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立注：

转发海风诗社海渊兄（邱辛曄先生）的演讲。

邱兄自序：

紐約華文作家協會於「五四」百年之際舉辦了一系列講座，我受邀做了一個演講。其刪節版發表在《紐約一行》。這篇文章偶然被木心讀書會看到後，認為尚可讀，今日在其公號推出。
這是幾年前的學習、思考，今天重讀，我覺得觀點依舊，還沒有「進步」。

2022年5月10日

现代汉语散文的古典的渊源 | 兼谈木心

原文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HGiaJB_Ck_WlXvzH0iKpA 

Original 辛曄 木心的塔中之塔 2022-05-09 12:00

收录于合集#塔塔来稿汇总

问：在文学的表达形式中，您是否都尝试过诗、小说、散文、评论等体式的创作？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拣散文为最常用的表达方式？

答：甜酸苦辣都尝过，诗甜，散文酸，小说苦，评论辣。我以咸为主，调以其他各味而成为我的散文，即：我写散文是把诗、小说、评论融和在一起写的。耶稣说：

“如果盐失去了咸味，还有什么可以补偿的呢？”

我的散文之咸，就是指这种咸。

因为生性鲁钝，临案试验了如许岁月才形成了这样一种不足为奇只供一己拨弄的文体。在法国，“文体家”是最大的尊称，中国古代也讲究得很，近代的散文则容易散而不文。还有所谓“浓得化不开”者的呢，化不开是事实，浓倒并不一定浓，也许是稠浊。我时常会想起“艺术成长于格律而死于自由”这句话，不仅是指诗而言，其他的，都往往被此一语道破，因为“格律”有两种，一是外在的有形的格律，另一是内在的无形的格律，忽视前一种，还可以是艺术，忽视后一种者，就快将不复是艺术了。木心《鱼丽之宴·海峡传声》
图 | 木心于琼美卡期间留影

现代汉语散文的古典的渊源，兼谈木心

文 辛曄 

本文为纪念五四百年系列讲座之演讲的节录

讲座由纽约华文作家协会主办

本文由作者辛曄授权推送

1962年，胡适在台北去世。蒋中正先生撰写挽联：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这幅挽联的妙处，是把新和旧的两种光景，做了对比和翻新：新文化、新思想，与旧道德、旧伦理，竟然是互为表里的。

胡适，一位以新文化打破旧思想的领军人物，这个评价，他愿意接受吗？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发轫于1919年，胡适去世之际的1962年，正值43周年。

彼时的胡适之先生，对于新文化运动、新文学白话文运动的理解，想来是不同于四十多年前的。

他对于旧道德、旧伦理，或者说，儒学、儒家、孔子学说，及其之与中国社会、中国人的关系，是否依旧如当年振臂反动？

或者，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之，对于自由主义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以及自由主义之与激进主义（从无政府主义至社会主义思想) 的关系，是否有新见解？ 

实际上，胡适确实有了不同的思路。

2018年，欧阳哲生在「东方历史评论」上撰文说：

五十年代以后，文化保守主义借五四这一话题不断攻击自由主义，逼使胡适从五四话语中淡出。

他不仅称「五四运动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而且在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中，除了披露自己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天不在北京这一事实外，还表示：

「我是的确不负领导五四责任的；说是我领导五四的，是没有根据的。」

胡适

胡适的谈话，除了悄悄地修改自己对五四运动的观点外，还表明他开始从五四话语中淡出。

继续胡适的反思，五四带来的「新」，新文化、新思想，尤其当论及五四的历史背景，信息的传播、扭曲与误导。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反帝国主义而风起云涌的革命潮流，五四政治思潮之前、晚清以来的激进与革命的思想，当同作一考虑。

此外，学术方面，传统旧学和思想，与现代科学、人文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五四学生运动、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确实带来了现代中国人的觉醒，自由、民主的意识抬头，其针对者，乃是中国旧传统和西方国家强权的压迫。

