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學生打工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在學生入學時，哥倫比亞實行need-blind admission（需求不視）的制度，也就是說，哥大在錄取學生的時候，並不詢問你的家庭能否承擔學費。而一旦被錄取，學費的問題才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哥大會讓學生填寫表格，了解學生家長的收入情況和儲蓄情況，以便知道學生能否支付學費。

　　對於比較貧窮的家庭，哥大會分析它能負擔多少學費，然後會補足所有的差額。這個差額通常是由三種形式補足，分別是助學金、勤工儉學和貸款。在我讀書的時候，大約一半的學生都在“勤工儉學”。

　　總之，在哥倫比亞，大多數經濟上有困難的學生，都能通過貸款和“自力更生”完成學業。在常春藤學校，這種“需求不視”的制度相當普遍，幫助它們吸引到最好的學生，這也是私立常春藤學校崛起的重要理由，值得中國高校參考。

　　大學一年級，我沒有任何工作經驗，因此只能申請到家教方面的工作。當時，學校把我分配到黑人區去教一些墨西哥裔或黑人青少年，教書的地方就在我提到過的哈萊姆區，那是紐約最危險的地區之一，與哥大相隔幾個街區。有一次，我走錯了路，闖到了哈萊姆區最核心的地方，經歷了一次“哈萊姆驚魂”。

　　當時為了完成藝術歷史課的一些課程，我經常要去博物館看畫展，看完畫展後就坐巴士去做家教。有一次，我一不留神多坐了兩站，下車的地點正是哈萊姆區中心。我可以再買一張車票坐回去，可我心疼車票錢，掙扎了半天還是決定走回去。就在走回去的這10分鐘裡，我看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個掩藏在紐約繁華外表下我無法想象的世界。一排排的流浪漢蜷縮在地上，吸毒的人在大笑着吞雲吐霧，手持武器外表猙獰的人凶神惡煞地說話，那一段10分鐘的路，讓我覺得無比漫長，那種穿行在恐懼中的感覺，甚至給我的一生都留下了無比深刻的烙印。那裡的人可能一輩子都沒見過一個東方面孔，他們用杜撰的中國話沖我“哇哇”亂叫。那一天，我把最後一次課上完，決定再也不去哈萊姆區冒險了。

　　到了大二，我開始在計算機中心打工。在這裡打工與做家教有着天壤之別。首先，這屬於有“特長”的打工，因此，薪水比做家教高得多。另外，到了暑假，我也給一些公司作一些計劃，寫點程序，最有意思的是寫了前面說的那個稱鑽石重量的程序，這個程序讓我對“自食其力”充滿了信心。

　　然而，1981年在法學院的一次打工經歷，卻讓我得到了非常嚴厲的教訓。當時，法學院有一套非常老的學生選課系統，是用Cobol語言編寫的。法學院院長想把這個軟件從昂貴的IBM主機移植到價格低廉的DEC VAX計算機上，但是，院長找到的每一個承包商都報出了昂貴的價格。

　　後來，院長聽說我是編程高手，就來找我，“你能不能幫學院做這個工作？我可以給你每個小時7美元的工錢。”我特別開心，因為這對於當時的我真的是“天價”了。我特別有信心地說，“我肯定能把這個工作做好，不會影響秋季開學的使用。”院長聽了非常高興，問我什麼時候能有初步的結果，我告訴他，大概8月初就可以讓整個程序跑起來，到了9月開學前可以調整一段時間。

　　接下工程以後，我當時覺得這個工作對我來說是“a piece of cake”（小菜一碟），所以沒有認真對待“8月初就可以讓程序跑起來”的承諾。7月初，我又瘋狂地打了三個星期橋牌。到了7月底，我才如夢初醒，想起對院長的承諾，開始為法學院的軟件忙活起來。誰知道，這個工作的繁瑣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我這個時候才開始着急，開始沒日沒夜地寫。眼看到了8月，我只好跑到院長面前慚愧地說，“這個工作比我想象得複雜，整個程序要8月底才能跑起來。不過，應該不會影響到9月開學的時候。”

　　我原以為，這樣的解釋不會讓院長生氣。而且我已經後悔7月的瘋狂，並決定接下去好好把工作做好。沒有想到，院長非常生氣，他說，“既然你不能按期交工，我看你就不用接着做下去了。”院長決定還是把這個工程交給承包商去做。很顯然，我已經失去了他的信任。

