，没办法找我。他们就把我丈夫软禁在居委会，说我什么时候回来就放我丈夫回家。直到下午五点我回家才放我丈夫回来。
三月二十一日开始，每天六人对我二十四小时监控，白天四人在我家里，晚上两个警察在外面。十天以后又说王筱莉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已经被明慧网曝光，说王被迫害致死的材料和照片满青岛市张贴，说就是那一天找不到我，是我找人上传明慧网的，说“六一零”点名必须把我送洗脑班。就这样，四月份又把我送到青岛市明霞路三十四号洗脑班关押。
在洗脑班每天上午强迫大法学员看攻击大法的录像，下午逼迫每个人都写认识，然后写保证书、决裂书，对不配合他们的大法学员任意侮辱打骂。其中莱西大法学员朱立新因不看录像、不写认识、绝食抗议，被“六一零”人员野蛮灌食，侮辱打骂不让睡觉，强行拖到大厅逼迫看录像。青岛大法学员尹信韵因不写认识被保安殴打的胳膊、手上全是血。
在长时间这样的精神迫害下，一天中午我胸闷憋气，呼吸困难，一会儿我就昏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一个“陪教”人员后来哭着对我丈夫说：开始“六一零”人员打了“一二零”，这时一个大夫给试脉搏说心脏不跳了，他们又说不打“一二零”了，就找了辆出租车，把陆雪琴抬到车上，叫“陪教”拉回家，他们就不管了。她还说：“六一零”的人太没人性了，我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了，如果今天陆雪琴活不过来了，“六一零”就会把责任全推给我了。
遭恶警闵行等刑讯逼供 致瘫致残 数度命危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五点，我去市场买菜，刚走出家门二十米，就被青岛市市北刑警队的警察强行绑架。在我家去市场的路口停了两辆警车，几个警察搂着我的脖子按着我塞到警车里，把我拉到辽源路派出所。警察从我身上搜走了钥匙和钱包，就去我家抄家。他们把我关在派出所后院的一间禁闭室里的铁椅子上坐着，有几个人看着。第二天下午四点多钟，辽源路派出所的闵行（属市北刑警二队的）、市北刑警队的韦志成、市北分局反×教科的刘杰（副科长）带我去海慈医院（省监狱局迫害大法学员，身体做医学鉴定的指定医院）检查身体，检查完回来后又把我按在铁椅子上，然后他们就去吃饭了。
大约七、八点钟，有两个警察进来叫我到里面那间屋的铁椅子上坐着，铁椅子正对着门。不一会儿我看到有七、八个警察架着一个带黑头套的人，连拖带踢的把他推进屋，其中有两个是参与绑架我的警察。我听到是大法学员尹信晓的声音。他说：“为什么绑架我，你们是在犯法。”
晚上十点以后，闵行把我带到一楼的办公室，与韦志成、刘杰一起对我进行非法审讯。闵行问：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抓你？我说你们是绑架，你们是在犯罪。闵行说：你不要敬酒不吃装糊涂，你说鹏飞花园的二号库和七号库，还有绍家村的郑骁强厂房和仓库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不知道。闵行说不知道我告诉你，你们这几个资料点已经被公安机关查抄，你们的人也被抓了。他又拿出照片逼迫我承认是我指使这几个人印制《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的，逼迫我承认购买设备耗材等。我说： “我从来没有指使谁做什么，我就是修炼真善忍做好人。”闵说：“你不要嘴硬，看你们印制的那些《九评》和《解体》，你知道拉了多少车？