另一方面，若用当时提倡的核心，即德先生和赛先生，衡量中国近现代社会百年发展之事实，无需讳言，结果是不平衡的、甚至是颇有遗憾的。

对于中国现代史，政治史和文化史、文学史而言，五四运动是一个火把，烧毁旧秩序、旧伦理、旧思想的野火。

之后的中国社会，无论是何党派、信仰、阶层、阶级、关系......都是在这把火之后长出的蔓生之草，鲜有逃脱者。

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迅猛成长，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同情、拥抱激进的意识形态，而所谓旧道德旧思想，分崩离析，直到数十年之后，我们才看清，孔家店，即体制内的儒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固然腐朽，但孔子和原始儒家并非万恶之首。

旧者毁弃，新造兴趣，之于中国人民、社会，损益如何评价？ 

值得庆幸的是，现代意识也在一部分中国人、中国地理范围内，获得承认，展示收获。

可以也应该看到，在冷战、后冷战时代，由于国际地域战略的操作性，很多人类价值观被国际政治战略的功利性冲淡、消解乃至牺牲了。

五四运动本身及其结果，是否和胡适看到了弊病，因而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有关？和傅斯年当年告诫的中国人做事，往往「结个不熟的果子，便落了」同脉？ 

学界对于五四运动亦有所反思，文献层出不穷，有心者自可检搜、阅读，思考、批判。

如周策纵、林毓生、余英时、唐德刚诸位先生的著作和文章，皆有深入而广泛的论述，是研究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必读书。 

作为文学形式之一种的现代散文，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反传统精神与行动的一项结果，现代散文，是反古文、反文言文的一个特定产品。 

因此，为了对现代散文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必须略论古文，从中国古代、古典文章开始讲。

中国的文章，基本上是两大类：诗与文。

诗，也称韵文，包括古体诗、格律诗、词、曲、赋等；文，古代多称文、文章，或有相对于骈文而以散文称名者（虽然骈文亦文），涵盖范围更加广泛，从奏折到碑文，从游记到辩论文，从书信到史籍，或应用公文，或美文，都是文章。

无论诗还是文，其在中国古典文化之中，均有崇高地位，代表了语言书面化的型态，是用一种经过知识化的形式而凝固的文字，从而与口语、白话相对。

古代人（包括文人），日常言语、交谈，其口语到底如何，没有确实的记录，而且一旦记载，就在书面了，即有文言渗入。

但仍然有蛛丝马迹，以文字保留了口语的形态。

例如书信尺牍便笺，在书法中留下的近乎口语的文字（苏东坡赵孟俯等文人都有此类墨迹［帖］传世）；古代禅宗公案、话头，也是近于口语的记录；民谣、一些「诗经」中的诗歌，民间痕迹清晰；元曲中的对白，甚至唐诗中所谓浅近的风格（如元结白居易的一些诗），也许和当时的日常用语接近；而明清各种小说，从文言短篇和中篇，到长篇（章回），至逐渐出现的口语文言兼用的小说，叙述和对话，日常口语明显。

传统类型的文章，以自有规范的书面语为载具，口语基本上不入文章，至少不直接作成文章，是了解中国文章之为「文」的一个重要线索，是书面语言和口语是汉语语言不同类型的证明。

在五四新文学时代，一种学术倾向是，认为书面语和口语的语言是同源的，任何书面文章中的口语痕迹，被搜集、放大，作为白话文学的证据；但我毋宁注重两者的不同，把特例作为一般规则存在的相反论据。

同一种语言表述，其书写和口述的不同方面，才是更有学术价值的。 

中国文学史上骈散之辨，对本题讨论也有启发。

骈文的特点，讲究行文构制，与日常用语相对，此「相对」落实在文章写作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对抗」。

中唐之后直到晚清，「骈中蕴发散行之气，消除排偶之迹。韩愈虽然在公文领域推行散体，节制藻饰、用典，但其中仍大量使用对偶，实未完全消除骈体的影响。」（李晨：「徐望之公文尚散文辨—- 兼谈古代公文写作对骈散之争的消解作用及其启示」）

从骈文到散文，一方面是消解文章偏重文采、格式，另一方面，散文虽「散」，却绝非口语。

因此，即使古代散文最盛的时代，它还是依照作文之道，而且不可能不借鉴、运用骈文独具的结构、用词等，口语介入的间隙很小。

骈散之辨，在一定程度上，和后来的文言白话之争，有一定的关联。或者说，前者潜藏着语言表达定位的多元，后者以更为绝对的方式反动，把文章与口语拉平到一个水平面，平等了口语和文章。

