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過後的世界會怎麼走？——訪政治旅遊學家伍飛先生

萬維讀者網（Creaders.net）網友上官雲晶來稿：如果說誰是世界政治旅遊學的奠基人，或許非華人學者伍飛先生莫屬。雖然早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哈佛、耶魯的教授就提出了“政治旅遊”或“旅遊政治”的概念，但因缺乏系統的理論支撐，所以一直以來只停留在“思想的火花”階段，直到21世紀——2008年伍飛先生論着《旅遊整合世界》的出版，“政治旅遊”理論方成體系，學界才普遍認為，“政治旅遊學”終於可以成為一門學科了。

論着封面

伍飛早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做過媒體總編。15年前轉行做學術研究。2005年，其提出“旅遊整合世界 人類共享文明”的理念，即刻被媒體譽為旅遊界的“地標性”格言。多年來獲得“東亞旅遊十大知名人物”等殊榮。2012年12月，伍飛應邀出席聯合國記者協會頒獎年會，並作主題“旅遊整合世界 人類共享文明”的書面演講，受到各國嘉賓歡迎。主辦方還向包括潘基文在內的來自全球500餘位嘉賓，贈送了其論着，成為聯合國歷史上的首次。

向潘基文贈送簽名着作

許多文章認為，與大名鼎鼎的亨廷頓《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所表現出的悲觀情緒相比，伍飛則是一位樂天派。其論着以“旅遊”為視角，揭示人類文明的發展規律，指出人類的終極目標——“旅遊整合世界”。或許有人會說他的理論，跟古人說的“大同世界”以及眼下泛濫的全球化理論大同小異，並不稀奇。眾多學者卻認為，與歷史上大而幻的空洞理念相比，伍飛先生的理論無疑更接“地氣”，至少為人類實現“大同”社會找到了一條路徑。

眼下大瘟疫正折磨着全人類，在政治界、學術界，有關各種全球化的倒退論、終結論甚囂塵上，人類何去何從又急切地擺到了桌面。瘟疫過後，人類是往回走，還是繼續往前走，人類到底還有沒有未來……帶着一系列的問題，一個春日的下午，筆者採訪了伍飛先生。這位平素並不願多露臉的學者，在他認為人類轉型的“關鍵時刻”，滔滔不絕地回答了筆者的提問——

筆者：伍老師您好，現在全球還在“抗疫”之中，但許多精英認為，這次疫情將給人類帶來“百年未遇”甚至“千年未遇”的“大變局”，您是怎麼看的？

伍飛：我同意“大變局”的判斷。至於是“百年未遇”還是“千年未遇”，我想應該放在歷史的坐標中去衡定。我們大家都知道，目前人類正處在傳統社會向信息社會跨越的時代，這一次跨越，與人類歷史上任何一次跨越都有不同，這是人類的一次整體跨越。無論是先進的還是落後的國家，通過互聯網，都可生活在信息社會同一個屋檐下。所以說是“千年之變”一點也不虛誇。

實際上，我們講人類處在“大轉型”、“大變局”中已經好多年了，把這次疫情看作是“大轉型”、“大變局”中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可能更科學。因為它可能促進這種“大轉型”、“大變局”的加速完成。許多原本看不到人類發展方向的傳統政客，通過這次大瘟疫，可能對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和歷史進程會有更清醒的認識。政客看到了方向，國民才跟着有希望。如果政客在歷史大轉折時期也摸不着北，百姓就活得憋屈。去年法國的黃衫軍運動，實則就是這種現象的反映。

如果不是今年突然冒出個“新冠病毒”，目前席捲西方世界的估計就是“黃衫軍”了。為什麼？因為走在世界文明前列的西方國家遇到了歷史的瓶頸，不知道下一步往哪兒走了。“福利社會”後勁不足，傳統政客又不能給人們帶來新的激情，年輕人不上街鬧事才怪。這跟多年前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如出一轍。只是這次“新冠病毒”的到來，把所有的“大巫”都變成了“小巫”，“新冠病毒”擊中了全人類的痛點，不停下來思考都不行了！