简直是开地下工厂了，反了你们了，想推翻共产党，想和共产党作对，你们是找死吧，由不得你不承认，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承认的。”接着就对我拳打脚踢。闵行说：“你知道为什么给你检查身体吗？你知道在对付你以前，我们公安会不做一些外围调查工作吗？你死了想让我们承担什么责任，门儿都没有。已经给你检查身体了，这里有医院的病历，检查结果你有心脏病、高血压，打死你我一点责任都没有，你是死于心脏病、高血压。上级政府就给我这个权力，谁想和共产党作对只有死路一条。”他满嘴脏话、边骂边打，揪着我的头发，用拳头打我的额头、太阳穴、眼睛、扇我耳光、踢我腿、踩在我脚上使劲碾、踢我腹部，刘杰也用脚踢我腿，一直折腾到快天亮了，他们又把我推到后院屋里的铁椅子上坐着。
一天上午，姓孙和姓徐的协管员（下岗工人）叫大法学员尹信晓去做资料，就是在脖子上挂个牌子照相，在手上抹黑色印泥按黑色手印，尹信晓说：“我不做，我们也没有犯法。”那个姓孙的胖协管员说：“我去叫闵行来死揍你一顿，看你还做不做。”一会儿闵行来了，还有治安所长李刚等人，闵行边骂边打尹信晓，我听到是“砰砰”的拳头声和“啪啪”的耳光声，闵问：“做不做资料？”尹说：“我没犯法，我不做。你打人犯法，我要告你。”闵说：“你告去吧，我就打你了，怎么了？你告去吧，怕告我就不打你了。”
一天晚上，几个警察同时非法审讯我和尹信晓。我被带到在二楼李刚的办公室，尹信晓在对面的办公室。十点钟以前，闵行等警察都在玩电脑游戏，大约十一点以后开始对我和尹信晓刑讯逼供，我记得那晚有十几个警察，先是闵行对我拳打脚踢，揪着头发摔我、踢我腰腿部、腹部，我也没看清闵行是用手机还是用烟灰缸砍我额头，额头上的血印几个月才好。
市北刑警三队有一个一米八五左右、身体强壮、黑皮肤、长头发、大眼睛的恶警（可能叫潘军），捏着我的下巴拎起来打我额头，揪我头发，要我承认是我指使印《九评》、运输《九评》耗材的。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脑子坏了，能把亲自干的事都忘了？我让你清醒清醒再记起来。”他就用手使劲挤我两边太阳穴，他说：“你再说不知道我就把你的头捏扁了。”捏的我头一阵阵的发昏，在我迷糊时他还想用水泼我，被人制止。我问他：“你是哪个队的叫什么名字？你打人犯法，是谁让你打我的？我要见你领导，我要投诉你。”他说：“是市北刑警三队的。你知道刑警队是干什么的吗？是专门对付死刑犯的，你印制《九评》不就是想推翻共产党吗？说白了就是个政治犯，不承认别想活着出去。对你们法轮功就象对付死刑犯一样，死刑犯找找关系花上钱可以不死，刑事犯花上钱可以不进监狱，就你们法轮功不行。”
我能听到对面办公室尹信晓被打的声音，至少有三个警察打他，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小平头警察跑过来，双手叉着腰，毛衫袖子挽到胳膊肘以上，嘴里骂着尹信晓对我说：“尹信晓说我打你了，是我把你打昏了的。他要再说是我把你打昏的我就打死他。”还有一个大胖子警察摸着自己的手说： “我身边就是没有锤子，要有锤子我就敲死他。”我说：“是闵行他们打我的，你没打我你打尹信晓了，你还是打人了，你们打人犯法，打人犯罪，停止迫害大法学员吧。”