这个做法，在当时是风气，但也不是没有异议。如辜鸿铭先生就认为文章当为读书人所独用 ---至于辜先生作为保皇派的政治保守倾向，在新时期本就是没有市场的。 

郁达夫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郁达夫就「散文这一个名字」提出这样的观点：「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韵文系情感满溢时之偶一发挥，不可多得，不能强求的东西。

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

若我的臆测不错的话，则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

郁达夫的说法，要者：

第一，古代多以称文章称所谓散文。

第二，散文的名称不是中国的，其出处也不太明确。

第三，在中国文体而言，文，文章，或者后来称为散文者，是和韵文对面、对应的。

而韵文大致包括诗词赋曲，特点是有韵有律。 

但「郁达夫之问」，并没有解决散文正名的问题。

在「散文何谓」（光明网，2015年4月13日）一文中，郭英德列举了古代「散文」的用法（在文体类别历史言，多以「文」称之，引述的例子因而如此），最后的结论是：「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散文历时久远，歧义纷呈，旁枝杂出，的确难以正名。

散文何谓，这恐怕已经是，而且永远是一个难以回答、也不必准确回答的问题。」他并引述了郭预衡《中国散文史》说：

中国古代散文并不仅限于抒情写景的「文学散文」，「而是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括在内，不仅如此，而且连那骈文词赋也都包括在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这是认为「散文」的外延，集部之外，也应包容经部、史部、子部之文。当然这是「文」的定义（内涵）的自然结果。 

现代散文意义上的散文这一名字，和英文翻译prose 和essay 有关，是新文学的产物。

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散文prose 含有「诗歌以外的语言」之意，包括小说、戏剧、随笔、杂文......，在某种程度上和现代中国学者论散文有类似之处。

至于如「小品」，在有了散文名字后跟进了，和现代意义上的散文并列，但在明代主要作为一种文章的风格，而不专指一种文体（尺牍，游记、日记、序跋等均包括在内。见章培恒主编之《新编中国文学史》下册298页）。

小品出自佛家用语，指大部佛经的略本，是与传统之「文」的分别为标准的。但重要的是，无论正宗的大文章，还是灵便的小品，都是以同一种语言，即汉语文言文为基础的。

文学史家一般认为，明代小品文，和现代散文有渊源关系。实际上，从汉语本身特点看，这个观点在为白话文找祖宗，是难以成立的。

随笔一词，来源于蒙田的处女作essai（法文），英文有随笔家而无散文家，正与中国相反。

要言之，散文，有一个「堂兄弟」，随笔 —- 随便、随意的「随」，而不是达到化境随心所欲的「随」；散文还有一个「表弟」，小品。

文章的格局是「小」（小品本来是佛经删节本的意思），虽然多少有一点可爱、精致的意思，还不至于是贬义词。

但在心态、名称上，没有人再在意「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了，在实践上，凡识字之人，皆可提笔写散文，把日常口语落在纸上便是。

当然，不可遗漏了「杂」文：文而冠以杂，似乎并没有人对此质疑「名不正言不顺」（何况鲁迅的文章被定位为「杂文」后，更不应怀疑「杂」有负面意义了）。 

我认为这种称名的不明确、不精确，难以定义乃至放弃定义，就是在目下讨论语境中，在新文学运动之主张白话文、反对古文的历史背景中，现代文章和古文（文言）关系之如何恢复的意义上，加深思考的实际意义。

简而言之，新文学运动之白话文运动，以反古文为号召，否定了中国古代文章的精华；进而，如此的反传统，对于现代散文写作，造成了不可避免的缺失。

这个观点，实际上并非创新，或者标新立异。毋宁说是在新的时代中重温以往反复被提出、被争论的一个文学史话题。

之所以百年的老题目还有被提出的价值，说明问题并未获得解决。在中国大陆，49年前数十年，争论未绝；而「中国文学史写到一九五零年，不幸变成文学迫害史，文学创作几乎中断」（王鼎钧《文学江湖》171页），这样的争论不再可能。