筆者：您認為通過這次疫情的打擊，會給西方世界帶來哪些認知上的改變？

伍飛：不少學者在談到民主時，都有這樣的表達：在一個或幾個國家實現民主，那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民主在全球實現，才是真正的民主。但許多西方人不明白這個道理，問：“我們的民主怎麼不是真正的民主呢？我們在實實在在享受文明成果啊。雖然不時有難民湧進來，我們畢竟可以承受！”這次疫情無疑給了這些長期擁有 “民主優越感”的歐美人當頭一棒，或讓他們幡然醒悟，沒有全球的民主，他們美滋樂滋的“文明成果”可能得而復失，至少大打折扣。所以，此次疫情從短期來看，是壞事，但從人類歷史的發展來看，也有其積極的一面。正如中國文化所謂“禍，福之所倚”。這次大瘟疫或讓西方國家更加清楚，在地球村時代，一旦發生危機，誰也沒法獨善其身，而防止危機發生的最好方法，就是價值觀相同。

多年以來，我們的現實悲劇是，地球上大部分政客身子進了21世紀，腦子卻還留在20世紀。傳統社會裡的名言“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雖然還有市場，殊不知隨着信息社會的深入，已在悄然發生變化，“沒有永遠的朋友，就沒有永遠的利益”，已經開始唱響人類文明的主旋律。這次大難或讓西方精英，在痛定思痛中領會到，沒有毅然決然的糾錯，就會有下一個刻骨銘心的痛。全球化不是帶給我們痛楚的主因，沒有真正意義的全球化才是讓世界吞苦果的緣由。

筆者：那您認為全球化還是很有希望囉？

伍飛：首先我們應該明白，全球化並不是由我們的主觀意志決定的，而是人類文明的發展規律。平時大家都在談全球化，但真正了解全球化涵義的並不多。全球化分為四個層次，最早實現的是信息全球化，短波的出現是標誌；其次是“距離”的全球化，也就是物理空間的全球化，波音客機的問世是標誌；第三則是經濟全球化；人類最後一個全球化，就是文化的全球化。

我曾經在拙作中寫道，人類的交流已進行了兩次大的飛躍。第一次發生在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由於生產力的提高，人們有了閒時和經濟條件，旅遊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人類開始進入“大眾旅遊”時代；第二次飛躍發生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由於前蘇聯的解體，經濟全球化得以真正實現。人類資源、資金、技術、產品、市場的大規模流動，促動了人類前所未有的交流，人類進入到“全球旅遊”時代。人類旅遊活動的第三次飛躍雖然還沒有發生，但當有一個現象出現時，則表明第三次飛躍已經開始，那就是“核心價值觀”的統一。

人類第三次飛躍的結果將導致“地球村”的真正實現，也就是古人說的“大同世界”的建立。為什麼說“核心價值觀”的統一，才是人類旅遊活動第三次飛躍的標誌呢？因為只有全人類“核心價值觀”的統一，傳統的政治、宗教矛盾才能基本消除，人類交流的成本才能降到最低，人類才能最大限度地將地球資源，用於提升人類的整體力量，而非浪費在製造屠殺自己的武器上來。

經濟全球化已經實現，文化全球化已經開始，如果有人想阻止全球化的潮流，那就要看他能不能阻止信息社會的發展。因為人們了解的外部世界越多，就越會促動其交流的動機。所以說，政客們與其打算做違背人性的倒退，不如循着人類文明的發展規律大膽往前走。

筆者：您的觀點相信會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但人類如何才能快速做到“核心價值觀”的統一呢？

伍飛：最快的方法當然是像古代那樣打仗，戰勝方往往能迅速將自己的文化、信仰移植到被占領方。但人類已經到了21世紀，科學和人文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如果仍然要靠武力解決歧見，這不能不說是人類的悲哀。二戰以來，許多精英為地球和平提供了諸多方案。我在拙作中，也提到：鑑於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歷史、經濟、文化千差萬別，人類還無法同步進入民主社會，這就要求已經進入民主社會的國家，幫助而不是強迫“落後”國家加快民主步伐；而那些尚未實現民主的國家和地區，必須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人類文明的發展規律，要充分認識到，世界“多元化”並不是落後體制或文化的保護傘，“多元化”是人類文明的一種積極生存狀態，是一種優化中的“多元化”，如果寄希望於“多元化”，來對落後甚至反人類的行為予以延護，那是與“多元化”的本質相違背的。

這裡特別要指出的是，尊重和維護“多元化”的世界，並不能否定人類普世價值的存在。當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西方要進行工業革命，東方也要進行工業革命，因此工業革命及其成果就是文明的共性。同樣，民主、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追求，是人類的精神文明成果，每一個地球公民都有享有的權力。科學與民主並不是西方的專利，只是西方在科學與民主方面實行得較早、較完善而已，不能將民主與科學和西方文明劃上等號。