一天晚上，恶警闵行逼迫我承认指使尹信晓开我家的车给周边市区运送《九评》耗材，我说尹只是给我家开车拉装修用的工具，拉工人去工地干活。闵行就对我拳打脚踢说：“你身体都这样了，还死不认账。你不要以为你这样了就能放你回家，你趁早死了这个心吧，想推翻共产党就让你竖着进来横着出去。本来这几天想陪儿子看电影，叫你们这帮兔崽子搞得电影看不成，年也过不了，看我不打死你。”我说：“你打人犯法，我要找你们领导，我要投诉你。”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闵行，是辽源路派出所的警察，属于市北刑警二队的，说他是负责这个案子的刑警。他还说：“陈局长是负责这个案子的领导，他给我打你的权力，你去告吧。”又把我一顿拳打脚踢，接下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后来我听到有人叫我，我昏昏沉沉睁开眼，看到两个警察从地上拉我起来，我看到闵行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他们说快五点了，就把我拖到后院坐着。
上午，韦志成和一个老警察非法审讯我，我告诉他：“我要见你们局长。我要投诉控告闵行等人对我刑讯逼供，打死我几次我都记不清了，我说我一定要见你们领导，”韦志成叫来两个协管员看着我，然后他们就走了。
下午来了两个警察，说是市公安局来了解投诉的，我要求看一看他们的证件再说。有一个警察拿出证件给我看，我看到是青岛市公安局的，名字叫王明哲。我对他讲了恶警闵行等人对我的刑讯逼供，逼我承认我没干的事情，给他看了我身上的伤，脚已经肿的连鞋袜都脱不下，腿肿的连秋裤裤脚都掐进肉里了。我问王明哲：“哪一条法律允许你们警察打人的，你们把法律条文拿出来给我看。”王说没有法律允许警察打人，打人不对。我要求处理闵行，给我个说法。他们口头答应处理，他们还写了材料。那时我已头脑发昏，眼睛也看不清他们写的什么，只记得他们问我：我们有没有对你刑讯逼供？我说你们没有，辽源路派出所闵行等人对我刑讯逼供了。他们说：这是我们今天的工作，你看这一条是我们有没有对你刑讯逼供，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对你刑讯逼供你就签字吧。闵行打你的伤我们也看了，我们回局里跟领导汇报，明天再来处理。他们骗我糊里糊涂的签了字。第二天王明哲又来派出所，我问他：“你回局里汇报给领导了没有？闵行对我刑讯逼供怎么处理，我要个处理意见。”听我这一问，王明哲接着翻了脸，恶狠狠地说：“处理什么，闵行打你谁看见了，谁能给你作证？”他也逼迫我赶快承认是我指使他们印制《九评》、《解体》的。他还当着我的面把师父的照片撕碎了，以此来折磨我的精神。这以后再也没有人承认刑讯逼供的事，这期间市北分局局长陈某来辽源路派出所找我谈话，我也跟陈某投诉了恶警闵行等人对我刑讯逼供的问题，陈某答应调查处理，但未见处理结果。
二月四日，我全身肿胀麻木，头痛胸闷，几天不能排尿排便。警察拉我去海慈医院，医生给开了药，插上导尿管就把我拉回派出所了。我那时已经全身无力，呼吸困难，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已经不能坐了，警察还是强行让我坐着不让我睡觉，过一会就喊我，问我想不想承认问题，整整九天九夜没让我睡觉。
二月七日年初一，我已经站不起来，头昏脑胀，他们又拉我去了海慈医院，四个科的医生会诊后对警察说，病人是严重血栓症状，又有心脏病、高血压、肾病，属合并综合症，如延误治疗会有生命危险，你们应该通知病人家属，必须马上住院，进行取栓手术，不要延误最佳治疗时机，如血栓游到肺部抢救都来不及。警察跟医生说我是特殊病人，他们说了不算，要向领导汇报（每次去医院都有警察告诉医生我是特殊病号，要求医生根据警察说的按领导的意思检查、治疗、写病历）。医生说：“不管她是不是特殊病号，根据病人的病情，建议你们马上通知家属住院治疗，再延误下去会有生命危险。”我对医生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是被公安打成这样的，公安在迫害我。”有一个女医生对我说：“你不要走，你要求他们通知家属住院治疗，你现在的情况很危险，需要住院卧床不能活动，他们再这样来回的折腾你，得不到正规治疗你会没命的。”有一个警察一直在打电话汇报，打完电话对医生说：“领导不让通知家属，不让住院，让拉她回去。”