但在台湾，「文言」与「国语」的笔战，也在王鼎钧书中提及：「后世应该有人记得余氏（光中）在文学方面的建树，他讥弹五四以来的白话文是「清汤挂面」，他要「下五四的半旗」、「剪掉散文的辫子」。他和「国语派」开过一次笔战」。（172页） 

据骆玉明教授《白话文学史》序（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21年，胡适在第三届国语讲习所主讲「国语文学史」；1922年，前一年的讲义重印了油印本，略有删改。1927年，黎锦熙出版了这本《国语文学史》讲义。

同年，胡适再作全书修改，以《白话文学史》之名出版。这本对于后世影响很深的中国文学史现代研究开山之作，实际上是胡适主张的「文学改良」「文学革命」（1917年）的继续。

从胡适「不惜动摇传统学术的基础」（骆玉明《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前言》， 同上书，23页）的文学研究、主张，可以看出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是当时中国社会大变革的一个侧面，一切所谓「学术」的主张，是为社会革命背书和鼓吹的，实际上并不在意也顾不上传统意味上的学术了。

因此，透过白话文运动将「国语」即白话文和文言对立，透见的乃是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动荡、变革的要求、民国的初兴、贫民百姓意识的抬头，等等。

在某种程度上，并未脱离「文以载道」的思维，也和后世文学为人民（政党）服务，一脉相承。

理解文学革命，以及胡适论断古文、诗词是一种「半死文学」，文言文是「死了的语言文字」，须从此处看 --- 后来余光中说的「下半旗」，比喻似乎和胡适所说的「半死」有点关系，但观点正好翻转了。

骆玉明教授在《白话文学史》序中评价胡适的文学主张的历史价值和缺陷时写到：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白话文学与古文文学，贫民文学与贵族文学，典雅与浅俗，实在也不是那么截然对立、一分为二的。」他以唐诗的发展为例，说明唐诗最后走向，之前每一个环节都是有意义的，「那种既非文言亦非白话的明朗爽利的风格。」

这段话给我一个启发，即，与五四时期片面论断之相反的情形，是否是一个更好的可能性 —- 这个可能性也正好证明五四文学运动的大破大立的理论和实践是激进的、误导的：在国语的、白话文的文章中，保留文言的、古文的元素，继承中国古代语言的历史痕迹，才是中国现代散文写作的更大优势？ 

除了语言—- 作为文章载体的古代汉语文言文和现代散文的白话文完全不同，对文章的态度、心态，也是一个关键。

在现代散文发展中，散文结构的随意性被强调、夸张。翻译为「散」文，然后以「小品」、「杂文」做批注，写作者逐渐认为，现代散文有这样的特性，而且是优点，相反，唐宋古文，被看作负面的典型，是须打破的旧传统，这样才有现代散文的出路。

「文」从何时开始「散」的，即使是参与了新文学运动，也是现代散文重要作家的郁达夫，竟然也说不清楚，只是推测来自英文翻译。

因此，从定名到作法，如果「散」是违反作文基本法则的松散、松垮，随意，无章法，那么，又如何还能方便地上溯到明代小品（文言的精致文章）的散淡、萧疏、自由呢？ 

「散文」的名称因此不仅不完美，而且影响所及，也颇难称之为多么正面。

古典文章，从纵横恣溢，洋洋洒洒辩驳议论的诸子百家、到谋篇布局记事写人史记汉书三国志，从简要清爽的魏晋世说新语，到浩荡宏大的唐宋古文，到结构严密的桐城派八股文，甚至小而全的明清笔记，讲究的就是一个「密」，也就是章法：

情绪是连贯的，结构是严谨的，遣字用词是考究的。

要而言之，文章是做出来的；做，乃有规范、有体裁、具格式，是丝毫马虎不得的「艺」。

王运熙先生研究《文心雕龙》，有一个学界都接受的结论：这本书并不以文学理论为写作目的，虽然很多中国古代文论的要素，皆从《文心雕龙》生发与引申；那么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很简单：一本作文指导书，即如何写好文章。