當然，“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政治家雖不能左右歷史，但能影響歷史。一些好的模式，本來看起來可以落地，但因為這次“新冠病毒”，也可能壽終正寢。人類劍拔弩張的幾率大大增加，人類仿佛又到了大戰的邊緣。

筆者：您的書中對“世界政府”的出現着墨甚多，您認為疫情過後西方國家會如何重建世界秩序？請說具體點。

伍飛：重建世界秩序首先是重構國際組織。我對“世界政府”的出現充滿樂觀。我認為這在21世紀——接下來我們的日子裡，是一種剛性需求。聯合國是一個工業文明時代的產物，到了該收攤的時候。或許有人寄希望於它的轉型，但現實是，改良有時不如推倒重來簡單。聯合國自誕生之日起，其最大詬病就是五個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制”，每個常任理事國都能一票否決聯合國任何重大決議，導致批評者認為其數十年來幾乎一事無成，更有民眾把聯合國比喻為咖啡廳，濫用納稅人的錢。許多地球精英認為，世界若不改變此現狀，人類文明將在生態破壞和恐怖主義的雙重夾擊下，遭受滅頂之災。事實上，聯合國成立不久，像愛因斯坦、丘吉爾、羅斯福以及甘地等人，就呼籲各國政府進一步採取措施，建立一個真正能管理世界的“世界政府”。

現在是時候了。我兩年前就曾經在萬維網發表過一篇類似文章——《警惕川普退出聯合國》，大家有興趣不妨看看。我認為，這次疫情加速了聯合國解體的可能，日前英國議會呼籲世界衛生組織“另起爐灶”，就是先兆。他們這樣做的目的，顯而易見是衝着中國來的。他們想把中國排除在新的國際體系之外，如果中國沒有根本性變革。客觀地說，從現在開始，中國領導人所承受的壓力將會越來越大。因為這次世界秩序重建的起點和歸宿，就是圍繞中國進行的。是和大家打成一片，還是死扛硬頂，考驗着政治家們的智慧！

筆者：如此看來，您對中國的前途是悲觀還是樂觀，為什麼？

伍飛：我認為在此處用“中華民族”這個詞可能更準確。我對中華民族的未來充滿信心。我認為中華民族從未像現在這樣，看到回歸世界之巔的曙光。現在網路上有許多着名預言家的預言，“異口同聲”指向中國將“拯救世界”，這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現象。那麼，在什麼情況下有這個可能呢？當然是中國和世界“想法一樣”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試想，如果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終於和世界一樣擁有現代化的機制，中國“拯救世界”是不是就會由可能變成現實。中國的優勢：人多、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更為重要的是，有了一大批懂得國際玩法的人，一旦有了好的機制，釋放全民創造力，中華民族的競爭力將成倍爆發。加上諸如“天人合一”、“達者兼濟天下”的傳統文化思想，必定受到世界各國真心擁戴。那時的中國，硬實力和軟實力齊上，一呼百應，不想當世界領袖都難。台灣、香港更是歸心似箭，哪用得着威言恫嚇。

人類一旦“核心價值觀”統一，中國、美國、俄羅斯等大國便是“世界政府”主要張羅者，“世界政府”不再像聯合國那樣，長期以來只扮演“和事佬”角色，而是主動規劃地球，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人類不再需要軍隊，只有警察；人類的財富不再做航母戰機，而用於消除貧困、開發宇宙。人類的發展空間越來越大，地球人實現夢想的機會越來越多，傳統社會束縛個人成長的因素全部消除，只需要戰勝自己。

我常常說的一句話是：“當我們知道人類的未來是一個什麼摸樣時，我們會發現我們今天所做的許多事都是傻事！”例如全球現在每年用於軍費的開支近萬億美元，而解決全球貧困人口只需要6000億美元。黑格爾說：“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人類文明的進步當然也是一步一個腳印走來的。劇本早已寫好，只是看誰的表演更精彩！

隨着文明的進步，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在思變，思“穩變”、思“和平變”，大規模的戰爭都不是地球人所想要的。自古以來，政治家和思想家是孿生兄弟，真正的學者，不偏不倚，只對規律負責。聰明的政治人物則善於利用規律，順勢而為，從而功成名就，青史留名。

人類發展到了關鍵時刻，中華民族也到了關鍵時刻。在各種力量較量的“關鍵”時期，一些當權者在大是大非面前最終“從善如流”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為他們畢竟也在21世紀，生活20年了。這是我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