下午，警察尹致军、张红等人又拉我去市立医院，检查完医生说是静脉血栓，需要住院治疗，不要活动，要卧床静养治疗，如果血栓到肺部就来不及抢救。我要求通知我家人，张红跟我要了我丈夫和我女儿的电话，欺骗我说通知我家人，其实她根本就没给我家人打电话。我一直要求见我家人，警察就让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医生在病历上写下了病人不配合检查，拒绝治疗。我说我没有拒绝治疗，只是要求见家属，我家属有权知道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其实公安这么做的真正目的就是，如果我生命出了问题他们可以推卸责任。
后来医生说开十天的吊瓶，打完一个就把我拉回去了，在市立医院打了三天，警察辛克柯从港口医院找护士来派出所给我打了两天就中断不给治疗了。我问警察：“医生说要打十天，你们怎么打了五天就私自停药了？”他们说：打五个你就死不了了，死不了也得治残了你，你不是想推翻共产党吗?叫你再印《九评共产党》。
这期间已有好心人告诉了我家人关于我被恶警闵行打的情况和我现在的身体状况，说如得不到正规治疗会有生命危险。于是我的家人每天到辽源路派出所、市公安局、市北分局、“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市政府信访处，打市长公开电话，投诉我被市北公安恶警迫害，身体病重的情况。辽源路派出所警察怕我家人看到我身体被迫害的情况，不让我家人上楼找领导，安排了好多警察和协管员值班，直接把我家人挡在一楼大厅，有几次我丈夫被闵行揪着衣服掐着脖子打倒在大厅地上，我女儿阻止闵行不要打人，闵行还想打我女儿，被人拉走。恶警闵行和辛克柯对我家人说：“你去告吧，愿意去哪告就去哪告，你老婆这帮人想推翻共产党，等着死吧，等她死了你们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在向青岛各政府机关投诉无门的情况下，我丈夫于二月十八日写控告信向市、省、北京各公检法机关投诉，到外地给我请了律师，被青岛公安、“六一零”以这个案子属特大要案不让律师介入为由拒绝赶走。
市北刑警队刑警去我女儿上班的公司，把我女儿带到胶州路派出所，开始用软的口气询问我女儿，我女儿说什么都不知道要回公司上班，恶警开始拍桌子瞪眼睛辱骂我女儿，逼迫我女儿承认：是你妈妈叫人到你们公司找你拉东西的，说人家都承认了你必须承认。我女儿说不认识他们，也从来没有人找她拉过东西。刑警队有个胖警察就骂我女儿，还拿我生命威胁我女儿说：“你妈妈是政治犯，想推翻共产党，犯的是死罪，如果你承认了就保你妈一条命。”后来我家人找公安理论才放我女儿回家。