写好文章，宛如创作一部交响乐。

有结构有层次，有起始结尾，有遥相呼应。

每一个字、每一句、每一段，都是整体乐章所不可缺的。

因此，我对于为了提倡现代散文而否定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古代散文，不敢认同；进而，对于现代散文之出色，源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否定了古文，改而以口语写作，因此表现了现代精神这一说法，也是很怀疑的。

散、随、小，杂，概括了文章在现代的定位，被认为具有现代性的表达和实践。实际上，古代文人，并不缺乏所谓现代性的倾向 --- 如果要用这个名词的话。

在中国文章的古典渊源之中，诸子百家之论语孟子，墨子名家，老子庄子，是中国文章的表率，战国策、史记汉书，都值得仔细论述。文章合为时而作，是古代文人君子的使命，也是他们的特权。

在我看来，春秋战国时代，文章之所以好，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写者出色；写者出色，是因为那个时代有书写的自由，还能够作文章、献方略，出售他们的文字 —- 记载思想的实体 —- 给君王，文章如稻粱，笔墨自谋生，独立而潇洒。

与此相反，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很多现代作家被革命思潮劫持，缺乏自己的思想，这个趋势在1950年以后，当然愈演愈烈了。

有几个中国当代散文作家，有独立的思想？实时有些许的想法，有几位能发表出来？文章既然无价值也无价格。

宣树铮教授曾经讲到，和鼎公的一次讨论文章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鼎公谓，好的文章，最后因艺术价值而留存下来、传世。宣老师认为，思想性也很重要。但他后来也认可，思想的变化太快了，并不能保住一个恒久的地位。

其实，两者是没有冲突的。文章要流传后世，若失去再度、反复阅读的艺术力量，恐怕难成可能；没有思想的文章，有艺术的皮相，也不是好作品。

因此，为什么现代中国散文缺乏更多的精品？三十和四十年代，大家云集，到了五十年代以后，艺术上应该比年轻时炉火纯青了，假如他们年轻时就出了好文章的话？但实情不然。

至少后来整整二十年，好文章极少。

或者说，能够写好文章的也搁笔了（在八十年代后突然「发现」张中行，就是一个证明：有良知的好作家不屑动笔），不得不写或者背着良心写的，极少佳作。

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乃可讲木心。 

木心不会希望自己成为显学。

但对于木心的理解，有助于理解整个现代散文，也是评价海外华裔散文作家及其作品的重要一步。

木心台版散文集《即兴判断》

复旦大学教授汪涌豪称，木心是文体家，现代散文作家中极少有文体家意识的作家： 

「自然，中国人的传统，经典、笔记与小说中的絮语燕谈，也从不在他的视线之外。因为自小的教育，文史熏染与西学一起，早已进入到他的信仰。」 

「在他的文字中，我们看得到新约《圣经》与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传统中国与佛道的思想也无处不在。《我纷纷的情欲》中《论物》、《论快乐》等章，蒙田与帕斯卡尔的形式下，流动的全是中国式的理想。《巴珑》中《明人秋色》诸章，形式也很西方，不以句而以行为单位，甚至跨行成句，但尾首顺接而诵，全然是明人游记风范。」 

「特别是他的散文，融诗、小说与评论为一体，精妙如琉璃映月，内外俱彻，是真正的慧眼辽阔，慧心广大。」（汪涌豪：木心之于今天的意义） 

我一直认为，木心之好，是打通了中西文化，也贯通了外物世界和心灵宇宙。

木心使用汉语文字达到了精妙的程度，说白了，是中国现代散文的一个难堪。

因为木心散文的源头从思想传统到文体、风格，在诸子，在魏晋，也在海外语境和写作自由，而中国大部分散文作家的文体源头在五四新文学，或者说，他们颠覆了汉语传统文体，把汉语繁复精致的演绎表现力当作淘米水倒掉了，却烧出了白话文、翻译体的夹生饭。

难怪余光中要为五四文学下半旗，王鼎钧说50年后的文学史成了文学迫害史。 

北岛在一次访谈中说：「现代汉语既古老又年轻，是一种充满变数和潜能的发展中的语言。但近半个世纪来由于种种原因，它满是伤口。」（《古老的敌意》111页）

他甚至说：「文学艺术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关键，包括对汉语现代转型的推动作用，使之达到古汉语的完美境界。」