　　對於他這個決定，我感到非常震驚。回到家裡，我整整反思了一個晚上。這時候，我才感到，失去別人的信任，是對自己最大的懲罰，你也會感到失去了自身的價值，那種痛苦會把人完全淹沒。第二天，我找到院長，對他說，“我知道我的不負責任讓您失望了，我沒有兌現我的承諾，因此，我要把您已經付給我的工資還給您。” 院長這時候反倒已經心平氣和，他對我說，“不用了，我想你已經接受了教訓。你沒有工作經驗，犯錯也是難免的。”

　　被拒絕的這一課，一直到現在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裡。這件事情如同一面鏡子，讓我時時刻刻地監督着自己，讓自己在一些關鍵時刻保持一種律己的心態。因為，我知道，一個人的可貴，在於他是一個誠信和負責的人。如果不具備這樣的品質，不但會喪失很多寶貴的機會，也會讓周圍的人接二連三地失望。而這樣的人，自己不但會喪失通往成功之路的基礎，也會讓他人處於“失信”的陰霾當中。法學院院長的最後幾句話後來一直在我的腦海里縈繞，若干年後，我自己也走上了公司的管理崗位，面對上司和下屬更高的期望，我一直以“言行如一、言出必踐”的原則提醒自己。

　　大二暑假，我開始自己尋找“暑期工”的機會來進行社會實踐。其中在投資銀行高盛工作的機會，是一個打橋牌的朋友介紹的。某一次橋牌比賽後，我們聊得比較投機，她就說，“既然你是學計算機的，為何不到我們這邊試試？”於是，我平生第一次走進一家投資銀行來進行面試。

　　面試的過程非常有趣，因為企業里有一些很敏感的信息，因此這家公司對員工的品質要求特別高。他們用測謊儀對面試者進行測試，我之前沒有見識過測謊儀，雖然自己沒做過什麼壞事，但還是有點緊張。

　　一開始，面試官問：“你有沒有酗酒？”

　　“沒有。”

　　“有沒有吸毒？”

　　“沒有。”

　　“有沒有盜用過公款？”

　　“沒有。”

　　“有沒有賭博？”

　　“沒有。”

　　“確定沒有嗎？為什麼你的心跳忽然加速了？”

　　當時，我正在想：橋牌算不算賭博？我確實有幾次和同學玩橋牌時，下了小小的賭注。然後他繼續追問：“你為什麼心跳這麼快？你一個禮拜輸多少錢？一千？五百？” 我趕緊解釋說：“只是打橋牌時和同學玩玩。”他又追問：“真的嗎？請講實話！”很嚴厲的口氣。我心中暗嘆：真是太可惜了！難道我就因為打橋牌下注斷送了這樣一份很好的工作嗎？沒想到聽完我解釋打橋牌的故事後，面試官最後說：“你的人品非常優秀，準備來上班吧！”這個時候，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原來，我申請的工作可以接觸相當多的敏感數據，例如高盛即將推薦的那些股票，以及收購案中的一些併購資金的數目，他們怕暑期工拿這些數據去發財，所以他們必須嚇唬嚇唬每個申請者，這樣才能篩除品行不好的應聘者。

　　回顧我的這些打工經歷，幾乎每一次都會留給我不同的感受和經驗。但是，每次都會在不同的程度上增進我對社會的了解。無論是成功的喜悅、失敗的挫折、被拒絕的悲壯、被誇獎的開心，都不知不覺讓我調整着自己邁向社會的步伐。讓我感知到，世界是如何看我的，世界需要我具備哪些素質，世界需要我作哪些調整。

　　我認為，“暑期工”其實是大學裡一個非常重要的“必修課”，在這樣的必修課里，人們開始真正地接觸挫折，感受成功，社會也開始用真正的尺子丈量你的價值，學生也能夠提前對真正的打拼進行“熱身”。暑期工，讓大學生學會學校里很難學習的東西，比如，如何和同事交往，如何創造性地完成工作。這些經驗，對未來的生活都是彌足珍貴的。

　　多年以後，在我與大學生的交往過程中，經常會有人問到我：“暑假是不是要打工？”我總是回答：“暑假千萬別閒着，暑假是最寶貴的接觸社會的機會，你們要走出去，去工作！”對於大學生來說，暑期是接觸社會、鍛煉自己的黃金時間，如果失去了，機會就不會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