二月十四日，我全身胀痛，胸痛咳嗽，憋气，他们拉我去了山大医院（前山东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辽源路派出所的恶警任某（不会开车、）王（或张）建功开车，共四个人，两人提着我腿，两人提着我胳膊把我塞进警车的后备箱里。在行驶中我的头被震动的车厢碰的阵阵发昏，恶心呕吐，到了医院，任某、王建功明知我不能走动，还指使协管员拖着我走，任某一边骂我，一边鼓动协管员说：“使劲拖，拖死她，痛死她，有本事印《九评》没本事走路，尽给我们找麻烦，搞得我们连年都过不好，凭什么给她看病治病的。”王建功说：“就拖着她走，叫你咬牙，能咬牙就能走路，治死你活该，死了就结案不用麻烦了。”医生看到后制止说：不能拖着她走，要用轮椅推着。他们这才找轮椅推我。检查完后警察对医生说：“不用治疗，拉她回去。”医生说：“人都这样了，腰腿脚都肿成这样还不给她治吗？”任某说：“领导只说给她检查，没让治疗，检查完拉回去就行了。”
二月十八日，我听到李刚叫两个协管员跟警车一起把尹信晓拉到延安路派出所，叫两个协管员把铁椅子抬到楼下，我听有人说，这小伙子可解脱了，坐在铁椅子上十七、八天没合眼了，什么人也折腾坏了。
二月二十一日，我呼吸困难，腰腹剧痛，血流不止，全身发麻，又拉我去青岛山大医院做了几项检查，医生又要求住院治疗，子宫肌腺症严重，似怀孕四个月大小，需要手术，警察说做不了主，根本不听医生建议，又把我拉回派出所。
二月二十二日，青岛市北公安把我转移到青岛市明霞路三十四号“六一零”洗脑班继续迫害。因我修炼前患有术后肠粘连、肠梗阻、肾盂肾炎，现被迫害的全复发了，依靠药物才能大小便，“六一零”恶人全部给我停用。恶人林治昆、马艳丽、孙桂美说：“公安有的是办法对付你，你这样的见多了，不承认问题就是治你轻了，就叫你遭罪。”林治昆说：“我就叫你拉不出尿不出，憋死你。你是政治犯没有任何权利，就得治死你，到了‘六一零’我们说了算，吃喝拉尿、换洗必须向我打报告，这里不是住宾馆，不会让你舒服的。”孙桂美还教唆“陪教”：不要给她翻身、换洗，就叫她遭罪，叫她承认问题。
三月份，市北分局刑警队恶警对我开始了又一轮没有人性的车轮式非法审讯。从每天少则四、五人多则十几个人。有市北分局局长陈某，反×教科科长肖红、副科长刘杰、李志坚（十三人案子的主办警察）、刘德军、辽源路派出所尹致军、延安路派出所所长（可能叫于洪刚，四十岁左右，大个子大眼睛）、郝永强、合肥路派出所的于永杰、宁夏路派出所的王波、胶州路派出所的李某（以前是青岛印刷厂职工）等人。他们每天审讯，谩骂侮辱我，逼迫我承认我是头，购买耗材，指使印刷《九评》，想推翻共产党等等，还恶毒的说：零口供照样判你罪。你不承认显得我们办案警察很没有能力，不承认不行，这是政治任务。政府就有这个决心，你死了就结案了，死不了就得承认。在公安不要说死你一个，死一百个又算什么，你们这个案子属于省公安厅一号挂牌督办大案，是局长负责的大案，破也得破，不破也得破，你想对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十八个人都指证你，你指使干的，共二十二条，别人指证你的你能对上几个就行。你能默认一个两个也行，零口供绝对不行，等等。
在这种连续迫害折磨下，致使我病情不断加重，多次几近死亡。我全身哆嗦，头痛头胀，眼睛看不清，胸痛憋气，阵阵昏迷，他们拉我去青岛山大医院，医生给我开了药回来，但是他们不给用药。恶警说：明确告诉你，早就给你拿回药来了，就是不给你治，看你还能坚持多久。他们逼迫我承认。局长陈某、肖红等人来找我谈话，我又一次跟陈某投诉闵行等恶警对我进行刑讯逼供，和我身体被迫害的严重状况，开了药也不给我治疗的问题，陈某又一次口头答应调查处理。
恶警于永杰、李某、洗脑班恶人孙桂美，明知我心脏病高血压严重，腰腿都不能动的情况下，硬拖我下床说看能不能挪动脚步，刚拖下床我就昏过去了。他们还鼓动“陪教”人员常拉我下床走走，以此迫害我。