思考这个话的几层意思：

第一，汉语要在现代转型，也可以说是现代汉语本身有被改良的必要。

第二，五四之后的现代汉语，转型的目标是什么？达到古汉语的境界，那才是完美。

第三，语言是文学艺术的前提，文学艺术是民族复兴的关键。而民族文化要复兴，意味着它的当前状态是前复兴时期。

且不说这第三点，文学艺术如何能承担这样的大使命。

令人震惊的是，北岛，一个现代诗诗人，竟然说现代汉语要转型，视古汉语的境界为完美！北岛不是一个好古派，他也不是古汉语文学出身的学者和作家、诗人，但对现代汉语和古汉语的关系，他是那样定位的。 

是否因此可以认为，现代汉语文章，从明清口语文学开始，由白话文运动推动，以后几十年和现代中国思想史、政治史纠缠不清的现代汉语史，有反省的必要（所谓普通话，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制定标准，而北京方言并不是全中国范围留行的语言，也不是古汉语的基础）？

或者说，那种一路风尘而来的现代汉语以及由此而生的现代诗歌、现代散文，因为和古汉语的切割、脱节，便有一种不足，确实有要「剪掉的辫子」？这不正和我们说木心散文的好处不谋而合吗？ 

木心文字，予以阅读愉悦感，是古代汉语文章的水中月、镜中花。

当然，那花和月，在现代语镜中是真实的、纯粹的。

不得不看到，构成现当代散文史的一些名家之作，读来别扭、生涩，从词汇到语法，西文的腔调痕迹深重。

而我们的写作教育，就是从中而得的，文章，是以此为标准。

而木心没有接续那样的源头，又被迫中断了写作。

他中年始游西方，在海外重新握管，一下子回到了新文学之前。 

必须说明，木心并非以古汉语写文章。

他的笔锋毕竟落在了现代，现代汉语是他文章的载体。

有人说，现代散文的文字要好，须半文半白。半文半白之说，是对一个潜在愈疗的拙劣表达。

文字如果是美的、完美的，那它的呈现就不可能是拼凑的, 即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生硬结合。

古汉语如何挽救现代汉语呢？我认为，丰富渊深的古汉语融入现代文字，既然是一种疗伤，就要兼顾灵魂的「道」和施行的「艺」（「技」）。

于北岛所谓满是伤口的文字，灌注灵丹妙药，用古汉语的历史、古文化含有的丰富经验，去修补以口语为构成基础的现代汉语、现代散文的缺失。

木心台版散文集《同情中断录》

现代汉语不仅年轻，而且在成长中未充分吸取渊古的养分，过于急躁。

经过了一百年的发展、实践，恰好是反省和洗涤的时期。 

正因如此，不在扭曲的现代汉语中污染的木心，正展示了运用汉语抵达一个新境界的机会。

所谓扭曲，一是语言革命过于激进，二为西化的腔调冲击太甚，三乃意识形态主导的毛式语言风格的侵染。

所谓机会，一是木心跳过了汉语的西化毛话，二是在海外才开始写作的复兴。 

我认为木心提供了这样一个证明：文章是书面语，天生地和口语有其距离。

古代人当然不是没有口语；古人说话也是用和书面语不同的语言的。

但他们一般并不以口语，或者严格一点说，不以日常交流的语言入书写文章。

这是那时代的读书人--- 士大夫、文人、学者等 --- 和平民所受教育不同、表述方式不同所致 —- 这里不涉及道德判断。

我们今天看到古代留下的文字，可惜听不到古人的言语，否则比较一下，我认为其中的距离，就是现代文章要避免的：

书面语言和口语须要有区别，写成文章，要突显这种区别，而不是消弭之。

也就是说，一旦书写，才有文体。因为文体，就对书面汉语产生了文本要求。

那便是、那才是「做文章」，而不是说说话、聊聊天。

古汉语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使得古代人把写文章看作一件重要的事情，「经国之大业，不巧之盛事」，文本具有避开口语或过度口语陷阱的先天之质。 

