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3日上午，《美國保守派》雜誌發表凱瑟琳·湯普森(Katherine Thompson)的評論，披露新的《國防授權法案》將總統束縛在過時的歐洲防務戰略中，並指責美國國會堅持冷戰時期的歐洲政策框架。湯普森女士是卡托研究所國防與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她最近曾擔任國防部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以及戰爭部負責政策的副部長的高級副顧問。她還曾在國會山長期擔任參議員邁克·李的國家安全顧問。讀她的評論可以了解更多美國立法與執法的相互制約：

國會在年度國防撥款法案——《國防授權法案》（NDAA）中加入了一項條款，旨在阻止唐納德·川普總統轉移在歐洲的國防負擔。參眾兩院通過的條款內容相似但不完全相同，這使得持不同意見的議員有機會遊說從最終法案中刪除該條款，或者提出重要的修正案。最引人注目的是，兩院共和黨國家安全領導層為了確保美國繼續承擔歐洲安全的主要支出，竟然願意限制總統的權力。

參議院的條款將限制總統將駐歐美軍人數削減至7.6萬人以下的能力，並阻止他撤回在該地區的傳統軍事基地或放棄美國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中擔任的最高盟軍司令（SACEUR）一職，除非國防部長滿足一項繁瑣且幾乎不可能實現的認證要求。眾議院的法案措辭基本與參議院的法案相同，但要求國防部長和美國歐洲司令部（USEUCOM）司令分別進行獨立評估。值得注意的是，眾議院的法案並未將對總統決策的限制延伸至歐洲最高司令（SACEUR）一職。

這些條款遠遠超出了日常監督的合理標準。國會試圖自行制定美國外交政策，因為其成員不願轉移在歐洲的防務負擔。兩項條款中提出的要求都無謂地加劇了文職和軍事領導層之間的分裂和衝突。例如，參議院的法案要求美國歐洲司令部司令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分別就削減兵力將如何影響美國安全和北約盟國的能力進行額外的“獨立”評估。此外，該法案還要求就放棄美國對歐洲最高司令一職的控制權所產生的影響進行類似的單獨“獨立”評估。眾議院的法案更進一步，要求國防部長和美國歐洲司令部司令都進行認證，打破了指揮鏈，將美國歐洲司令部司令的觀點與國防部長的觀點置於同等地位。

兩黨軍事委員會成員一直積極倡導文官對軍隊的控制。然而，將僅由軍方領導人進行和提供的評估提升為對三軍統帥決策的制衡手段，與這一核心原則相悖。此外，各作戰司令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已經與文職領導人一起，就提交給國防部長的文件提供意見，這已成為慣例。由高級軍事領導人單獨出具的“獨立”評估報告不僅重複勞動，還會破壞由文職人員主導的協調機制。

兩院還要求戰爭部允許北約盟國和夥伴國在總統推進本應屬於國家主權範圍的決策之前發表意見。根據現行規定，任何將美國歐洲司令部（USEUCOM）的兵力和基地削減至規定水平以下，或放棄美國在北約中擔任的歐洲最高司令（SACEUR）職務的舉措，都必須“在與所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國和相關非北約夥伴進行適當磋商後”（重點為筆者所加），方可作為認證的一部分進行。

這項標準被設計成一顆毒丸，旨在阻止歐洲的責任轉移。北約盟國和夥伴國沒有動機支持任何可能讓美國退出歐洲大陸安全保障的舉措。但真正令人憤慨的是美國決策者的犬儒主義，他們將北約盟國和夥伴國的利益與總統分配美國稀缺國防資源的能力置於同等地位。盟國地位不等同於美國三軍統帥的權力，也永遠不應凌駕於其之上。儘管這些旨在限制總統在歐洲轉移責任的權力篡奪行為，但該條款在媒體上鮮有報道，眾議院和參議院全體議員也未有機會對此進行充分辯論。值得稱讚的是，川普政府在今年早些時候發布的關於眾議院和參議院國防授權法案的官方行政政策聲明中，明確表達了對這兩項條款的反對意見。但隨着參眾兩院領導層在年底前閉門敲定《國防授權法案》，國會理應就此向美國人民進行辯論。軍事委員會試圖阻止將歐洲防務負擔轉移給有能力滿足自身安全需求的歐洲國家，這一舉措理應受到公眾的審視。鑑於美國的債務占GDP比重遠超100%，且每年財政赤字高達2萬億美元，國會必須正視資源短缺的問題。