大约三月底的一天下午六点左右，警察王波、郝永强、于永杰、李某、李志坚等来到洗脑班，叫“陪教”拿救心丸给我吃，我就听到走廊上有哗啦哗啦的铁链声，不一会儿他们就把戴着手铐脚镣的尹信晓带进房间逼尹做我工作：不要一个人再撑下去了，你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的，你就承认了吧。一会儿又让“陪教”拿饭给尹信晓吃，看样小尹很饥饿，大口大口的吃饭，刚吃一半饭就不让他吃了，就把他带走了。我听尹信晓被逼违心屈服的话，又看到尹被迫害成这样实在承受不了了，伤心的大哭。那晚我昏死过几次，他们就用硝酸甘油、救心丸给我缓解。
隔了两天，延安路派出所的所长于洪刚、郝永强、宁夏路派出所的王波、于永杰、李某、李志坚等又开始对我每天不间断的审讯，他们说：现在你们这个案子青岛说了不算，市北区法院已经审不了了，正在研究送市中级法院审理（区法院最高只能判十年）。你们主要人物得判十五年，别人判十年，你这样的就得判十五年。并说：你看尹信晓一米八多的大个子都这样了，要是你关进监狱还能活吗？不用管教警察，犯人就治死你了。
胶州路派出所的李某拿出警察在派出所打刘连军的手机视频给我看，刘连军躺在地上大声喊“法轮大法好”。于永杰拿出荆奉莉女儿说想妈妈的手机视频给我看，又说局长陈某批了要拘留我女儿了，就是想尽办法叫我精神崩溃。
这期间我家人每次来洗脑班要看我、送衣服等，都遭到“六一零”恶人林治昆、姜纯斌、马艳丽、崔龙的辱骂，他们几次打一一零。林治昆揪着我丈夫的衣领从二楼推到，滚下楼梯，还拿出证件在我家人面前晃动说：“我有警察证，我一句话就可以拘留你。”姜纯斌对我丈夫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六一零”，你知道关进“六一零”的都是些什么人？我丈夫说：“什么人，不就是炼法轮功的？”姜说：“法轮功想推翻共产党，说白了就是政治犯，还想吃饭穿衣服，她没权利享受这些待遇。”
家人给我送的换洗衣服一直被扣押在洗脑班的办公室。五月十四日，警察拉我去青岛山大医院，我还穿着被绑架时穿的羽绒服、羽绒裤。直到七月十六日，洗脑班搬到绍兴路六十七号的第二天，才把我被扣押的春秋季节的衣服和内衣让在洗脑班做饭的妇女马某送给我。
四月二十五日，市北公安的肖红、李志坚、刘德军、辽源路派出所的尹致军、兰孝东等带我去青岛山大医院，被我家人碰到，我家人看我已皮包骨头，说话都没有了力气，要求一块儿陪着进去检查，按医生建议住院治疗。肖红说家属一块儿进去影响检查治疗，如果一起进去他们就不管了，出了人命公安不负责任。肖红打电话又叫来了一辆警车和警察把我家人隔离，把我放到另一辆警车从后门走了。检查期间医生说我现在已是血栓后遗症，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他还是建议穿医用弹力袜帮助恢复。我要求按医生建议穿弹力袜治疗，兰孝东说：现在没有，以后再说吧。我又当着兰孝东的面问医生：现在医院到底有没有弹力袜，医生说肯定有。我对兰说：“你们既然带我来看病为什么不听医生的建议？”兰说：“医生建议不好使，领导的话好使，不给治就是不给治。”这之后我家人知道我病情危急，几乎每天去相关单位找人要求及时治疗，恶警以逐级向上汇报等借口推诿。
五月十四日，因之前被恶警闵行猛踢腹部致使子宫一直流血不止，导致严重贫血，脸、唇、手煞白，全身冰冷发麻，昏迷不醒，他们又拉我去青岛山大医院检查，医生建议补血。市北分局通知我家人送阿胶蛋白粉等东西，我家人马上送到洗脑班，姜纯斌和马艳丽收下了，但一直没有给我，直到现在还扣在“六一零”洗脑班。