因此，严格地说，口语的文学，—- 非书面语的文学，无论诗歌还是散文，是先天不足的，定义有难以自我圆满者。

进而言之，在现代，不能因为现代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的高度接近，而把写文章看作是换一种方式、媒介去说话而已。 

现在看到的木心的散文，结集出版的，主要是在海外创作的成果。

具体分析木心散文，逐条举为上述观点的证据，超出本文之可能。只能概述。 

中国现代文学之「发现」木心，等于思想界曾经有顾准，哲学之有李泽厚，一个人撑起一个时代，意义非凡。

木心的文字，表明在汉语中，文言文和现代汉语，是可能延伸、接连的，并指向能够达到的高度。

木心用他的文学，贯通了汉语的历史。

什么是好的汉语？如何判断？尤其是网络时代，写作和发表如此轻易和容易。

木心是真和美的汉语文字的一个标竿。 

木心关注文学史。他的讲课讲义的一部分，被陈丹青记录为《文学回忆录》，上下两册，约四十万字。后有补编《木心谈木心》一册。

据说，木心上课五年，每次自备授课笔记，实有两百万字，所本，一是郑振铎的「文学大纲」，二是他的老底子功夫和记忆。

木心讲课，是有充分的文本依据的，陈丹青所记录者，木心原稿的五分之一而已。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阅读的《文学回忆录》并不是完全的口述记录，而是一个既有文本的间接转换形式。

木心台版散文集《琼美卡随想录》

综上所述，我认为现代中国散文的人文精神和文章渊源，乃在于古典和经典。

在现代散文历史上留下痕迹的重要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充满了中国古典气息，在漫长的百年中，鲁迅、沈从文、张中行、汪曾祺，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他们虽然是五四新文学后的作家，但不妨是古典文学的现代身影。

而海外散文家如木心，与古典有明确的关联。

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散文作家把现代中国散文的内涵和外延，丰富和扩大了。

由此也足以说明，缺乏古典文章丰富资源的现代散文作家，在最基本的文章元素（语言）上，不免单薄、苍白、无根。他们不可能成为大家；其作品难以通过时间的考验。

关于本文的观点，或许有读者会指摘称，这是背离民主、群众观念的，是一种保守的「贵族思维」。

舍弃那些概念所包含政治倾向，我自认可，文学是一种精致的艺术，从事者当有专业的技能；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并非口到字来，随便落于纸上的产物。 

木心曾经说：「西方每隔一阵就回一回古典传统，源流不断。中国自五四之后，就断了 —— 中国古代，也常回古典传统 —— 这文化沙漠会长久沙下去。中国现在的繁荣景况，表不及里。这还不要紧，可以由表及里 —— 我想的，是无里可及，没有里。文化的死亡，说明国民性的脆弱：国民性强，文化在，可以经得起折腾，毁坏后，又可以重建。」

诚哉斯言。概而言之，现代汉语的散文，自然可以任由你书写，且写而为文。

然而，优秀的现代散文，当有如此标竿：我手写我「心」，但非我手非写我「口」。

文章是一种建筑，而建筑是理念、设计、制作，和造一个遮蔽风雨即为目的的棚子、宿舍，是不同的（严力语）。

大自然自有其美，如同口语，如同发乎性情的吶喊与歌唱；但人文和文明，因为人类的参与，在自然和人类关系上，就有了一层磨练和修饰。

做文章是艺术创作，文章是艺术品。

一个作家，不等于一个说话的人，把话写下来的人。他既然不是自然，就有额外的负担，即在自然中加入人文 —- 在人、作家、散文家的笔下，「自然」不是借口，而是本源。

他要从此出发，精进文字、做好文章。做得最好的文章，有自然天成之妙，却并非自然。

以此判断，现代的文章，无论散文还是诗，假如不是以艺术家的态度和手法精心打造的作品，不是真正的文学佳作 —- 以自然、口语为理由，乃自欺欺人耳，实则放弃了追寻人文与文学的妙处和写作者承担的责任。 

【声明】本文发表于《纽约一行》杂志2021年12月第2期，总第4期。作者授权转载于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