六月二日至三日，辽源路派出所的尹致军、张红、李燕（江苏连云港人）等人拉我去海慈医院做了一次所谓的检查鉴定，有一项检查需要平躺上去做，李燕明知我不能走动，还拖着我逼我站起来自己上去检查，不让别人抬我上去，后来一个协管员把我从轮椅上抱上去检查。医生说，她这个身体谁都不敢轻易给她做手术，但是应该先住院把血止住，这样拖下去会把人拖毁了的。尹、张说：住院我们做不了主，要向领导汇报。就又把我拉回去了，之后再没去过医院做检查治疗，一直关在洗脑班。以后身体再出现不好的状况时，洗脑班再联系市北分局，警察都推脱说，已经将我的材料转交给检察院，我的身体再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不管了，“六一零”以联系不上检察院而不给治疗。
七月十六日，奥运会前夕，黑窝洗脑班从明霞路搬迁到绍兴路六十七号民兵预备役训练中心二号楼，也将我转移过去继续迫害。搬迁之前林治昆说五分钟车就来了，要人把我抬到水泥地面上躺一会儿，结果我在水泥地上躺了一个多小时后，辽源路派出所的李燕等警察才来了，李燕不让他们抬我，让我自己起来走出去，她拉着我的手使劲拖我，用脚踢我，叫我赶快起来自己走不要耽误时间，后来看我自己起不来，才又把我抬到被子上卷起来抬到车上，憋得我一路上恶心呕吐不止。
因洗脑班还关押着平度和莱西的大法学员，恶警每天强迫大法学员看诽谤大法的录像，听姜纯斌、孙桂美诽谤大法的课。大法学员去上课要经过关我的房间，为了不让外地大法学员看到我被迫害致残的情况，恶人林治昆把我关在门后面，不让开门故意憋闷我，我要求把门开开，我说关着门我喘不动气，林治昆对“陪教”说：“这不是叫她住宾馆，不用叫她住好地方，不给她开门，憋死她。她是受管制的政治犯，连喘气的权利也没有，不用给她用通大小便的药，叫她两头不通气，憋死她。她没权利要求用什么药，没权利要求开门，一切我说了算，给他吃点药暂时死不了，能喘口气就行了。要不是看她身体残废了早就把她投进大狱了。”我说：“你不就是怕被别人看到我被“六一零”、公安恶警迫害致残的身体吗？这已经是事实，怕被曝光被别人知道就停止迫害大法学员，停止迫害我，我一定要活着出去，把青岛“六一零”恶人和青岛市北公安恶警迫害我身体致残的情况叫人知道，叫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绝食抗议林治昆对我的迫害，我要求见洗脑班的头儿，他们说领导开会去了。我绝食三天后，市检察院的主任洪俊江来了，我讲了林治昆对我没人性的迫害。我说：生存、喘气、有病治疗是我的权利。就为了不让别人看见我，关上门憋闷我，停用通便药，还说让我两头不通气憋死我，我说我决不允许“六一零”对我的这种迫害。洪俊江说不能不让你通气，可以开一点门，但不能全开。以后他们就把房间门开了一点缝儿。
八月二十二日，市北检察院的吕强和市北分局反×教警察李志坚（十三人案的主办警察）到洗脑班，说以前是公安对你监视居住，从今天开始是检察院对你监视居住。我又向吕强哭诉了恶警闵行等人对我的酷刑逼供，我说我没有罪，只是修炼，什么犯法的事都没做，公安逼迫我和别人的口供对上。我跟他讲了我在辽源路派出所已经投诉，王明哲欺骗我在他写的没有对我刑讯逼供的材料上签字。还跟他讲了医生建议我住院手术治疗，警察不听医生建议，给我延误治疗导致瘫痪等，我要求追究恶警闵行等人的刑事责任，并给吕强看了我被恶警闵行他们一缕缕揪掉了又重新长出的长短不齐的头发，要求吕强接受我的投诉，写成材料，给我向上级领导反映。我问吕强：你们检察院都管什么？他说我们检察院管的范围很广。我说：闵行等人对我刑讯逼供、迫害我致残，应承担什么责任？他说：如果检察院调查取证，有人能证明你的身体是因被他们殴打导致的残疾，检察院可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吕强根据我的叙述写了简单的材料读给我听了，也答应给我向领导汇报，我问吕强看没看到我的病例，吕强说检察院一直没见到病例。
九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市北法院法官王戈、书记员张倩、市北分局李志坚等人到洗脑班，递交给我所谓的起诉书。那时我已无力说话，发烧十多天，心慌气短，一星期前洗脑班说联系不上检察院，没人送我去医院，找了一个姓高的中医大夫给我看，给我到药店买药让“陪教”给我吃药降压、退烧。
九月二十六日，洗脑班恶人林治昆打电话通知我丈夫到洗脑班来一趟，等我家人到了才说让把我接回家治疗，林治昆说现在奥运会、残奥会都过去了，回家愿意怎么炼就怎么炼，一切都与我们无关了。其实是他们害怕承担即将把我迫害致死的责任。此时我已经整个腰部以下不能动弹，无力说话，头脑昏迷不醒，皮包骨头，接回家称重七十二斤，而被绑架时体重一百一十斤。
九月二十七日，法官王戈、书记员张倩两人到我家说，从今天开始由法院对我监视居住。
十月二十二日，邪恶“六一零”指使法院通知说两天后开庭，不顾我的死活，企图把我拉去开庭，后又取消开庭。
十二月二十九日，我丈夫给法院交了带我去外地大医院治疗的要求书（因青岛各大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身体已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失去了手术条件，建议到北京、上海大医院检查治疗），一直没有回音。
十二月三十日，王戈、张倩到我家送第二份起诉书，把我从十三人起诉书中单独拆出，我对他们讲警察对我的刑讯逼供，起诉书指控我购买耗材指使别人运输《九评》我都没做。书记员张倩做了记录，也读给我听了。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一日，刑庭的庭长、王戈四人到我家，我家人又给他们讲了警察对我刑讯逼供致残的经过，并当面提出要带我到外地大医院给我治疗，讲了在青岛去了多个医院检查，由于警察有意的延误治疗，错过了手术最佳治疗时机，腿部与胸部静脉大面积血栓（包括股总静脉、股深静脉、股浅静脉、X静脉及胫后静脉、血管腔完全堵塞，无血流信号，左侧股静脉内血栓形成），并导致腿部组织挫伤、骨骼变形、腰、腿、脚都受伤、残废，腰与背内伤剧痛、腰腿肿胀、双臀部皮下脂肪钙化，心脏主动脉高压、肺主动脉狭窄、主动脉与三尖瓣反流、心脏左室舒张功能减退、子宫肌腺瘤严重，已过了手术治疗时机，无法进行手术。医生除了埋怨为何发病时不及时手术治疗之外，还对家属说：这将是一个全身麻醉的大手术，病人现在极度虚弱，心脏病高血压都很严重，麻醉之后很可能醒不过来，而且有严重血栓后遗症，手术过程中如果血栓脱落，无法抢救，会导致病人死亡。现在只能用中医保守治疗、针灸治疗，注意腿部不要受伤感染，否则有溃烂截肢危险。
五月十八日，王戈给我丈夫打电话去法院拿法律文书，我丈夫拿回了中止审理的刑事裁定书。
天理昭昭，疏而不漏，善恶有报是天理，三尺头上有神灵。我真心希望所有还不明真相参与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学员的公检法人员，和直接参与青岛十三人案子中办案的公安警察们和法院的法官、检察院的检察官们，都能弃恶从善，将功补过，停止迫害大法，停止迫害大法学员。如果你们想选择一条光明大道那就读一读《九评共产党》这本旷世奇书吧。读过之后，共产党残害中国人民的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退出中共一切邪恶组织，就能在天灾人祸发生之时脱离危难，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